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一般说，古代出版史就是书籍出版史。古代研究书籍的学问称书志学。在书志学中，出版史与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文献学相比，与书籍史、刻书史相比，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众所周知，建设新学科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学科的对象与范围；有关对象、范围的任何不科学或不恰当，都将妨碍学科建设。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有了文字就一定有书籍，也不是有了书籍就一定有出版。*早的出版，本是书籍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里，涉及如何理解出版概念。科学界定出版概念，是界定出版史对象、范围的出发点。出版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出版活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社会环境对出版的存在方式、发展演变以及成就与不足等，常常有重大影响或决定性影响。鉴于此，出版史的范围除了历史上有关出版的基本过程、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外，还必须包括社会历史环境，特别是给出版以重大影响的经济、文化、技术等社会因素。确定了出版史的对象、范围，才能有的放矢地搜集资料，避免事倍功半。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出版的产生发展与历史演变。再根据出版自身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做历史分期的工作。《先秦两汉出版史论》历史分期的主要根据并非社会发展阶段或朝代更替，而是出版自身的阶段性特征，以体现出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过程。目录
序言 中国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分期——关于编撰中国古代出版通史的基本看法
一、关于出版概念
——两要素说与三要素说
二、出版史的对象与范围
——兼谈方法问题
三、出版史如何分期
——出版诞生与历史分期的依据
四、从官府垄断到孕育出版
——官书制度不准公众传播
五、抄本出版（古典出版）基本特征
——读者传写盛行与书商边缘化
六、雕版出版基本特征
——建立先校雠，次印刷，后发行的工作模式
最早书籍与史官文化
一、不同文字载体的不同作用
应用范围以简策最广，使用人群以简策最多
甲骨是记录卜辞的专用载体
铜器铭文的作用是成为简书的补充
刻石文的作用是成为简书的补充
二、最早书籍与简书
书籍材料与文字载体如何区别
关于夏代篇籍的推测
商代有篇籍
从文献记载看周代简书
有关最早书籍的争论
简书的独特优势是我先民在制造中自觉赋予的
帛书在应用中的特殊作用
三、史官文化与官书制度
巫史官员
史官文化基本特征
官书与官书制度
商周简册考释
——兼谈商周简册的社会意义
一、从殷墟甲骨文“册”字看殷商有简册
二、从西周册命看西周有简册
三、商周社会为何需要简册？
——简册作为传播工具的巨大作用
简论官书三特征
——不准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书无定本
一、不准公众传播
——兼谈“铸刑鼎”与典籍公之于众的区别
……
孔子与官书制度
子书崛起与书籍变革
秦汉书籍政策
——从垄断走向开放
两汉书籍流通
刘向校书对抄本（古典）出版的贡献
汉代制作简书与帛书
以纸代简考
——纸早期应用史
附录一关于建立出版史料学
附录二人生如梦非为梦，岁月无情似有情
——《历史与文化论集》序言
后记
精彩书摘
《先秦两汉出版史论》：一、不同文字载体的不同作用
古代出版史基本上是书籍出版史，所以需要考察书籍如何产生，以及产生后如何发展演变。出现最早书籍，一要有作品，二要有书籍材料。出现作品的先决条件是要有文字；有文字，才可能有作品。不过，讨论最早书籍，不必从难以论定的文字起源讲起，只需知道甲骨文绝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二十世纪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认为，汉字的产生“远在夏代以前”①。今天古文字界大都赞同唐兰这个观点，考古发现也为这个观点不断提供新证据。一般说，形声字的出现是汉字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殷墟甲骨文中形声字数量很多，所以古文字家一致认为，甲骨文是较为成熟的文字。诚然，甲骨文不等于商代文字，因为商代至少另有简书（如册命）、金文等。然而，迄今出土最多的商代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足以说明商代文字已经较为成熟。继河南安阳出土大量商代甲骨文之后，又在陕西周原、山东济南发现商代甲骨文。安阳、周原、济南三地相距遥远，由此表明至晚到商代后期，已有全国范围内大体一致的文字。全国范围大体一致的文字，各地都可能读懂。从甲骨文已是较为成熟的文字看，商代的文字完全可以记录完整的作品；从商代文字全国范围大体一致看，商代用文字书写的作品（如商天子的册命等）可以行布全国。
我们考察最早书籍，且略去文字的起源与发展，直接介绍记录文字的载体，即文字载体，以便为讨论书籍材料做准备。凡是可以记录文字的物质材料都是文字载体。我们讨论最早书籍，只需关注著录作品的那些载体，主要是商周以来的简策、甲骨、铜器、刻石等。
人类有了文字，就可以利用文字进行超越时间、空间的间接传播，这等于是延伸了人类的感觉器官。凭借文字的作用，人们的感觉范围扩大了，感觉能力提高了，进而拓展了思维范围，提升了思维能力。于是，文明之门大开，进步潮流生生不息。可是，文字仅仅是一种符号，文字只有附着在载体上才能发挥作用。文字发挥作用，任何时候都必须依赖载体；文字的任何作用，其中都有载体的作用。而且，载体的性质如何，决定文字如何发挥作用，与发挥怎样的作用。
商周以来，社会上存在多种文字载体。凡是文字载体都可以记录文字。记录了文字的载体可以传播信息，从而成为传播工具。不同的载体在记录文字、传播信息方面的作用并不是一样的，有些差别很大。这样在社会应用，载体彼此之间不能不在功能互补基础上形成一种结构关系。结构关系是一种稳定性很强的社会关系，载体在结构关系中获得的地位与作用也是比较稳定的。下面，讨论商周以来诸多文字载体，主要不是向读者介绍文献资料或考古资料，主要利用已有资料，通过结构学方法，从载体彼此间存在的结构关系中，考察它们在社会应用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
……
前言/序言
