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涉藏關係史（1914～1950）：以英帝國外交史為中心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簡體網頁||繁體網頁

☆☆☆☆☆

[英] 阿拉斯泰爾·蘭姆（Alastair Lamb） 著，梁俊艷 譯

圖書標籤:

• 中印關係
• 涉藏問題
• 英帝國外交
• 現代中國史
• 藏族曆史
• 邊界爭端
• 西藏
• 外交史
• 曆史學
• 20世紀史

齣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ISBN：9787520116282

版次：1

商品編碼：12283844

包裝：精裝

叢書名： 西藏曆史與現狀綜閤研究項目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7-11-01

頁數：700

字數：825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部關注中英關係、中印關係的大部頭著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英國是所謂“西藏問題”的始作俑者，在中國近代史上製造“西藏獨立”的活動中扮演瞭急先鋒的角色。本書通過分析英帝國的外交政策，從中英關係的角度考察“西藏問題”，為讀者提供瞭英國政府看待“西藏問題”的曆史淵源和視角，也為我們瞭解當今英國對藏政策提供瞭依據。本書對中印邊界衝突等敏感問題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今天的中印邊界問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英]阿拉斯泰爾·蘭姆（Alastair Lamb），1930年1月9日齣生於中國哈爾濱，英國藏學傢。他曾在中國香港、美國和加拿大接受教育，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蘭姆的父親藍來訥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1900－1992）1922年來華，1928年任英國駐哈爾濱代理副領事，並先後在英國駐華領事機構擔任參事、公使等職，見證瞭這一時期中英關係的發展演變。他對蘭姆的學術興趣産生瞭重要的影響。蘭姆的研究方嚮：英屬印度與中亞關係史，尤其對西藏感興趣；1947年後中印邊界爭端的演變；阿富汗近現代史；印巴剋什米爾問題；等等。
梁俊艷，女，1978年齣生於新疆。2006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同年進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曆史研究所工作，2011年被評為副研究員。研究方嚮為藏族近現代史，英國與中國西藏關係史等。2011年齣版學術專著《英國與中國西藏（1774—1904）》（蘭州大學齣版社）等，發錶論文四十餘篇，翻譯學術論著論文五百餘萬字；參加《西藏通史》當代捲、清代捲的撰寫，承擔並完成國傢社科基金特彆項目多項。
張雲，男，1960年生，陝西周至縣人，曆史學博士。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曆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新世紀百韆萬人纔工程”國傢人選，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國傢社會科學基金民族問題評審組專傢，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理事、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中國少數民族史學會理事等。兼任陝西師範大學、四川大學、西藏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擔任國傢財政專項撥款課題8捲本《西藏通史》執行總主編，《西藏通史》遠古捲、吐蕃捲、元代捲、當代捲4分捲閤作主編，《中國藏學》漢文版執行主編。

目錄

譯者導論／1
　　一　蘭姆的生平及學術生涯／1
　　二　本書的主要內容／4
　　三　本書的價值與意義／8
　　四　本書的不足之處／10
中文版的作者序言／1
緻　謝／1
第一章　引言：1914年情勢分析／1
第二章　從麥剋馬洪到颱剋滿，1914～1917／31
第三章　颱剋滿，昌都和絨壩岔，1917～1919／58
第四章　東部西藏與英中談判，1919～1920／90
第五章　甘肅及貝爾使團齣訪拉薩、為西藏提供武器，1919～1922／116
第六章　政務官貝利在锡金，1921～1928／153
第七章　威爾使團與東部西藏危機，1928～1933／192
第八章　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喇嘛之死及中國重返拉薩，1933～1937／243
第九章　古德使團第一次使藏與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發現，1936～1945／289
第十章　戰爭，1940～1945年／320
第十一章　邊界問題，1914～1947年：從拉達剋到锡金／374
第十二章　邊界問題：麥剋馬洪綫和阿薩姆喜馬拉雅，1914～1936／428
第十三章　邊界問題：東北邊境特區的設立起源，1936～1945／467
第十四章　英屬印度帝國的最後歲月，1945～1947年，舊西藏的終結／506
參考文獻／565
索　引／623

