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对文学的细节有着极致追求的读者,而《钱注杜诗》恰恰满足了我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这本书带给我的,是一种精细入微的学术体验。钱穆先生的注释,用字精准,遣词造句,无不体现其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治学严谨的态度。他对于诗歌中一些微妙的情感表达,一些不易察觉的语气变化,都能够做到细致入微的捕捉和解读。我常常在阅读的过程中,因为先生的某一个注,而对之前自己认为已经理解透彻的诗句,产生全新的认识。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阅读《钱注杜诗》最令人心动的时刻。例如,在解读《登高》一诗时,对于“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句,我之前只觉得是诗人年老体衰,思乡心切。然而,钱先生的注释,却细致地分析了“常作客”的“常”字,强调了这种漂泊不定的状态并非一时,而是贯穿诗人一生的主题,而“独登台”的“独”字,则揭示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凄凉,那种被时代抛弃的无助感,在先生的解读下,变得异常鲜活和触动人心。这种对文字背后情感的深度挖掘,是此书最宝贵之处。
评分这是一次彻底颠覆了我对古典诗歌解读方式的体验。钱注杜诗,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一个精密的解经系统。钱穆先生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独到的史学眼光,对杜甫诗歌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梳理和注释。他不仅仅是字斟句酌地解释词义,更是将杜甫置于其所处的时代洪流之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进行解读。我常常觉得,读钱注杜诗,不仅仅是在读杜甫,更是在读唐朝,读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读那个时代的世态炎凉。先生的注释,逻辑严谨,论证详实,仿佛一位严谨的史学家在为我还原历史的真相。举个例子,对于《兵车行》中“君不见汉家山东直,千骑卷平冈”,我之前以为只是描写骑兵的威武,但在钱注中,先生结合汉朝与唐朝的边疆政策和军事制度,详细对比了两种不同的军事策略,并指出杜甫在此处运用“汉家山东直”的典故,既是对汉朝军事的回顾,也暗含了对唐朝边患的忧虑,这种历史的纵深感,让我对诗歌的理解,从表面欣赏上升到了对作者深层意图的洞察。这种解读方式,不仅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杜甫诗歌的内涵,也极大地拓展了我对中国古代史的认知。
评分《钱注杜诗》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部工具书,更是一本启迪智慧的哲学书。钱穆先生的学问,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解读,而是将杜甫诗歌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深刻地展现出来。他通过对诗歌的注释,阐释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家国情怀、人生哲学,以及他们面对乱世的坚韧与豁达。每次翻开此书,都能从中汲取到新的养分,无论是对人生困境的理解,还是对社会责任的思考,都能得到深刻的启发。先生的注释,往往蕴含着一种东方智慧,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深刻体悟。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品读其中的某段注释,反复咀嚼,总能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启示。比如,在解读《秋兴八首》时,先生并非仅仅停留在对秋景的描绘,而是将其上升到对人生无常、世事变迁的哲学思考。他通过对诗中景物的细致解读,揭示了诗人内心深处对国家衰败的忧虑,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感慨。这种将个体情感与宏大历史背景相结合的解读方式,让我对“哀而不伤”的中国古典美学有了更深的体会,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我一直认为,好的解读,能够让作者“活”过来,让作品“说”出更多的话。而《钱注杜诗》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它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鲜活的杜甫,一个不仅仅是“诗圣”,更是一个饱经沧桑、心系家国的凡人。