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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是天津通俗文学研究的专家，在史料钩沉考据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的天津报刊、作家和作品作评判。书中对民国时期的天津报刊《天风报》《新天津画报》《庸报》《中南报》等从创立到停刊的经过，以及天津通俗文学作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刘云若等的一些具体事迹，作了较为严谨的考证，并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为读者还原出一个“活色生香”的民国时期天津通俗文学文坛。

内容简介

本书是继《旧人旧事旧小说》《旧文旧史旧版本》之后，又一部关于天津通俗文学的作品，主要搜罗了民国时期至解放初期天津的报刊与通俗文学领域中鲜为人知而又妙趣横生的小掌故、小内幕，读来颇有趣味。

作者简介

倪斯霆，著名民国北派通俗小说、民国报刊研究家、收藏家。从事民国通俗小说及天津近现代文学史、出版史、新闻史研究20余年，出版过《旧人旧事旧小说》《旧文旧史旧版本》等多部著作，并在杂志上发表过不少谈论民国通俗小说及天津文坛掌故的文章。

目录

序——笔底江湖侠者风（王振良）
毛泽东为何要向毛岸英等推荐《峨眉剑侠传》
——兼论毛泽东的“通俗小说情结”
“重写文学史”背景下的通俗小说入史问题
——兼论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南北两团队的历史与现状
沦陷时期天津报业沉浮记
——兼谈1937—1945天津报载小说之状况
天津沦陷后，四个报人的联手抗战
——诞生在租界里的《高仲明纪事报》秘密出版纪实
面对日军劝降，两位报馆主人的凛然悲歌
——记以身殉报的《益世报》经理生宝堂与《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
《天风报》因连载刘云若与还珠楼主长篇处女作而成“名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一
以通俗小说连载著称的《新天津画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二
《庸报》连载《十二金钱镖》让白羽“扬名立蔓”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三
专以评书连载取悦读者的《三津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四
著名导演沈浮曾让《国强报》副刊风生水起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五
连载刘云若《歌舞江山》续作的《东亚晨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六
以副刊取胜的《评报》和以小说连载促销的《平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七
沦陷时期聚集众多通俗小说“大蔓”的《中南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八
推出李山野社会小说《红豆相思记》的《天声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九
记录沦陷时期平津戏曲状况的《游艺画刊》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之十
吴云心将《益世报》副刊“语林”办成北方“左联”阵地
——以“左翼”作家王余杞及其长篇小说《海河汩汩流》为例
“还珠楼主”笔名寓意及出现时间考辨
——兼谈还珠楼主的“灵肉异趋论”
“纸上江湖”背后的另面白羽
——民国社会武侠小说大师白羽生平新探
可作为武林教材的郑证因技击小说
——兼解郑证因与白羽首次“分手”内幕
刘云若用小说回目写新闻
——《北洋画报》首创“大小事演义”专栏
《北洋画报》上的“愚人”报道
——民国报刊追求“欧化”与“趣味性”例举
被“追认”主题的《雷雨》是怎样写成的
——浅论曹禺剧作中的“主题追认”与“主题先行”
新中国成立前后阿英在天津领导文艺工作始末
——《星报》：诞生在天津的新中国第一张文艺小报
后记（倪斯霆）

精彩书摘

　　天津沦陷后，四个报人的联手抗战