前言/序言

譯者導論

一　蘭姆的生平及學術生涯
阿拉斯泰爾·蘭姆博士（Dr.Alastair Lamb），1930年1月9日齣生於中國哈爾濱。他先後在中國香港、美國和加拿大接受教育，後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並獲得劍橋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的高級奬學金（Senior Rouse Ball Scholar）。蘭姆在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為《18世紀晚期至1904年榮赫鵬遠徵期間的英國與西藏關係研究》。
蘭姆的父親藍來訥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1922年來華，1928年任駐哈爾濱代理副領事，並先後在英國駐華領事機構擔任參事、公使等職，見證瞭這一時期中英關係的發展演變。父親以自己的親身經曆給蘭姆“無數的建議與寶貴的信息，尤其是涉及英國和中國的人物”，用蘭姆的話來說，“他對20世紀20年代四川盤根錯節的政局的瞭解，對我尤為重要”。因此，傢庭特彆是父親的因素對蘭姆的學術興趣産生瞭重要的影響。
在1956～1989年，蘭姆曾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曆史高級講師）、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高級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加納（加納大學曆史係主任、教授）、英國和巴基斯坦（曾為已故巴總統Z.A.布托當過一年多顧問，並多次長期在巴基斯坦訪問、研究）擔任大學曆史學講師、教授，長期從事曆史研究工作。1992年、2006年再度重返巴基斯坦進行訪問。
他對自己的研究興趣概括為以下幾方麵內容：
（1）英屬印度同中亞的關係，尤其對西藏感興趣。
（2）對一些考古學和人類學主題感興趣，包括伊斯蘭教傳入之前的馬來亞半島曆史，西非、北非的古代傳統紡織業及紡織技術。
（3）1947年後中印邊境爭端的演變。
（4）阿富汗近現代史。
（5）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剋什米爾問題，包括剋什米爾自然和曆史兩方麵。
1.蘭姆在西藏曆史方麵的研究
蘭姆最大的學術貢獻莫過於對英屬印度與中國西藏關係史的研究。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圍繞著1766～1904年的英印與中國西藏關係史展開，並逐漸拓展、下延至民國期間。
在有關英屬印度與中國西藏關係史研究領域，蘭姆先後齣版瞭《英國與中國中亞，通往拉薩之路（1767～1905）》（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修改版本在1986年齣版，題為《英屬印度與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麥剋馬洪綫：1904～1914年間印度、中國與西藏關係史研究》（2捲本，倫敦，1966，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2 vols，London，1966）、《中印涉藏關係史（1914～1950）》（赫廷福特伯利，1989，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Hertingfordbury，1989）及《1774～1777年波格爾、漢密爾頓不丹與西藏之旅》（赫廷福特伯利，2002，Bhutan and Tibet.Travels of Bogle and Hamilton 1774-1777，Hertingfordbury，2002）等學術著作。
蘭姆對清代中期至民國期間英屬印度與中國西藏關係史進行瞭條分縷析的深入研究，他利用英國外交部、印度事務部等原始檔案資料，耐心細緻地梳理瞭這段曆史，並提齣鞭闢入裏的見解，成為這一時期英國與中國西藏關係史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傢，他的著作也成為該領域不可多得的權威專著。
2.蘭姆在中印邊界方麵的研究
蘭姆在中印邊界爭端研究領域亦作齣瞭卓越貢獻。他依據史料比較客觀地分析瞭中印邊界爭端，這在西方學術界是前所未有的。20世紀60～70年代初，他先後發錶一係列論著：《印藏邊境》（The Indo-Tibetan B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6，May 1960）、《中印邊境：邊界爭端的根源》（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麥剋馬洪綫》（2捲本）（The McMahon Line，2 vol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英印帝國邊界研究》（Studying the Frontiers of the British Indian Empire，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53，Oct.1966）、《喜馬拉雅山戰爭》（War in the Himalayas，Modern Asian Studies，5［1971］，McMillan)、《中印在拉達剋的邊界》（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5）等。
3.其他研究領域
除中印邊界爭端外，蘭姆對於印巴剋什米爾危機也格外關注。他在1966年著《1947～1966年間的剋什米爾危機》（Crisis in Kashmir 1947-66，London，1966）、《亞洲邊界問題研究：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Asian Frontiers.Studies in a continuing problem，London，1968）、《一份充滿爭議的遺産：剋什米爾》（Kashmir.A Disputed Legacy，Hertinfordbury & Karachi，1991）、《不完整的分割：剋什米爾爭端的起源，1947～1948年》，（Incomplete Partition.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Hertingfordbury & Karachi，1997）等一係列著作均對剋什米爾問題的起源等問題作瞭深入分析和研究，令他亦成為一位剋什米爾問題專傢。
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對東南亞其他國傢的人類學、考古學和曆史學也有著濃厚興趣。他所著《在吉打州中部的巴株巴轄沾地武吉的挖掘與重建報告》（吉隆坡，1960，同時在新加坡齣版，書名為《巴株巴轄沾地武吉》，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andi Bukit Batu Pahat，Central Kedah, Kuala Lumpur 1960［also published in Singapore，1960，as Chandi Bukit Batu Pahat］），《馬來北部地區和泰國南部地區的早期印度教徒與佛教徒定居點論文集》（吉隆坡，1961，Miscellaneous Papers on Early Hindu and Buddhist Settlement in Northern Malay and Southern Thailand，Kuala Lumpur，1961），《從滿清藩屬到古老的順化：自17世紀至法國徵服前夕的英國—越南外交史》（倫敦，1973，The Mandarin Road to Old Hue.Narratives of Anglo-Vietnamese diplomac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eve of the French conquest，London，1973）。他甚至對非洲的紡織業感興趣。他與夫人威尼斯·蘭姆閤著的《喀麥隆的傳統紡織業》（Au Cameroun-Weaving Tissage，英格蘭赫特福德郡，1981）和《塞拉利昂的紡織業》（Sierra Leone Weaving，英格蘭赫特福德郡，1984）都是這方麵研究的代錶性著作。
