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人间随喜》收录作者近年来在两岸报刊发表的专栏文章,分为六辑:“躁郁时代”、“台湾现场”、“志士修行”、“礼乐文明”、“文化兴邦”、“教育之道”。这些文章从当下社会问题谈起,落脚到回归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上,因目光犀利或直中心怀,遂引起热议,影响不俗;堪称时代人心的明眼洞察,中国文化的入心言说。
本书尤为难得之处在于,作者无论观察社会,针砭时弊,还是描摹世情,兼说文艺,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出发。他寄身中国传统文化二十余载,终能与之相感相亲;于是他谈传统文化,能真切,能动情,能与生命相激荡,与现实相对应。他还原出中国文化最为光明且亲和的一面,如日出山谷,气象一新;如乡音悦耳,安稳人心。他的文字以士者情怀,允诺了一个安稳的现世,喜气的人间。
台湾的文坛巨擘隐地先生曾赞誉作者文章“绝对大气”,本书同样延续了这个品质,无论对当下浮躁的时代,还是荒失的人心,皆关怀深切,对治有方,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本书附赠《对话与问答》别册,收录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讨论,所谈皆是今人感同身受的现实问题。而作者游刃有余、娓娓道来的对答,不禁令人感叹:唯能解答人们的现实困惑,才见学问之真实不虚。
目录
代序 回归历史的轨迹——林谷芳访谈
楔子 《人间随喜》缘起
壹 躁郁时代时代流弊,在于人心
躁郁躁郁时代
空言现代学者太多,行者太少
乖戾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
倨傲请慎言“启蒙”二字
迂执一以贯之──忠厚者与聪明人之过
骄吝才情之外,才情之上
贰 台湾现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政界与社会当美丽宝岛变成了综艺岛
体制与现实不患寡而患不均──从陈光标谈起
精英与民间隐性台湾与显性台湾
民间与传统星云法师与中国的人间佛教
学界与文脉中国文化在台湾?
时代与青年黄仁宇与宅男
教育与教改“零体罚”与台湾教改
叁 志士修行自心光明,是谓志士;对应生命,是谓修行
元气万象历然──关于文艺
欢喜只因那光明喜气——我与京剧的初识之缘
朝气晚九朝五
兴志独占一枝春──从梅花谈起
清澈孔子的明知故犯
气度孔门第一护法
格局堂堂汉家岁月
肆 礼乐文明春风至人前,礼仪生百媚
人世静好何谓文明?
文明成毁华夷之辨
乐著大始“乐”
清严本真凡中国乐器,皆是道器
人情之美台湾的传统底蕴
唯诚唯敬敬字亭与文化底蕴
四时祭仪祖父祖母,皇天后土
沉静清和法隆寺的黄土墙
伍 文化兴邦游于艺,志于道
文脉接续文章华国
天心人意无心,以成其大──关于书法
平淡天真纷纭天地,寂寥宇宙──倪再沁老师与台北当代艺术馆大展
温柔敦厚帮胡适说几句心里话
存神忘形笑忘三国
文化土壤关于两岸读经
陆 教育之道使其虚心,使其滋养,使其扩大
师生印心重建师生关系
为人师表当个神清气爽的老师
端正寅畏知所寅畏,始可言教
尊师重道“讲座”与“演讲”
兴味盎然游春涉险——关于阅读
自在中学薛朴“留学”
颐养性情食养山房,唱京剧
耳濡目染二丫头读三国
跋 我的书,我的老师
编后记 何以安心,何以为家?
精彩书摘
楔子 《人间随喜》缘起
这本书,名为《人间随喜》。
这本书,谈中国文化。
谈中国文化,首先,我不批判,更无敌意。“五四”距今,已近百年;我觉得,该跨越过去了。尤其今日,“五四”时代的清新,已然不再;若成天还学“五四”的口吻批判传统,都难免会流露出另一种陈腐味。台湾前“教育部长”杜正胜,就是这么一个“五四”遗老,前几年他闹的大笑话,既让人顿感时空错乱,更令人不胜欷歔。晚年的柏杨,也多少有此迂执,整天骂着中国文化,骂到后头,只落得与一群愤青相濡以沫;我清楚感觉到,晚年的他,并不快乐。我看他晚年的面孔,对照胡适昔日之照片,非常明白,“五四”时代的好空气,确实已然一去不复返。“五四”批评传统,尽管多有不对,但确实有股朝气;我不赞成他们的见解,却着实喜欢他们的朝气。然而,近百年后,物换星移,气运更迭,“五四”昔日之朝气,而今已转成暮气;彼时之英气焕发,现今也渐渐成了戾气愤懑。
于是,“五四”如果已成包袱,那么,就卸下吧!
