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近年来随着满族史研究和清史研究深入拓展,开展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专家学者将目光从正史资料转向注重满族家谱研究。满族家谱研究除各图书馆外,在民间有大量收藏。二十几年来,满族家谱整理出版数量较大,但大多为将原本点校后重新排版印刷,尽管再现了原本文字内容,但却没有保留家谱原貌,使其史料信息及价值丢失很大,远远不能适应当代多学科交叉研究满族历史及原生态文化的需要。
《佛满洲家谱精选(三卷本 套装共3卷)》对珍贵的陈满洲家谱进行了全部收编;并尽可能的收录了《八旗满洲世族通谱》、《清史稿》等有载录的佛满洲家谱,或地方满洲名人家谱;还收录了高校图书馆没有收藏的满洲家谱。本《集成》主要收录家谱有:福陵觉尔察氏家谱、马佳氏家谱、牛钴禄氏家谱、萨克达氏家谱、哈达那拉氏家谱、富察氏家谱、瓜尔佳氏家谱等约70部。
作者简介
吕萍,女,吉林长春人,现任长春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长春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主要从事东北史、东北边疆与民族特别是满族历史与文化、东北地域民俗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吉林省哲学规划办、教育厅等社科项目10余项,在研国家社科、教育部、国家民委、吉林省教育厅等社科基金项目5项。出版专、编著《满族文化论集》、《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人——斯琴褂和她的弟子们》《中国满学》等8部。在《社会科学战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内页插图
目录
吉林卷
沙济富察氏宗谱(道光丁亥年本)
京都吉林宁古塔三姓等处厢黄旗陈满洲关姓宗谱书(民国十九年本)
辉发沙克达氏家谱(清末本)
马希哈拉宗谱(民国初年本)
打焦楼屯谱书(民国五年本)
赫舍里氏康族世谱——民国十年本
后记
黑龙江卷
讷音富察氏增修支谱(光绪十五年本)
富察氏增修支谱溯源纪(光绪十六年本)
瓜尔佳纳音关氏谱书(1937年本)
关氏宗谱(1941年本)
后记
辽宁卷
那氏宗谱(光绪年间本)
索绰罗氏谱书(光绪十五年本)
永陵喜塔腊氏谱书(光绪二十三年本)
洪氏谱书(民国二年本)
白氏源流族谱(民国十(年续修本)
福陵觉尔察氏谱书(民国十三年抄本)
萨嘛喇氏族谱(民国十三年年续修本)
富察氏谱书(民国三十七年刻本)
后记
前言/序言
辽宁是满族的发祥地,满族人口占全国满族人口的半数,在满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着极为突出的作用和地位。
辽宁满族人口中,清代八旗满洲后裔至少占全省满族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满族人口主要来源有五种情况:
一是清初留守驻防的八旗官兵。二是从康熙到乾隆时期,清朝曾多次从京畿派回辽宁八旗驻防,其中以康熙二十六年(1687)为数量最多。清初,朝廷派内大臣何洛会为总管,统领八旗官兵800余名驻防盛京,另在兴京(新宾)、东京(辽阳)、广宁(北镇)、熊岳、宁远(兴城)、凤凰城(凤城)、牛庄、岫岩、义州(义县)、盖州、海州(海城)、耀州(营口)、锦州等城共设35个佐领,驻防八旗兵约达2000员,每兵按6口家计,仅清初留驻防的满洲人口即约达18000人。康熙时,清廷数次增派八旗官兵回盛京等地驻防,以加强军事防御。同时,清代东北三陵,在清初时就留有守陵的官兵。
二是清代派回驻防的八旗官兵。康熙二十六年(1687),清廷为增强“龙兴重地”的军事防御实力,又派遣大批八旗满洲、汉军、蒙古官兵回防辽宁,尤其盛京、兴京、凤凰城等军事要地,皆派有驻防官兵,从而使辽宁满洲人口急剧猛增。清初在辽宁建有封禁“发祥重地”的柳条边,设有21个边门(后来减为20个),每个边门驻有四五十人的官兵,每个墩台都设有巡逻兵和台丁。同时,清廷又在辽宁各军事要地设置城守尉,各交通要道还设有驿站,自然派有八旗官兵。上述种种官兵连其家属,世代繁衍于辽宁。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从京师调拨辽宁岫岩城守尉的赫舍里氏,到光绪己卯年(1879)氏族人口仅阿尔密一支即达3590人。
三是王庄皇庄官庄旗田的满洲庄丁。天启元年116211,后金政权进占辽沈后,在辽阳建立东京城,统治中心迁至辽沈大地。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将辽东、辽北、辽南大片土地山林分封给满洲贵族,作为私有财产,设立王府庄园、官兵旗田,而耕耘这些王庄旗田的包衣阿哈(奴仆),主要由被征服的女真人阿哈和原居汉人组成。清入关后,盛京设内务府三旗,旗下设有许多的皇庄,又设盛京六部,其中户、礼、工三部都设有许许多多的官庄。这些皇庄、官庄、王庄以及八旗官兵的旗田遍布辽东各地,汉人耕种的上好田地几乎全部占为旗田‘辽东各地几乎遍布王庄、官庄、旗田、果园、木园、炭林、渔场,耕地与山林都由满洲阿哈耕种与经营管理。如太子河中上游的本溪耕地山林’大部分都被努尔哈赤分配给他的次子礼亲王代善,还有敬谨亲王、安平贝勒等人。镶红旗邓氏三世兄弟五人在敬谨亲王府的王庄任庄丁,至十世的咸丰年间,邓氏人口已达2500余人,成为本溪满族大户。
