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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吕思勉,岑仲勉,王桐龄,孟森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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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6


商品介绍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ISBN:12223832
版次:1
商品编码:12223832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900
套装数量:12
字数:3625000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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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文史爱好者,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 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孟森等老先生都是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每个人都对历史有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在对历史的解读中多有创见。
◆ 《上古史》《秦汉史》等等都是这些国学大师的代表作,也是每一段历史的奠基之作,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入门读本,也是必读本。

内容简介

中国断代通史系列,从上古史、秦汉史讲到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元金史、明史、清史、近代史,从历代史家中选出史家公认的、具有权wei性的巨著,是一套了解中国史、理解中国史的必读入门图书。

作者简介

张荫麟(1905—1942),无字,号素痴,亦常作笔名,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在《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史学家梁启超对老子事迹考证提出异议,清华师生大为震动,并得到梁启超的激赏。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
吕思勉(1884~1962),字诚之,今江苏常州人,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先后曾在常州府中学堂、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包括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黄永年等人。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界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
岑仲勉(1885—1961年)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在先秦史、隋唐史、中外交通史、民族史、史地学等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主张西周封建说。著有《元和姓撰四校记》、《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隋唐史》、《突厥集史》、《黄河变迁史》、《岑仲勉学术论文集》等。
王桐龄(1878-1953),号峄山,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中过秀才,且是国内较早一批出国留学的历史学者,先后在北京法政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课。担任中国史、东洋史课程。并创办志成中学。从事历史教学近四十年,桃李遍天下,著译丰硕。所著有《中国全史》、《东洋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历代党争史》、《儒墨之异同》、《局俭堂诗存》等书,并撰译论文数十篇。
孟森先生(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曾就读于东京政法大学。先生是我国明清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其有关明清两代历史的专题考证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其治史方法为中国传统方法,即多取官修正史,其特点是善于发见问题,考证疑事,必有所为。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心史丛刊》《满洲开国史讲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明元清系通纪》等。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其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精彩书评


那半部书的好处,在乎能动人,文章好,而题目不多,说得透彻。——历史学家 傅斯年
吕思勉先生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历史学家 谭其骧
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氏族起源与西迁,古代疆城,宦学制度,自谓甚佳。——吕思勉
宋金史:成一家之言。——梁启超
这部明代史,论述有明一代的大事同重要制度,简明扼要,便于参考。——历史学家 杨联陞

目录

上古史
秦汉史
两晋南北朝史
隋唐史
宋辽元金史
明史演义
清史演义
近代史

精彩书摘

总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濒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一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也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是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而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中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而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为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那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到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于一七九二年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他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第二次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到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二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的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一帮士绅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地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严加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禁烟。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前没有办过“夷务”,但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中国土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年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借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三东西对打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州。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他就动手了。他谕告外国人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国人做两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尽数缴官”;第二,出具甘结,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到任之初,总要出个告示,大讲什么礼义廉耻,实质上还不是在要价?价钱讲好了,买卖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换句话说,林则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当时在十三行里约有三百五十个外国人,连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内。他们在里面当然要受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是粮食还是有的,外人预贮了不少,行商又秘密地接济。义律原想妥协,但是林则徐坚持他的两种要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义律共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箱,共计二百数十万斤,实一网打尽。这是林文忠的胜利,道光帝也高兴极了。他批林的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烟,他们想林这一次发大财了。林在虎门海滩挑了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灰煮之,烟灰汤沸,颗粒悉尽。其味之恶,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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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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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由政治、文化、制度、周围民族关系组成。任一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读历史不是读故事。若想读故事,不建议买该套书。该套书从根上讲述了中国改朝换代的必然性。学术性强,故事性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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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两本被磕碰的很厉害。书腰把书页都弄折了。瑕疵啊……网上买书就是有这种风险,还能说什么呢,京东发货前看来是不会体谅藏书人的心情而帮忙检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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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为半文言文,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断代史。精装本,排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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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活动买的,到手价一百多,挺实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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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文言文史学名著,边读史,边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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