一般说，古代出版史就是书籍出版史。古代研究书籍的学问称书志学。在书志学中，出版史与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文献学相比，与书籍史、刻书史相比，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众所周知，建设新学科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学科的对象与范围；有关对象、范围的任何不科学或不恰当，都将妨碍学科建设。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有了文字就一定有书籍，也不是有了书籍就一定有出版。最早的出版，本是书籍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里，涉及如何理解出版概念。科学界定出版概念，是界定出版史对象、范围的出发点。出版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出版活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社会环境对出版的存在方式、发展演变以及成就与不足等，常常有重大影响或决定性影响。鉴于此，出版史的范围除了历史上有关出版的基本过程、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外，还必须包括社会历史环境，特别是给出版以重大影响的经济、文化、技术等社会因素。确定了出版史的对象、范围，才能有的放矢地搜集资料，避免事倍功半。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出版的产生发展与历史演变。再根据出版自身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做历史分期的工作。本书历史分期的主要根据并非社会发展阶段或朝代更替，而是出版自身的阶段性特征，以体现出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过程。一、关于出版概念
——两要素说与三要素说
出版概念是考察出版史的出发点；有什么样的出版概念，大致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史。学术界提出的出版概念很多。然而，就出版概念如何表述出版过程看，当今世界上的出版概念主要是两大类：一类为两要素说；另一类为三要素说。
所谓两要素说，是根据复制与发行这两项来界定出版概念。例如，《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之第六条：“本公约所用的‘出版’一词，系指以一定有形方式复制某作品，并将复制本在公众中分销，以供阅读，或以其它方式观赏。”①《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之第三条第三款：“就作品的性质而言，无论复制本以何种方式制作，只要可以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即构成出版。”②上面两个国际公认的版权公约都认为，将作品复制了，并且发行了，就是“出版”。换言之，兼具复制、发行这两项就是出版。这就是两要素说。世界上许多工具书都以两要素说界定出版，具体表述不同，恕不一一列举。
用户评价
我一直认为，“出版”是一个现代词汇，但《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让我彻底打破了这个偏见。它所描绘的先秦两汉时期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其复杂程度和历史意义，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的信息时代。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理解古代文明的一扇新窗。 书中关于竹简的论述，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之一。作者对竹简的制作、书写、编联以及保存方式的详细介绍，让我体会到了古代知识载体的“重”和“不易”。他分析了竹简的物理特性如何影响了内容的组织和传播的效率，以及其成本如何影响了知识的普及程度。这让我对古代知识的珍贵有了更深的认识。 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能够将这些物质条件的限制，与思想的传播巧妙地结合起来。他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正是得益于竹简这种相对便捷的记录和传播媒介，使得各种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并相互激辩。作者通过对不同学派思想传播特点的分析，来佐证他的观点，这种严谨的论证让我心服口服。 在论述汉代书籍的传播时，作者深入探讨了官方在知识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详细阐述了汉代官方如何通过设立太学、组织校订、刊刻儒家经典等方式，来统一思想和推广文化。这种对国家力量介入文化生产的分析，让我看到了古代“出版”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是政治和文化权力斗争的体现。 我特别欣赏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严谨。他引证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对每一个论点都力求有史料支撑。例如，他对出土简牍的解读，对古代文人书信的分析，以及对传世古籍版本演变的考证，都为他的论述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这种基于证据的研究方式，让他的结论具有很高的说服力。 书中对古代书商的刻画，也让我大开眼界。作者并没有将他们简单地视为“卖书人”，而是深入分析了他们在知识传播链条中的关键作用。那些活跃在各地市场的书商，他们是如何搜集、复制、销售书籍，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商业行为，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并没有回避一些研究上的空白和争议。他坦诚地承认，由于史料的局限性，很多问题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但他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对现有史料的深入挖掘，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尽可能逼近历史真相的图景。这种开放性的研究态度，反而让我对他的论述更加信服。 另外，作者在对古代书籍的装帧和材料演变进行探讨时，展现了惊人的细致。从简牍的编联方式，到帛书的卷轴式装帧，再到纸张的出现，每一种演变都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些细节，让古代的书籍仿佛“活”了起来，充满了历史的温度。 我对书中关于汉代学术思想与书籍传播之间关系的论述，深感震撼。作者并没有孤立地看待出版史，而是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他分析了官方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的流派，是如何影响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反过来，书籍的传播，又是如何反哺和塑造这些思想和政策。 总而言之，《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是一部将历史细节与宏大叙事完美结合的力作。作者以其卓越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亲眼见证了知识是如何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篇章。
