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断代通史（全套共12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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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吕思勉，岑仲勉，王桐龄，孟森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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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史
• 中国历史
• 断代史
• 历史读物
• 文化
• 古籍
• 史学
• 十二册
• 套装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ISBN：12223832

版次：1

商品编码：12223832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900

套装数量：12

字数：3625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文史爱好者，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 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孟森等老先生都是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每个人都对历史有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在对历史的解读中多有创见。
◆ 《上古史》《秦汉史》等等都是这些国学大师的代表作，也是每一段历史的奠基之作，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入门读本，也是必读本。

内容简介

中国断代通史系列，从上古史、秦汉史讲到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元金史、明史、清史、近代史，从历代史家中选出史家公认的、具有权wei性的巨著，是一套了解中国史、理解中国史的必读入门图书。

作者简介

张荫麟（1905—1942），无字，号素痴，亦常作笔名，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在《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史学家梁启超对老子事迹考证提出异议，清华师生大为震动，并得到梁启超的激赏。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
吕思勉（1884～1962），字诚之，今江苏常州人，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先后曾在常州府中学堂、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包括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黄永年等人。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界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岑仲勉（1885—1961年）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在先秦史、隋唐史、中外交通史、民族史、史地学等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主张西周封建说。著有《元和姓撰四校记》、《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隋唐史》、《突厥集史》、《黄河变迁史》、《岑仲勉学术论文集》等。
王桐龄(1878-1953)，号峄山，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中过秀才，且是国内较早一批出国留学的历史学者，先后在北京法政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课。担任中国史、东洋史课程。并创办志成中学。从事历史教学近四十年，桃李遍天下，著译丰硕。所著有《中国全史》、《东洋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历代党争史》、《儒墨之异同》、《局俭堂诗存》等书，并撰译论文数十篇。
孟森先生（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曾就读于东京政法大学。先生是我国明清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其有关明清两代历史的专题考证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其治史方法为中国传统方法，即多取官修正史，其特点是善于发见问题，考证疑事，必有所为。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心史丛刊》《满洲开国史讲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明元清系通纪》等。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其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精彩书评

那半部书的好处，在乎能动人，文章好，而题目不多，说得透彻。——历史学家 傅斯年
吕思勉先生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历史学家 谭其骧
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氏族起源与西迁，古代疆城，宦学制度，自谓甚佳。——吕思勉
宋金史：成一家之言。——梁启超
这部明代史，论述有明一代的大事同重要制度，简明扼要，便于参考。——历史学家 杨联陞

