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对“发展”作出理性反思并试图提供出路的著作。本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以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为研究对象,以一种批判的视角,从历史的、遗传学的角度出发,探寻“发展”的定义,并追溯“发展”理念从产生至今的演变过程。通过厘清“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进路,本书最后集中回应了“无增长”的争论以及对主流经济范式的质疑,甚至对整个经济“科学”提出质疑,最终作者认为可以设想存在一条“后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
吉尔贝·李斯特(Gilbert Rist),瑞士学者,国际研究所博士,日内瓦高等发展研究院荣誉教授,后发展理论思想领袖,发展概念和实践研究的奠基人。曾主持“欧洲—第三世界中心”,成效显著。主要研究课题是现代人类学如何使传统社会和异族社会脱颖而出。
目录
译 序/1
第四版序言相信不可能:否认现实/1
第三版序/1
第二版序/1
导 论/1
第一章 定义/10
日常思维/10
方法论的警示/12
一个定义的各种元素/16
一个引起争议的定义?/25
作为现代宗教元素的“发展”/28
第二章 一个西方神话变形记/34
变形的蕴含后果/35
西方对于历史解释的基石/38
结论/61
第三章 全球化的滥觞/67
殖民化/68
国际联盟与托管制/85
结论/96
第四章 发展概念的发明/100
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101
一种新世界观——“欠发达”/105
美国的霸权/109
一种新范式结构/112
“发展”的时代/113
第五章 学说和国际机构的建立/117
1955年4月18~24日的万隆会议/119
新的国际“发展”机构/128
第六章 介乎历史和预言之间的现代化/135
一种历史哲学/137
是反共主义还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145
异端的声音/151
第七章 外围与历史研究/158
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161
拉美的依附论派/164
新范式、旧假设/169
附录/175
第八章 社会的独立自主——过去之作为未来的模式/179
“乌贾玛”或曰坦桑尼亚的经验/183
自力更生的原则/195
结论/198
第九章 第三世界主义高奏凯歌/204
国际经济新秩序/208
另辟蹊径:达格·哈马舍尔德报告(1975年)/225
彗星之尾/230
“基本需要”的进路/236
结论/248
第十章 环境——“发展”的新本质/250
回到古典经济学与人类心灵的补充/250
“可持续发展”还是永恒的增长?/261
全球峰会/275
结论/281
第十一章 现实主义与善良感情的混合/289
南方委员会/29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人道的发展”/300
第十二章 作为“发展”幻影的全球化/310
误解的功效/313
全球化——实现“发展”的最后希望?/325
作为信仰避风港的虚拟现实/329
第十三章 从消除贫困的斗争到发展千年目标/332
问题何在?/336
何谓穷人?/338
全面出击/341
千年目标:成为碎片的“发展”/342
对“发展”的援助:数字的操纵/347
结论/351
第十四章 大逆转?/352
“发展”风光不再/356
走向另一种模式?/361
减贫:一大成绩?/364
生态:危机的牺牲品/367
结论/371
第十五章 超越“发展”——从“无增长”到经济范式的转变/376
增长的反对者与“发展的信徒”/377
经济“科学”——一个过时的范式/385
结论/395
第十六章 结论/397
论断/398
“后发展”/400
经济范式的枯竭:盲信还是求知?/407
译名对照表/413
参考文献/436
前言/序言
译序——“后发展”的呼喊
“发展”是当代基本问题之一,用一些论者的话来说,“发展”构成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问题的著述多不胜数,新论迭出,观点多样,学派林立,从“新发展哲学”到“依附论”,从“自力更生”理论到“另一种发展”,各辟蹊径,争论不断。同时,随着国际形势和时局的演变,作为全球模式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也不断更新,全球或地区一次又一次峰会的决议和宣言,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主持和组织的一份又一份发展报告,从1951年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到世纪之交的《千年发展宣言》,发明了诸多界定发展的形容词,如“真正的发展”“良性的发展”“整体的发展”“符合希望的发展”“以自己的力量为中心的发展”“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人道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等,蔚为大观,反映出政治风向和社会—经济思潮的微妙转换。