二　本書的主要內容
本書由緻謝、十四章正文、參考書目和索引四部分組成，下麵簡要介紹十四章的主要內容。
第一章引言：1914年情勢分析，迴顧瞭1914年前的西藏曆史及英國與西藏的關係史，並分析瞭1914年的形勢，重點涉及西姆拉會議和麥剋馬洪綫的相關內容。蘭姆客觀地指齣西姆拉條約是無效的，他引用英屬印度政府緻貝爾的信函來錶明英國對此問題的看法：“中國政府代錶沒有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俄國政府也不承認西姆拉條約，因此，從目前來看，該條約是無效的。”此外，對於亨利·麥剋馬洪爵士和夏紮私下互換的公文，蘭姆也提齣瞭自己的觀點：“1914年3月24日和25日交換的公文是否具有任何條約具備的法律效力？很可能沒有。”
第二章從麥剋馬洪到颱剋滿，1914～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以1914～1917年的西藏曆史為主綫，圍繞英國同西藏、民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展開論述。作者對硃爾典、卡羅、貝爾、顧維鈞、尹昌衡、張毅等人的活動進行瞭較為詳細的敘述，並涉及日本、俄國在英藏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章颱剋滿，昌都和絨壩岔，1917～1919年，則以颱剋滿在藏活動和《昌都協議》、《絨壩岔協議》的簽訂為中心，圍繞路易斯·金、劉贊廷、陳遐齡、彭日升等重要人物的活動對這段西藏曆史展開論述。涉及打箭爐及傳教士在打箭爐的活動、康藏矛盾的淵源等，在對颱剋滿在藏行動的描述中也揭露瞭英國政府的企圖。蘭姆通過分析颱剋滿的紀行以及其他檔案資料，一針見血地指齣，“有一點十分清楚，即西藏人和中國人都沒有要求颱剋滿在這個時候大老遠來到戰場並幫助雙方調停……調停的初衷僅僅是颱剋滿的一廂情願”，“颱剋滿十分擔心陳遐齡或其他任何中國官員先發製人，在沒有英國參與的情況下直接達成某項中藏協議”。英國的居心不言自明。
第四章東部西藏與英中談判，1919～1920年，圍繞硃爾典、颱剋滿、路易斯·金、施肇基、唐紹儀、陳籙、石青陽等人物之間的摺衝樽俎，對英中談判做瞭詳細論述。值得注意的是，蘭姆對以往未受重視的路易斯·金給予較高評價，他指齣：“路易斯·金洞悉中國官員的心態，這在其《動蕩的中國》一書中通過對其性格的描述可知，尤其對這一時期深層的曆史而言，這本書信息量很大，比颱剋滿所著《一位領事官員在東部西藏的旅行》更具有可讀性。”同時，蘭姆也對金抱有很深的同情和惋惜：“路易斯·金是一位纔華橫溢的人，也是一位敏銳的觀察傢；但在官僚體製中如何生存以及嚮上鑽營的這場大角逐中，與他同時代的一些人相比（既包括在中國領事館，也包括在印度文職機構的同僚），他宛如一個初齣茅廬、不諳世事的孩子。”
第五章甘肅及貝爾使團齣訪拉薩、為西藏提供武器，1919～1922年，對於甘肅使團和貝爾使團齣使拉薩、英國為西藏大量提供武器進行瞭深入全麵的剖析。關於西藏的地位，蘭姆認為：“允許西藏加入主權國傢之列真的是個好主意嗎？誰知道西藏政府會作齣怎樣具有危害性的舉動？更理想的狀態是，英屬印度政府當然希望西藏的真正地位處於模糊狀態。與此同時，英屬印度政府還能直接同拉薩政府打交道，以便在邊疆政策方麵獲取最符閤自身的利益。”可謂道齣瞭當時英屬印度政府對西藏政策的真實想法。
第六章政務官貝利在锡金，1921～1928年，則重點論述瞭1921～1928年的西藏曆史，以及政務官貝利在藏的活動。蘭姆在本章對西藏的神權政治、政教閤一製度進行瞭無情的揭露和鞭撻，並論及以十三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所進行的一係列改革，以及十三世達賴喇嘛和九世班禪之間的矛盾淵源及其走嚮與影響。蘭姆認為九世班禪與十三世達賴喇嘛之間的矛盾為英國提供瞭所謂“調停”機會：“如果僅僅因為不可避免地邀請锡金政務官前來調停兩位化身的矛盾，那麼班禪喇嘛逃離西藏恰好為英國使團再次赴拉薩製造瞭一個機會。”
第七章威爾使團與東部西藏危機，1928～1933年，則圍繞劉曼卿使藏、威爾使團使藏展開，並詳細考察瞭1928～1933年大金寺和白利寺之間的爭端與矛盾。蘭姆在談到十三世達賴喇嘛對東部西藏的統治時說道：“那些在東部西藏親身體會過達賴統治的人發現，與任何中國人的統治相比，達賴的統治和壓迫纔是最沉重的。”他還探究瞭東部西藏危機的原因，《甘孜停戰協議》的形成。他對以往史書著墨不多的格桑澤仁多所關注，還對英國積極介入東部西藏危機並為藏方提供軍火等事實詳加論述。
第八章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喇嘛之死及中國重返拉薩，1933～1937年，重點分析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及其對西藏政局的影響，威廉遜使團兩次齣使西藏試圖“調停”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之間的矛盾，黃慕鬆使團來藏緻祭，九世班禪返藏的努力及最終於1937年圓寂等一係列重大事件。
第九章古德使團第一次使藏與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發現，1936～1945年，圍繞古德使團第一次來藏及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發現，對1936～1945年的西藏曆史進行瞭敘述分析。
第十章戰爭，1940～1945年，則圍繞著二戰期間西藏獨具的重要作用展開，對於英國、美國等國在中國西藏的政策予以重點考察，認為由於強大的美國逐漸介入西藏事務，英國對藏政策受到一定的影響。
第十一章邊界問題，1914～1947年，從拉達剋到锡金；第十二章邊界問題：麥剋馬洪綫和阿薩姆喜馬拉雅，1914～1936年；第十三章邊界問題：東北邊境特區的設立起源，1936～1945年，則圍繞拉達剋、所謂的“麥剋馬洪綫”及阿薩姆喜馬拉雅等英藏邊界問題，以及英國設立的東北邊境特區展開，對於瞭解當今的中印邊界爭端的曆史淵源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十四章英屬印度帝國的最後歲月，1945～1947年，舊西藏的終結，論述瞭英國政府統治印度最後階段的對藏政策，作者重點探討西藏“外交局”為瞭挽迴頹勢積極采取的“外交”行動以及英國政府對此的態度：“英國政府認為，他們已不必再對西藏問題承擔任何責任，因為他們早已中斷瞭和西藏的任何直接的地域性聯係。英國的火炬現在已傳遞給印度政府。既然印度政府已明確錶態，他們不準備為西藏提供任何直接軍事援助，而那些剩餘的布朗式輕機槍和迫擊炮根本不夠西藏堅持到勝利的那一天，西藏是一項注定要失敗的事業。因此，英國政府下定決心，絕不能給西藏人發放西藏護照，緻使棘手的香港問題與注定失敗的西藏問題糾纏在一起。”
三　本書的價值與意義
1.學術價值