评分老实说，第一次拿到《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时，我以为它会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学术著作，充斥着生僻的术语和考证。但读进去之后，我才发现这本书远比我想象的要精彩得多，它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让我得以近距离观察那个时代知识是如何诞生的，又是如何传播的。 书中对先秦时期竹简的研究，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作者不仅仅是简单地描述竹简的形制，更是深入分析了竹简的制作、使用、以及其对知识记录和传播方式的影响。他指出，竹简的笨重决定了信息传递的局限性，但其相对低廉的成本，又使得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成为可能。这种对物质条件的细致考察，为理解古代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让我惊叹的是，作者能够将这些微观的技术细节，上升到宏观的历史层面。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竹简的出现，它使得不同学派的思想得以被记录、保存和传播，并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石。作者通过对不同学派思想传播特点的分析，来佐证他的观点，这种论证逻辑严谨且富有说服力。 在论述汉代书籍的传播时，作者详细阐述了官方在知识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指出，汉代官方在书籍的整理、校订、刊刻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例如设立“校书郎”等官职，这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规范化和知识的传播。这种对国家力量介入文化生产的分析，让我看到了古代“出版”的另一重意义。 我特别欣赏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严谨。他引证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对每一个论点都力求有史料支撑。例如，他对出土简牍的解读，对古代文人书信的分析，以及对传世古籍版本演变的考证，都为他的论述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这种基于证据的研究方式，让他的结论具有很高的说服力。 书中对古代书商的刻画，也让我大开眼界。作者并没有将他们简单地视为“卖书人”，而是深入分析了他们在知识传播链条中的关键作用。那些活跃在各地市场的书商，他们是如何搜集、复制、销售书籍，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商业行为，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并没有回避一些研究上的空白和争议。他坦诚地承认，由于史料的局限性，很多问题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但他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对现有史料的深入挖掘，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尽可能逼近历史真相的图景。这种开放性的研究态度，反而让我对他的论述更加信服。 另外，作者在对古代书籍的装帧和材料演变进行探讨时，展现了惊人的细致。从简牍的编联方式，到帛书的卷轴式装帧，再到纸张的出现，每一种演变都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些细节，让古代的书籍仿佛“活”了起来，充满了历史的温度。 我对书中关于汉代学术思想与书籍传播之间关系的论述，深感震撼。作者并没有孤立地看待出版史，而是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他分析了官方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的流派，是如何影响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反过来，书籍的传播，又是如何反哺和塑造这些思想和政策。 总而言之，《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是一部将历史细节与宏大叙事完美结合的力作。作者以其卓越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亲眼见证了知识是如何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篇章。
评分《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真是我近期读过的最让我耳目一新的著作了。它彻底颠覆了我过去对古代书籍传播的模糊印象，让我意识到，原来在没有印刷机、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知识的传播是如此的充满智慧和艰辛，并且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我尤其着迷于书中关于先秦时期竹简的研究。作者对竹简的制作、书写、保存以及流通各个环节的细致描绘，让我仿佛亲眼看到了古人是如何将智慧的结晶承载于这看似简单的竹片之上。他分析了竹简的物理特性如何影响内容的篇幅和表达方式，以及其成本如何制约着知识的普及。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任何时代的知识传播，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物质条件。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能够将技术层面的叙述，与思想史和文化史紧密联系起来。他指出，竹简的出现，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使得各种学说得以记录、保存和扩散。作者通过分析不同流派的思想传播特点，来佐证他的观点，这种严谨的论证方式，让我对他的研究结果深信不疑。 在论述汉代书籍的传播时，作者详细阐述了官方在知识传播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指出，汉代官方在书籍的整理、校订、刊刻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例如设立“校书郎”等官职，这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规范化和知识的传播。这种对国家力量介入文化生产的分析，让我看到了古代“出版”的另一重意义。 我特别欣赏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严谨。他引证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对每一个论点都力求有史料支撑。例如，他对出土简牍的解读，对古代文人书信的分析，以及对传世古籍版本演变的考证，都为他的论述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这种基于证据的研究方式，让他的结论具有很高的说服力。 书中对古代书商的刻画，也让我大开眼界。作者并没有将他们简单地视为“卖书人”，而是深入分析了他们在知识传播链条中的关键作用。那些活跃在各地市场的书商，他们是如何搜集、复制、销售书籍，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商业行为，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并没有回避一些研究上的空白和争议。他坦诚地承认，由于史料的局限性，很多问题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但他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对现有史料的深入挖掘，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尽可能逼近历史真相的图景。