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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长物志》是经过多次修订和改版且畅销十余年的彩图本。
明代文人士大夫物态生活的古雅方案。
全书文白对照,注释详细,更根据文义手绘二百余幅插图,直观呈现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香茗,以及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的选材、制式与为用之道。其中,很多重要插图还进行了式样分解,既益于结构辨析,也更利于好此者顺式仿制。
内容简介
《长物志》与《园冶》,为中国古代制器、造园、栽植艺术的双璧。《长物志》偏重制器、栽植及风雅的家居物态营造,《园冶》则侧重于造园,以及物态生活的空间选择。二者互为补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整体风貌。
《长物志》共十二志,分属制器、栽植、造园诸学科,含衣、食、住、用、行、游等各方面的生活内容。其中,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等志,阐述了中国古代园林生活的构建要素,指出了这些要素的互用关系及其选用原则。而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香茗七志,其记述,或重制法,或重摆放,或重材质,却都体现了古代士大夫阶层掩去人巧,不使人巧外露的审美心志。
《长物志》讲求的并非材料价值,而是黯雅古朴的材质与形态美感,其营建的古雅天然的物态环境,不仅是古代文人对精致生活的一贯追求,而且是风雅文士温文气质的物化表达。
作者简介
文震亨:字启美,江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文徵明曾孙,文彭孙,文震孟之弟元发仲子。天启五年(1625)恩贡,崇祯初为中书舍人,给事武英殿。书画咸有家风,山水韵格兼胜。明亡,绝粒死,年六十一,谥节愍。著有《长物志》十二卷,为传世之作。著有《长物志》《香草诗选》《仪老园记》《金门录》《文生小草》等。
胡天寿:胡天寿,翻译作品有《兵书经典集成(白话全彩图本)》、《金融资本》等。不仅是古代文人对精致生活的一贯追求,而且是风雅文士温文气质的物化表达。的选材、制式与为用之道。其中,很多重要插图还进行了式样分解,既益于结构辨析,也更利于好此者顺式仿制。
内页插图
目录
晚明士大夫生活中的造物艺术(代序)/ 1
原 序 / 8
卷一.室 庐………………………………………(1)
门 / 2 阶 / 5 窗 / 6 栏杆 / 8 照壁 / 10 堂 / 11
山斋 / 12 丈室 / 12 佛堂 / 13 桥 / 13 茶寮 / 14
琴室 / 14 浴室 / 15 街径 庭除 / 15 楼阁 / 16
台 / 16 海论 / 16
附辑:窗的式样/7 栏杆诸式样图/9 铺地式样/18
廊的式样/19 古代合院式建筑——四合院图示/20
卷二.花 木…………………………………… (25)
牡丹 芍药 / 27 玉兰 / 28 海棠 / 29 山茶 / 30
桃 / 31 李 / 32 杏 / 32 梅 / 33 瑞香 / 34
蔷薇 木香 / 35 玫瑰 / 36 紫荆 棣棠 / 37 紫薇 / 38
石榴 / 39 芙蓉 / 39 黄兰花 / 39 茉莉 素馨 夜合 / 40
杜鹃 / 41 松 / 41 木槿 / 43 桂 / 44 柳 / 45 黄杨 / 45
槐榆 / 46 梧桐 / 46 椿 / 47 银杏 / 47 乌臼 / 48
竹 / 48 菊 / 50 兰 / 51 葵花 / 53 罂粟 / 54
萱草 / 54 玉簪 / 55 金钱 / 56 藕花 / 56 水仙 / 57
凤仙 / 58 秋色 / 59 芭蕉 / 59 瓶花 / 60 盆玩 / 61
附辑:盆景石与盆景树木 / 62
卷三.水 石…………………………………… (65)
广池 / 66 小池 / 67 瀑布 / 68 凿井 / 69 天泉 / 69
地泉 / 71 流水 / 71 丹泉 / 71 品石 / 72 灵璧 / 72
英石 / 74 太湖石 / 74 尧峰石 / 74 昆山石 / 77
锦川 将乐 羊肚石 / 77 土玛瑙 / 77
大理石 / 80 永石 / 80