蘭姆的這部《中印涉藏關係史（1914～1950）》，是一部極為嚴謹的學術著作。作者充分占有瞭大量史料，主要使用瞭倫敦（London）的兩種檔案文獻，即保存在公共檔案館的外交部檔案（the Foreign Ofiice record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和保存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印度事務部與印度政府檔案（the India Office and Government of India record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重要檔案資料，包括從英屬印度政府發給倫敦英國外交部，再由外交部轉寄給印度事務部的重要資料，或通過英國駐北京外交代錶直接寄給印度的重要文獻資料。英國外交部（British Foreign Office）檔案幾乎沒有任何印度內部的資料，其大多數涉藏檔案都保存在印度事務部檔案中。本書使用的絕大多數為印度事務部的檔案資料和英國外交部的檔案資料。
除瞭使用檔案資料，作者還盡可能引用瞭當時齣版的所有相關著作。原書共計1161條注釋（本書共1312條注釋，其中還包括譯者注151條）和684個參考書目，由此可見作者對史料的充分占有，以及立論基礎的紮實。而作者深入的分析、縝密的考證，以及客觀的敘述，亦可見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雖然作者無法使用漢文和藏文史料，但他仍盡量引用譯成英文的漢文或藏文資料，或者中國學者、流亡國外的藏人，以及到過西藏和藏區的西方人用英文撰寫的著作，試圖多角度全方位考察各方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瞭隻從英國人角度分析問題的局限。
除瞭檔案和二手資料外，作者還通過討論的方式獲取瞭大量信息。這些與作者討論的人“都曾在本書覆蓋的時間範圍內積極製定涉藏政策或從事與西藏事務相關的工作”，如貝利中校（Lt.-Col.F.M.Bailey）和內維爾上校（Captain G.A.Nevill），二人均同作者談論瞭很多有關自己在西藏的經曆。
本書的學術價值當然不限於作者使用的大量原始資料並閱讀大量相關研究著作等，最重要的是，作者通過對這些素材的消化和吸收，提齣瞭頗為客觀公正的觀點，這是最讓人欽佩的一點。在多為達賴集團辯解甚至搖旗呐喊的西方藏學界，蘭姆先生的某些觀點雖然也存在一些偏頗，但他仍敢於錶達齣諸多不同於西方主流觀點的見解，這無疑是真正的學者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具體錶現。例如，蘭姆無情地揭露舊西藏政教閤一製度：“在西藏，佛教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錶麵上看，佛教以所有形式竭力避免暴力，而實際上，西藏政治充滿瞭暴力行徑和野蠻殘酷。僧人們可以肆無忌憚、橫衝直撞，公然藐視法律秩序應有的力量。失去瞭權力的政客，完全不經正當程序便可以被控使用巫術，並被弄瞎雙眼，打入地牢。如果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專製暴君，甚至俄國專製暴君看到這一幕，都會不寒而栗。大量普通的西藏百姓遭受著農奴製的種種摺磨，而沙皇早在1861年就廢除瞭農奴製。”
2.現實意義
本書是一部關注中英關係、中印關係的重要大部頭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英國是所謂“西藏問題”的始作俑者，英國在近代“西藏獨立”史上扮演瞭重要角色。本書正是通過分析英帝國的外交政策，從中英關係的角度來考察“西藏問題”。本書為讀者提供瞭英國政府看待西藏問題的曆史淵源和視角，也為我們瞭解當今英國對藏政策提供瞭依據。
此外，印度作為英帝國政策的繼承者，本書對中印邊界衝突等敏感問題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今天的中印邊界問題也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西方學界高度評價蘭姆教授的這部著作。例如，藏學傢麥凱（Alex Mckay）在一篇書評中評論道：“蘭姆先生對英國外交備忘錄作瞭大量詳細的分析”，“想瞭解20世紀早期英國如何在西藏尋求外交霸權的詳盡可靠描述及嚴謹分析，則必需求助於學者蘭姆的相關研究著作”，“蘭姆和梅爾文·戈爾斯坦都對20世紀上半期英屬印度和中國爭奪控製喜馬拉雅山國期間的西藏曆史作瞭具有重大價值的研究工作”。
四　本書的不足之處
本書有許多優點，同時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正如有的學者指齣的那樣：“著者不能直接利用藏文和漢文材料，這就使其難免具有某些局限性。”其次，本書依舊秉持瞭西方學者的一些共同學術觀點。諸如，作者將西藏地方與中國、印度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認為“民國期間西藏事實獨立”，“中國侵略西藏”等錯誤觀點，正如書中所言：“自18世紀早期，1912年，衛和藏第一次有效地脫離瞭中國的統治……從1950至1951年，中國人終止瞭這一階段。1959年後，在中國人的統治下，古老的西藏文明殘留遭到瞭摧毀，完全沒有重建的希望”；“西藏事實獨立這一階段幾乎同中華民國的誕生和覆滅共始終，而正是中華民國的誕生使西藏的事實獨立成為可能”。
西方藏學界由於殖民時代的遺産和冷戰時期形成的偏見等因素的影響，較為普遍地存在著脫離客觀史實的不正確的認識。那些彆有用心、純粹為分裂中國陰謀服務，為達賴集團分裂活動張目的所謂“藏學傢”們，如貝爾、黎吉生、範普拉赫等人，其觀點之謬自不待言，即便像蘭姆這樣比較能夠尊重客觀史實的西方學者，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整個風氣的影響，未能完全公正地認識、看待西藏曆史，特彆是民國時期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曆史，這也說明澄清曆史是非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正誤糾謬還任重道遠。蘭姆本書的重要學術價值是不容忽視的，我們翻譯它主要原因即在於此，與此同時，也應認識其不足之處，要有批判地學習藉鑒。
梅爾文·戈爾斯坦（M.C.Goldstein）《喇嘛王國的覆滅》（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譚·戈倫夫（Tom Grunfeld）《現代西藏的誕生》（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Tibet）和阿拉斯泰爾·蘭姆《中印涉藏關係史（1914～1950）》都是研究20世紀上半葉西藏地方曆史的重要著作，因為有漢譯本的緣故，前二者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關注，而後者卻鮮有所聞，較少關注。我們希望本書的翻譯齣版，能夠將這部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著作介紹給中國學術界，特彆是中國藏學界，為推進中國西藏近代史研究，以及中印關係、中英關係研究發揮積極作用。
譯者保留瞭原書中的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英文原文，以方便讀者查詢。翻譯中難免會存在遺漏、錯誤的地方，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梁俊艷
2011年10月13日


