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研究(1912—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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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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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20320887
版次:1
商品编码:12337524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71
字数:278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研究(1912—1936)》以民国国立大学理想本位一现实本位一实践本位学科价值取向发展演变的三个历史时期为经,以“学科知识一学科制度一学科文化”为纬,动态研究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形成、演化过程和演化的影响因素,追寻其实践效果,并探讨造成学科发展价值理想与实施现状的差距,揭示不同价值取向下学科的真实形态以及构筑这种形态的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以为当前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参照。

作者简介

  王丽娟,吉林白山人,教育学博士。现为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中外教育史。个人主要学术成就:先后主持并完成省教育厅、省教科项目3项,主持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1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项。已在教育类等核心杂志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论文《大学教师自我伦理:危机与重构》《论大学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相互协调之管理策略》分别获得吉林省第七、第八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目录

导论
一 研究背景
(一)大学学科建设价值取向“钟摆”之惑
(二)当前大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存在的隐患
(三)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研究的缺失
二 研究现状
(一)关于学科内涵的相关研究
(二)关于学科价值取向的理论研究
(三)关于民国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历史研究
(四)对已有研究主要观点的综述
三 核心概念及研究范围界定
(一)国立大学
(二)学科
(三)价值与价值取向
(四)大学学科价值取向
四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二)实践意义
五 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二)历史分析法
(三)个案研究法
六 研究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一)研究的创新点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第一章 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历史溯源
一 中国古代大学“主客相合”的学科价值取向
(一)以“成人”为目标的学科宗旨
(二)经世致用的学科知识结构
(三)家国一体化的学科管理体制
(四)具有“全才”人格特征的学术主体
二 “中体西用”与近代大学学科价值取向转型
(一)洋务派“道本器末”的学科价值取向
(二)维新派“政本艺末”的学科价值取向
(三)清末新政“中西合一”的学科价值取向
本章小结

第二章 民国国立大学理想主义学科价值取向
一 理想主义学科价值取向生成的社会背景
(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二)分权制衡背景下的政治相对民主化
(三)《大学令》《大学规程》关于大学学科的规定
(四)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
二 理想主义学科价值取向生成的学科内部逻辑
(一)民国初年以“科学宣传”为宗旨的学术期刊
(二)早期民间松散型学科共同体建设
(三)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崛起
三 理想主义学科价值取向的生成:以北京大学为例
(一)“研究学理”“思想自由”的学科宗旨
(二)“学术分校”“文理并重”的学科结构
(三)“教授治校”的学科管理模式
(四)习明纳体制下的学科组织模式
四 理想主义学科价值取向之实践困境:以北京大学为例
(一)“学术分校”学科结构体制之实践困境
(二)“教授治校”学科管理体制之实践困境
(三)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学科组织模式之实践困境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民国国立大学现实主义的学科价值取向
一 现实主义学科价值取向生成的社会背景
(一)农业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二)由军阀走向政党的政治走势
(三)《国立大学校条例》等法规关于大学学科的规定
(四)平民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
二 现实主义学科价值取向生成的学科内部逻辑
(一)五四以后以“科学传播”为宗旨的学术期刊
(二)学科共同体制度化建设
(三)第二代知识分子——留美学生群体的崛起
三 现实主义学科价值取向的生成:以东南大学为例
(一)“四个平衡”的学科宗旨
(二)寓文理、农工商教育于一体的学科结构
(三)“董事会制”学科管理模式
四 现实主义学科价值取向之实践困境:以东南大学为例
(一)社会现实对学术理想的僭越,导致学科宗旨失衡
(二)过于关注现实需求,导致学科结构重心偏移
(三)“易长风潮”与董事会制度的取消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民国国立大学实践本位学科价值取向
一 实践本位学科价值取向生成的社会背景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走向统制的经济走势
(二)“以党治国”及“训政”制度的实施
(三)《大学组织法》等法规关于大学学科的规定
(四)从“西化”到“现代化”的文化趋向
二 实践本位学科价值取向生成的学科内部逻辑
(一)走向“学科专业化”的学术期刊
(二)国家学科共同体——“中央研究院”的建立
(三)第三代知识分子学科专业化发展
三 实践本位学科价值取向的制度生成:以中央大学为例
(一)“建立有机体民族文化”的学科宗旨
(二)基于学科建设实践“立体化”的学科结构
(三)本土化“校务会”学科管理体制的建立
四 实践本位学科价值取向之现实表征:以中央大学为例
(一)学科知识走向本土化
(二)学科发展与社会实践的互动生成
(三)社会民众科学素养的提升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之态势
一 学科价值取向流变原因之发展态势
(一)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学科发展的主导因素
(二)郭秉文时代的东南大学学科发展的主导因素
(三)罗家伦时代的中央大学学科发展的主导因素
二 学科价值取向流变基本内容之发展态势
(一)学科价值目标:由“理想”“现实”到“趋向和合”
(二)学科结构重心:由“重学”“重术”到“学术并重”
(三)学术主体;由“自在”“自为”到“文化自觉”
(四)学科管理方式:由“民主”“集中”到“相互制衡”
三 学科价值取向流变实质之发展态势
(一)学科主旨流变之发展态势
(二)学科运思方式流变之发展态势
(三)学科理论基础流变之发展态势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之现实反思
一 实践价值哲学:当前大学学科价值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
二 实践价值哲学视域下当前大学学科价值实现策略
