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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抗生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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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史
• 两汉
• 中国哲学
• 中国思想史
•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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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
• 汉代
• 儒家
• 中国文化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189269

版次：1

商品编码：10833646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1-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11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两汉前后历时约400多年，汉代儒学经历了复兴—繁荣—官方统治地位确立—讖纬泛滥—鼎盛—衰颓的过程。《中国儒学史·两汉卷》按照汉代儒学由恢复到昌盛到极盛而衰落这一历史发展的线索，描绘了汉代儒学盛衰的历史全过程。全书言必有据，征引宏博，既有对于某一时期儒学发展全貌的概括，也有关于具体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细部解说，点面结合，思路清晰明畅。

目录

引论
第一章 汉初儒学的复兴
第一节 汉初儒学的复起
第二节 汉初儒家经学的兴起
第三节 汉初儒学与黄老学的关系
第二章 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儒学思想体系
第一节 生平略考
第二节 公羊学统
第三节 汉武帝、董仲舒与“独尊儒术
第四节 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儒学思想体系
第五节 董仲舒儒学思想对汉代制度的影响
第六节 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三章 《盐铁论》：儒家与法家经济理念的冲突
第一节 《盐铁论》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武帝时期法家经济政策的基本格局
第三节 儒家对法家经济政策的批评
第四节 儒法财经理念的冲突
第五节 儒法社会理念的差异
第四章 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儒学的发展
第一节 宣成时期的儒学发展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
第二节 石渠阁经学会议
第三节 孟喜、京房的《易》学思想
第四节 刘向的儒学思想
第五章 两汉之际谶纬的盛行
第一节 “图谶”在两汉之际的盛行
第二节 谶纬与汉代儒学
第三节 《易纬》思想概述
第六章 古文经学的形成及其与今文经学的纷争
第一节 古文经学的形成
第二节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纷争
第七章 扬雄、桓谭的儒学思想
第一节 扬雄的思想创构及其对儒学的弘扬
第二节 桓谭对儒学的反思
第八章 白虎观经学会议与《白虎通》的儒学思想
第一节 白虎观会议与《白虎通》之书
第二节 《白虎通》对汉代思想和制度的整合
第九章 王充的儒学思想及其对谶纬的批评
第一节 对儒家神学思想的批评
第二节 王充的儒学思想
第三节 王充思想中的矛盾
第十章 东汉后期经学的发展
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转衰与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第二节 今文经学的余辉——何休的公羊学
第三节 郑玄对汉代经学的总结
第十一章 汉末官方儒学的衰败与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
第一节 清、浊二流的斗争与官方儒学的衰败
第二节 王符融法于儒的批判思想
第三节 崔氏门风与崔寔“达权救弊”的思想
第四节 仲长统的社会批判和制度反思
第五节 汉末士人的思想转向及其对玄学的影响
第十二章 汉代儒学对道教和佛教的影响
第一节 《太平经》中的儒家思想
第二节 《理惑论》中的儒佛关系
结语
后记