附辑:凿井宜忌 / 70 灵璧石山子 / 73
英石山子 / 75 太湖石山子 / 76
昆山石山子 / 78 玛瑙 / 79
卷四.禽 鱼…………………………………… (81)
鹤 / 82 鸂鶒/ 83 鹦鹉 / 84 百舌 画眉 鸜鹆 / 84
朱鱼 / 85 鱼类 / 85 蓝鱼 白鱼 / 87 鱼尾 / 87
观鱼 / 87 吸水 / 88 水缸 / 88
附辑:鱼鳍功用及金鱼品系 / 86
卷五.书 画…………………………………… (89)
论书 / 90 论画 / 93 书画价 / 95 古今优劣 / 95 粉本 / 96
赏鉴 / 97 绢素 / 98 御府书画 / 99 院画 / 99 单条 / 100
名家 / 101 宋绣 宋刻丝 / 103 法糊 / 104 装潢 / 104
装褫定式 / 106 裱轴 / 107 裱锦 / 108 藏画 / 108
小画匣 / 109 卷画 / 109 法帖 / 109 南北纸墨 / 114
古今帖辨 / 114 装帖 / 115 宋板 / 115 悬画月令 / 116
附辑:永字八法与书法笔画大体 / 91
篆书的特点 / 92 书画装裱 / 105
卷六.几 榻……………………………………(119)
榻 / 120 短榻 / 122 几 / 122 禅椅 / 125 天然几 / 125
书桌 / 127 壁桌 / 128 方桌 / 128 台几 / 128 椅 / 130
杌 / 130 凳 / 133 交床 / 133 橱 / 133 架 / 137
佛橱 佛桌 / 137 床 / 140 箱 / 140 屏 / 143 脚凳 / 143
附辑:榻的式样 / 121 罗汉床的式样 / 123
几的种类与式样 / 124 禅椅的式样 / 126
书桌的式样 / 127 方桌的式样 / 129
椅的种类与式样 / 131 杌的式样 / 132
凳的式样 / 134 交椅的式样 / 135
柜的式样 / 136 架的式样 / 138
佛桌的式样 / 139 床的式样 / 141
箱的式样 / 142 屏的式样 / 144
……
前言/序言
晚明士大夫生活中的造物艺术(代序)
魏晋六朝,中国以山水诗为先导的士大夫文化勃然兴起。魏晋文化为唐代禅学吸收,经北宋苏轼等人大力倡导,掀起了文人画的浪潮,从此奠定了士大夫文化的地位。文人对绘画的审美扩大到园林、居室、器用,造物艺术表现出与诗歌、绘画一致的品调,品鉴、收藏蔚然成风。经元而至明清,终于形成包括诗文、绘画、品茗、饮酒、抚琴、对弈、游历、收藏、品鉴在内的庞大而完整的士大夫文化体系。江浙一带,明清时期经济已是极度富裕,文明形态极度成熟,士大夫文化几乎主导了这一地区的所有生活领域。士大夫们出于对自身居住环境艺术化的要求,会去寻访对自己设计意图和审美趣味心领神会的工匠,营造园林居室,定制陈设器用。文人意匠下的造物,不复有宗教的力量和磅礴的气势,而成了精致生活和温文气质的产物。文人把自己对生活文化的体验诉诸笔端,品鉴绘画、园林、居室、器玩的著述迭出。晚明文震亨(1585—1645年)的《长物志》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
中国古代的造物艺术理论,大多是一些零乱的、破碎的杂感,士大夫偶尔兴致,随笔录下,一任历史淘洗。《长物志》宏大而全,简约而丰,间架清楚,浅显晓畅,没有绝深的弦外之音,算是造物艺术中正经八百下功夫写的,所以弥觉珍贵。它是晚明文房清居生活方式的完整总结,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堪称晚明士大夫生活的“百科全书”,研究晚明经济、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料。《长物志》,凡“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十二卷,分属工艺美术、建筑、园艺诸学科,囊括衣、食、住、行、用、游、赏,各种生活文化,并综合构成了文人清居生活的物态环境。书初脱稿,便由当时名流李流芳、沈德符等审定,至今版本不下十种。“长物”本出《世说新语》中王恭故事。作者以“长物”名书,一方面透露出身逢乱世、看淡身外余物的心境;一方面也开宗明义告诉读者,书中所论:“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仅文人清赏而已,不是布帛菽粟般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长物”二字,便为此书庞杂的内容作了范围的界定,也为解读此书的入门之钥。
