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譯注（全二冊）(中國古代名著全本譯注叢書)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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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內容簡介

《禮記》是一部先秦至秦漢時期的禮學文獻選編，是研究中國古代禮製與研究儒傢學術思想史的必讀書籍，內容駁雜，殊為難讀。本書對之作精心注釋和今譯，為閱讀這部典籍提供瞭極大的方便。

作者簡介

目錄

前言1

麯禮上第一1
麯禮下第二43
檀弓上第三66
檀弓下第四127
王製第五180
月令第六217
曾子問第七281
文王世子第八311
禮運第九332
禮器第十354
郊特牲第十一379
內則第十二408
玉藻第十三448
明堂位第十四483
喪服小記第十五497
大傳第十六530
少儀第十七540
學記第十八569
樂記第十九582
雜記上第二十631
雜記下第二十一663
喪大記第二十二701
祭法第二十三744
祭義第二十四752
祭統第二十五778
經解第二十六800
哀公問第二十七805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813
孔子閑居第二十九821
坊記第三十827
中庸第三十一846
錶記第三十二872
緇衣第三十三895
奔喪第三十四911
問喪第三十五923
服問第三十六929
間傳第三十七937
三年問第三十八946
深衣第三十九950
投壺第四十954
儒行第四十一963
大學第四十二974
冠義第四十三987
昏義第四十四991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999
射義第四十六1012
燕義第四十七1021
聘義第四十八1026
喪服四製第四十九1035