钱穆先生的注释,充满了人文关怀,他能够站在杜甫的立场,去体会他的喜怒哀乐,去理解他的悲欢离合。这种情感上的共鸣,让我阅读起来,不再是枯燥的文字堆砌,而更像是一场心灵的对话。我常常在阅读先生的注释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代入感,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动荡的年代,与杜甫一同经历那些风雨。例如,在解读《石壕吏》时,先生不仅仅是对故事梗概的解释,更是深入挖掘了诗人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对战争残酷的控诉。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老妇人内心的痛苦挣扎,以及她对丈夫和儿子的深切思念。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让我为之动容,也让我更加理解杜甫诗歌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背后,所蕴含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评分《钱注杜诗》这部巨著,真是我案头上的一盏明灯。初识此书,便被其厚重感所折服,两册精装,纸质细腻,印刷清晰,单是捧在手里,就已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和学问的渊博。我本是对杜甫诗歌素有景仰,但常常苦于理解上的隔阂,译注参差不齐,古文晦涩难懂。直到遇见了钱注,方才恍然大悟。钱穆先生的注,如同一位温文尔雅的师长,不疾不徐地为我揭示诗歌的层层意蕴。他并非简单地解释字词,而是深入浅出地剖析诗句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风貌,乃至杜甫当时的心境。每读一句,都仿佛能穿越时空,与这位伟大的诗人对话。那种融会贯通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仅是一部诗歌赏析,更是一次穿越历史的文化之旅。细细品味,钱先生的注疏,往往能点拨到我之前从未想过的角度,让我对杜甫诗歌的理解,一下子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例如,对于《春望》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以前只是浅显地理解为贫富差距,但在钱注中,先生结合当时长安城内外真实的社会景象,详细阐述了为何“朱门”能“酒肉臭”而“路有冻死骨”,那种对比的强烈,那种社会的撕裂感,才真正浮现出来,让我为之震撼。这种深度和广度,是其他版本的注释所无法比拟的。
评分真令人无限神往。我三复斯言,一面感慨前辈大师讲课的一任神行,一空依傍;一面又叹息自己没有福分,不得“开悟”,未能赶上这样的好老师。
评分体制创造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
评分《钱注杜诗(全2册)》内容为:杜甫之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自宋代起,对杜诗的种种注释笺校便蔚然成风,有“千家注杜”之说。钱谦益是由明入清的著名学者,其学问之广博精深素来为世所公认。他着重以史证诗,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核进一步阐明杜诗的思想内容,对相关交游、地理、职官、典章制度等的笺注亦颇有价值,可说资料翔实、论证精当,是最有影响的杜诗注本之一。
评分定价: 65.00 元
评分好,这书很好,印刷做工很好
评分不过我还是十二分幸运的,后来有机会拜在心仪已久的吴小如先生门下,追随先生研治古典文学(主要是诗歌和戏曲)。很多老一辈的学者教授,著作等身,蜚声学林,却不一定擅长讲课和授徒;而我的老师吴小如先生则是既在学术研究上成就卓著,同时又极善教学的一位两方面兼擅的难得“全才”。我虽早就知道先生的课堂是非常“叫座儿的”,可惜先生早已于1991年退休,所以我没有系统听过先生讲课,并一直引为平生憾事。然而,一次偶然的请教,却让我弥补了这个大遗憾。2009年的春夏,先生为我开了一个学期的小灶,在家里给我讲授杜诗(同时听讲者,还有社科院的刘宁老师等)。
评分杜甫的父亲为杜审言长子杜闲,生母为清河东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亲续娶卢氏。杜甫由其姑母抚养长大。杜甫有兄长,早夭,三个同父异母弟及一同父异母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及他们。但杜甫极少提到继母。
评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一套书都值得选购