这种开放性的研究态度，反而让我对他的论述更加信服。 另外，作者在对古代书籍的装帧和材料演变进行探讨时，展现了惊人的细致。从简牍的编联方式，到帛书的卷轴式装帧，再到纸张的出现，每一种演变都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些细节，让古代的书籍仿佛“活”了起来，充满了历史的温度。 我对书中关于汉代学术思想与书籍传播之间关系的论述，深感震撼。作者并没有孤立地看待出版史，而是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他分析了官方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的流派，是如何影响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反过来，书籍的传播，又是如何反哺和塑造这些思想和政策。 总而言之，《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是一部将历史细节与宏大叙事完美结合的力作。作者以其卓越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亲眼见证了知识是如何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篇章。
评分读完《先秦两汉出版史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原来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出版”这件事，在古代是如此的艰难而又充满智慧。我之前看一些历史书，对于书籍的流传，往往就是简单带过，感觉就是知识自然而然地流淌。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作者就像一位细心的解剖师，把古代“出版”这个过程，从技术、成本、社会结构、政治影响等各个角度，都给剖析得淋漓尽致。 我尤其喜欢他对先秦时期竹简的描写。光是想想，把几千个字刻在那么多竹片上，然后用绳子把它们串起来，那得多费劲！而且竹简还得经过“杀青”处理，不然容易生虫。作者详细介绍了这些过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个时代，一本书的诞生，需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而且还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轻松获得的。这种“重”的感知，让我对古代的知识有多么珍贵，有了更深的体会。 更让我惊奇的是，作者将这种物质条件的限制，与思想的传播紧密联系起来。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如果没有一种能够相对高效地记录和传播思想的媒介，可能就不会那么轰轰烈烈。竹简的出现，虽然笨重，但相比于之前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这使得思想的记录和传播成为可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思想的扩散。作者通过分析不同流派的思想传播的特点，来佐证他的观点，这种论证方式，让我觉得非常信服。 关于汉代的书籍，我之前就对“篇”这个单位比较好奇。本书对此有详细的解释，让我明白了“篇”不仅仅是长度单位，更是与竹简的长度和书写内容有关。作者还详细探讨了汉代官方在书籍的整理、校订和刊刻方面所做的努力。特别是“校书郎”这个官职的设立，让我看到了国家力量在知识传播中的作用。这种官方主导的“出版”活动，与后来的民间出版，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和影响。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作者对汉代书籍的装帧和材料演变有着细致的考证。从最初的简牍，到后来的帛书，再到纸张的广泛使用，每一种材料的更迭，都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进步，更是对书籍形态、成本和传播范围的深刻影响。作者通过对比不同材料的优缺点，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的角色，让我看到了古代书籍发展演变的脉络。 更让我觉得可贵的是，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回避一些研究上的困难和争议。他坦诚地指出，在很多关于古代书籍制作、流通的细节上，我们缺乏直接的史料，但他通过对现有史料的梳理、对古代社会生活习俗的理解，以及对相关考古发现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合理推测。这种严谨而不失创新的研究方法，让我对这本书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特别喜欢书中对古代书商和藏书家的描述。他没有把他们仅仅看作是简单的“卖书”或“藏书”的人，而是深入分析了他们在知识传播链条中的重要作用。那些精明的书商，如何在各地搜寻、抄写、销售书籍，那些热情的藏书家，又是如何积累、保存、甚至传播知识，这些生动的人物形象，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数据，而是有了温度和鲜活的生命。 书中关于“阅读”这件事的演变，也给了我很多思考。古代的阅读，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学习”和“修身”的过程，与我们今天“娱乐”和“消遣”的阅读，有着很大的不同。作者通过分析古代书籍的内容、形式以及传播方式，让我看到了古代社会对知识的态度和需求。这种对文化内涵的挖掘，让这本书的价值远超一般的技术史或经济史。 我对书中关于汉代学术思想与书籍传播之间关系的论述，深感震撼。作者并没有孤立地看待出版史，而是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他分析了官方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的流派，是如何影响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反过来，书籍的传播，又是如何反哺和塑造这些思想和政策。这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是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关键。 总的来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就像是开启了一扇尘封的门，让我看到了中国古代出版业那段波澜壮阔、充满智慧的历史。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别样的先秦两汉。读完这本书，我不仅对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对“出版”这个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再仅仅是纸张上的文字，而是承载着思想、文化、甚至改变历史的力量。