然而,不同学派和不同时期的论说虽然在界定发展概念的含义、发展的进路和模式、论证的重点等方面千差万别,就主流观点而言无不肯定发展的必要性,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乃是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和繁荣的不二法门,并在强调发展不能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必须涵盖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资源、环境、生态等多重关系的同时,坚持认为“必要的”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和保证。至于作为工业化和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果”出现的资源、生态、能源、气候等一系列当代危机,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多种新能源的开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排等一系列措施,是可以减缓、克服乃至避免的,从而保障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者危机,只有通过发展本身才能解决。即使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持保留或批判态度的“南方委员会”,也在其报告中一方面强调“深刻意识到以往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的局限,并越来越坚信要走出当前的危机,就不能重复此类战略的老路”,因此反对“模仿式发展”,并认为“发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借以对自身做出评估并自己决定应该达到的目标的过程”,“现代化不应当背离一个民族的文化”,所以“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外,政府领导人还应该关注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生产和付出多大的社会和生态代价”;另一方面又坚称必须通过“快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实现“发展的迫切需要”。
不言而喻,对于上述主流观点持怀疑、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近年来,有人断言这样的“发展”已经终结,或者说“为它起草悼文的时候正在降临”。在对发展的批判论说中,吉尔贝·李斯特的《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一书以其文笔之犀利和论说之系统引人注目。作为设在日内瓦的发展研究学院的名誉教授和欧洲—第三世界中心的前负责人,李斯特强调必须从“发展”理念形成的源头和演变过程本身,来揭示其实质。在他看来,借用生物学的“发育”或“成长”一词的发展,作为西方的一个信仰,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历史观,经过中世纪和近代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变形”,特别是进化论的点化,如同进步理念一样形成一种自然观、社会观和“天然”信念。就当代而言,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国情咨文,亦即当时的报纸所说的“第四点计划”发明了“欠发达”一词,导入了“发展”与“欠发达”之间的一种新颖关系,改变了发展概念的意义。“欠发达”概念的出现不仅表明在走向最终目标的进程中有可能产生变化的理念,而且特别强调激发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它不仅肯定事物正在“发展之中”,而且断言我们有可能对事物加以发展。于是,发展有了及物的意义,而“欠发达”被视为一种“天然”存在,而造成不发达的原因——帝国主义的征服占领、殖民统治、民族压迫、资本的剥削和掠夺、不平等的社会分配制度等,则被一笔勾销。李斯特着重指出,这种划分世界的新二分法显而易见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其基础则是强国肩负所谓“传播文明”的使命观。将整个人类纳入被设定为人人分享文明的条件的“发展”范式,促使“发展”成为一个“天然的”“普世价值”。惟其如此,发展研究及其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人类学等——一时成为国际显学。以“发展”为标榜的广泛运动植根于西方想象力这样一个信仰,即一切人的幸福生活可以借助技术进步与商品和服务的无限增长来得到保障,人人终将从中获益。因此,“发展”不啻是普遍富裕的承诺,是“自然的”、积极的、必要的和无可争议的。所有政治领导人、经济角色、公共和私人组织,以及北方和南方的部分民众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皈依这一信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与希望渐行渐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出并推行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即使不能说是失败,也是乏善可陈的,其名称和主题一次又一次的变换即是证明。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愈益扩大。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金融危机接踵而至,波及全球,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害尤甚。其原因究竟何在?