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论学杂著(套装上下册)》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版《余嘉锡论学杂著(套装上下册)》的全部内容,包括论文、书籍的序跋和杂考三类共三十篇及读书随笔三十条,此次新增读书随笔二十三条、七律四首、墓表一篇、附录《余嘉锡先生传略》一篇。所收多为著者一九四五年以前所写,涉及古籍的流传、古代书册制度的沿革、历史人物的事迹和生卒年月考证、重要历史文献中所反映的史实及目录书籍的源流和一般考勘的方法等等。内容充实,考证详密,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文献、小说、戏剧以及校勘学、目录学的人颇有参考价值。
余嘉锡(1884-1955),字季豫,号狷庵,今鼎城区长茅岭乡人。父嵩庆,字子激,清光绪二年(1876)进士,官于河南商丘。嘉锡出生于父亲任所,自幼禀受庭训,立志著述,十四岁作《孔子弟子年表》,十五岁注《吴越春秋》。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乡试举人。后人京,选为吏部文选司主事,丁父丧回籍。清末停科举,立学校,应常德官立中学、西路师范学堂之聘,教授文史。辛亥以后,乡榜同年谭延闓督湘,电请出山,共济时艰,嘉锡竟辞不往。于是取“有所不为”之义,自号狷庵。1927年到北京,馆于赵尔巽家,教授赵氏弟子,同时审阅《清史稿》,得以清史馆总纂柯劭忞为师。期间,夫人陈福彩竟以三十九岁猝逝,遭受切肤之痛。亲撰墓表,称夫人“清闲贞静,出于天生。恕以接人,仁能及物。鞠躬尽瘁,十有九年,存孤健绝,功在宗祀。生叹薄祜,殁有遗恨”。情辞悱恻缠绵,衷怀眷恋,誓不再娶,鳏居凡三十年。
右一十五味,构筛为散,酒服方寸七,日二。中闲节量,以意裁之。万无不起。热烦闷,可冷水洗面及手足,身体亦可浑身洗。若热欲去石硫黄、赤石脂,郎名三石更生散。一直百是塞食散,方出何侯,一两分作三薄,日移一丈再服,二丈又服。要方所痛斥之寒石五石更生散,亦云汉末何侯行用,与此同为一方无疑,其以日移为服药之候,亦皇甫谧论塞食散语也。m以此方与仲景塞食草石两方较,盖以紫石英方为主,而以桂心易桂枝,加石硫黄,减太一余粮及鬼臼,又参用侯氏散方之白术、釉辛、人参,而去其菊花、茯苔、牡蛎、矾石、黄芩、当归、芎蘩七味,其桔梗、防风、乾姜、附子、桂枝,则仲景两方所同有也。夫古人制方,具有深意。稍有加减,郎主治不同。一味之差,半铢之微,用之失当,皆足杀人。今何晏取仲景方加减之如此,是直晏之塞食散方,而非复仲景方矣。况仲景本不以治五劳七伤,亦未尝命无病不识事之年少妄服。然则此方虽复种效,仲景固不任受德,郎杀人如麻,亦不任受谷也。考医心方卷十九,引皇甫谧节度论云:「今人利草惮石,有服草散七两,原本七两二十年不除者,有服石八两,终身不发者。」则晋初人犹有单服仲景之侯氏黑散或紫石英方者,不尽用何晏之更生散也。翼方又云:
五石护命散,治虚劳百病、羸瘦、款逆、短气、骨闲有熟、四肢烦疼,或肠鸣、腹中绞痛、大小便不利、尿色黄赤、积时绕脐切痛急、眼眩、冒闷、恶塞、风痹、食饮不治、消渴、呕逆、胸中胁下满等。
……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余嘉锡与友人信中自署“钟仪”,以春秋时楚囚身比。取《四库提要辨证》史、子两部定稿220余篇排印数百册,以当录副。延聘滞留在京的众多知名学者来系任教,辅大国文系一时号称阵容最强。余嘉锡自己开设古籍校读法、汉魏六朝文学、《世说新语》研究等课,始从事《世说新语》的笺疏工作。本年发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论校勘学之起源》等文。
评分余嘉锡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最有影响的文献学与目录学家之一,他的学术代表作《四库提要辩证》,是他积50余年而纂成,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余嘉锡先生曾在
评分 评分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
评分不错的学术著作,值得
评分余嘉锡的书,对于文献学研究很有用
评分大家之作,很不错,买了好几本
评分中文名余嘉锡
评分属于第一类者,即有小序解题之书目。现存者如晁、陈书目,《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之类是。《隋书?经籍志?簿录类》论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其实齐、鲁诗亦皆有序,清儒马国翰、陈寿祺诸家所辑《遗说》可考,此因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故但举毛、韩二诗耳。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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