评分这本书实在太令人拍案叫绝了！我一直对先秦两汉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心向往之，但往往在阅读史料时，总感觉隔着一层纱，抓不住历史的脉络和精神。读了《先秦两汉出版史论》之后，我感觉那层纱被一下子揭开了。作者像是位技艺精湛的考古学家，又像是位心思细腻的侦探，他不仅仅罗列史实，更是深入挖掘这些史实背后隐藏的逻辑和动因。 我尤其对书中关于简牍和帛书的论述印象深刻。读到先秦时期，文字的载体从青铜器、石头逐渐转向更轻便的竹简和昂贵的帛，这个转变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作者详细分析了不同材料的成本、制作工艺、以及它们对信息传播效率的影响。例如，竹简的笨重决定了信息传递的地域局限性和成本，而帛书虽然轻便，但其昂贵的价格注定了它只能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这种对物质载体的细致考察，让我得以窥见古代知识传播的物理限制，以及在这些限制下，当时的思想是如何萌芽、流传和演变的。 更让我惊喜的是，书中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将其与社会、政治、文化紧密结合。作者并没有把出版史简单地看作是技术史，而是将其视为社会变迁的晴雨表。他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是如何借助这些新兴的传播媒介得以广泛传播，并最终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例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是如何通过口耳相传、抄写竹简、以及后期官府的整理和刊刻，一步步深入人心，甚至影响了后世数千年的政治格局和价值观念。这种宏观的视角，让我对那个时代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尤其是在论述到汉代学术的统一和官方文化政策时，作者更是鞭辟入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仅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更是对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的一次深度重塑。书中细致地描绘了官方如何通过设立太学、组织校勘、推广儒家经典等方式，将一种思想体系固化为正统。这种对权力如何介入文化传播的分析，让我对“出版”二字的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它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思想的塑造和意识形态的构建。 我也很欣赏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严谨。他并非空谈理论，而是引证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例如出土的简牍、传世的古籍，甚至是通过对古代官员奏折、文人书信的解读，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种将微观证据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使得书中论述既有扎实的根基，又不失思想的深度。读这本书，就像是跟着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穿越历史的迷雾，去探寻那些被时间尘封的真相。 书中关于“书”的概念的演变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启发。从早期的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到书写在竹简和帛上的文字，再到后来的纸张的出现，每一步都代表着信息承载能力和传播效率的飞跃。作者深入探讨了这些物质载体的变迁如何影响了书籍的形态、数量、以及阅读群体。例如，竹简的书写和保存方式，注定了书籍的体量和内容都会受到限制，而纸张的出现则为更自由、更丰富的内容创作和传播提供了可能性。 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分析汉代以后书籍制作工艺时的那种细致入微。他对雕版印刷的早期探索，虽然还处在萌芽阶段，但作者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梳理和对古代工匠的想象，生动地描绘了这一革命性技术的出现对知识传播的潜在影响。他没有夸大其词，而是审慎地分析了早期印刷的局限性，例如成本、效率以及文字的规范性问题，但同时也指出了它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为后世活字印刷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书中对于古代书商、藏书家以及知识传播网络的研究，更是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鲜活的社会图景。作者不仅仅关注“出版物”本身，更关注“出版”这个行为背后的社会生态。他描绘了在权力、经济和文化的多重作用下，书籍是如何被生产、流通、消费的。例如，他对汉代官府如何组织抄书、文人如何互相借阅、以及民间书市的初步形成等细节的描绘，都让这段历史变得更加立体和可感。 我注意到作者在论述中，并没有回避一些历史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他承认在很多方面，我们缺乏直接的证据，但他也通过合理的推测和严谨的逻辑，试图为我们勾勒出可能的历史图景。这种坦诚的研究态度，反而让我更加信任他的论述。他并非在强加某种结论，而是在邀请读者一同参与到对历史的探寻中来，一同思考和判断。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让我受益匪浅的书。它不仅拓展了我对先秦两汉历史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它让我看到了“出版”这个概念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和深刻影响。从简陋的竹简到精美的帛书，再到后来的纸张和印刷术，每一次技术和媒介的革新，都伴随着思想的传播、文化的传承，甚至是社会形态的变迁。《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一扇新大门。
评分我必须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真的把我对那个时代知识传播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在此之前，我总觉得古代的文化传播，就像是山泉自然流淌，知识的种子随风播撒。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在那背后，是无数双手在辛勤耕耘，是各种复杂的社会力量在交织博弈。作者的功力，在于他能够从极其细微的史料中，梳理出如此宏大的历史图景。 书中关于先秦时期文字载体演变的论述，让我深切体会到了“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从青铜器上的铭文，到竹简，再到帛书，每一种材料的出现和普及，都极大地改变了信息记录的效率、成本以及传播的范围。作者详细分析了每种材料的优缺点，以及它们如何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比如，竹简的出现，虽然不如帛书轻便，但其成本相对较低，使得知识的记录和传播，开始有了更广泛的基础，这对于诸子百家思想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特别震撼于作者对汉代官府在知识传播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汉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统治，官方在整理、编纂、刊刻书籍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从设立“校书郎”到组织大规模的校订工作，再到后来对儒家经典的推广，这些举措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形成。