前言/序言

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奠基与确立 一、 导论：汉代儒学的时代背景与重要地位 两汉时期，在中国思想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无疑是儒学从一家之言走向官方正统，并深刻影响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的奠基与确立时期。在此之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子蜂起，儒家作为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虽已具备系统思想，但其影响力与地位远未稳固。秦朝的短暂统一与焚书坑儒，更是对先秦诸子学说造成了严重的打击。而汉代，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被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其地位由此发生根本性转变。 两汉儒学的发展，不仅仅是学术思潮的演变，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伦理道德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它回应了汉初社会经济恢复、国家统一稳定的需要，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理论支撑，为社会秩序的维系构建了道德框架，并为后世中华文明的演进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因此，深入研究两汉儒学，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以及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 先秦儒学遗产的继承与发展 汉代儒学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先秦儒学遗产进行继承、梳理、改造与发展的产物。孔子所奠定的“仁”为核心的学说，孟子“性善论”的政治哲学，以及荀子“性恶论”对后天的强调，都为汉代儒学提供了思想资源。 孔子的思想遗绪：孔子对“仁”的阐释，从爱人出发，推己及人，强调克己复礼，构成了儒家道德伦理的核心。同时，他对“礼”的重视，作为维系社会秩序、规范人伦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深刻影响了后世。此外，“忠”、“恕”、“孝”、“悌”等范畴，以及“君子”人格的塑造，都是孔子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孟子的理论贡献：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四端”。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民贵君轻”，主张统治者应以民为本，施行仁政，否则将失去民心。孟子的“养气”与“浩然之气”也为儒家精神人格的塑造提供了新的视角。 荀子的深刻洞见：与孟子“性善论”相对，荀子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后天的礼义教化来约束与改造。他强调“隆礼重法”，认为礼法结合是治国安邦的关键。荀子的“天论”也与孟子不同，他更倾向于“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人力而非天命。 汉代儒者在继承先秦儒学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化的阐释与建构。他们如何回应先秦各家学说的争鸣，如何取舍与融合，如何构建起一套适应帝国统治需求的思想体系，是本卷需要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 三、 董仲舒与汉代儒学的体系化 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发展史上绕不开的关键人物，他的思想体系为汉代儒学走向官方正统奠定了理论基础。他集各家之长，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观念相结合，构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政治哲学。 “天人感应”的宇宙观：董仲舒认为，天与人是相互感应的。天道的变化，如祥瑞和灾异，能够反映人间的善恶。君主的言行举止会引发天的感应，因此君主必须遵循天道，以德治国。这种观念为君权神授、君主负责提供了哲学论证，同时也赋予了君主行为道德上的约束。 “三纲五常”的社会伦理：董仲舒系统阐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确立了封建等级秩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五常”则界定了个人道德行为的准则，强调了儒家伦理的实践性。这套伦理体系，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 “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在政治思想方面，董仲舒强调“大一统”，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诸侯割据。他提出的“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等观念，为维护汉朝的统一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他也强调君主应以仁德施政，顺应天意，否则可能被“天命”所废。 “春秋义”的经学解释：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融入了他的政治哲学与天人观念，形成了具有强烈政治关怀的“春秋义”。他通过对《春秋》的阐释，论证了君主专制、等级秩序以及“三纲五常”的合理性，为汉代政治体制提供了理论辩护。 董仲舒的思想，虽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成功地将儒学改造成为一套适应帝国统治需要的意识形态，实现了儒学在汉代政治舞台上的崛起。 四、 汉代儒学的传播与教育体系的建立 儒学之所以能在两汉时期深入人心，成为主导思想，与其在传播和教育体系上的努力密不可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影响：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儒学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地位的确立。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其他学派逐渐边缘化，为儒学的独尊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太学与地方官学的设立：汉代建立了以太学（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太学招收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传授儒家经典，培养官僚人才。地方官学则在各地普及儒学教育，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范围。这些学校成为了儒学知识传承和人才选拔的重要机构。 经学博士制度的完善：《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设立了五经博士，分别掌管《诗》《书》《礼》《易》《春秋》的传授与研究。经学博士制度的确立，促进了儒家经典的系统化、规范化，并成为学术研究与官方解释的重要依据。 经学传授与注疏的兴盛：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传播儒家经典，汉代的学者们纷纷为经典作注。这些注疏不仅是对经典的解释，更包含了学者自身的思想观点，形成了庞大的经学注疏体系。这些注疏为后世研究汉代儒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儒家伦理的社会实践：除了学术传播，儒家伦理也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地方官员对乡里的教化，家族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文人士大夫在社会生活中的言传身教，都起到了推广儒家思想的作用。 五、 两汉儒学内部的争鸣与发展 尽管汉代儒学确立了官方地位，但在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解释以及不同程度的争论，这些争鸣与发展也丰富了汉代儒学的内容。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汉代儒学内部存在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长期对峙。今文经学以汉初流传下来的隶书抄本《诗》《书》等为依据，解释偏重于政治、社会伦理，并常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相结合。古文经学则以战国时期蝌蚪文等传下来的古文字本为依据，如《左传》、《国语》、《周礼》等，解释更为注重历史考据和原始义理。虽然两者在解释上有所区别，但都属于儒家内部的学术范畴。 何休、服虔等人的贡献：尽管古文经学一度受到压制，但何休、服虔等人的古文经学研究，在对《公羊传》、《左传》等经典进行深刻解读的同时，也批判了今文经学中的一些过度牵强的解释和迷信成分，为古文经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经学之外的思想探索：虽然儒学独尊，但汉代学者们并未完全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如对道家思想的融合，对法家治国理念的借鉴，以及对黄老之学的传承，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汉代儒学的解释与发展。 地方性儒学特色的形成：随着汉代疆域的扩大，不同地区在接受儒学的影响下，也可能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儒学解释与实践。例如，关中地区、山东地区、江南地区等，在学术传承和文化积淀上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影响到当地儒学的发展。 六、 结语：两汉儒学对后世的影响 两汉时期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在此期间，儒学完成了从一家之言到官方正统的转变，构建了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并建立起相应的教育传播机制。 两汉儒学所奠定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以及以德治国、君民共治（理论上）的政治思想，深深地塑造了后世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道德观念、文化心理和人格模式。它为中国的统一和稳定提供了思想支撑，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中国儒学史·两汉卷》正是致力于深入剖析这一关键时期的儒学面貌，梳理其思想渊源，解析其理论建构，考察其传播路径，探究其内部争鸣，从而全面、深入地展现两汉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奠基性与确立性地位。它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回顾，更是对中华文化基因的探索，对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深层逻辑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评分☆☆☆☆☆