评分碑帖临习,就我的经验,可分为三个层次:“眼到”、“手到”、“心到”。其中后两个层次是当前认识比较模糊的地方;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势必影响到以后的创作水平。 先来谈谈“眼到”这一层次即是唐代孙过庭所谓的“察之者尚精”。对法帖中字的用笔、结构、章法要详察细审,既要在静态上把握笔画形态,又要在动态上理解点画间的呼应关系。南宋姜夔在《续书谱》中说:“字有藏锋出锋,粲然盈楮,顾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随所记忆,图写其形,未能涵容,皆支离而不相贯穿。”在结构上既要看到线条本身在空间中的安排,又要对空白的分布予以重视。清笪重光《书筏》说:“黑之量度为分,白之虚净为布。”即是指出要懂得空间分布之理。而在整体章法上,要注意原法帖的字间行距,欹正关系,润燥疏密等因素。古人讲求章法要“变而贯”,“如织锦之法,花地相间须要得宜。”在这一阶段主要解决的是观察能力的提高,要能看出法帖的微妙之处。许多临习者只得粗枝大叶,整体看去,似乎与原帖相去不远,但在细微处则失之甚多,这和抄书并无区别。前人妙处往往就在一笔一画,甚至一个小动作之中,就如同美人之美亦常在一颦一嗔之间一样。所以王僧虔说:“纤微向背,毫发死生。”姜夔说:“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情顿异,所贵详谨。”这时的眼睛要像放大镜,能够将常人注意不到的细节放大。能否做到“眼到”决定了能否“手到”,因此临习者不能盲目机械地照临,应多读帖,多观察。 “手到” 这一境界是在临帖过程中最具基础性的环节。孙过庭说:“心不厌精,手不厌熟”,所谓“手到”不仅是指临得形似,而且要神似,要做到形势相似,下笔自然要缓慢但要写出神气来,则非熟练迅速(相对而言)不可。而二者又是一对矛盾。务必精熟,才能迟速有度。所以古人说:“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先必能速,然空能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则无神气;若专事速,又多失势。”在拳学中,“手到”是极关键的,在双方对搏时,一旦得机,须身快手到,才能中敌,不然战机即失。这说明了技术准确性的重要性。事实上,“手到”的境界对于一个学书法的人来说,可谓是难途了。在众多临习者中,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太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临习之初,未能做到“眼到”的境界;二是心态浮躁,临摹功夫尚未下到。这和习太极拳技击一样,如果连拳架都不能达以精熟准确,何谈实战?当前许多临习者对于“拟之者贵似”这一句格言的认识相当模糊,一个“似”字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关于“心到”的境界,理应算达到了临帖的最终要求。但反观当代不少书法创作者在提及他们的临帖经历时都说临过多少多少帖目,某帖目临过多少遍,甚至过百遍。但其所创作的作品中,都难以看到他们从中吸收了多少精髓。最常见的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的书写者提到自己曾临《兰亭序》等“二王”帖多年,但在其作品中并无半点“二王”的神韵。如果从创造动机上根本就不想吸收“二王”的营养,那当然另当别论;但既然花了时间去临“二王”,为何连捕风捉影的意思都没有呢?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在创作中体现了所学的某些形式因素,但流于程式化,缺乏变通,更无论神韵二字。以上疑问使得笔者开始想到关于临帖的“心到”问题。“手到”虽然标志着临帖已到精熟准确之境,但事实上,仍然处于技术层面,未能真正捕捉到原帖作者心灵深处的生命律动。所谓“形神兼似”也还不过是在笔墨外在形式上的深刻理解,虽然做到这一步已经很难得,但要想对创作起到精神层面的深刻影响,则必须“心到”——去触动前人在挥毫时撩拨性灵的心弦。就像六祖惠能之于达摩,直通心性,而后可言悟道。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乎达情,书不妄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那么临摹的最高境界也当如此。要想达到这一点,则须要更多地在精神层次上去体会探求。具体到《兰亭序》则不能仅仅追求其形式上的逼肖,而应在充分了解魏晋社会文化大背景及王羲之本人思想个性的基础上,熟读《兰亭》内容,把此文中的思想感情移植到自己的心灵深处,深味那魏晋时代士人独有的心灵“药酒”,试图让这酒的余味渗入你的历史悠思当中去。当你仿佛已听到王羲之等人对人生的咏叹时,或许你将不再处处拘泥于《兰亭》帖某笔某画的固定形态,而达到心手双畅的高境界。唐张怀瓘在《书断》序中说:“若乃思贤哲于千载,览陈迹于缣简,谋猷在觌,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无隐,斯可尚也。及夫身处一方,会情万里,标拔志气,黼藻性灵,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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