李斯特在书中剀切地指出,毋庸置疑,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享有的整个福利获得了惊人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生存变得比较容易,生活的希望总的说来极大地加强。然而,居于“发展”体系核心的依然是老一套的过时观念,即“发展”能够借助被认为是无限的经济增长而惠及全球,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特别是对于比较“发达的”国家而言,尽管事实说明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事实上,两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依靠变卖“家底”,也就是说依靠挥霍由不可再生资源构成的人类共同的“自然资本”来保障其生活的优裕地位的。与一般接受的观念相悖,西方的“发展”处方最简单不过:无节制地增加能耗量,其中尤以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铀的“内燃机”的发明为最,由此着手,可以加速渔业、农业和矿业等其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供垄断能源的国家渔利。诚然,凡此种种还取决于投入研究的资金、新技术的发明、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诸多因素,但促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能源供给的能力,而不是相反。否则,如何解释与控制能源相关的种种冲突乃至战争?今天,全球20%的人消费了我们这个星球的80%的资源,而且为了维持体系的运转不得不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再动员至少4倍于此的额外资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负担不了这样的重荷。但经济增长的需要掩盖了一切,无论是熵的增大、自由能量向受限能量的转化、不可再生资源趋于枯竭,还是大气和水的污染、温室效应等严重问题的解决,大多停留在一纸空文或者口水战上。为了维持当前体系的运转和生存,“发展”的信仰需要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征象,而经济“奇迹”和技术“突破”圆满地发挥了这样的效应。然而,大自然的“报复”是无情的,实情隐藏在没有立刻显现的阴影背后,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气候的剧变、放射性的恶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一方面是宣称“发展即是生命”并以平衡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另一方面是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现象所显示出的日益加剧的不平衡和灾难的紧迫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和不可调和。主流政治经济学理论竭力淡化现实,而只展望未来的进步,可谓身在俗世,神往仙山。同时,这种理论没有能力严肃预测未来几代人的“市场需求”,只能通过即时的线性认识来描绘业绩。人们一味宣称相信“历史的意义”,到头来却只能抹杀历史。
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以逐利为宗旨的市场机制。李斯特认为,实质上,经济增长的需要就是市场的需要和追逐利润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一场来势汹涌的全球化运动更促使国家调控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建立再分配机制的一切行动归于失败。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势地主导一切,而其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增长。于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和速率成为一切国家引以为豪的实力和竞争力增长的主要依据,更是跻身于世界大市场的敲门砖。各种炫富和时尚排行榜喧嚣于市。有人说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将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编织着最不同的人之间的越来越紧密的网络。通信手段的增多造成一种幻觉,以为人们无须从他们所在地移动就可以彼此接近。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危机今天也有了全球规模。但是,世界的这种“缩小”的斥力比合力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是平分秋色。在渴望从市场的扩大中获取巨大利润的人与从中除了枷锁没有任何东西将失去的人之间,天平是不平衡的。随着把世界割裂为两个部分的这道鸿沟的日益加深,不仅有钱人可以尽情消费,而且将迫使受排斥的人们在必然与今天主流相悖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能否继续背离大多数人而安然若素?因此,李斯特断言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成为一个趋于枯竭的过时范式。