(一)“一体两翼”:学科价值目标体系之互动生成
(二)“内外兼顾”:学科价值影响因素之有机统一
(三)“朝向事物本身”:学科结构之实践观照
(四)“文化自觉”:学科价值主体性之理性诉求
(五)“动态立体化”:学科管理之张弛有度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著作情况

精彩书摘

  《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研究(1912—1936)》:
  一 现实主义学科价值取向生成的社会背景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随之发展壮大,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开始形成一支强大的、最富有革命性的新的社会力量。五四运动承前启后,成为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社会风气由“空谈”向“实行”转变,中国社会开始走向“行动的时代”,这为现实主义学科价值取向的生成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一)农业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20世纪20年代左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粮食以及农产品原料提供了繁盛的市场需求。这一时期政府施行奖励农耕政策,采取大规模开采矿产,修建水利的举措,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也为农业商品化提供了一定保障。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快,表现为粮食作物的商品化,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农村市集的发展等。这不仅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手工业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伺样也得到了发展。虽然这一时期出现了短暂的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甚至出现了顺应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公司组织形式,但是这一时期的商品生产的发展不是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而是农民个体商品生产者开始走向破产倒闭的体现。虽然农产品的商品化发展过程不断加快,市集渐趋繁荣,但却是不真实、非正常的繁荣,这种商品经济时常因受到外国市场的制约,收效甚微。
  商品经济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商品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持续时代久远得多,它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并且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下一直延续并曾为之服务。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商品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经济取代封建经济的关键影响因素,封建生产方式本身的特点才是最终决定因素。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在生产方式上仍然具有典型的农业社会基本特征,以分散的家庭个体经营为基本模式,家庭农业和手工业合为一体,具有封闭性、落后性特点。自耕农在农村中仍占据绝大多数,农村因地权不公引发的纠纷仍大量存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经明确指出:“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未导致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①而中国虽然被迫卷入了世界商品流通,但其生产商品的方式方法却基本没有变化,其社会经济制度仍停滞在即商品经济上。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有一定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均卷入战争,它们忙于战事,无暇顾及东方,短时间内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有所松懈。在这样的国际外部环境下,加上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条件的改善,商品市场的扩大、商品价格的提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经济暂时获得了一个发展良机,掀起一个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高潮。瞿秋白在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对于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现实状况进行了分析,获得以下几点论断:“一、企业中资本的集中程度已经很高,民国七年三十三个一百万元资本以上的公司总共有已缴资金一万零一百万元余,占九百五十六个公司共有全国资本总数之百分之六十以上;二、一百工人以下的工厂逐年减少,工力的集中很快;三、商业公司的公积金增加之速度远过于农工业,其公积金与资本金的比例数也远过于农工业;四、大企业的发展较小企业(上述的手工业、小手工业等)为稳定资本集中之总过程非常明确。”
  ……
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流变研究(1912—1936) 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剖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演变轨迹。研究以史料为根基,以理论为指引,力图呈现这一时期国立大学在学科设置、课程内容、学术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所蕴含的多元价值取向,并探讨这些取向如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的影响,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与社会发展方向。 第一章 绪论:历史背景与研究框架 本章首先勾勒出1912年至1936年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宏大图景。我们将回顾清末民初的剧变,特别是辛亥革命对传统教育体制的冲击,以及由此催生的对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在此基础上,本章阐述了“学科价值取向”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界定其在教育、学术、社会等不同层面的意义。我们将探讨学科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例如其是否侧重于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抑或是追求学术的精深与创新;是强调服务于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的实用性,还是注重个体精神的涵养与人格的完善;是深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科学理性,还是力图融汇传统智慧的文化自觉。 接着,本章梳理了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国内外学界在民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史、学科史等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评述,指出当前研究的空白与不足,从而确立本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将说明,相较于对民国时期大学在制度建设、学术成就等方面的零散研究,专门针对学科价值取向的流变进行系统性考察的研究尚显不足。 