通贯《长物志》全书的,是“自然古雅”“无脂粉气”等审美标准,“古”“雅”“韵”成为全书惊人的高频字。对不古不雅的器物,文震亨几乎一概摒弃,斥之为“恶俗”“最忌”“不入品”“俱入恶道”“断不可用”“俗不可耐”,云云。文震亨最讲求的是格调品味,最讨厌的是凡、冗、俗。室庐要“萧疏雅洁”,“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琴要“历年既久,漆光退尽”“黠如古木”,“琴轸,犀角、象牙者雅”,因为犀角沉敛温润,象牙色文俱雅,与儒家的道德风范契合;“蚌珠为徽,不贵金玉”,因为局部夺目有碍整体的黯雅;“弦用白色拓丝”,因为朱弦“不如素质有天然之妙”。这些都反映了他不片面追求材料价值,而追求黯雅古朴美感的审美观。文震亨反对人巧外露,提倡掩去人巧。他喜爱“天台藤”“古树根”制作的禅椅,“更须莹滑如玉,不露斧斤者为佳”。他欣赏“刀法圆熟,藏锋不露”的宋代剔红,而对果核雕,则以为“虽极人工之巧,终是恶道”。斧斤外露所以为文震亨反对,因为“露”便不雅,“工”则易俗。“几榻”卷道:“古人制几榻……必古雅可爱,又坐卧依凭,无不便适……今人制作徒取调绘文饰,以悦俗眼,而古制荡然,令人慨叹实深”。榻“有古断纹者,有元螺钿者,其制自然古雅……近有大理石镶者,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精工华绚,雕绘满眼,铅华粉黛,新丽浮艳,都是有碍古雅的,都在文震亨排斥之列。
文震亨更讲究居室园林经营位置的诗情画意。如“舟车”卷写小船:“系舟于柳荫曲岸,执竿垂钓,弄风吟月”,景观中,一车一船一草一木不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再是纯客体的“物”。物物融于造化,物物“皆著我之色彩”,才是中国造园的最高境界。“位置”卷道:“位置之法,繁简不同,寒暑各异,高堂广榭,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即如图书鼎彝之属,亦须安设得所,方如图画。”陈设根据环境的繁简大小和寒暑易节而变化,要在一个“宜”字——与环境谐调,才能得其归所,形成图画般的整体美和错综美。
文震亨醉心经营这样一个古雅天然的物态环境,其实是为他的自我形象的塑造服务的。诚如《长物志》沈春泽序文所言:“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衣、食、住、行、用亦即生活方式的选择,是文化等级的标志——品鉴“长物”,是才情修养的表现。士大夫借品鉴长物品人,构建人格思想,标举人格完善,在物态环境与人格的比照中,美与善互相转化,融为一体,物境成为人格的化身。文震亨以为,一个胸次别于世俗的文人,着衣要“娴雅”“居城市有儒者之风,入山林有隐逸气象”,不必“染五采,饰文缋”“侈靡斗丽”。出游用舟,要“轩窗阑槛,俨若精舍;室陈厦飨,靡不咸宜。用之祖远饯近,以畅离情;用之登山临水,以宣幽思;用之访雪载月,以写高韵;或芳辰缀赏,或靓女采莲,或子夜清声,或中流歌舞,皆人生适意之一端也。至于济胜之具,篮舆最便”。由此可见一个古代文人,生当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之时,仅为“人生适意之一端”,登山要坐双人抬的竹椅,游湖要乘俨若书房的舟船,陈列燕飨,靡不安适。舟车不再有三代明等级、别礼仪的作用,而用于“畅离情”“宣幽思”“写高韵”,标榜清高,自命风雅。享乐之风,晚明实盛,非文氏如此耳!文震亨要求卧室“精洁雅素,一涉绚丽,便如闺阁中,非幽人眠云梦月所宜矣”。傍山要构一斗室,“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他羡慕“云林清,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若“堂前养鸡牧豕”“政不如凝尘满案,环睹四壁,犹有一种萧寂气味”。他向往做个“眠云梦月”“长日清谈,寒宵兀坐”的幽人名士,不食人间烟火,鄙薄生产生活。不独他遥想“神骨俱冷”,四百年后的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尘封之人,也不能不倒抽一口冷气。物境的萧寂起自心底的寒寂。文震亨之心为什么这般寒寂呢?