中文版的作者序言
阿拉斯泰爾·蘭姆

50年前，我開始緻力於研究18世紀中期至英屬印度帝國終止的1947年間英國(主要是英屬印度)與西藏關係的性質、曆史及影響，本書是該課題的倒數第二部成果和我所著四捲叢書中的最後一部，該書主要使用瞭大量英國(以及英屬印度)檔案資料。令人遺憾的是，本書未能利用其他檔案，尤其是中文和俄文檔案，但我相信，這並不會影響她的根本價值。事實證明，我已收集瞭足夠多的二手資料作為英文資料的補充。我認為，這些資料囊括瞭與本書相關的絕大多數主題，據此，我纔能對與本書相關的重大事件的性質、前因後果作齣令人滿意的判斷。
總之，我對自己關於英國對其北部邊疆政策，亦即隨後的英屬印度帝國政策的詳盡分析，感到頗為滿意。多年來，我能較好地理解中國——無論是清帝國還是隨後的中華民國——對其邊疆地區所采取的政策。我希望本書(以及本書之前的三本著作)能對研究西藏過去兩百年間在中國對外(英國等)關係中所處的地位有所裨益。
非常感謝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即將齣版梁俊艷博士翻譯的本書中文版，希望我的其他三部相關著作(《英屬印度與西藏，1766～1910》，兩捲本的《麥剋馬洪綫》)也能在中國如期翻譯和齣版。

2012年8月29日


緻　　謝

大約35年前，我在劍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開始瞭題為《18世紀晚期至1904年榮赫鵬遠徵期間的英國與西藏關係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寫作。這項研究結果便是1960年齣版的《英國與中國中亞：1767～1905通往拉薩之路》（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修改版本在1986年齣版，題為《英屬印度與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緊接著，我在1966年齣版瞭兩捲本《麥剋馬洪綫》（The McMahon Line），其時限為1904～1914年。
本書敘述的內容則一直延長到英國1947年離開印度，加上後記，時間延長到1950年。1950年最後一位同西藏地方政府打交道的英國官員黎吉生（H.E.Richardson）撤離瞭拉薩（Lhasa）。實際上，自1947年以來，黎吉生一直在擔任獨立後的印度政府駐藏代錶，但他並不代錶自查爾斯·貝爾（Sir Charles Bell）以來英國在西藏派駐代錶時代的終結。本書即從查爾斯·貝爾談起。此外，1950年標誌著英中關係模式發生瞭根本性轉變。曾是中國境內列強之一的大英帝國，現在甚至得不到新生共産黨政權對其主權國傢地位的充分承認。多年來，英國駐華大使館（British Embassy in China）在中國人眼中僅被視為一個“談判機構”的辦事處。
在本書中，我基本上保留瞭韋氏拼音係統（Wade-Giles system），即用羅馬拼音拼寫中文（我以前的著作亦如此），而沒有使用現行的拼音係統，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現在改變拼寫係統會令我們更難參照和引證從古至今的資料。其次，本書所使用的資料通常都使用韋氏拼音係統及與之類似的係統。盡管將現行拼音係統用在中國地名上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若用在人名上，情況就會完全不同（尤其在隻有拼音沒有漢字的情況下）。因此，盡管這既不符閤韋氏拼音，也不符閤漢語拼音，我仍將傳統的英文錶達應用在一些中國地名上，如：北京（Peking）仍是北京（Peking），而未變成北平（Peiping）或北京（Beijing）。在藏文音譯的過程中，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既使用瞭英文資料中普遍使用的形式，也采用瞭最近的一些作者如黎吉生（H.E.Richardson）、哈爾（H.Harrer）、帕特森（G.N. Patterson）、仁青卓瑪車仁（Rinchen Dolma Taring）和夏格巴（Tsepon W.D.Shakabpa）等所使用的形式（也不總是完全一緻）。對於印度語，包括地名等，我有時會使用英國統治印度期間常見的方式（如，Himalayas寫作Himalaya，Gangs寫作Ganga，諸如此類）。
注釋中所列的參考書目，除瞭檔案和二手資料外，我還通過討論的方式獲取瞭大量信息。這些與我討論的人都曾在本書覆蓋的時間範圍內積極從事過製定涉藏政策或與西藏事務相關的領域。在這裏，我滿懷感激之情，懷念已故的貝利中校（Lt.-Col.F.M.Bailey）和內維爾上校（Captain G.A.Nevill），他們同我談論瞭很多有關自己在西藏的經曆。
已故的古普塔（Karunakar Gupta）多年來一直鼓勵我完成這部著作，實際上，我寫至1914年便已放棄寫作。他在英國最後20年的研究期間，為我提供瞭大量他曾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和英國公共檔案館發掘齣的資料復印件。最終，當我再次著手開始這項研究工作的時候，發現古普塔已為我的研究奠定瞭極有利的基礎。無法親自嚮他錶達感激之情，我深感遺憾。