最后,本章构建了本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在理论层面,我们将借鉴教育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文化史等相关理论,尝试从宏观的社会变迁、教育理念的演进、西方教育思想的输入与本土化等多重维度来理解学科价值取向的形成与变迁。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将主要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对当时的大学章程、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学术论文、报刊杂志、人物回忆录等一手史料进行细致梳理与解读,同时辅以比较研究、个案分析等方法,力求呈现一个多视角、立体化的学科价值取向图景。 第二章 民初国立大学的肇始与价值导向的初步确立(1912—1920年代中期) 本章聚焦于民国初年国立大学的创建与发展,重点关注其学科价值取向的初步形成。我们将考察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北洋大学等早期代表性国立大学的学科设置情况。这些大学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延续了旧式学堂的部分传统,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大学的模式。 这一时期,国立大学的学科价值取向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救亡图存”与“启蒙开智”的双重特征。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工程、矿业、农林、医学等实用学科受到重视,旨在为国家富强、抵御外侮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同时,为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通识教育与人文社科类学科,如哲学、文学、史学、政治学等,也开始受到关注,其价值取向侧重于普及科学知识、传播新思想、培养批判性思维,以期改造国民精神。 本章还将分析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教育思潮,如“教育救国论”、“科学万能论”等,以及这些思潮如何渗透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目标之中。我们将探讨西方教育家(如杜威)的来华讲学与思想传播,对中国教育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学者如何对其进行吸收、消化与转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 第三章 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大学学科的整合与分化(1920年代后期—1936年) 本章着眼于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深化与调整。随着国民政府的成立,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日趋完善,学科设置也更加系统化。我们将分析这一时期国立大学在学科分类、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等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所反映的价值取向的流变。 1. 学科体系的规范化与“科学救国”的强化: 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得到进一步梳理和整合。本章将详细考察各大学章程中关于学科设置的规定,以及各学科在大学内部的地位和权重。我们将分析“科学救国”思潮在这一时期的延续与发展,以及其对理工科、农林、医学等应用学科的推动作用。重点关注一些新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如航空工程、化学工业、公共卫生等,这些学科的设立直接服务于国家建设的现实需求。 2. 人文社科的困境与转向: 相较于理工科的蓬勃发展,人文社科在这一时期的价值取向则显得更为复杂和充满张力。本章将探讨在政治高压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人文社科如何艰难地寻找自身价值定位。一部分学者坚持纯粹学术研究,追求知识的内在价值与人类文明的传承;另一部分学者则试图将人文社科与民族复兴、社会改造紧密结合,探索新的理论路径与实践可能。我们将分析诸如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以及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 3. 教育宗旨的重塑与“全人教育”的呼唤: 尽管实用主义思潮依旧占据主导,但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过度功利化的教育倾向,呼唤“全人教育”和人格独立。本章将分析这一时期关于教育宗旨的争论,以及如何在学科设置和教学内容中体现对学生品德、人格、审美等方面的关注。我们将考察一些具有探索性的教育实践,以及这些实践所蕴含的价值理念。 4. 新兴学科与跨学科的萌芽: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一些新兴学科开始在中国国立大学中出现,例如社会科学中的民族学、人类学,以及理工结合的学科等。本章将分析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取向,例如对社会问题的深入研究、对多元文化的关注等,并探讨跨学科研究的初步尝试。 第四章 学科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与时代印记 本章将从更为宏观和深入的层面,对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构成要素及其时代印记进行系统性分析。 1. 政治与国家需求: 将深入探讨政治环境对学科价值取向的直接影响。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国家战略、政治理念、民族复兴的诉求如何塑造学科的优先级和发展方向。例如,对军事、工业、交通等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学科的倾斜,以及对能够提升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的人文社科的关注。 2. 经济与社会发展: 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对学科选择的影响。考察农、工、商、医等应用型学科在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以及其价值取向如何从“理论先行”走向“实践导向”。同时,也会关注社会结构变迁、城市化进程等对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城市规划)发展需求的影响。 3. 文化与思想潮流: 深入剖析西方各种教育思潮(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教育运动等)的传入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碰撞与融合。考察不同学科在吸收外来思想时所表现出的本土化倾向,以及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例如,如何在吸收西方历史学方法论的同时,对中国史学的独特价值进行阐释。 4. 学术传统与知识分子: 探讨既有的学术传统对学科发展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科价值取向确立中的作用。分析不同学派、不同学者的学术主张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教学、研究、著述等方式影响学科的发展方向。 第五章 流变中的影响因素与历史反思 本章将对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流变过程进行总结,并分析影响其流变的深层因素,同时进行历史性的反思。 1. 