在近几十年的进程中,既然一切“发展”政策造成了物质和文化上的弱肉强食,巧取豪夺,那么走这条路是徒劳的,其结果只能是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发展”犹如一颗陨落的星星,人们依然感觉到它的余晖,尽管它早就已经熄灭。“后发展”时代正在来临。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李斯特看来,“后发展”观念支持者们的批判矛头针对的是作为西方信仰的“发展”观,因为它是一种迷思,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界未来观,一种表述模式,或者说是决定着世界全盘市场化实践的话语形态。关键问题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发展计划”的成败,而在于如何确立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切居民及其后代平等地和谐共处的全球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特的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回顾“发展”历史的充实依据和参照,而且激发我们用社会批判的利器进行反思,走出盲信的迷津。这也许是“后发展”新时代的呼喊,尽管还很微弱。
陆象淦2011年7月1日
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绿坞
第四版序言 相信不可能:否认现实
撰写“发展史”——一个西方的信仰历史,面临一个陷阱。事实上,从一个版本到另一个版本,这部历史延绵不断,尽管这并非必然意味着它正在前进,迫使作者不得不增补其论述。
近几十年的进程中,“发展”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显然乏善可陈,因为国际环境被危机搅得天翻地覆。这场危机始于美国的银行,迅速传染了整个世界经济,使欧元区遭受重创。由此,对于南方国家“发展”的关注,在国际优先项目的排名中速降,尤其是不久前被看作“富国”的一些国家,而今陷入与它们惯常进行援助的国家相同的困境。
尽管诸如玻利维亚等一些国家努力另辟蹊径,试图用“美好生活”来替代消费品的囤积,而联合国以极端贫困减半为自豪,但这个十年的阶段总结丝毫也不令人鼓舞。北方国家在大多由其协力制造的债务重荷下濒临崩溃,而今注定以遵循宏观经济“大平衡”的名义紧缩预算,以期重回增长。因此,增长替代了内涵极其驳杂——被加上了人道的、社会的或者可持续的等附加词——的“发展”。然而,人们依然期望危机促使经济负责人认知的惊醒。为什么不质疑导致金融体系偏移乃至失范的深刻根源——对利润的无度贪欲?其实,原因很简单,而且构成人类历史的常量:教条始终压倒了对于现实的明智观察。换句话说,很不幸,信仰成为舒适的庇护所,免得提出种种麻烦的问题。
这些问题来自两个密切相关的领域:一方面是经济领域,另一方面是生态领域。但最终都不得不让位于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们的决策。这些决策必须满足把他们推上权力巅峰的男女民众的诉求,保障其福利。惟其如此,只有唯一的一条可行道路:不触动其他参数而重启增长?譬如说,近几次的G20峰会都曾许诺限制金融体系的过大权力。那么,为什么不能付诸实践呢?创造就业是否必须通过“生产”体系的扩张,或者能否在试图治愈其所造成的损害同时,重新思考这个体系呢?社会的不平等是否只能通过往往令被迫接受的男女民众感到憋屈的慈善措施来减缓吗?夫妇消费指数是否构成他们幸福,或者更乏味一点说,他们满足的唯一标准?这无关乎将某些严重问题——后果往往令探讨者们瞠目结舌的问题减低到最低限度。但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增长是否构成唯一的解决之道?近年来的进程中,在增长依然强劲时,社会不平等是否减缓了?“不文明生活”是否减少了?
在所有这些问题之外,加上科学家们越来越精准地警告的生态威胁: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渔业资源枯竭,矿物能源储藏日益稀少等等。凡此种种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例子。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对之真正关注。2009年的哥本哈根峰会以失败收场,其原因是并未制定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来替代东京议定书。而且,联合国讨论可持续发展的会议(里约+20)同样也令人失望,原因不仅在于最强各国的国家首脑们拒绝到场,还在于其通过的建议再一次强调增长的“迫切性”,而不是把拯救我们每个人与之休戚相关的环境置于优先地位。
承认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不可能实现无限的增长,这是基本的常识。可惜的是,所有的经济政策皆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崇尚理性的世界里,理性却在信仰面前畏葸却步。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经济功成名就,跻身于理性“科学”之列,立足于一系列时而不可验证时而错误的假设基础上。于是,骗局横行无阻:一些人假想自己遵循科学原理来施行经济政策,而看不到这些所谓的科学原理乃是为信仰乔装打扮的假货。建设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世界的空想远比一个资源有限的地球的现实美好,不是吗?更何况这种空想改头换面,是以人们信以为科学的形式出现的!