作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国家机器如何介入文化生产，以及这种介入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极其严谨。他并非仅凭主观臆断，而是引证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例如，对出土简牍的解读，对古代文人信札的分析，以及对传世古籍的版本演变的考察，都为他的论述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这种基于证据的分析，使得他的结论具有很高的说服力。读这本书，就像是在听一位经验丰富的历史侦探，一步步揭开谜团。 书中对古代书籍的装帧、包装方式的探讨，虽然看起来是技术层面的细节，但作者却从中挖掘出了深刻的文化意涵。他分析了不同时期书籍的形制，以及这些形制如何与当时的社会审美、阅读习惯相契合。例如，竹简的长度、宽度，如何影响内容的组织；帛书的卷轴式装帧，又如何体现其尊贵的地位。这些细节，让古代的书籍仿佛“活”了起来。 我尤为欣赏作者在分析“书商”这一角色时所展现出的深度。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古代书商视为今天的出版商，而是深入分析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们的经营模式，以及他们在知识传播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那些活跃在各地市场的书商，他们如何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充当知识的“搬运工”和“中介者”，他们的存在，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流通和文化的交流。 书中对古代“藏书”现象的论述，也让我受益匪浅。藏书不仅仅是个人财富的象征，更是知识传承的重要途径。作者分析了不同阶层、不同目的的藏书家，他们如何收集、整理、保存书籍，以及这些藏书对后世 scholar 的影响。这种对个人行为与宏观历史进程之间联系的探讨，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作者在书中还涉及了古代的“防伪”技术。虽然古代的技术相对简陋，但像在书籍中加入特殊标记、使用特定材料等方式，都体现了古人对于知识产权的初步意识。这种对细节的关注，让历史研究更加立体和全面。 另外，作者在论述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他承认，由于史料的限制，很多问题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但他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对现有证据的充分利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的图景。这种严谨的研究精神，让我对这本书的学术品质深感敬佩。 总而言之，《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关于古代书籍的著作，更是一部关于知识、文化、社会变迁的史诗。作者以其卓越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为我们展现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的独特魅力和历史地位。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遥远的时代，亲眼见证了知识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根基。
评分我真的要为《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打call！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更是一部关于古代知识传播、文化演进的宏大史诗。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视角，将那些被历史尘封的细节，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遥远时代知识是如何孕育、成长、传播并最终影响历史进程的。 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先秦时期简牍的研究。作者不仅详细介绍了简牍的制作工艺，比如杀青、削制、钻孔、编联等，还分析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简牍在形制、内容上的差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为我们理解古代知识的载体、传播的范围以及成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读到这里，我才真正体会到，古代的“知识”，是多么的“沉重”，它需要实实在在的物理载体来承载。 令我惊叹的是，作者能够将这些物质载体的演变，与思想的传播紧密结合起来。他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如果没有竹简这样相对便携且成本可控的载体，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会大打折扣。作者通过分析不同学派的思想特点和传播方式，来佐证他的观点，这种论证方式，让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在论述汉代的书籍传播时，作者展现了对官方文化政策的深刻理解。他详细分析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书籍生产和传播的影响，以及官方如何通过设立太学、组织校订、刊刻儒家经典等方式，来巩固和推广官方意识形态。这种对权力与文化传播之间关系的探讨，让我对“出版”的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尤为欣赏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严谨。他引证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对每一个论点都力求有史料支撑。例如，他对出土简牍上文字的解读，对古代文人书信的分析，以及对传世古籍版本演变的考证，都为他的论述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这种基于证据的研究方式，让他的结论具有很高的说服力。 书中对古代书商的刻画，也让我大开眼界。作者并没有将他们简单地视为“卖书人”，而是深入分析了他们在知识传播链条中的关键作用。那些活跃在各地市场的书商，他们是如何搜集、复制、销售书籍，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商业行为，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并没有回避一些研究上的空白和争议。他坦诚地承认，由于史料的局限性，很多问题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但他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对现有史料的深入挖掘，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尽可能逼近历史真相的图景。