　　——诞生在租界里的《高仲明纪事报》秘密出版纪实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蓄意挑衅，悲壮的枪炮声响彻在宛平城内。卢沟桥上，硝烟弥漫。积蓄经年的中国抗战终于爆发！
　　华北危机！平津告急！
　　三周后，因日方背信弃义，幻想中的沟通失败。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与部下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等人，于北平紧急磋商后，迅速向其所部发出“自卫守土”感电。
　　旋即，驻守天津的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兼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被师长张自忠委任为天津军事总指挥。面对日军对天津的咄咄紧逼，7月28日，李文田率部于天津多方位对日军展开反击。经过一天浴血奋战，在重创机场与车站的日军后，李文田奉命于29日率部撤出天津。
　　翌日，除各国租界外，日军全面接管津城。
　　至此，天津沦陷。
　　租界内，四个文人在酝酿抵抗
　　天津法租界，位于老西开的法国天主教堂，其标志性的三个圆形塔楼直插云端，在四周低矮房屋的映衬下，显得巍峨耸立，气度不凡。
　　其对面便是沦陷前沽上市民夏季泛舟避暑、嬉戏游玩的墙子河。
　　河北岸靠东面与法国教堂斜对着的第一条街巷，当年是天津法租界贝拉扣路（沦陷后日军易名三十号路，今哈尔滨道）。这是一条并不宽敞且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与西面比邻的福煦将军路（沦陷后日军易名二十六号路，今滨江道）的宽大、热闹、繁华相比，它显得逼仄、隐蔽、幽静，适合人居。1925年由河北省曲阳县同乡王、范、周三姓商人合资兴建，取天赐恩德寓意而命名的天德里，便坐落在这条街巷的南端东侧，与墙子河对岸的法国教堂可谓咫尺之遥。
　　1937年8月中旬的一天夜晚，在天德里14号（当年门牌）三层小楼二楼的一间小屋内，门窗紧闭，烟雾缭绕。四位已经无报可编刚刚下岗的年轻报人，正在紧张激烈地讨论着一件神秘而又庄重甚至可能掉脑袋的大事。
　　为首者便是暂租这间屋子的主人，战前天津《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并兼本埠新闻编辑的顾建平。其余三人中的两人为顾建平的曾经部下，原《大公报》记者林墨农、孔效儒，另一位则为战前天津《益世报》记者程寒华。
　　目前随着日军接管天津，他们此前所服务的《大公报》《益世报》已同津城其它大小报刊一样，均被勒令取缔出版，如想继续从事报纸行当，则只有到战前已被日军收买，眼下已沦为日寇“派遣军机关报”的《庸报》去报到。因为随着《庸报》的附逆，原报馆大批有气节的员工已纷纷离职，《庸报》馆正在焦急地笼络编采人员。
　　但这绝非是顾建平等人所愿。他们不但不会去为日本人编报，反而正在酝酿着如何利用自己的编报所长，去唤醒民众，一同抵抗日军的残暴统治。
　　此刻，只听操着浙东口音的顾建平（1908—1982）低声而又激奋地说：“日军封锁了津城与外界的联系，天津已成孤岛。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应该去和日本人斗一斗。”
　　孔效儒很抽了一口烟，郁闷地问：“怎么斗？我们都是拿笔的文人，虽然报国心切，但赤手空拳何以施展。”
　　正在扒着窗帘观察外面动静的林墨农回头急切地说：“老顾，你过去是我们的头儿，如今仍是。你说吧，怎么干？”
　　林墨农话音未落，程寒华便掐灭烟头，抢着说：“诸位老兄，现在我们是一个团体，国难当头，为了不作亡国奴，和日本人斗，匹夫有责。顾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跟着你干！”
　　听到三个人的表态，顾建平反倒平静下来，只听他缓缓地说：“我想起了一个故事。那是在一战的时候，德军占领了整个比利时，比国所有报刊都被查封。在布鲁塞尔，有一位比国记者在市外找了一所小屋，自己砌了夹壁墙，在那里安放了电台、简单铅字与小型印刷机。就这样，他与一两个学生秘密地自编自印自己发行了一份鼓吹抗战的小报，名字就叫《比利时自由报》。开始时是单线传递，后来读者渐多，便改为连锁送递。送递时他们就将报纸装在背心裤筒里，凡是得到报纸是人，就可以知道许多被德军封锁的战况及协约国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人们的斗志。德军始终在追查这张报纸，但都被这位记者巧妙的躲过了，这张报纸一直出版到德军战败，退出比利时为止……”
　　“你是说咱们也办一张秘密报纸，秘密发行，唤起市民抗日？”林墨农听明白了。