四是清人关后收编的新满洲八旗兵。这主要是指将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收编入旗,是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如康熙七年(1668)收编赫哲人、库雅喇人等,共编为78个佐领。康熙十六年(1677)吴三桂等叛乱后,其兵及家属一半人迁入内地盛京、锦州、广宁、义州4城31个佐领,共1131户,11180人。三十一年116921,编海拉尔蒙古巴尔虎旗26个佐领,迁10佐领500户2273人隶人盛京将军。第三年又再迁4佐领203户320人归隶盛京将军。康熙三十一年同时还编伯都纳锡伯人74个佐领,与达斡尔、卦尔察人共14458丁归隶盛京上三旗。康熙三十八年(1699),又从齐齐哈尔调2000多旗兵隶入盛京,分驻24城。三次新编隶盛京的新满洲、巴尔虎、锡伯官兵共6500名,再加上其家属,总人数达40000人。至乾隆时,辽宁驻防八旗官兵共达18625人,计其家属在内约达134000人。
五是关内汉人移民入旗。顺治十年(1653)清廷颁布《辽东招民垦荒则例》,自关内招来大批汉人,分派辽东各地垦荒种地。据诸多满族家谱记载,在顺治八年(1651)时就应诏移民辽东。《则例》中有招民授官的规定,凡此之汉人,大多被编入汉军旗下,分配在王庄或官庄中为庄丁,少数被派往边台驿站做台丁驿丁。康熙七年(1668)诏令封禁,此后,“闯关东”移民而来的汉人多以三种形式投入旗籍:一是投旗占山垦荒,二是投充王庄官庄为庄丁(又称壮丁),三是投充盛京内务府皇庄和盛京官庄为庄丁,这些汉人加入旗人籍。
辽宁满族多为上述五种来源’少数由于特殊原因迁回辽东,如本溪的吴俄尔格氏冤案平反后自京城迁回辽东,落居本溪,赫舍里王氏一支为避诛连迁回抚顺,赫舍里金氏为避罪迁来本溪,伊尔根觉罗氏随清兵抗击沙俄,与部伍走失,为避惩罚而南逃,潜居本溪等。
好的,以下是《佛满洲家谱精选(三卷本 套装共3卷)》的图书简介,内容聚焦于其他相关或互补主题,力求详尽且自然流畅。 --- 史海钩沉与文献探微:中国古代宗族史研究与东北亚文化交流 第一卷:辽金元明清:多民族交融下的东北地区社会结构变迁 本书聚焦于中国东北地区,自辽金时期至清代,在不同政权统治下,其社会结构、民族关系与地方宗族组织所经历的复杂演变历程。重点研究区域涵盖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力求展现一个动态而非静止的东北边疆社会图景。 一、 辽金时期:女真族的兴起与早期宗族形态 本卷首先梳理了女真族在完颜部崛起前的社会组织结构。不同于汉族成熟的儒家宗法体系,早期女真社会具有显著的部落联盟和血缘氏族色彩。我们深入探讨了“勃极烈”制度下权力如何与家族网络相捆绑,以及这种原始的氏族结构如何适应对外征伐与内部治理的需求。重点分析了金代早期,汉化进程对本土宗族形态的初步冲击与改造。通过对金石文字、地方志残篇以及传世文献中零星记载的交叉比对,重建了部分早期女真贵族家族的世系脉络及其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 二、 元代:蒙古帝国框架下的地方治理与族群整合 元朝的统治,将东北地区纳入了庞大的蒙古帝国版图。本卷细致考察了元代在东北推行的“行省制度”与“达鲁花赤”制度如何渗透到地方的宗族管理之中。不同于前代,元代的地方治理更强调“分而治之”,蒙古族、汉族、高丽人以及先期迁入的汉人等不同族群,在当地形成了各自的居住区和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我们着重分析了在边疆地带,各族群的宗族或氏族如何在元廷的框架下,参与到赋税征收、兵役动员及屯田垦荒等国家事务中,以及这种多重结构对后世东北社会的影响。此外,对元代在东北设立的佛教寺院及其拥有的庄园土地与依附人口进行考察,揭示了宗教势力与地方宗族势力之间微妙的共生关系。 三、 明代“卫所”制度与“流民堡子”的形成 明朝在东北的治理策略体现了强烈的防御色彩。本卷重点解析了“卫所制度”在辽东的实施,以及这种制度如何塑造了当地的军事化社会结构。卫所军户的代际传承,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基于军职的准宗族组织。与此同时,明廷鼓励或默认的汉人移民,在边墙内外建立了“堡子”,这些堡子往往由具有共同祖籍或地域联系的移民群体所构成,其内部的治理模式,深受中原宗族习俗影响,但也因地制宜地发展出适应边疆生存需要的特点。本研究通过分析《辽东志》等史料,试图描绘出明代东北地区由军事化宗族、本地土著氏族以及汉人移民宗族构成的复杂社会网络。 四、 清代前期的“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的宗法延续与分化 清朝的建立,带来了东北社会结构的核心变革。