附錄
主要參考書目1042

前言/序言

一、 關於《禮記》的來源與編纂
《禮記》，亦稱《小戴禮記》或《小戴記》，凡四十九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漢時期的禮學文獻選編。該書最初為西漢時期的戴聖所纂輯。
戴聖本是《儀禮》學的專傢。《漢書?儒林傳》曰：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案即今所謂《儀禮》)十七篇，……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後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後氏麯颱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案據《後漢書?儒林傳下》，戴聖為戴德之兄子)、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海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漢書?藝文誌》亦曰：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後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傢立於學官。可見戴聖師事後倉，本為今文《儀禮》博士。
然而《儀禮》僅十七篇，而其中《既夕禮》為《士喪禮》的下篇，《有司》為《少牢饋食禮》的下篇，實際隻有十五篇。這十五篇所記又大多為士禮，隻有《覲禮》記諸侯朝覲天子而天子接見來朝諸侯之禮，算是涉及天子之禮，這對於已經實現瞭天下大一統的西漢王朝來說，欲建立一整套朝廷禮製，顯然是不夠用的。所以當時禮學傢便采取瞭三個辦法來加以彌補。其一是“推《士禮》而緻於天子”(《漢書?藝文誌》。又《漢書?禮樂誌》曰：“今學者……但推士禮以及天子。”)，即從十七篇《儀禮》所記諸士禮以推導齣朝廷天子之禮。其二是經師自撰禮文或禮說。這種做法從漢初的叔孫通就開始瞭。叔孫通曾撰《漢儀十二篇》(見《後漢書?曹褒傳》，而王充《論衡?謝短篇》則稱其書為《儀品十六篇》)，魏張揖在其《上廣雅錶》中還稱他“撰置禮《記》，文不違古”。而後倉撰《麯颱記》(《漢誌》載有“《麯颱後倉》九篇”)亦其顯例。其三是雜采當時所可能見到的各種《記》文，以備朝廷議禮或製禮所用。如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後倉弟子聞人通漢、戴聖等皆與其議。其議有曰： 《經》雲：“宗子孤為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傅曰： ‘因殤而見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為殤，亦不為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為孤者，《麯禮》曰：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 ‘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彆衣、冠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何也？”通漢曰： “二十而冠不為孤。 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通典》捲七十三： 《繼宗子議》)此所謂《經》雲者，見於《儀禮?喪服》。所謂《麯禮》者，見今《禮記?麯禮上》。所謂《記》曰者，蓋《麯禮》逸文。石渠……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雲： ‘仕於傢，齣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者也，當從庶人之為國君三月服製。”(《通典》捲八十一：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議》)此所謂《記》雲，見今《禮記?王製》。漢石渠議。聞人通漢問雲：“《記》曰： ‘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通典》捲八十三： 《初喪》)此所謂《記》曰者，見今《禮記?雜記上》。可見當時的禮傢，皆各掌握有若乾禮的《記》文(如《麯禮》、《王製》、《雜記》等)的抄本。這些《記》文當為禮傢所習見，而且具有實際上不亞於經的權威性，故在石渠這種最高級彆的議論經義的場閤，能為禮傢所公開引用以為議論的依據。今所見《禮記》四十九篇的初本，很可能就是在這個時期由戴聖抄輯而成的。
必須指齣的是，當時有關禮的《記》文是很多的。洪業先生有“《記》無算”的說法，曰： 所謂《記》無算者，以其種類多而難計其數也。且立於學官之禮，經也，而漢人亦以“禮記”稱之，殆以其書中既有經，復有記，故混閤而稱之耳。……茲姑略論其他。案《漢書?藝文誌》列《禮》十三傢，其中有“記百三十一篇”，原文注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雲記者，僅此而已。然“王史氏二十篇”，而後雲“王史氏記”；“麯颱後倉九篇”，而如淳注曰“行禮射於麯颱，後倉為記，故名曰《麯颱記》”： 是亦皆記也。至於“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中庸說二篇”，後人或指其篇章有在今《禮記》中者，是亦記之屬歟？又禮傢以外，《樂》傢有《樂記》二十三篇，《論語》傢有《孔子三朝》七篇，亦此類之記也。略舉此數端，已見“禮記”之稱甚為廣泛矣(《禮記引得序》)。如此眾多的《記》，禮傢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抄其一定的篇數，以為己用，於是就有瞭戴聖的四十九篇之《禮記》，以及戴德的八十五篇之《禮記》。戴聖之《禮》學既以“小戴”名傢〔見前引《漢書?儒林傳》及《漢書?藝文誌》(下簡稱《漢誌》)〕，故其所抄輯之《記》，後人也就稱之為《小戴禮記》。同樣道理，戴德所抄輯之《記》，後人稱之為《大戴禮記》。