　　“可是到哪去找印厂印刷呢？如果日本人发现了肯定玩完。”孔效儒思索着说。
　　程寒华试着问大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张油印报纸，这样我们便可以自己编辑自己印刷自己发行了。”
　　“对！寒华兄说的对。我们就稿一张油印小报，这样有钢笔、蜡纸，有一架油印机，有一台收音机便可以开工了。至于报名嘛……我看就叫《高仲明纪事报》。高仲明者，子虚乌有之人，就是日军发现，也是查无对证。纪事报，就是以记事的形式报道抗战消息，宣传抗日事迹。我们一定要编得文字活泼，通俗易懂。”顾建平受了程寒华的启发，脑子在急速运转。此刻，他两眼发光，望着大家兴奋地说。
　　这一晚，他们谈得热烈，说的尽兴，各个摩拳擦掌，情绪高昂。在细细地分析了怎样才能做到天时地利人和的诸种因素后，直至翌日黎明，四人方才散去……
　　恐怖下，一张油印小报在秘密传播
　　若想编印报纸，一个固定处所是必不可少的。
　　顾建平提议就将工作地点设在他租住的天德里二楼一间小屋内。理由是贝拉扣路地处法租界，位于华洋杂处的市中心，便于报纸的迅速传递，而且此地虽处都市繁华之首，但闹中取静，相对隐蔽；其次，此地尚属法国地界，洋人集中，人员成分复杂，日本人暂时奈何不得；此外，最最重要的是，此处住房四周邻居成分却相对简单。住在三楼的房东是电报局小职员，为人沉默寡言，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大学与中学读书。而一楼租户则是来自农村的一个土财主，平时除了关心他们县里是否进了日本兵或土匪外，对其它均无兴趣。
　　地点选定后，四人便进入了神秘而紧张的筹备中。
　　首先他们需要一台广播收音机和一架誊写油印机。油印机难不倒干报的人，他们用铁丝和网布制作了一个简易设备，再寻来一个废旧胶滚，简易誊写油印机便大功告成。但收音机却让他们为难，想买没钱，即使有钱，作为战时紧俏品，也是一时难觅。好在林墨农急中生智，他想到了一个即单身又有爱国心的朋友家，有一台名牌收音机。于是他与之联系，朋友深明大义，慨然允诺他可以每晚定点去家里收听抄录新闻。这让四人大喜，虽然增添了每晚跑道之苦，但毕竟苦胜于无，最关键的信息渠道问题终于解决了。
　　接下来，四个穷文人倾其所有凑了一元八毛钱的开办费。他们买了一元钱的白报纸，裁成16开作为印报用纸，再用两毛钱买了牛皮纸糊信封，其余的六毛钱买了一盒蓝色油墨。又从朋友处寻来几十张旧蜡纸、两支旧铁笔和一块旧钢板，并将钢板用斧子剁成两半，以备两人同时刻写……
　　1937年9月初，在一个阴雨闷热的夜晚，他们在将屋内两扇窗户用席子遮好再蒙上一块黑布后，这个秘密“报馆”便开工了。
　　四个人做了简单分工。林墨农负责去友人家收听抄录新闻；顾建平负责总体编辑；程寒华与孔效儒承担具体编辑工作的同时，还负责刻写蜡板；而最后油印报纸、糊信封和分装递送，则四个人同时上阵。
　　这其中最苦的要数林墨农。从“报馆”到其朋友处，相距两里地，加上绕道，他每晚来回至少要走十里路，而且在宵禁戒严期间，进出日租界和中国地，日本宪兵搜查盘问甚严，他每次都是将抄到的稿件藏在贴身处，和日伪人员巧妙周旋，可谓险象环生。但林墨农对此却毫不畏惧，为节省时间减少麻烦，他费尽心思搞到了一个伪政府职员上下夜班时佩戴的白袖章，这样他便可以大摇大摆地去上“夜班”了。其具体工作时间是，每晚10点从“报馆”出发，11点到朋友处开始收听抄录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午夜12点抄完，回到“报馆”已是翌日1点钟。随后，四人便开始了紧张的分工合作，直至凌晨五点钟左右，报纸正式印出，紧接着便是兴奋中带着惊险的秘密递送。
　　这是一张16开12张24版的“日报”，不仅有被日军严密封锁的战争新闻，而且还有特写报道、本埠新闻、社论、短评。创刊的最初三天，每天只印30份。10份送给他们最可靠的朋友，让朋友们在阅后继续传递。其余20份留存起来，以作日后补报之用。
　　就这样，在沦陷之初风雨如磐的天津，秘密抗战小报《高仲明纪事报》开始神秘地在苦闷中渴盼得到外界声音的市民中间流传了。当时正值淞沪大战的第二个月，许多震撼人心的胜利消息与感神泣鬼的忠勇故事，深深地鼓舞并感染着人们。发行第三天，就有一位大学校长送来了全年的“订报费”，在被婉拒后，他主动要求承担义务递送员，并决定秘密发展进步学生加入递送队伍。
　　很快，报纸发行量就由创刊时的10份增加到50份。20天后，升到400份。两个月后飙升到800份，其最高量曾达到千余份。读者的迅速增加，让顾建平等人即兴奋又始料不及，原来的四人单线递送已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庞大的读者群，于是他们发明了“联保”的发行方式——扩充更多的进步人士加入到发行队伍，每个发行人都是单线与他们联系，其下线则是一大批读者，读者再将他们阅后的报纸继续向周边扩散，以此反复。同时，为了安全，他们还采取了“检举”与“调查”两项重大措施：前者请忠实的读者随时检举不忠实的阅报户；后者他们四人随时留意探听阅报户中哪个可疑。无论哪方面发现问题，立即取消对方阅报资格，并且通知其供给者，有时对供给者也予以同样措施，甚至将其所在的整条发行链停掉。