本书投入大量篇幅研究满洲入关前后,八旗制度下的宗族形态。满洲的“旗分”结构,既是军事组织,也是带有强烈血缘和地缘色彩的社会单位。我们追溯了旗人家族在关外时的聚居模式、财产继承习惯以及祖坟的祭祀传统,并探讨了其在进入中原后,面对新的政治环境和文化压力时,宗法制度所经历的保留、改造与衰变过程。同时,对八旗制度下的汉军,分析其如何在被编入旗籍后,在保持原有汉族宗族习惯与适应旗籍管理之间的拉锯与融合。 第二卷:东北亚佛教传播史:制度化与民间信仰的张力 本卷将研究视角从世俗的宗族结构转向精神信仰领域,特别是佛教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脉络,以及其如何与地方社会组织发生作用。 一、 辽金时期佛教的本土化进程 辽代契丹人与金代女真人的信仰实践,是东北亚佛教史上的重要课题。本卷不满足于仅记录寺院的建立,更着重于分析佛教教义、仪式如何被这些新兴政权所采纳、改造,以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构建。我们探讨了佛教僧侣群体在金元之际,如何成为不同文化圈之间(如汉地、高丽、女真本土)的知识传递者与外交使节。研究重点关注了大型皇家寺院与地方宗族祭祀活动的交集,以及佛教义庄、僧田等经济实体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 二、 元明之际藏传佛教在东北的辐射与影响 元代,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族群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影响自然延伸至广阔的东北地区。本卷考察了藏传佛教在辽阔的蒙古部落内部的传播路径,以及它在与当地萨满教、汉传佛教接触时所产生的复杂互动。我们分析了清代以前,在松花江流域和嫩江流域,地方部族首领与寺院之间的供养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与政治庇护和宗族权威的巩固紧密相关。 三、 清代“庙产”与宗族利益的博弈 清朝官方推崇藏传佛教,特别是对内蒙古和东北的蒙古族群,宗教政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本卷详细剖析了清代在东北地区,官府设立的佛寺所拥有的“庙产”(土地、庄户、人力)的性质。这些庙产往往与世俗的宗族家族、地方豪绅存在复杂的产权和使用权纠葛。通过对相关判例和官府谕旨的研究,揭示了在国家权力与地方宗族势力、宗教实体之间,围绕经济资源和地方权威所展开的长期博弈。 第三卷:边疆移民的文化重塑:祖籍记忆、认同危机与地域适应 本卷将视角聚焦于明清之际,大规模人口流动对东北地区宗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它探讨了移民群体如何在新环境中重塑其“家谱”与“乡土”观念。 一、 祖籍记忆的固化与变异 自明代“广开辽东”、“移民实边”以来,大量来自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汉人涌入东北。这些移民群体带着强烈的“怀乡情结”和清晰的宗族脉络。本卷研究了他们在东北建立的村落中,如何通过修建祠堂、重立族谱、举行特定的祭祀活动,来维系其与故土的联系。同时,我们也分析了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与本地土著(如满洲、朝鲜族、达斡尔等)的长期接触中,这些宗族记忆是如何被选择性地继承、淡化或嫁接,从而产生适应新环境的“边疆宗族”文化。 二、 满汉交错地带的礼仪冲突与融合 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交汇的前沿。本卷细致比较了汉族宗族社会严格的“礼”制与满洲氏族、蒙古部落文化在婚丧嫁娶、财产继承等方面的差异。研究关注了在清朝“以汉治汉”的政策下,地方精英如何努力将中原的宗法规范强加于新兴的移民社会,以及这种移植过程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阻力与变通。特别关注了对“孝道”理解的区域性差异,以及其在地方司法实践中的体现。 三、 东北地方志中的宗族叙事:官方话语与民间经验 最后,本卷探讨了清代编纂的各类府县志、行署志等地方文献,如何记录和构建了东北地区的宗族叙事。官方的志书往往倾向于美化清初“开疆拓土”的功绩,强调忠诚的家族谱系和有序的移民定居过程。然而,通过对地方档案和私人游记的互证,我们可以洞察到在官方叙事之外,广大普通移民家庭在生存压力下,其家族组织所经历的挣扎、重组和地方化适应的真实面貌。本书试图在官方文献与民间记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更立体地理解东北边疆社会在历史长河中的韧性与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