文震亨,字启美,长洲县(今苏州)人,曾祖文征明(1470—1559年)生当明王朝承平日久、国运未衰之时,弘治帝朱祐樘又雅好绘画,吴门四家文、沈、唐、仇遂脱颖而出,晚明名望日高。祖父文彭(1498—1573年)官国子监博士,父文元发(1529—1605年)官至卫辉同知,兄文震孟(1574—1636年),天启二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文氏一门,堪称“簪缨之族”。震亨出身名门,聪颖过人,自幼得以广读博览,诗文书画均能得其家传,《明画录》称其画宗宋元诸家,格韵兼胜。其人“长身玉立,善自标置,所至必窗明几净,扫地焚香”。天启间秋试不利,从此弃科举,或与人丝竹相伴,或游山水间。后以琴、书名达禁中,“交游赠初,倾动一时”。
万历至崇祯,史称晚明。明王朝气数将尽,党争激烈,危机四伏。张居正改革失败后,万历帝朱翊钧益发荒淫逸乐,宁可和太监掷钱游戏,也懒于上朝,一切听凭太监传达。至天启间,熹宗朱由校好雕小楼阁,斧斤不去手,听任阉党魏忠贤把持朝政,杀戮异己,民怨载道。东林党以讲学为名,抨击朝政,横遭拘捕杀害。及至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尽管魏阉“投缳道路”,然而,仍党争不息,朝政日非,终于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崇祯帝在煤山自杀,福王朱由崧即位。马士英、阮大铖等魏阉余孽不顾国家危难,结党营私,文争于内,武哄于外。清兵入关后,弘光帝偏安江南,犹做《后庭花》梦,以致清兵南下,南明立刻覆亡。
自儒道两学兴起,中国的士子便以出、处、仕、隐作为调节当政者与自我关系的两手。“邦有道,则显;邦无道,则隐。”朝政清明之时,知识分子往往“以天下为己任”“不仕无义”,一心建功立业;而昏君当道、朝纲不振之日,知识分子又往往从政之心泯没。他们读了书,明了理,既不能“兼济天下”,又不甘失落人生价值,只有“独善其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揣摩收藏书法名画古玩,在自娱中寻找独立的理想人格,寻找自我实现和自我充实,以超然的态度去过“隔世”的生活。这种隐于朝市的“隔世”,既异于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也异于陶潜的归园田居,它是重新出世的蓄养和准备,而非人格理想的彻底丧失。待邦有道,他们重新出山;若国破家亡,他们便不惜以身殉国,或彻底隐匿。这便是几千年中国文化濡养出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文震亨伴晚明而生,伴晚明而死。天启六年(1626年),吏部郎中周顺昌因得罪魏阉被捕,苏州百姓为之聚集鸣冤者数万人;文震亨为首,与杨廷枢、王节等“前谒(巡抚毛)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请以民情上闻”,五义士“激于义而死”。毛一鹭上奏:“文震亨、杨廷枢为事变之首,应予惩办。”东阁大学士顾秉谦力主不牵连名人,震亨才得以幸免。翌年,崇祯即位。文震亨兄文震孟以“郡之贤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五义士。可见文震亨金刚怒目的一面。他之幽居,其实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蓄养和准备。崇祯中,文震亨到京做中书舍人;越三年,因黄道周案牵连,下狱丢官。福王在南京登基,召震亨复职。震亨重又燃起入仕愿望,《福王登基实录》中表示,“洗涤肺肠以事新主,扫除门户以修职业”,报国之心,跃然纸上。终因阮党不能见容,辞官隐退。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六月攻占苏州,震亨投河自杀,为家人救起,又绝食六日,呕血而亡。乾隆中被赐谥“节愍”。文震亨后,又叶绍袁(1589—1648年),明亡削发为僧,抑郁而死;张岱(1597—1679年),于《陶庵梦忆》前自序云:“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骇之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晚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金圣叹(1608—1661年)因狂猖得祸,惨遭腰斩;方以智(1611—1671年),明亡后削发为僧,誓不降服;朱耷(1626—1705年),明亡后削发为僧,画白眼鸟,书“哭之笑之”“生不拜君”,抒发亡国之痛……可见晚明知识分子心境、气节之一斑。