拆穿这种骗局的一天终将来临。有人已经开始对增长提出异议,或致力于提倡“有节制的富裕”。他们的运动正在不断扩展,虽然还远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更多关注眼前的现实需要而不顾他们子孙前途的人支持。无论如何,气候变化或者资源枯竭的风险,要比人们设想的速度更快地降临,严重挑战建立在“发展”和经济“科学”许诺基础上的脆弱前景。
眼下的第四版使笔者有机会增补新的一章,按照年代的次序插入前一版内。这一章叙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大动荡,以及以增长取代“发展”,政治领导人无视气候变化危险的自杀式的盲目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尽管一些异见人士的声音提出应以另一种方式思考这个世界,其却很难对这类人祸有所弥补。
吉尔贝·李斯特
2012年10月
第三版序
十年前,大家可能普遍认为“发展”的步伐即将放缓,对我们这个星球及其居民的前景的估计将从此走向比较实用或者比较“现实主义”,扬弃作为主流经济学说基础的进步神话和种种过时假设所支撑的幻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生态问题抑制了不久之前占据压倒地位的乐观主义,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政治舞台上的左派还是右派,却依然始终将经济增长视为改善所有人命运的万灵妙药,其结果是令人担忧的气候危机和世人力图缩小的不平等愈趋严重。控制着这种制度并从中获利的少数人对此不容置疑,他们津津乐道于宣扬人人都能分享财富。只要大言不惭地说不公平是暂时的,就足以使人相信这一点。
但是,对于这个星球及其居民的状态的忧虑变得越来越急迫,“发展”虽然不像以往那样频繁地挂在人们嘴边,却披上了所谓“千年发展目标”的新外衣,提出了从现在到2015年将极端贫困减少一半的计划,据说这与我们要促使其摆脱市场规律的“世界公共财富”休戚相关。在主流思潮之外,增长本身成为争议的话题,尽管起初只是相当胆怯地申辩不可能有无限的增长,稍后则随着减缓增长派阵营的形成而更为理直气壮。一些“新发展派”始终力图保持对于“另一种发展”的信念,也就是说以“社会进步”的名义最终实现诞生于19世纪的民主和群众性参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而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却义无反顾地鼓吹所谓的“后发展”理论。随着早已形成的对于主流经济范式的批判的扩展和更具针对性,值得讨论的新进路很多:今天占主导地位的过分简单化的世界观难道不正是大多数当代社会深陷其中的困局的源头吗?
值本书列入其中的丛书修订再版之际,我们增加了新的一章来阐述今天广泛争论的这些问题,并将前一版的后记改成名副其实的独立的一章。最后,根据最新的统计修订了一些数据,删除了一些并非必不可少的议论,对于结论也做了很大修正。
笔者意识到这些修改增加了对敝人的立场进行评论的人们——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鄙人都感到不胜荣幸之至——的负担,因为新的文本显然不同于以前的版本,特别是最后一部分。但是,笔者不能放过对正在进行的争论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尤其是以自己作为通常是这种争论见证者的身份。不过,读者尽可以放心,笔者的信念始终没有变。对于我们来说,对“发展”的批判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个受人膜拜的术语继续不断地被用来激发起种种不切实际的希望。
吉尔贝·李斯特
2007年10月
第二版序
自五年前出版以来,本书引起了某些争议。对此,如何能不感欣慰呢?如果说谦虚促使我们忽略那些因它阐明了与原本应有意义相悖的“发展”一词今天的实际含义而给予的褒奖之词,那么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之声可以分为两大阵营。
首先是所谓容忍派。这些人颇为愤懑地描述以“发展”之名冠冕堂皇进行的种种行动并将之或多或少归结为市场在全球的扩张,与此同时又容忍“发展”所激发起的巨大希望变得黯淡的悲剧。然而,为什么不应该承认最崇高的事业往往引发某些悲剧的结果呢?试举一例:曾经梦想财富像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按需分配”的人们,梦醒时分看到的不仅是列宁所说的苏维埃和电气化,而且还有物质的匮乏和古拉格集中营。如果历史可以在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那么为什么不如法炮制,指明将普遍幸福的希望与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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