外部环境的互动: 综合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因素与学科价值取向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战争与动荡如何迫使学科发展从长远目标转向短期应对;经济基础的薄弱如何制约某些学科的资金投入与发展。 2. 教育政策的导向: 考察不同时期政府的教育政策(如《大学规程》、《大学法》等)在引导学科发展、确立价值取向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差。 3. 学界内部的张力: 分析不同学科之间、不同学派之间在价值取向上的内在张力与博弈。例如,实用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之间的持续对话与平衡。 4. 历史反思与经验启示: 结合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对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流变进行历史性反思。总结其成功经验,如勇于探索、兼容并包、面向国家需求等;也反思其不足之处,如过度功利化、学科发展不均衡、思想钳制等。探讨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价值引领所能提供的启示。 结论 本书通过对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系统研究,揭示了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在转型时期所经历的复杂而深刻的变革。研究表明,民国国立大学的学科价值取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求、思想的碰撞而不断流变。这种流变既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在探索现代大学之路上的艰辛与努力,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近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挑战与机遇。本书的研究成果,对于理解中国现代教育史、学科史,以及反思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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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本书的价值远超其直接的研究主题本身。它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让我得以窥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精英群体如何试图在传统与现代、救亡与启蒙之间寻求平衡点的艰辛历程。书中对大学精神的探讨,即便放在今日来看,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意义。它提醒着我们,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脉搏跳动的生命体,需要持续地被审视、辩论和坚守。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充实的,它不仅满足了我对民国教育史的好奇心,更引发了我对当代大学使命的深层反思,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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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论述视角非常新颖和独特,它没有落入传统教育史研究中常见的宏大叙事窠臼,反而聚焦于“学科价值取向”这一极具穿透力的切入点。这种聚焦使得研究的锋芒毕露,能够精准地剖析出不同学科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如何被赋予、争夺和重新定义其社会功能与学术地位。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述中对多源史料的交叉印证,例如,不仅参考了政府颁布的法令文件,还细致地考察了校报、师生私人信件乃至当时的报刊评论,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考察体系。这种基于细微之处见宏大格局的叙事策略,极大地增强了研究的可靠性和观点的说服力,远超一般文献综述所能达到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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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章节的组织和逻辑脉络来看,作者展现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学术态度。行文的流畅度和论证的层次感处理得极为出色,即使是面对复杂的教育思想变迁和学科价值的微妙调整,作者也能将纷繁的史料梳理得井井有条,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住1912年至1936年间,国立大学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承担的时代使命和教育理念的演进轨迹。特别是在引入对特定大学个案的分析时,作者并未停留在表层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挖掘了背后潜藏的政治气候、社会思潮对高等教育结构性影响的机制。这种深入骨髓的分析能力,使得全书的论述极具说服力,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原来如此”的豁然开朗之感,体现了作者对史料的驾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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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完前几章,我深刻感受到作者在史料运用上的克制与精准。在处理敏感或争议性话题时,作者并未采取激烈的批判或绝对化的判断,而是采取了一种近乎于历史人类学的同情式理解。他力求还原当时教育界人士在特定约束条件下所做的艰难抉择和思想挣扎,将这些历史人物置于他们所处的具体情境中进行考察,避免了后世视角的傲慢。这种深沉的共情使得全书的基调保持了一种高贵的历史感,它不仅仅是在记录“发生了什么”,更是在探究“为什么会这样”,对于学术伦理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探讨,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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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种泛黄的纸张质感和典雅的字体排版,仿佛瞬间就将我带回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民国时代。封面上的烫金工艺处理得恰到好处,既不显得俗气,又能凸显出研究的学术深度和历史厚重感。内页的纸张选择也体现了出版方对阅读体验的重视,触摸起来有一种老旧文献的真实感,这对于研究历史题材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加分项。装帧的用心程度,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内容充满了期待,它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像是一件精心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这种设计语言,在当前的学术出版界中是比较少见的,它成功地营造了一种沉浸式的阅读氛围,让读者在拿起书本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与书中所探讨的历史情境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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