另一位同我自由暢談其在英國與西藏關係曆史研究的是已故的約翰·阿迪斯爵士（Sir John Addis）。我非常感謝他及時讓我瞭解到他在哈佛期間發現的《艾奇遜條約集》（Aitchison’s Treaties）中有關西姆拉條約文本發錶的奇怪曆史。我還十分感謝中國的一位學者兼官員、資深藏學傢柳陞祺先生，他將其在拉薩的生活經曆告訴瞭我。
當我開始這項研究的時候，我已近20年沒有接觸這一領域，但我有幸得到拉吉庫瑪裏·艾瑪爾·考爾·賈斯比·辛格（Rajkumari Amar Kaur Jasbir Singh）慷慨無私、極具價值的幫助。沒有她的鼓勵，我很可能堅持不到最後；沒有同她一起討論其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發現的檔案（她對此有著獨到見解），我毫無疑問不會瞭解這些檔案的重要性。她還閱讀瞭本書的打印稿，提齣瞭很多極有價值的建議，有些建議我全部吸收，有些則沒有。我得齣的結論自然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如有任何不妥之處，拉吉庫瑪裏·艾瑪爾·考爾·賈斯比·辛格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她的兩部著作都在本書幾近完成之際齣版，即《喜馬拉雅三角》（Himalayan Triangle）與《1765～1950年西藏、锡金與不丹曆史研究相關的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檔案資料指南》（A Guide to Source Material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 for the History of Tibet，Sikkim and Bhutan 1765-1950），對我的研究極為重要。
大體上，對於本書的目的，英國人眼中的西藏曆史，在倫敦（London）主要有兩種檔案文獻，保存在公共檔案館的外交部檔案（the Foreign Ofiice record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和保存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印度事務部與印度政府檔案（the India Office and Government of India records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重要檔案資料，包括從英屬印度政府發給倫敦英國外交部，再由外交部轉寄給印度事務部的重要資料，或通過英國駐北京外交代錶直接寄給印度的重要文獻資料。英國外交部（British Foreign Office）檔案幾乎沒有任何印度內部的資料，而大多數外交部涉藏檔案都在印度事務部檔案中。基於此及其他技術原因，盡管兩種檔案我均有所涉獵，但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隻有極個彆情況下，我纔同時引用印度事務部和英國外交部的檔案。
我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益於副主任馬丁·莫伊爾（Martin Moir），我想藉此錶達我的感激之情。我還要感謝在東方與非洲研究部圖書館（Libraries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工作人員，感謝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感謝皇傢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和劍橋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為我提供的各種額外服務。我還要感謝拉傑什·布剋塔利亞（Rajesh Borkhataria），他慷慨無私地幫助我掌握電子科技産品，本書纔得以完成。
我的父親藍來訥爵士（Sir Lionel Lamb）在英國駐華使館的工作經曆的確非同尋常，他曾直接參與本書所涵蓋的30年間的英中關係。父親的經曆是他給我的無數建議與寶貴信息的源泉，尤其涉及英國和中國的人物。他對20世紀20年代四川（Szechuan）盤根錯節的政局的瞭解，對我尤為重要。然而，對於任何事件、人物的闡釋或評價均由我作齣，父親不負任何責任。這些觀點僅是我個人的一傢之言。
我的所有著作都離不開我的妻子威尼斯（Venice）的支持，我欠她太多。她不僅通讀全書打印稿，設計本書，在齣版等其他方麵提供寶貴意見，幫我做索引、畫地圖，而且還在本書寫作的三年中堅持不懈地鼓勵我。
本書中所復製和轉錄的印度事務部和公共檔案館的未齣版的皇傢版權檔案文獻，已經過英國皇傢文書局管理員的許可，可以齣版。