从一个对古代哲学史有长期兴趣的读者角度来看，判断一部历史著作价值的试金石，往往在于它对核心概念的界定和演变的追踪。对于“两汉卷”而言，毫无疑问，对“仁”、“义”、“礼”在汉代语境下的具体内涵变化，是重中之重。例如，“孝”的伦理如何在汉代被提升到政治忠诚的高度？“中庸”思想在经学阐释中是如何被固定化，从而丧失了其早期思想的灵活性？我期望作者能对这些核心范畴的语义漂移，进行细致的语义学考察，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经典文本的引用。如果能看到，不同学派的经师们是如何通过对同一儒家词汇的不同诠释，来合法化他们各自的学术地位和政治诉求，那才算真正抓住了两汉儒学史的精髓——那是一场围绕着解释权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这本书的深度，就在于它能否将概念的演变与权力的结构紧密地编织在一起。

评分☆☆☆☆☆

这部《中国儒学史·两汉卷》的出版，对于我们这些长期浸淫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我特地去书店仔细翻阅了扉页和目录，它似乎试图构建一个宏大而精细的儒学发展图景。从目录上看，它似乎对西汉的“独尊儒术”与东汉经学的演变有着深入的剖析，尤其关注了那些被主流史学略微边缘化的思想流派，比如早期谶纬之学与儒学的交织，以及后期玄学兴起对儒学内部的冲击。我个人非常期待它能对“今文”与“古文”之争进行更细致的梳理，不仅仅是停留在对文本和学术流派的罗列，而是能深入挖掘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这些学派的争论是如何反映了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如果它能提供一些新颖的视角，比如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来审视不同学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及其资源基础，那这本书的价值就更不可估量了。毕竟，两汉是儒学从一种学说转变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其间的复杂性远超教科书所能涵盖的范围。我希望它能超越一般性的综述，为我们揭示出潜藏在经学繁荣之下的深层历史动力。

评分☆☆☆☆☆

当我拿到这本关于两汉儒学历史的著作时，我的第一印象是其装帧的厚重感与内容的扎实感似乎是成正比的。我快速浏览了其中关于王莽改制后新朝时期儒学思想的论述部分。坦率地说，很多研究往往草草带过这个短暂但极具实验性质的时期，而这部作品似乎给予了相当的篇幅。我特别留意了它如何处理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那套融合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天人感应”论。评价一部儒学史作品的好坏，关键就在于能否跳出简单地赞扬或批判其“迷信”色彩，而是将其置于汉代中央集权国家构建的政治语境中去理解其功能性和合理性。我期待作者能够展现出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去剖析儒家伦理是如何被塑造成维护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的。如果它仅仅是复述前人的研究成果，那么它的贡献就有限了；但如果它能对这个“政治儒学”的形成机制，特别是对当时士人阶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一次彻底的、去芜存菁的清理，那么这本书无疑将是极具启发性的。