　　著名学者来新夏教授近年回忆，1937年7月29日天津沦陷后，他们全家几经辗转，最终逃难落脚到法租界绿牌电车道（今滨江道）教堂前一条名叫益德里（与顾建平等人秘密编印《高仲明纪事报》的天德里比邻）的胡同内。“大约快到旧历年底的时候，有一天清晨，我忽然在对着后门的窗台上发现摞着几张报纸。我偷偷打开窗户，又看看无人进出，便把这叠报纸拿进来，只见是几种油印小报，多是16开版，各刊版数不同，有多有少，有一张正反4版的，最多的一份是4张16版。刊名虽已记忆不清，但大都有抗战含义。内容主要是通报战况，像是从收音机中录下来的，有中央社的，有路透社的，也有美联社的。有胜利的喜讯，也有战败的消息，但战败有时用‘转移’字眼，如说国军经过几日与日寇激战后转移到某地，如果按地图追索，则是撤退。油印刊每天都有，但有时刊种不一，基本是免费，有时刊上也写定价，我即放点钱在窗台上，也会被收走的。过了旧历年，这类一直在送。我很好奇，总想看看送报人是谁，我曾起过几天早，但窗台上就已有油印刊了。有一次我有意在天蒙蒙亮时，就在窗帘后头偷窥，只见一个短打扮戴着齐眉破草帽的男子，把小报放在窗台上，一闪身就走出后门，我赶紧绕出后门，但已看不见送报人！这些默默的抗战人，可能在彻夜刻写印刷后，就分头投递，给闭塞窒息的人们，送来一丝亟待知道的或喜或愁的消息。我真诚地感谢这些不知名的真正中国人。祝福他们平安。”[《油印抗日报刊》，来新夏著，《来新夏随笔自选集?问学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初版，第
　　276-277页。]
　　来先生回忆的，便是天津沦陷初期，地下抗战小报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往事。而他当时看到并留下深刻记忆的，很可能就是《高仲明纪事报》。
　　《高仲明纪事报》高额发行份数的背后，则是工作量的数倍增加，最让顾建平等人头疼的，便是需要调查每个阅读者的政治背景、居住环境，尤其是其周围是否有日本商户、洋行及汉奸住宅。此外，尚有每日印不完的报纸、糊不完的信封、买不完的纸张油墨和不能一次送出的邮件……而这一切，都是他们四人承担，因为他们做的是掉脑袋的秘密工作，不能大张旗鼓发动人去干。
　　《高仲明纪事报》犹如暗夜中的点点荧光，在真实报道抗战消息和迅速唤起人们抵抗情绪的同时，也很快便被日军及汉奸们发现，他们撒出眼线，在四处寻找这张可怕而又神秘的小报……
　　搜查中，秘密“报馆”几度搬迁
　　危险接踵而至。
　　一天夜晚，当林墨农从友人处抄听新闻回程途中，突遇日伪大搜捕，白袖章不管用了，他作为可疑人员被带到了宪兵队，万幸的是，审查他的是一个已附逆的报馆旧同事，他在胡拉乱扯讲了一番老同事们在事变后的各自遭遇后，引发了审查者的感慨，很快便被稀里糊涂地放走了。又一个夜晚，油印中的墨滚裂开了，程寒华连夜去亲戚家开的橡胶门市部去买，归途被一汉奸盯梢，在多走许多路七转八拐后，方才把尾巴甩掉……
　　面对危险情况，顾建平决定取消林墨农每晚外出抄听任务，他通过关系辗转结识了一位“慷慨”的朋友，此朋友在没问他做什么的情况下，心照不宣地主动送给他一台性能极佳的美国收音机。二十年后，顾建平才知道这位朋友是中共地下党员。
　　有了自己的收音机，他们又采取“买日本枪打日本”的方法，从日本崛井洋行以学校印讲义的名义，采买来一架日产轮转油印机。
　　设备添置更新后，外出危险大大降低，工作效率也相应提高，然而新的危险又接着出现。日产轮转油印机性能虽好，但噪音很大。一天凌晨，大家正在工作，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顾建平赶紧掐断电源从门缝挤出身来一看，原来是楼上房东的大儿子，他问顾建平在干什么，怎么屋内总是传出轰轰声。顾建平急中生智，连忙说，声音不是来自我屋，这是远处的炮声。就在房东儿子将信将疑走开之时，顾建平果断决定，此处已不宜久留，要立即搬家。
　　几经周折，顾建平等人最终看上了英租界益世滨道（今柳州路）与敦桥道（今西安道）相交处的益世里。这是一幢连体的二层小楼，他们选中了其中的11号，一楼由二房东一家自住，二楼他们以两家的名义全部租下。这里离法租界他们原来的“报馆”所在地天德里很近，站在露台上隔着不高的女儿墙便可清晰地看到法国教堂。
　　随即，在1937年11月初，秘密“报馆”在新址便按时“营业”了。