阿拉斯泰爾·蘭姆
1989年3月於赫特福德

《高原風雲：1914-1950年中國與印度的外交互動》（未齣版） 內容梗概： 本書將深入剖析1914年至1950年間，中國與印度之間復雜而微妙的外交關係史。這段時期，恰逢東亞巨變與南亞格局重塑的關鍵節點，兩國關係的演進深受地緣政治、民族主義興起以及國際力量角逐的影響。作者將以宏大的曆史視角，輔以翔實的史料梳理，力求勾勒齣在風雲變幻的時代浪潮中，中印兩國如何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層麵展開互動，並在相互認知與戰略考量中不斷調整各自的立場與策略。 本書重點聚焦於這一時期兩國關係的“互動”層麵，而非僅僅呈現單方麵的曆史敘事。這意味著，在探討中國如何看待印度時，同樣會深入分析印度如何理解中國，以及雙方在具體事件和政策上的相互作用。我們將考察的不僅是中國政府和民眾對印度的認知變化，也會細緻研究印度精英階層、知識分子乃至普通民眾對於中國及其政治走嚮的看法。這種雙嚮審視，將有助於打破以往研究中可能存在的視角局限，提供一個更加全麵、立體的曆史圖景。 核心研究視角與內容模塊： 本書將圍繞以下幾個核心視角展開研究，並劃分齣相應的研究模塊： 第一部分：時代背景與早期互動（1914-1920年代） 全球局勢下的東北亞與南亞： 詳細梳理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續影響，分析英帝國在亞洲的統治鞏固與挑戰，以及中國在辛亥革命後的政治動蕩與民族復興的初期探索。這將為理解兩國關係的起點提供宏觀背景。 邊界問題與初步接觸： 重點探討這一時期，英屬印度與中華民國在邊界劃分、勘界以及由此引發的零星摩擦。例如，麥剋馬洪綫的形成及其在後來的曆史中引發的爭議，本書將追溯其早期的政治背景和外交斡鏇。 經濟與商業聯係的萌芽： 分析兩國間初步的貿易往來、人員流動以及文化交流。盡管受到戰亂和政治不穩定因素的製約，但仍有一些商業團體和文化人士在兩國間建立聯係，本書將對此進行初步的考察。 民族主義的共振與分歧： 探討在同一時期，中印兩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中國尋求擺脫列強束縛，實現國傢獨立；印度則在甘地領導下，爭取自治乃至獨立。這種共同的抗爭精神在某種程度上促進瞭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但也可能在具體路徑和策略上産生分歧。 第二部分：政治動蕩與戰略博弈（1920年代末-1940年代） 中國內部的政治演變與印度政策： 考察國民政府時期，以及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在不同政治勢力統治下的對印外交政策。特彆是抗戰時期，中國如何爭取國際社會（包括印度）的支持，以及在此過程中兩國關係的互動。 印度獨立運動的推進與中國觀察： 詳細分析印度國民大會黨等主要政治力量的獨立運動，以及中國政府和媒體對此的反應。中國如何看待印度的獨立前景，以及這種看法是否受到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 戰時外交的復雜性： 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兩國在盟國陣營中的地位與互動。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如何與當時仍處於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進行外交溝通，以及是否存在一些閤作與協調的嘗試。 邊界地區的軍事與政治動態： 聚焦於兩國邊界地區（尤其是在喜馬拉雅山脈區域）的軍事部署、行政管轄以及地方勢力的活動。分析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兩國關係的穩定與緊張。 文化交流與民間往來： 盡管戰亂頻仍，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動和民間往來。例如，中國佛教界對印度的朝聖，以及印度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本書將對此進行梳理，展現文化層麵的連接。 第三部分：戰後格局與曆史轉摺（1940年代末-1950年） 印度獨立與中國建國： 詳細分析1947年印度獲得獨立，以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兩大曆史性事件對兩國關係産生的深遠影響。本書將考察兩國新政權在建國初期如何相互認知和定位。 “兄弟國傢”的初步構想與現實挑戰： 探討在兩國建國之初，中國提齣的“亞洲大傢庭”理念以及“兄弟國傢”的設想。分析在印度方麵，如何迴應這一提議，以及兩國在共同應對冷戰格局下的初期外交策略。 邊界問題的遺留與新的角力： 考察戰後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變化，以及雙方在國際舞颱上圍繞邊界的初步博弈。 潛在的閤作領域與障礙： 分析在新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兩國在經濟發展、區域安全等領域潛在的閤作可能性，同時也指齣阻礙兩國關係發展的因素，如意識形態差異、第三方勢力的影響等。 研究方法與特色： 本書的研究將秉持史料嚴謹、論證紮實的原則，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檔案文獻研究： 廣泛搜集並深入解讀中國、印度（以及其他相關國傢）的政府檔案、外交報告、軍事記錄、政治文件等一手史料。 報刊雜誌分析： 細緻梳理兩國主流媒體在這一時期的相關報道、評論和社論，以瞭解當時公眾輿論和政策導嚮。 迴憶錄與私人信件： 挖掘相關曆史人物的迴憶錄、日記、書信等私人文獻，以還原曆史事件的細節和當事人的情感。 學術著作與研究綜述： 在梳理已有學術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齣新的研究問題和分析視角，避免重復性勞動。 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並非簡單地敘述兩國關係的發展脈絡，而是通過聚焦於“互動”這一核心概念，力求展現兩國在曆史進程中如何相互塑造、相互影響。我們將摒棄單一的民族中心主義視角，力求從“中印”這個共同體齣發，去理解彼時彼刻兩國人民和國傢行為背後的邏輯與動機。本書的研究成果，將有助於加深讀者對20世紀中葉中國與印度復雜而深刻的曆史聯係的理解，為當前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提供寶貴的曆史藉鑒。 目標讀者： 本書的目標讀者群包括但不限於： 對中國近現代史、印度近現代史有濃厚興趣的普通讀者。 從事東亞、南亞區域研究的學者、研究生。 國際關係、外交史、地緣政治等領域的專業人士。 對中印關係現狀及未來走嚮關注的政策製定者和分析師。 預期價值： 通過對1914-1950年間中印關係的深入剖析，本書有望： 填補學術空白： 豐富和深化對這一關鍵時期兩國關係的學術研究。 糾正曆史誤解： 以更客觀、全麵的視角，展現兩國關係的真實麵貌，澄清一些長期存在的曆史誤讀。 提供曆史藉鑒： 為理解當前中印關係提供深厚的曆史縱深，為兩國未來關係的健康發展提供有益的曆史啓示。 促進區域理解： 幫助讀者理解中印兩國在亞洲區域格局中的獨特地位及其相互關係的重要性。 《高原風雲：1914-1950年中國與印度的外交互動》是一部力求客觀、深刻、富有洞見的曆史著作，它將帶領讀者穿越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去探尋那段交織著閤作、競爭、理解與誤解的中印外交史，從而更好地理解這兩個亞洲巨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評分☆☆☆☆☆

當我拿到《中印涉藏關係史（1914～1950）：以英帝國外交史為中心》這本書時，我立刻被它所涵蓋的宏大曆史視野所吸引。1914年至1950年，這三十餘年，是世界政治舞颱風雲變幻的關鍵時期，兩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都深刻地影響著各個區域的命運。而西藏，這個位於世界屋脊的地區，其在中印關係中的地位，以及其與英帝國之間的糾葛，一直是曆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書以“英帝國外交史”為中心，這無疑為我們提供瞭一個非常獨特而深入的觀察角度。我設想，書中會對英國在這一時期，是如何利用其強大的海軍和殖民體係，來推行其在西藏的戰略政策進行細緻的描述。這可能包括英國如何介入西藏的內部事務，如何與西藏地方當局進行交涉，以及如何在與中國的中央政府就西藏問題進行博弈。我期待書中能夠通過大量的史料分析，揭示齣英國在處理其在印度的安全利益與在西藏的擴張野心之間，是如何權衡的。同時，我也好奇，在英國的強勢影響下，當時的中國政府，又是如何維護國傢主權的，他們的外交策略和實際行動，又會呈現齣怎樣的圖景。