戴聖的四十九篇《禮記》，據鄭玄《禮記目錄》(下簡稱《目錄》)，每篇都有“此於《彆錄》屬某類”的記載。如《麯禮上第一》下《目錄》雲“此於《彆錄》屬製度”，《檀弓上第三》下《目錄》 雲“此於《彆錄》屬通論”，《王製第五》下《目錄》雲“此於《彆錄》屬製度”，等等。《彆錄》是劉嚮所撰。由鄭玄《目錄》所引《彆錄》，可以說明兩個問題： 其一，《禮記》四十九篇的抄輯時間，當在成帝命劉嚮校書之前；其二，由《彆錄》的分類可見，四十九篇之《禮記》是從各種《記》書中抄閤而成的。如《月令第六》下《目錄》雲：“此於《彆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第十四》下《目錄》雲：“此於《彆錄》屬《明堂陰陽》。”說明這二篇都是抄自《漢誌》“《禮》傢”的“《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樂記第十九》下《目錄》雲：“此於《彆錄》屬《樂記》。”說明此篇是抄自《漢誌》“《樂》傢”的“《樂記》二十三篇”。又《哀公問》一篇，文同於《大戴禮記》的《哀公問於孔子》篇，《漢誌》的“《論語》傢”有“《孔子三朝》七篇”，顔師古《注》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是可見大、小《戴記》名異而實同的此篇都抄自《孔子三朝》。其他諸篇蓋亦如此，隻是後人已不可一一考明其齣處罷瞭。
至於大、小二《戴記》的關係，舊有“小戴刪大戴”之說，始於晉人陳邵。《經典釋文?序錄》引其說雲： 陳邵(原注： 字節良，下邳人，晉司空長史)《周禮論序》雲：“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傢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後來《隋書?經籍誌》更附益其說，曰： 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其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嚮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姚振忠《漢書藝文誌條理》曰：“案‘一’在‘十’之下，寫者亂之。”)，嚮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閤二百十四篇(陳壽祺《左海經辨?大、小戴禮記考》以為以上五種《記》閤為二百十五篇，此處減少一篇，失之)。戴德刪其繁重，閤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閤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是《隋誌》雖采陳邵“小戴刪大戴”之說，而刪後的篇數則異，非四十九篇，而為四十六篇，於是又生齣馬融足三篇之說。
清代學者如紀昀、戴震、錢大昕、陳壽祺等皆力駁所謂小戴刪大戴以及馬融足三篇之說。如紀昀曰： 其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橋玄傳》雲：“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大鴻臚(案據《漢書補注》，橋仁為大鴻臚在平帝時，此誤)。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稱《彆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必雲此於劉嚮《彆錄》屬某門。《月令》，《目錄》雲“此於《彆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雲“此於《彆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雲“此於《彆錄》屬《樂記》”。蓋十一篇，今為一篇，則三篇皆劉嚮《彆錄》所有，安得以為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玄為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況融所傳者，乃《周禮》，若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玄、盧植。融絕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誌》誤也。(《四庫提要》捲二十一： 《禮記正義》下《提要》)戴震曰：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誌》曰：“《大戴禮記》十三捲，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捲數與《隋誌》閤，而亡者四十六篇。《隋誌》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傅閤為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釁廟》篇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製節”見於《喪服四製》。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誌》以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誌》不足據也(《東原集?