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对阅读、出版与文化传播有兴趣的大众读者、出版人、书评人与媒体人 三十年出版生涯再回首,成绩斐然背后的种种秘辛,数十位名家亲历的见闻掌故,一手资料,真实呈现。
内容简介
《风疾偏爱逆风行》系李景端散文体自传。通过书中的多个故事,反映作者荡秋千般落差大的人生。书中写了“富二代”的出身,15岁初食禁果,坐庄赌扑克,装伤兵看白戏,连上四所大学,进中南海送茶叶,反右中违心揭发,亲历大跃进狂热,来了骗子***,跑去上海躲武斗,农村插队五年,中年创办《译林》,与冯至不打不相识,出版《尤利西斯》趣事,美国丢失护照机票的尴尬,替名人打官司维权,揭露文抄公等。此外还写了作者两次婚姻,以及与钱钟书、萧乾、季羡林、林青霞等几十位名人交往的故事,还首次披露钱钟书的一些私房话。全书就像人生的B超报告,美丑俱显,回味无穷。既可读出历史,又有看故事的乐趣。
作者简介
李景端,资深出版人,编审,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系。1979年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杂志,1988年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曾策划出版《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西方名著,着力打造译林版翻译书品牌。退休后替名家打维权官司,揭露翻译造假,谴责文坛歪风,呼唤恪守译德。多次出任guojia级出版奖项评委。发表各类文章二百余篇,出版有《波涛上的足迹》《心曲浪花》《如沐春风》《翻译编辑谈翻译》等。
目录
前言 老编辑自白
一 平凡的前半生
衰落的“富二代”
上过四所名牌大学
走进国家机关大门
反右时参与整人的忏悔
插队农村五年
二 与翻译出版结缘
中年跨进出版界
白手起家创办《译林》
请名家当编委的考验
三 《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的风波
冯至的“告状信”
我们的申辩
期刊会议上不同声音
王任重一锤定音
与冯至不打不相识
长官意志的变化与长进
四 《译林》怎么“火”起来
邮购汇条麻袋装
选题栏目接地气
草根译者唱主角
收检宾馆外文报刊
坚持开放不忘谨慎
“打开窗口”的历史贡献
五 着力打造《译林》品牌
既办杂志又出书
英语翻译竞赛影响大
日语翻译评奖再加分
为查良铮恢复学术声誉
创设戈宝权文学翻译奖
六 创建译林出版社
艰难建社终获准
头年只赚四万八
争购版权不犹豫
涉足教材壮实力
高雅通俗两头抓
重译“两经”半成功
七 为行业发展尽薄力
发起成立行业社团
组织外国文学图书评奖
开展行业业务交流
策划编撰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
八 天书《尤利西斯》如何名利双收
与文洁若合谋把萧乾“拖下水”
精心设计编辑含量
围绕热点组织特色宣传
见证“布鲁姆”来到北京
南北译本大战与最早汉译之争
《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
专诚邀请彭冲、刘白羽
上海凭票买《尤利西斯》
九 《尤利西斯》翻译背后的故事
萧乾与我为《尤利西斯》保驾护航
夹在萧乾与金陧恩怨中的我
萧乾的来信
文洁若的来信
十 翻译出版生涯争议的话题
香港首提翻译出版学
翻译删节的不同遭遇
为翻译前辈鸣不平
不断叫喊重视翻译
关注翻译的“时尚”
十一 我与名家的交往
向冰心约写自序
钱锺书信中私房话
杨绛“点烦”的争鸣
陈岱孙的一句话
与潘光旦二面之交
错引杨宪益一副对联
叶君健畅谈译童话动机
王佐良凭真诚受尊敬
冯亦代乐于助人获好报
黄宗英老来钻英语
走近美国所“三剑客”
能干的梅家五嫂
磨陈香梅写书名
陈原独特的出版观
初会“老顽童”夏志清
王蒙笑评阿Q
余光中谈“粉丝”与乡愁
陪林青霞向季羡林讨文气
十二 涉外故事拾趣
纽约丢失护照机票
德国专访“女斗士”龙应台
与日本译协互访
意外地成了侨眷
亲历上海2014“布鲁姆日”
十三 退休了但没闲着
替季羡林等名家打维权官司
叫板翻译“李鬼”促现形
为报社策划“开放的翻译家”专栏
给香港“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当义工
出版界研讨“译林现象”
为保住《出版史料》期刊奔走叫喊
成功保住林纾故居
当评委认真荐优去劣
撰文针砭出版文化动向
声援马爱农为翻译打假维权
发声为评价杨绛正本清源
附录1 名家笔下的我
萧乾:一位有眼光的出版家
戈宝权:顽强追求完美的创业者
冯亦代:说说我认识的李景端
季羡林: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
季羡林:要做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
杨宪益:翻译出版俱潜心
黄宗英:李景端的“三次方”
金圣华:一位爱管闲事的有心人
附录2 新时期我国翻译出版的回顾
打开“窗口”阶段(1978-1988)
整顿调整阶段(1989-1993)
实行市场经济阶段(1994以后)
精彩书摘
《风疾偏爱逆风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我父亲李仲青在福州经营大亨钱庄和大亨米庄。他被推举为福州市商会会长,从这一身份来看,那时他在福州商界,应该是有些声望的。