评分☆☆☆☆☆

说实话，我对很多宏大的“通史”类著作总是抱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因为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勾勒出两百年间的思想变迁，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嫌。我更看重的是那些专注于微观研究的成果。这部《两汉卷》给我的期待是，它能提供一些对地方性儒学实践的关注。例如，在东汉中后期，随着察举制度的推行，地方豪强士族的崛起与儒学教育的普及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那些在地方上建立书院、教授经典的家族，他们的教学内容和学术倾向，是否与中央朝廷的经学主流存在显著差异？如果作者能够引入一些出土文献或者地方志中的零星记载，来描绘出儒学在基层社会是如何被“地方化”和“实用化”的，那将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补充。仅仅关注长安和洛阳的经学家是不够的，真正的思想生命力往往体现在广袤的郡县之中，希望这本书能触及到这层肌理。

评分☆☆☆☆☆

我最近阅读了大量关于魏晋玄学的著作，发现很多学者在探讨玄学如何“反叛”或“超越”汉代儒家时，往往会简单地将汉儒描绘成僵化的、教条化的存在。因此，我非常好奇这部《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如何为这种叙事提供一个更微妙的背景铺垫。玄学思潮的兴起，并非空中楼阁，它必然是在对汉代儒学某些方面的过度僵化感到厌倦后才出现的。我特别期待它能详尽地分析东汉后期，尤其是桓灵之乱前后，儒学内部是如何发生自我批判和路线分歧的。这不仅仅是关于“名教”与“自然”的争论，更是关于一个衰落的帝国精英阶层，在寻找新的精神出路时，对自身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如果这本书能清晰地展示出，汉代儒学在走向衰亡时，是如何为玄学的诞生埋下伏笔，那么它就不再是简单的历史陈述，而是一部有力的思想动力学分析。

评分☆☆☆☆☆

原始儒学指儒家学派创始时的儒家,代表人：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说中儒生常常通过注疏经书的方式阐发儒家的学说。原始儒家的经典有经孔子校订过的教学用书《诗》、《书》、《礼》、《乐》、《易》、《春秋》，学生编辑著作有《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司马谈和班固的说法，儒家的思想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奉孔子为宗师；注重人伦教化，主张以“礼”协调人际关系；

评分☆☆☆☆☆

这套丛书撰写了从先秦到现代的儒学发展史，资料翔实，对研究者和普通读者都有助益提升人文修养。

评分☆☆☆☆☆

文学的发展是受文学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一般说，文学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文学的社会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认识作用，二是教育作用，三是美感作用。三种作用同时发生，构成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评分☆☆☆☆☆

偏思想史，通读了解下。

评分☆☆☆☆☆

“仁”“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古代学者一般从伦理的角度去理解“仁”，认为“仁”者的本质是爱人，特别是宋明儒学强化了这种观点。我认为除了伦理含义外，“仁”还具有更深层的政治含义。纵观孔子的一生，他的政治抱负是要革除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恢复“文武周公之道”，“仁”的观点是为了规范人民的道德行为，更要为治平天下提供理论基础，虽然“仁”有“克己”的伦理意义，但“克己”的目的是“复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所以“仁”在深层的政治含义才是“仁”思想的核心。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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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前后历时约400多年，汉代儒学经历了复兴—繁荣—官方统治地位确立—讖纬泛滥—鼎盛—衰颓的过程。《中国儒学史·两汉卷》按照汉代儒学由恢复到昌盛到极盛而衰落这一历史发展的线索，描绘了汉代儒学盛衰的历史全过程。全书言必有据，征引宏博，既有对于某一时期儒学发展全貌的概括，也有关于具体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细部解说，点面结合，思路清晰明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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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还行，但价格楞贵呀

评分☆☆☆☆☆

中国传统思想包罗万象，儒、道、佛、法、墨、阴阳等诸家并陈。在各家学说中，儒家占有突出的位臵。它历史最久、传布最广，影响最大，一向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评分☆☆☆☆☆

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王阳明，宋代理学家认为没有任何欲望,完全放弃个人社会责任、名誉、欲求，过一种“空”的人生是一种邪恶的人欲。主张正常的人的欲望满足，积极生活态度，肯定了在人伦中的凸显，强调“非功利”，认为理是一种善恶处于平衡的存在状态的中庸境遇。王阳明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现实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王学的内在结构是良知和致良知经由知行合一而构成的。王守仁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王守仁认为物、事、理、义、善，学等都在“吾心”。“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