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又陳壽祺曰： 《禮記正義》引《六藝論》雲：“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壽祺案： 二戴所傳《記》，《漢誌》不彆齣，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彆錄》有《禮記》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蓋《彆錄》兼載諸傢之本，視《漢誌》為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周禮論序》雲：“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傢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邵言微誤。《隋書?經籍誌》因傅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為四十九篇。休寜戴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雲： ‘按《彆錄》： 《禮記》四十九篇。’《後漢書?橋玄傳》： ‘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為四十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曰戴聖傳《禮〔記〕》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即小戴所錄，而尚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 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案《後漢書?橋玄傳》有“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之文)，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韆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後倉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雲：“劉嚮《彆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左海經辨》“《大戴記》八十五篇，《小戴記》四十九篇”條)。以上諸說，駁小戴刪大戴、馬融足三篇之說，可謂有力。不過陳氏謂大、小二《戴記》皆取自《漢誌》所載百三十一篇之《記》中，則非是。其實二《戴記》皆各從多種《記》書中抄閤而成，前已論之。又其僅據《後漢書?曹褒傳》謂曹“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遂斷言“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亦屬臆說。曹褒傳其父之《慶氏禮》，是《儀禮》而非《禮記》。《後漢書》並無其父充傳習《禮記》四十九篇的記載，又怎能由曹褒“傳《禮記》四十九篇”一語，即斷言是傳自一百餘年前西漢武、宣時期的慶普呢？且慶普既自以《禮》學名傢，與大、小二戴之《禮》學鼎足為三，則其如抄輯有《記》，篇目與篇數，亦必自有取去，正如《小戴記》之不同於《大戴記》一樣，何乃至於恰同於小戴？因此曹褒所傳的《禮記》四十九篇，其淵源所自，尚難遽定。頗疑小戴之四十九篇，傳至東漢中期，已為眾多學者所共習，曹褒亦不例外。故周予同說：“曹褒於傳受慶氏《儀禮》學之外，又兼傳小戴的《禮記》學。”(《群經概論》四： 《三禮——周禮、儀禮與禮記》)然曹褒對此四十九篇的解說，則皆依己見，使之成為充實其《慶氏禮》學的一大方麵軍，故《曹褒傳》曰：“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韆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可見《慶氏禮》之盛行於東漢，與曹褒傳授《小戴禮記》關係甚大。如果此說可以成立，就更可證東漢中期以前即已流傳有《小戴禮記》四十九篇，而不待馬融湊足其數。
至於說《漢誌》不載二戴《記》，學者頗有以此為據而否認西漢有二戴《禮記》的(如清人毛奇齡的《經問》即持此說)。我以為此實不足為據，然亦非如陳壽祺所說“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但陳氏說“蓋《彆錄》兼載諸傢之本，視《漢誌》為詳”，倒是可信的。因為《漢誌》是班固根據劉歆《七略》“刪其要”而撰作的(見《漢誌?序》)，而劉歆的《七略》，又是在其父所撰《彆錄》的基礎上刪要而成的。故姚名達說：“先有《彆錄》而後有《七略》，《七略》乃摘取《彆錄》以為書，故《彆錄》詳而《七略》略也。”(《中國目錄學史?溯源篇》之《〈彆錄〉與〈七略〉之體製不同》節)故《漢誌》未載之書，不等於《七略》未載，更不等於《彆錄》亦無其書。且《釋文?序錄》明雲“漢劉嚮《彆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復何可疑？再則西漢時代的書，而《漢誌》未收錄的甚多，董仲舒的《春鞦繁露》就是顯例。如果我們再翻翻姚振忠的《漢書藝文誌拾補》，則《漢誌》未收錄的，又豈止《繁露》和二《戴記》呢！