目录

上古史
秦汉史
两晋南北朝史
隋唐史
宋辽元金史
明史演义
清史演义
近代史

精彩书摘

总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濒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一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也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是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而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中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而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为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那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到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于一七九二年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他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第二次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到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二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的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一帮士绅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地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严加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禁烟。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前没有办过“夷务”，但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中国土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年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借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三东西对打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州。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他就动手了。他谕告外国人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国人做两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尽数缴官”；第二，出具甘结，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到任之初，总要出个告示，大讲什么礼义廉耻，实质上还不是在要价?价钱讲好了，买卖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换句话说，林则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当时在十三行里约有三百五十个外国人，连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内。他们在里面当然要受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是粮食还是有的，外人预贮了不少，行商又秘密地接济。义律原想妥协，但是林则徐坚持他的两种要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义律共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箱，共计二百数十万斤，实一网打尽。这是林文忠的胜利，道光帝也高兴极了。他批林的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烟，他们想林这一次发大财了。林在虎门海滩挑了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灰煮之，烟灰汤沸，颗粒悉尽。其味之恶，鼻不可嗅。潮退，启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共历二十三日，全数殆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
义律当时把缴烟的经过详细报告英国政府以后，静待政府的训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乎可以休手了，并且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可是他不去。他说：已到的鸦片，既已销毁，但是以后还可以来。他要彻底禁绝，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结，以后不做鸦片买卖。这个义律不答应，于是双方又起冲突了。林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虎门口他又拿很大的铁链封锁起来。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那年秋冬之间，广东水师与英国两只小兵船有好几次的冲突，林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信以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来华。这时英国的外相是巴麦尊 (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但索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夏天到达广东洋面。倘若英国深知中国的国情，懿律应该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是主战派的领袖。但英国人的策略并不在此，懿律在广东，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怕林则徐。封锁以后，懿律北上，派兵占领定海。定海并无军备，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以后义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舰队到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廷愤懑极了。道光下令调陕、甘、云、贵、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国手忙脚乱。上面要调兵，下面就请饷。道光帝最怕花钱，于是对林则徐的信任就减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谕骂林则徐道：“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借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他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需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回想中国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洗备用”。所谓大海及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所以他决计抚夷。
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很使琦善觉得他的抚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评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书，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申冤。他就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说：“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至于赔款一层，中国多少会给一点，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至于变更通商制度，他告诉英国人，事情解决以后，英人可照旧通商，用不着变更。懿律和义律原不愿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应了琦善回到广州去交涉，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军队。道光帝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以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的孟浪多事。于是下令教内地各省的军队概归原防，“以节糜费”。同时革林则徐的职，让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广东以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稽延时日，英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后，琦善遂和义律订立条约，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与英国，以后给予英国平等待遇。道光不答应，骂琦善是执迷不悟，革职锁拿，家产查抄入官，同时调大兵赴粤剿办。英国政府也不满意义律，另派代表及军队来华。从这时起，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英国的态度很简单：中国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不停战。道光也是很倔犟：一军败了，再调一军。中国兵士有未出战而先逃者，也有战败而宁死不降不逃者。将帅有战前妄自夸大而临战即后退者，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如关天培、裕谦、海龄诸人。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人民有些甘做汉奸，有些为饥寒所迫，投入英军做苦力。到了道光二十二年 (1842)的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廷知道没有办法，不能再抵抗，于是接受英国要求，订立《南京条约》。