《长物志》审美思想的形成,除晚明政治形势使然外,晚明文艺思潮的影响更为直接。明初,便有宋濂、方孝孺力主复古。宋濂道:“所谓古者何?古之书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日诵之,日履之,与之俱比,无间古今也。”前后七子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不脱摹拟。终明一代,文艺思潮以复古为主流。在复古文艺思潮的左右下,书画器玩均尚仿古,甚至明玉造假作汉玉,时画造假作宋画出售。别有公安派袁宏道(1568—1610年)弟兄、竟陵派钟惺(1574—1624年)等人,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被斥之为“外道”。就文艺思想言,文震亨可谓复古运动的中坚分子。与早文震亨三十年、创作实践一味仿古的董其昌(1555—1636年)相比,董其昌不赞成“无一笔不肖古人者”,他在强调“平淡”“天真烂漫”的同时,也激赏仇英不避精工、雅而有士气的作品,不似文震亨满纸萧寂。与晚文震亨一辈的李渔(1611—1680年)相比,李渔上承汤显祖的浪漫美学和公安派的创造精神,“所言万事,无一事不新;所著万言,无一言稍故者”,与正统观念相悖。震亨其心也古,其物力求古人神韵;笠翁(李渔字)刻意求新,不落前人窠臼。震亨涵养君子,不屑与近俗为伍;笠翁性情中人,每多浅率狂妄;震亨其人其情藏在纸背,笠翁沾沾自喜情状跃然纸上;震亨平淡失天真,笠翁天真不平淡。震亨不独立主物境平淡,他的文风是淡淡的,感情也是淡淡的,他是把身外的一切都看得很淡了。这些也许是国祚未衰和王朝末世两个不同时代以及各人不同的出身、经历、禀赋等主客观条件造成的结果吧。
张燕于东南大学
《长物志》 《长物志》,一部旨在探寻日常器用之美、品味生活雅趣的著作。它并非宏大叙事的史诗,也不是高深莫测的哲学论著,而是以一种细腻入微的笔触,勾勒出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在物质世界中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全书分为“室”“几”“炉”“瓶”“床上”“几榻”“书”“几”“文房”“山”“石”“几”“水”“木”“花”“器”“几”“食用”“几”“衣”“几”“居”“几”等十六章,每一章都围绕着特定类别的器物展开,从材质、形制、用途、工艺到与之相关的陈设、使用方法,乃至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作者在《长物志》中,着眼于那些看似寻常却又饱含匠心与韵味的物品。它所呈现的,是一种“贵乎物外”的境界,即通过对物质世界的审视,体悟精神世界的澄澈与升华。书中所述之物,并非追求奢华,而是强调“物尽其用”与“恰到好处”的审美原则。例如,在“室”之一章,作者并未大谈宫殿楼阁的辉煌,而是从如何布置一间雅致的书斋入手,讲究空间的通透、光线的明暗、通风的适宜,以及家具的摆放、字画的悬挂,无不体现着主人清雅脱俗的志趣。这里的“室”,不仅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是精神的栖息地,是文人寄情寓兴的场所。 谈及“几”与“榻”,作者更是细致入微。从案几的形制、尺寸,到木材的选择、雕饰的精粗,再到其上所陈列的古籍、文玩,一一描摹。这些几榻,不仅仅是承载物品的器物,更是主人身份、学识、品味的象征。一张古朴的几,可能承载着几代人的智慧;一张精雕细琢的榻,则可能见证了无数个焚香夜读、挥毫泼墨的时刻。作者的描写,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人对物质细节的极致追求,以及在日常器用中融入的深刻哲学思考。 