評分☆☆☆☆☆

我是一名曆史愛好者，尤其鍾情於那些能夠撥開迷霧，展現曆史事件背後復雜脈絡的著作。當我在書架上看到《中印涉藏關係史（1914～1950）：以英帝國外交史為中心》時，我的好奇心瞬間被點燃瞭。1914年到1950年，這三十多年，是世界格局劇烈變動的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殖民體係的瓦解與重建，中國國內的革命與戰爭，以及印度獨立運動的興起，這些宏大的曆史敘事都與西藏地區的地緣政治緊密相連。而這本書將焦點放在“英帝國外交史”，這無疑是一種極具匠心的切入點。我猜想，作者一定深入挖掘瞭大量的英國檔案，或許包括那些曾經被塵封的外交電報、會議記錄，甚至是當時的軍事和情報報告。這本書或許能讓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審視英國是如何將其在印度的殖民利益與對西藏的戰略考量相結閤，又是如何在錯綜復雜的國際關係中，一步步構建和固化其在藏政策的。我想，書中必然會充斥著各種精心設計的博弈、妥協與對抗，而這些，都將通過英國的外交活動得以展現。我對書中是否能夠揭示齣，在英國的推動下，一些至今仍有影響力的邊界劃分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當時中國中央政府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充滿瞭期待。

評分☆☆☆☆☆

這本《中印涉藏關係史（1914～1950）：以英帝國外交史為中心》從書名上看，就帶著一種濃厚的學術氣息，仿佛一本能打開新視角的學術專著。我一直對中國近代史中的邊疆問題很感興趣，尤其是西藏，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地區，其在近代以來與周邊國傢的關係，尤其是與大國之間的角力，是理解中國國傢統一和地緣政治的關鍵。而這本書將“英帝國外交史”作為中心，這讓我看到瞭它獨特的價值所在。它不是簡單地講述中印關係，也不是僅僅聚焦於西藏本身，而是通過英國的視角，去審視這段曆史。這無疑會帶給我們很多意想不到的發現。我想，作者一定是通過分析英國在當時的國際舞颱上，尤其是針對俄國、中國和印度（當時的英屬印度）的政策，來解讀其在西藏的戰略意圖和實際行動。書中或許會詳細闡述，英國是如何利用其在印度的統治地位，來影響和乾預西藏事務的，以及它與沙皇俄國（以及後來的蘇聯）在西藏問題上的明爭暗鬥。同時，我也期待書中能夠深入分析，在英國的強大壓力和影響下，中國當時的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是如何應對的，他們的對藏政策又是如何受製於當時的國內政治和國際環境的。這本書的齣現，無疑是對這一曆史時期中印涉藏關係研究的深度拓展。

評分☆☆☆☆☆

我最近有幸接觸到瞭《中印涉藏關係史（1914～1950）：以英帝國外交史為中心》這本著作，從書名就感受到一種深邃的曆史研究的重量。1914-1950這段時期，是充滿劇烈變動的年代，東亞和南亞的地緣政治格局都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西藏地區，作為連接兩大文明古國的重要區域，其間的復雜關係更是值得深入探究。將“英帝國外交史”作為中心，這一視角令人耳目一新。我理解，這意味著本書將重點審視英國作為當時主要的國際力量，是如何在這一時期，通過其外交手段，影響和塑造中印在西藏問題上的互動。這可能意味著書中會對英國在西藏的傳教士、探險傢、外交官甚至軍事人員的活動進行細緻的描繪，以及英國政府如何根據自身在印度的殖民利益和全球戰略，來製定其對西藏的政策。我尤其期待書中能夠詳細分析“麥剋馬洪綫”的形成過程，以及英國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實際角色，並且，在英國的影響力下，當時的中國政府，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南京國民政府，又對此是如何反應的，其外交努力是否有效。這本書無疑為我們提供瞭一個理解這段曆史的獨特框架。

評分☆☆☆☆☆

這本書的封麵設計簡潔而富有曆史感，字體選擇很有分量，初次翻閱就讓人感受到一種學術的嚴謹。我之前對中印關係，尤其是近現代史部分，一直興趣盎然，而“涉藏”這個關鍵詞更是立刻抓住瞭我的眼球。1914-1950這個時間跨度，恰好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充滿動蕩與變革的年代，而英帝國外交史作為中心，這本身就提供瞭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我想象著，這本書會如何細緻地梳理當時英國在西藏問題上的種種考量、策略以及與中國、印度（當時還是英屬印度）之間的互動。尤其是“英帝國外交史”為中心這一點，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將看到一些不常被提及的、來自英國檔案或外交文件的珍貴史料？或者說，它會揭示齣英國在塑造這一時期中印涉藏格局中扮演瞭怎樣的關鍵角色？我尤其期待書中能對“麥剋馬洪綫”的形成與演變，以及當時英方是如何利用國際局勢來推進其在藏政策的，進行深入的剖析。同時，作為一名讀者，我也很好奇，在英國的主導視角下，中國和印度（包括當時的西藏地方當局）又是如何迴應和應對的，他們的戰略和考量又與英國的意圖有何碰撞與交織。這本書的齣現，無疑為我們理解這一復雜地緣政治背景下的外交博弈，提供瞭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研究路徑。

評分☆☆☆☆☆

社科文獻齣版社之齣品，必屬精品！潛心拜讀，增加營養！

評分☆☆☆☆☆

非常不錯的一本好書哦！

評分☆☆☆☆☆

社科文獻齣版社之齣品，必屬精品！潛心拜讀，增加營養！

評分☆☆☆☆☆

本書對中印邊界衝突等敏感問題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今天的中印邊界問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評分☆☆☆☆☆

非常不錯的一本好書哦！

評分☆☆☆☆☆

此用戶未填寫評價內容

評分☆☆☆☆☆

很好 很喜歡 希望京東能夠多搞一些圖書優惠活動 推動全民閱讀

評分☆☆☆☆☆

6.18活動買瞭這本，非常感興趣。

評分☆☆☆☆☆

書完好無損，內容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