这种开放性的研究态度，反而让我对他的论述更加信服。 另外，作者在对古代书籍的装帧和材料演变进行探讨时，展现了惊人的细致。从简牍的编联方式，到帛书的卷轴式装帧，再到纸张的出现，每一种演变都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些细节，让古代的书籍仿佛“活”了起来，充满了历史的温度。 我对书中关于汉代学术思想与书籍传播之间关系的论述，深感震撼。作者并没有孤立地看待出版史，而是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他分析了官方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的流派，是如何影响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反过来，书籍的传播，又是如何反哺和塑造这些思想和政策。 总而言之，《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是一部将历史细节与宏大叙事完美结合的力作。作者以其卓越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亲眼见证了知识是如何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篇章。
评分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说实话，每一次翻开，都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我之前对先秦两汉时期的了解，更多地停留在政治、军事和哲学层面，但这本书却像是一束探照灯，照亮了那个时代知识传播的“地下通道”，让我看到了那些支撑起宏大文明的基石。 尤其让我感到惊艳的是，作者不仅仅是在讲“书”本身，而是通过“书”来折射整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思想变迁。比如，他在论述先秦时期竹简的制作和使用时，就顺带描绘了那个时代文人的生活状态，他们如何获取信息，如何进行创作，以及知识的传播是多么不易。那种“一字千金”的时代感，通过作者的笔触，变得鲜活起来。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关于汉代书籍流转的描绘。作者详细分析了汉代书籍的复制方式，从手抄到雕版印刷的萌芽，以及不同阶层的人们如何获取书籍。我之前一直以为，书籍的复制，就是简单地抄写，但作者指出，即便是在手抄时代，也有着严格的抄写规范和校勘制度，这保证了知识的准确性。而雕版印刷的出现，虽然早期效率不高，但却预示着信息传播的革命性变革。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古代书商的刻画。他们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卖书人”，而是那个时代重要的信息“中最活跃的中间环节”。作者通过梳理史料，描绘了这些书商如何在当时的社会中游走，他们如何搜集、复制、销售书籍，以及他们如何影响着知识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这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古代商业社会。 我对作者的研究方法给予高度评价。他能够从看似零散的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中，提炼出关键信息，并将其整合成一个 coherent 的叙事。例如，他对出土简牍上文字的分析，不仅仅是对文字本身的解读，更是对当时书写材料、书写工具，乃至书写习惯的推测。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让他的论述既有深度，又有广度。 书中对汉代学术思想与书籍传播之间关系的探讨，更是让我醍醐灌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统一，更是对知识生产和传播体系的一次深度重塑。作者详细分析了官方如何通过推广儒家经典，影响了书籍的生产、收藏和阅读，以及这种官方主导的出版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非常欣赏作者在论述中的一种“历史的温度”。他并没有将古代的出版业描绘成一个冰冷的机器，而是通过对古代文人、书商、藏书家的生活细节的描绘，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对文化的追求。这些生动的人物形象，让历史不再遥远，而是触手可及。 我注意到，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回避一些研究上的空白和争议。他坦诚地承认，在很多细节上，我们缺乏直接的证据，但他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对现有史料的深入挖掘，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尽可能逼近历史真相的图景。这种开放性的研究态度，反而让我对他的论述更加信服。 书中关于古代“阅读”的演变，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古代的阅读，往往与修身养性、治国理政紧密相连，与我们今天碎片化、娱乐化的阅读有着本质的区别。作者通过分析古代书籍的内容、形式以及传播方式，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知识的珍视和对智慧的追求。 总而言之，《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是一部将历史细节与宏大叙事完美结合的力作。作者以其卓越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亲眼见证了知识是如何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篇章。
评分这本书简直就是我的“历史启蒙读物”，尤其是在我一直以来对“书”这个概念的模糊认识上，给予了颠覆性的重塑。《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让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在没有现代印刷术和互联网的时代，知识是如何被记录、保存、传播和流转的，其过程之艰难，过程之智慧，令人叹为观止。 我尤其被书中关于竹简的详细论述所吸引。作者不仅介绍了竹简的制作工艺，比如劈、削、刮、编，还分析了不同种类的竹简，以及它们在信息承载上的差异。读到这里，我才意识到，原来在古代，写一本书，不仅仅是把文字写出来那么简单，它涉及到对材料的选择，对工艺的掌握，以及对成本的考量。这种对物质载体的细致考察，为理解古代知识传播的限制和可能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让我颇为惊叹的是，作者能够将技术层面的叙述，上升到社会和文化的高度。他指出，竹简的出现，虽然笨重，但相对于之前的青铜器和石器，已经有了极大的便利性，这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作者通过对比不同学派的思想传播特点，来佐证他的观点，这种逻辑严谨的论证方式，让我对他的研究结果深信不疑。 在论述汉代书籍的传播时，作者详细介绍了官方在书籍复制和推广方面的努力。设立“校书郎”组织校勘，以及后来对儒家经典的刊刻和传播，都对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之前以为，古代知识的传播，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国家力量在其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 我特别欣赏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严谨。