《长物志》对于“炉”、“瓶”等香道、花道的器物,也有着独到的见解。炉,不仅是燃烧香料的器具,更是营造室内氛围、净化心灵的媒介。作者对香炉的材质、造型、大小,以及如何选择适合的香材,都有详尽的论述。而瓶,则不仅仅是盛放鲜花的容器,更是艺术家发挥创意的画布。作者对于不同材质、不同形制的瓶,以及如何根据季节、花卉的特点来选择搭配,都有细致的指导。这些章节,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在物质生活中所追求的“气韵生动”,以及对自然之美的精妙体悟。 书中对“山”、“石”的论述,更显出作者对自然景物与人工造物的融会贯通。对于文人雅士而言,家中置一山石,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模拟自然、寄托情怀的方式。作者探讨了石的种类、形状、质地,以及如何将其摆放在庭院或室内,营造出咫尺山林之感。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在有限的空间中,追求无限的意境。 在“水”、“木”、“花”等章节,作者同样展现了对生命之美的细腻观察。对于“水”,不仅仅是饮用之水,更是观赏之水,如在庭院中凿池引水,或是在室内摆放水盂,都能带来清凉与雅趣。对于“木”,作者关注其纹理、色泽,以及如何将其制成家具、器物,发挥其天然的价值。而对于“花”,更是将赏花提升到一种精神境界,从花卉的品种、姿态,到插花的技艺、器皿的选择,都充满了考究。 《长物志》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所记录的器物本身,更在于它所传达的生活理念。作者所推崇的,是一种“格物致知”的生活态度,即通过深入了解和审视身边的物品,来认识事物本身的规律,从而提升自己的品味和境界。它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一份对细节的关注,多一份对美的追求,从而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有趣。 从“食用”到“衣”,再到“居”,《长物志》将目光投向了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却依然赋予了它们独特的审美意蕴。作者对食物的烹调、器皿的选择,以及对衣着的材质、款式的考究,都体现了古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在平凡事物中发现不凡之美的能力。即便是在“居”的章节,作者也并非仅仅谈论建筑的宏伟,而是从通风、采光、布局等细节入手,体现了居住者对于舒适、安宁、雅致的居住环境的向往。 整本书,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画卷,细腻而生动。它让我们感受到,在中国古代,物质与精神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相得益彰。真正的“长物”,并非仅仅是拥有的多,而是能够通过对物的审视,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并最终实现精神的丰富和超越。 《长物志》所蕴含的,是一种“致用”与“致美”的统一。它教导我们,即便是最简单的器物,也能承载着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它鼓励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放慢脚步,用心去感受身边的美好,去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从而让生活更有质感,更有温度。它并非一本简单的器物指南,而是一部关于如何生活、如何品味生活的智慧之书,引导我们去领悟“物”与“我”之间的微妙关系,最终达到“长物”而“不累”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