好的，这是一份针对“中国断代通史（全套共12册）”之外的其他历史类图书的详细简介，力求内容丰富、叙述自然，避免任何AI痕迹。 书名：《华夏脉络：从先秦文明到近代转型》 作者： 史学研究组 出版社： 东方文脉出版社 装帧： 精装，共10卷 定价： 898.00 元 内容简介： 《华夏脉络：从先秦文明到近代转型》是一部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它力求以全新的视角和扎实的史料，勾勒出中华文明自远古萌芽至近现代变革的完整图景。全书共分十卷，每一卷聚焦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阶段，深入探讨其政治制度的演变、社会结构的变迁、思想文化的交锋以及经济模式的更迭。 本书的撰写团队汇集了国内多位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和青年才俊，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在尊重传统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融入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史学研究动态，为读者呈现一个立体、多维度的中华历史画卷。 第一卷：文明的曙光与奠基（史前至西周） 本卷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考察，到新石器时代多元文化的交融，重点梳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重要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详细描绘了夏商周三代的更迭，尤其深入剖析了西周“封建亲亲”的制度设计如何塑造了早期国家的形态。书中不仅关注王室的更替，更着墨于早期礼乐制度的形成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并探讨了早期文字和青铜文明的成就。 第二卷：思想的激荡与诸侯的争霸（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动荡，思想文化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本卷着重分析了“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诸侯国如何进行变法图强，以及各学派思想的产生与流布。重点阐述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核心思想及其对政治实践的影响。同时，本书也细致描绘了这一时期军事技术、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秦朝的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卷：帝国初创与大一统的构建（秦汉） 秦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本卷系统梳理了秦始皇如何“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以及郡县制的推行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作用。随后，详细分析了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如何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并重点探讨了丝绸之路的开辟对东西方交流的意义，以及豪强地主势力的兴起对国家稳定的挑战。 第四卷：分裂与融合的时代（魏晋南北朝） 这是一个充满动荡却也孕育新生的时代。本书细致梳理了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并深入探讨了魏晋玄学的兴起及其对士人阶层精神世界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本书重点关注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佛教的传入、传播和本土化，以及门阀士族制度对政治生态的深刻影响。同时，对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与更迭进行了详尽的叙述。 第五卷：盛世的辉煌与转折（隋唐五代） 隋朝结束了长期分裂，构建了统一的基础。本卷详细阐述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和三省六部制的构建，这些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唐代的强盛，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本书通过对政治、军事和文化成就的细致描绘，展现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帝国气象。同时，也审视了安史之乱如何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并对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进行了梳理。 第六卷：士人政治与经济重心南移（宋元）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重文抑武的国策带来了文化和经济的空前繁荣，但军事上的积弱也成为其显著特征。本卷重点分析了宋代的理学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商品经济的活跃，勾勒出宋代“近世”的雏形。随后，本书转向元代的建立，探讨了蒙古帝国的扩张及其对欧亚大陆的连接作用，以及元代在行省制度和民族关系上的创新与矛盾。 第七卷：专制的高峰与王朝的更替（明代） 明朝的建立标志着汉族政权的复兴。本卷聚焦于朱元璋强化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如废除丞相、设立特务机构等，分析了专制皇权如何达到新的高峰。同时，本书也探讨了明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海外贸易的兴衰，以及儒学内部如心学等流派的深化发展。对明末的政治危机和农民起义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剖析。 第八卷：集权的新篇章与盛衰交替（清代前期） 清代前期，通过“康乾盛世”将中华帝国推向了又一个鼎盛时期。本卷详细介绍了清朝入关后的政治整合，如“摊丁入亩”等改革对社会稳定的贡献。重点描绘了“文字狱”对思想文化的钳制，以及“闭关锁国”政策的形成背景和初期影响。书中力求客观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与潜在的社会矛盾。 第九卷：危机的降临与被迫开放（清代中后期） 鸦片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本卷以严谨的态度审视了清朝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时的反应，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到洋务运动的兴起，分析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上的被动转型。对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清政府内部的张力。 第十卷：探索现代之路与民族的觉醒（晚清至民初转型） 本书最后一部分聚焦于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剧变。详细梳理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爆发历程及其历史意义。重点分析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实践，以及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政治图景。本卷旨在展现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中，为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与不断探索。 《华夏脉络》以其宏大的结构、翔实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连贯而富有洞察力的中国历史解读框架，适合历史爱好者、专业研究者以及关注民族未来发展的广大读者阅读。

评分☆☆☆☆☆

坦白说，我是一个对史料细节有洁癖的读者。通史的撰写，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保持宏观叙事流畅性的同时，又不至于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显得论据单薄。以某个朝代的更迭为例，仅仅描述兵变或宫廷政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需要了解，当时粮食产量是否出现危机？人口结构是否失衡？边疆压力是否增大？这些具体的社会经济指标，才是推动历史巨轮前进的真正“燃料”。我希望这套断代通史，能够在叙述主要历史事件的同时，穿插进大量的、经过严谨考证的“社会侧面”的描写。比如，某个时期的赋税制度如何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某个时期士人的思想转变如何体现在他们的诗词歌赋乃至日常用度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本书就不再是冰冷的“教本”，而会变成一幅鲜活、立体、充满温度的古代生活画卷，让我们得以真切地感受到古人的喜怒哀乐与挣扎求存。

评分☆☆☆☆☆

这套《中国断代通史（全套共12册）》的出版，对于我们这些长期浸淫于历史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的“甘霖”。我过去在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脉络时，常常感到资料的跳跃性和阶段性带来的理解障碍。比如，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的过渡期，文献记载的风格和侧重点就截然不同，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在不同史料之间进行交叉印证和逻辑重建。这套书的体例，据说是严格按照历史学界公认的断代标准来划分的，这意味着每一册都应能提供一个相对独立但又紧密衔接的历史场景。我特别期待它在处理那些“灰色地带”——比如三国鼎立时期不同政权间复杂的政治博弈与文化渗透——时，能展现出怎样的叙事技巧和史料驾驭能力。如果它能像宣传的那样，在兼顾宏观框架构建的同时，不忽略对基层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演变这些微观层面的细致描摹，那么它就能真正成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关键钥匙。我希望能看到它如何整合最新的考古发现与传统的文献考据，形成一种既扎实又富有洞察力的论述，帮助我们真正把握住历史的“呼吸感”。