后来家业因为被人设局投机,经营连败失控,导致钱庄和米庄先后倒闭。我就在这个时候出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父亲前往赣东的光泽、临川、南城三县,兴办“江西民生火柴厂”和“江西农产品制造厂”,所以在当地还被看作是富人,我还能享受到富家子的待遇。比如上初一时,因为校舍处在较远的乡下,于是,我是由人陪着骑马去上学。我10岁就会骑着马跑,也算胆大吧。只是此时的家境,比起我父亲在福州开钱庄和米庄的年代,显然差得很多了。所以,我把自己的童年生活,称为衰落的“富二代”。
这样的经历,对我后来的成长,包括对我的性格,无疑都产生了影响。
上过四所名牌大学我只念到高二上就因病辍学。经自修,于1950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因对工科缺乏兴趣,1951年我重新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才念一年,赶上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辅仁三校的经济系,与北大经济系的部分学生,加上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1952年冬我转到这个学院才个把月,由于我们的校舍(北河沿原北京大学三院),要腾出来供新成立的国家计委作办公楼之用,于是安排学生外出生产实习。实习归来只上了一学期的课,又宣布全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夏从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系毕业了。就这样我上了四所大学,其校园生活,各有特色。
我入学交大时上海刚解放一年,校园里还延续着不少老交大传统的习俗。那时叫学生自治会,加“自治”两个字,实际上承担了不少校总务部门该做的事。有个故事至今未忘。交大“上院”和“中院”的学生宿舍,是老房子大房间,条件较差;而礼堂后面的新院,楼新房小条件好,以往都是高年级住新院。解放了有人觉得老规矩要改,主张各人抽签,抽到哪里住哪里。面对争论,校方交给学生自治会去讨论,最后认为按高低年级轮流住的老规矩更公平,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当年交大校园非常活跃。一是讲座多。讲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分析一《风疾偏爱逆风行》。主讲人既有专家名人和教授,有时也有学生。有个讲座很有趣:那时交大学生,有穿长袍的,也有穿西装的。有个讲服装文化的讲座,后来竟演变成“长袍派”与“西装派”的辩论会。
二是社团多。有些社团水平还挺高,如话剧团,请了电影明星高博当指导,排的戏常被请去校外演。
此外还有一群相同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准社团”。例如有个“普通话沙龙”,相当于今日的“英语角”。
因为那年代,不少上海及江浙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很差,于是就请北方同学当小先生,互学互练。
三是竞赛多。交大常搞各类体育项目比赛,尤其交大篮球队,可算是当时上海滩篮球劲旅之一,好几名队员都是上海篮球界的明星。当时上海著名的回力篮球队等常来校比赛,这可大饱了我们的眼福。
清华园值得怀念的事很多。首先校内经常有形势报告。有次批判“崇美思想”的报告,举出协和医院为例。说别人在你身上插了把刀,你还称赞这刀好,这是对美帝文化侵略的漠然。当时就有人激动地表示不再去协和看病了。那个年代,有这种认识并不奇怪。
……
前言/序言
都说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称得上文化裁缝。我又是从事翻译出版的,也就是致力于在中外文化之间,架设交流的桥梁。老来该怎么给自己画像?我想,说得文雅一点,就算是个为中外文化架桥的文化裁缝吧。
我的前半生,工农商学兵文,各行都干过,堪称无所专长的“万金油”干部。直到1975年进入出版界,才开启了我从事翻译出版工作新的人生。1996年退休又被返聘,直到2006年才完全结束编辑生涯。这三十多年我走过的道路,恰逢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时期。这个大环境,给了我难得的好机遇,使我能够在翻译出版的岗位上,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微薄的贡献。与翻译出版事业结缘,不仅改写了我的后半生,更留下了诸多铭心难忘的回忆。
回首三十多载我的翻译出版生涯,都与《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的发展进程相重叠。这当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和喜忧成败,虽事过境迁,仍历历在目。要说收获和遗憾,可以列出一大串。但最令人难忘、并引发快乐回忆的,就是我有幸结识了一大批译界和文坛的名流学者。在枝繁叶盛的译林中,这许多译界前辈或后起之秀,犹如一棵棵挺拔的嘉木,随风散发着阵阵幽香。他们的优秀品格、渊博知识和助人热忱,使我如沐清风,受益匪浅。我与诸多名家的交往,既是我的人生故事,某种程度上也赋有文坛史料的意义。如今,我已届耄耋之年。在我的众多师友中,有的已经仙游远去,有的天各一方,有的虽健在,却也很少联系。但是,我心中都始终感激他们,想念他们,这也就是我要写这本书的重要初衷。
谨以此书,表达对已故朋友的怀念;对曾经厚爱、宽容、帮助过我的人,更充满感激之忱。书中若有失敬或不当之处,敬望见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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