他引证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对每一个论点都力求有史料支撑。例如，他对出土简牍的解读，对古代文人书信的分析，以及对传世古籍版本演变的考证，都为他的论述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这种基于证据的研究方式，让他的结论具有很高的说服力。 书中关于古代书商的描述，也让我大开眼界。作者并没有将他们简单地视为“卖书人”，而是深入分析了他们在知识传播链条中的关键作用。那些活跃在各地市场的书商，他们是如何搜集、复制、销售书籍，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商业行为，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并没有回避一些研究上的困难和争议。他坦诚地承认，由于史料的局限性，很多问题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但他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对现有史料的深入挖掘，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尽可能逼近历史真相的图景。这种开放性的研究态度，反而让我对他的论述更加信服。 另外，作者在对古代书籍的装帧和材料演变进行探讨时，展现了惊人的细致。从简牍的编联方式，到帛书的卷轴式装帧，再到纸张的出现，每一种演变都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些细节，让古代的书籍仿佛“活”了起来，充满了历史的温度。 我对书中关于汉代学术思想与书籍传播之间关系的论述，深感震撼。作者并没有孤立地看待出版史，而是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他分析了官方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的流派，是如何影响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反过来，书籍的传播，又是如何反哺和塑造这些思想和政策。 总而言之，《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是一部将历史细节与宏大叙事完美结合的力作。作者以其卓越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亲眼见证了知识是如何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篇章。
评分我必须承认，《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让我对“历史”这两个字有了全新的理解。它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记录，更是关于那些支撑起事件背后运转机制的深度剖析。这本书，就像一位技艺精湛的解剖师，将古代知识传播的“骨骼”和“血脉”都展现在我眼前。 书中对先秦时期竹简的细致描绘，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作者不仅介绍了竹简的制作工艺，还分析了其在信息记录和传播上的优缺点。他指出，竹简的笨重决定了知识传播的成本和速度，但其相对低廉的价格，又使得知识的记录和保存成为可能，这对于诸子百家思想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令我惊叹的是，作者能够将技术层面的叙述，与思想史和文化史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竹简这种相对便捷的记录和传播媒介。作者通过分析不同学派的思想特点和传播方式，来佐证他的观点，这种严谨的论证让我心服口服。 在论述汉代书籍的传播时，作者深入探讨了官方在知识传播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详细阐述了汉代官方如何通过设立太学、组织校订、刊刻儒家经典等方式，来统一思想和推广文化。这种对国家力量介入文化生产的分析，让我看到了古代“出版”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是政治和文化权力斗争的体现。 我特别欣赏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严谨。他引证了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对每一个论点都力求有史料支撑。例如，他对出土简牍的解读，对古代文人书信的分析，以及对传世古籍版本演变的考证，都为他的论述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这种基于证据的研究方式，让他的结论具有很高的说服力。 书中对古代书商的刻画，也让我大开眼界。作者并没有将他们简单地视为“卖书人”，而是深入分析了他们在知识传播链条中的关键作用。那些活跃在各地市场的书商，他们是如何搜集、复制、销售书籍，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商业行为，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 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并没有回避一些研究上的空白和争议。他坦诚地承认，由于史料的局限性，很多问题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但他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对现有史料的深入挖掘，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尽可能逼近历史真相的图景。这种开放性的研究态度，反而让我对他的论述更加信服。 另外，作者在对古代书籍的装帧和材料演变进行探讨时，展现了惊人的细致。从简牍的编联方式，到帛书的卷轴式装帧，再到纸张的出现，每一种演变都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这些细节，让古代的书籍仿佛“活”了起来，充满了历史的温度。 我对书中关于汉代学术思想与书籍传播之间关系的论述，深感震撼。作者并没有孤立地看待出版史，而是将其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他分析了官方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的流派，是如何影响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反过来，书籍的传播，又是如何反哺和塑造这些思想和政策。 总而言之，《先秦两汉出版史论》这本书，是一部将历史细节与宏大叙事完美结合的力作。作者以其卓越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的独特魅力和历史价值。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亲眼见证了知识是如何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璀璨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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