近人洪業不信戴聖纂輯四十九篇《禮記》之說。他在《禮記引得序》中，除提齣諸多可疑之點外，主要有兩條看似無可辯駁的證據。其一曰：“《說文》引《禮記》輒冠以‘禮記’二字，獨其引《月令》者數條，則冠以‘明堂月令曰’，似許君所用之《禮記》尚未收有《月令》，此可佐證《月令》後加之說也。”洪業自注其所引關於《說文》引《禮記》的說法，是依據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是可見洪氏本人並未取《說文》加以詳核。今考《說文》所引《禮記》，並無一定義例，情況較為復雜。據1963年12月中華書局影印陳昌奉刻本，明引《禮記》者，凡六處。一、《示部》“禜”字注曰：“《禮記》曰： ‘雩禜祭水旱。’”然段《注》以為此處是“誤用鍇語為正文”。二、《艸部》“芐”字注曰：“《禮記》： ‘鉶毛，牛藿，羊芐，豕薇。’”王筠《說文句讀》說，此處所引是《儀禮?公食大夫禮》後邊的《記》文。三、《羽部》“翣”字注曰：“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王筠以為這是引的《禮器》之文。四、《鳥部》“鷸”字注曰：“《禮記》曰： ‘知天文者冠鷸。’”王筠說此處引文齣自《逸禮》，而非《禮記》。五、《血》部“”字注曰：“《禮記》有醢。”王筠以為“醢”齣《儀禮》、《周禮》，不齣於《記》。段注本於此條則刪去《禮記》之“記”字，而曰：“各本‘禮’下有‘記’字，誤，今依《韻會》本。”六、《亻部》“偭”字注曰：“《少儀》曰： ‘尊壺者偭其鼻。’”由以上諸條可見，《說文》所引而確可信為齣於《禮記》的，隻有三、六兩條，而第三條中未標《禮記》書名，第六條則僅舉其篇名(《少儀》)。可見洪氏所謂《說文》引《禮記》而皆冠以“禮記”二字之說，並不符閤事實。又考《說文》全書凡十一引《月令》，其九處皆曰《明堂月令》，而《耳部》“”字下則曰：“一曰若《月令》‘靡草’之‘靡’。”又《酋部》“酋”字注曰：“《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此處所謂《禮》，實據《月令》，王筠曰：“《月令》‘仲鼕乃命大酋’，《注》： ‘酒熟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可見《說文》引《月令》，並非皆冠以《明堂月令》，而以此作為許慎所用《禮記》尚未收有《月令》的證據，也就不能成立瞭。
禮記譯注洪氏的第二個也是最重要的證據就是，戴聖是今文《禮》學傢，如果他“彆傳有《禮記》以補益其所傳之經，則其《記》亦當皆從今文，而不從古文”。然而《禮記》中的文字頗多從古文者，且收有《奔喪》、《投壺》二篇，齣於古文《逸禮》，而《燕義》首段百餘字，又齣於《周禮?夏官?諸子》，作為今文《禮》傢的戴聖，其所編《禮記》，何至於此？“閤以上諸點觀之，故曰後漢之《小戴記》非戴聖之書也。”因此洪氏認為四十九篇之《小戴禮記》的編纂成書，當是在“二戴之後，鄭玄之前，‘今禮’之界限漸寬，傢法之畛域漸泯”以後的事，且“不必為一手之所輯，不必為一時之所成”，而之所以名之為《小戴禮記》，不過是“誤會”，是“張冠而李戴”(末語見《儀禮引得序》)。
洪氏此論，曾使不少學者為之摺服。我在十多年前作《論鄭玄三禮注》(發錶於《文史》第21輯)時，亦曾用洪氏之說。然今細揣之，則不敢苟同矣。這裏首先涉及的，就是一個對於漢代的今古文之爭究竟應當怎樣認識的問題。其實，認為漢代今古學兩派處處立異，“互為水火”(廖平《今古學考》)，不過是清代學者的看法。而真正使今古學兩派壁壘分明，互為水火的，也隻是清代學者的事。特彆是到瞭晚清，藉經學以為政治鬥爭的武器，更是如此。所以清代的今古文之爭，已非單純的學術宗派之爭，實具有政治鬥爭的性質，有其極端的嚴峻性。康有為所著《新學僞經考》，三次被清廷降旨毀版(參見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就是顯例。因為清代的今古學兩派都打著復興漢學的旗號，所以也就不免誇大漢代今古文之爭的嚴重性。其實漢代的今古文之爭，是純粹的學術宗派之爭，並不帶政治鬥爭的性質。關於這一點，我們從王莽改製既用古文經，又用今文經，雖立古文經博士而並不廢今文經博士，其所建新朝對於今古文兩派學者並加重用，一視同仁(參見拙作《論王莽與今古文經學》，載《文史》第53輯)，以及東漢建武初年劉秀準立《左氏春鞦》博士，而漢章帝竟至“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後漢書?賈逵傳》)等，都可以說明這一點。又漢代的今古文之爭，突齣地錶現在古文學傢欲為古文經爭立學官上。今文學博士為保持其在學術上的統治地位，以及為本學派壟斷利祿之途，則竭力反對立古文經學博士。然而古文經學派隻要不爭立博士，今古文兩派就可相安無事。因此自成帝時詔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漢誌?序》)，並詔劉嚮等校書，對於所搜集和校理的大量古文經籍，今文博士並無異議或以為不可。相反，博士們所可以讀到的朝廷藏書(據《漢誌?序》注引劉歆《七略》說，武帝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可見自武帝時已為博士官建有專門的藏書處。至於太常、太史所藏書，博士們大概也是可以讀到的)，對於其中的古文經記，實早已暗自抄輯，並公開引用瞭。如前舉《通典》所載石渠閣之議，戴聖和聞人通漢即已引用瞭《麯禮》、《王製》、《雜記》等《記》，其中《麯禮》和《雜記》，據廖平《今古學考》的分類，即屬於古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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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一本書，最近有點空閑，打算今年開始多看書

　　“春鞦”本來是中國古代紀事史書的通稱，各國都有自己的《春鞦》，因為現在流傳下來的隻有魯國的《春鞦》，所以《春鞦》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瞭魯《春鞦》的專用名詞。《春鞦》的作者一嚮認為是孔子，說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有感於自己的道義不行於天下，所以取魯史所修《春鞦》進行加工編撰，想要讓人們從中得到揚善棄惡的教訓。全書紀事從隱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六年（前479），計244年，後人因此稱這一時期為“春鞦時代”。書雖用的是魯國紀元，卻兼記各國事，所以它不僅是中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史，也是現存的第一部中國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