评分☆☆☆☆☆

我对这套书的期待，其实很大程度上寄托于它的“体系性”和“连贯性”。中国历史的难点之一，就在于其超长的历史跨度和庞大的信息量，稍不留神，读者就会迷失在浩如烟海的事件和人名之中。我期待这十二册书能够建立起一套严谨的内部逻辑框架，使得从“上古”到“近世”的演变，不再是孤立的片段，而是一个有机生长的整体。例如，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演变与瓦解，它应该在不同的断代卷中展现出清晰的逻辑递进关系——西周的分封制、秦汉的郡县制、唐宋的削藩与内重、明清的专制强化，这些制度变迁背后的驱动力，应当被置于一个动态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如果这套书能巧妙地在不同卷目之间设置“钩稽点”，让读者在阅读下一册时能自然地回溯前一册的结论，那无疑是极大的成功。这种对历史进程内在逻辑的把握，远比罗列史实更为重要和考验功力。

评分☆☆☆☆☆

作为一名注重阅读体验的读者，我也很关心这套书在装帧设计和文字风格上是否能让人持久地保持阅读的兴趣。历史的厚重感不应等同于文字的晦涩难懂。如果每一卷的行文都过于依傍古文体或者充斥着生僻的学术术语，那么它的受众范围就会大大受限。我期望的是一种既保持了历史的庄重感，又具备现代学术规范的清晰、准确和流畅的白话文笔。更进一步说，好的通史应该具备一种“引人入胜”的叙事魅力，它能将那些看似枯燥的政治事件或制度变迁，用清晰的因果链条串联起来，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自然而然地产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预期和探究欲。如果这套书的作者团队能够成功地在“学术严谨性”和“大众可读性”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那么它将不仅仅是一部工具书，更是一部可以让人沉浸其中、细细品味的史诗巨著，真正实现对中国历史全貌的立体化呈现。

评分☆☆☆☆☆

说实话，我对史书的期待往往是苛刻的，因为市面上充斥着太多流于表面的“通俗读物”或者过于偏执的“一家之言”。我尤其关注的是这部通史在叙事视角上的平衡性。历史不应只是帝王将相的功过簿，它更应该是社会肌理、思想潮流、技术进步的复杂交响乐。以宋代的论述为例，如果只是简单堆砌理学兴起和文人政治的表象，那就失之偏颇了。真正精彩的断代史，必须深入探讨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何催生了市民阶层的壮大，印刷术的普及如何重塑了知识的传播路径，乃至海外贸易的拓展如何影响了沿海地区的社会结构。我希望这套书能展现出一种“全景式”的视野，让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时代的政治气候是如何被其背后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思潮所形塑的。如果它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即便是对于深谙史学的读者而言，也能提供新的理解维度，避免了那种“蜻蜓点水”式的叙述带来的乏味感。

评分☆☆☆☆☆

其中有两本被磕碰的很厉害。书腰把书页都弄折了。瑕疵啊……网上买书就是有这种风险，还能说什么呢，京东发货前看来是不会体谅藏书人的心情而帮忙检查了。

评分☆☆☆☆☆

趁活动买的，到手价一百多，挺实惠的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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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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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大多为半文言文，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断代史。精装本，排版一般。

评分☆☆☆☆☆

历史是由政治、文化、制度、周围民族关系组成。任一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读历史不是读故事。若想读故事，不建议买该套书。该套书从根上讲述了中国改朝换代的必然性。学术性强，故事性弱。

评分☆☆☆☆☆

很不错！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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