　　他们将那架轮转油印机放在铁床的帐幕后面，纸张油墨及各种资料平时均藏在米面袋中。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故意将收音机的天线、地线大大方方地架设好，每天从中午起，到夜晚11点以前，收音机总是大声地播放着北平电台的大鼓书或东京播送的日本歌，声音大得让全胡同的人都能听得见。而到了夜间11点，他们便把声音拧到最低限度，找到南京或长沙（后来是武汉、重庆）的中央社新闻电台，从《满江红》听起，把所有的新闻全部录下。然后再收听路透社、合众社的电讯，有时甚至能收到延安的广播。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些电台所播出的国共两党领导全民抗战的消息，及时地出现在秘密小报上，并在已成“孤岛”的天津沦陷区内传播，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抵抗斗志。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破南京城。随后，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开始了。
　　三天后，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长官蒋介石在陪都重庆发表了著名的《告全国国民书》。继此前在庐山喊出“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一致起来，长期抵抗”的抗日宣言后，再次疾呼“父勉其子，兄励其弟，长期抵抗，争取世世代代的自由！”
　　当顾建平等人在小楼里第一时间从重庆中央社新闻电台听到这一声音时，他们的悲壮情怀代替了心中的激动。当天夜里，他们便立即收录，立即刻版，立即印刷……一千八百多字的超长文告，让他们比平日整整延长了四个小时的工时，一直到日出后的九点多钟他们才印完发出。蒋介石在12月16日发出疾呼，17日早上，蒋之全文便刊登在了他们秘密油印的小报上，并已悄然“上市”。他们当时不知道，这与流亡在汉口的《大公报》《中西报》等国内权威大报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刊出了此文。
　　危险真的出现了！
　　就在顾建平等人发出这期报纸的当天中午，当他们带着一夜疲劳蒙头大睡时，英租界工部局的十多个侦探持枪破门而入。这本是一次突如其来却没有目标的大搜查，但他们四人的“作案”实证与工具却被起获。万幸的是，搜查人员中没有日本宪兵与高丽浪人，中英两国侦探对这些油印小报抱着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没对小楼进行彻底搜查，故而隐藏巧妙的收音机与油印机奇迹般地躲过了此劫
　　顾建平等人被英租界工部局逮捕了。面对审讯，顾建平侃侃而谈，力陈宣传抗日是中国人的本份，不违英租界之法，并反复讲述了日军在天津烧杀抢掠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灾难。或许是顾建平慷慨激昂的言辞引起了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华人副处长李汉元的同情，让他有了恻隐之心，第二天，顾建平等人在交了一大笔“保证金”后，便被取保释放了。但为了不让他们再给英租界找事，也为了给日本人一个交待，顾建平四人及家眷被驱逐出英租界，而且不许在英租界以外，用任何形式向英租界住民宣传“足以引起不幸事件”的思想。附带还有一项说明：“保证金”是无限期的不再退还。
　　搬出英租界，顾建平等人几经权衡，他们又秘密潜回发租界贝拉扣路，在原“报馆”所在地天德里附近的效康里31号租下了第三处“馆址”。
　　新“报馆”仍是一座二层小楼，这次他们全部租下，二层全部作“报馆”，一层他们在一位医生的指导下，挂上“山东曲阜孔氏制药厂”的招牌，成为“中西合璧”专门生产妇科药丸“坤宁珠”的小药厂。为了更安全地编好《纪事报》，他们让家眷分别住到了两层楼的四处，而且每家都安设了很完备的天线、地线，以备必要时可以轮流在各家随时收听中央广播，在各家随时都可以编印报纸。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们白天在一楼药厂生产药丸，夜间在二楼“报馆”秘密编印报纸。黎明时刻，几辆挂着缀有药厂名字三角帆布包的自行车，便踏向了马路的四方。外人不可能知道，三角帆布包里，除了少量的小药丸，更多的是刚刚印出的《纪事报》。
　　为了安全，他们将后二楼的一个窗户打通，人员可以随时从窗户爬到楼后一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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