其次,我谈中国文化,既不学院,也非学术。现今的学院体系,是根据西方的知识架构而成;这种体系,当然有其价值,但是,谈东方之生命学问,却实不相宜。二十几年前,我怀着对中国文明的孺慕之情,进了台大历史系;四年后,塞了满脑袋专有名词,我却一身狼藉,对真正的中国文化,也完全迷茫。前年去世的台湾文化界名人孟东篱,五十年前,也同样怀着满身困惑,进了台大哲学系。他一心要解决人生之大惑,但是,他听了课,读了书,却依然完全无解。只好一脸忧郁,成天在台大校园内晃荡徘徊,在心灵上,他无家可归。
其实,我和孟东篱,都跑错了地方。
中国的生命学问,关键是体会与实践,向来就不是学院着力的抽象思辨;而生命的学问,重点也在当下的生命对应,而非客观的知识论述。在东方的系统里,当下的生命对应,是学问的关键;做不到的,就别说;若说了一堆,却与生命无涉,那叫戏论。孔子之所以不作系统论述,就是为了永绝戏论。这两年来,我常被称为学者,但老实说,我并非现代意义的学者;我是个行者,是个中国文化的“体践者”。虽说体践不深,但是,如何从中受益,却一直是我关心的焦点。我谈中国文化,其实只是浸润其中,深知其好,故说给有缘之人也来听听。
正因强调生命对应,注重当下,所以,中国人的宗教感,向来淡薄。彼世之憧憬,天堂的向往,中国人都不太当真。换言之,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人间性”。台湾的《中国时报》,有个副刊,曾长时间引领文化风骚;极盛时,甚至曾受理订户专订副刊一个版面;此副刊,名曰,《人间副刊》。台湾又有个星云法师,建立佛光山道场,创立了一份报纸,名曰,《人间福报》。印度佛教对当下的世界、眼前的人间,皆以出离之心为本;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解脱人生苦海,以进入另一个极乐世界。但佛教进入中土,开始所谓“中国化”,其实,就是吸收了中国的人间性。有了这人间性,于是,禅宗说,“挑水砍柴,无非大道”;又说,“平常心是道”。他们几乎不谈彼世,也不说极乐世界;他们活在当下世界,自在安然,花样百出。你看那群唐宋禅僧,个个生龙活虎,既杀佛、呵佛、烧佛,又打人、骂人、喝人,他们还斩了佛来又斩猫,简直天花乱坠;“道得的是三十棒,道不得的也是三十棒”,这又是什么玩意儿?
因为如此花样百出与天花乱坠,所以佛光山办报,曰,《人间福报》。
注重人间性,必然伴随着喜气。若无喜气,人间何欢?若无喜气,又何须看重此生?中国这个喜气的民族,即使再苦,也多有不苦之处,也想法子要苦中作乐。昔日孔子周游列国,众人看他栖栖遑遑,像是吃尽了苦头,但其实,他老人家可仍乐着呢!不信?你看《论语》一开头,就是“不亦悦乎”,又是“不亦乐乎”,这么耿耿于“悦乐”,才是孔子他老人家最动人之处;而《论语》这样的起始,也让我们猛然惊觉,是呀!全世界又有哪个文明的根本典籍是如此开篇的?正因这般强调“悦乐”,于是,这个喜气的民族,最不习惯没事老苦着脸。因此,早先佛教传入中国,佛菩萨的造像,多有严肃忧苦,迨数百年“中国化”之后,遂一尊尊转变成一脸宽厚,满是笑意。这就是中国文化。
佛教中国化之后,常说“随喜”二字。“随喜”者,随缘欢喜也。中国人喜欢随和,不喜固执。中国人外表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这看似缺点,但其实更可能是大气;那可以是孔子说的,“无可无不可”。因为“无可无不可”,所以中国人凡事看得开,不容易僵固呆滞;因为“无可无不可”,所以中国文明一次次度灾解厄,即使劫难,也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人的可或不可,都必须随缘,都必须应缘;否则,就会成为偏执,成为教条。当年孔子之所以不作系统论述,也正因为,所有的讨论,都该是这样的对应关系,都必须如此应缘而作。正因应缘而作,所以孔子因材施教,所以孔门师弟的问答,最是千变万化,风姿纷呈。
早先,我应《东方早报》之邀,开辟了专栏,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来对应两岸现今的各个面向;至今每月数篇,写得很开心;我常常想起《东方早报》的顾村言兄与梁佳姑娘。而今,承蒙立品图书的黄总与闫亮姑娘一番好意,又将我在两岸各报章的其他专栏与散篇搜罗入内,结集成书。这些篇章,篇幅不大,也非系统论述,更谈得无甚学问;但是,借着这一篇篇文章,读者若能有所触动,若能从中微微有开豁之感,进而心生欢喜,那么,就是我最大的得意了!
……
前言/序言
代序 回归历史的轨迹——林谷芳访谈
林谷芳,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台湾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台北书院山长。六岁有感于死生,高一时读佛书有省,从此入禅;台湾大学毕业后,隐于市修行;后为印证生命所学,往来两岸,戮力于文化工作。其参禅讲学写作,均立足在安顿生命的真实学问。林谷芳乃本书作者之业师,此篇访谈对于作者文章及时代人心皆有点评。
访谈时间:2012年2月4日
访谈地点:台北书院
编者:本书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躁郁时代》,写作缘起是作者与您在台湾的一场对谈。这篇文章似乎敏锐地摸到了当今的时代症候,因为躁郁不安是时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像流行病一样几乎波及每一个人。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林谷芳:用一句简单的话讲,人心之所以躁郁,是因为所求未遂;所求不能达到,自然产生焦躁。现代社会这一现象尤为突出,是因为社会对于欲求给予的是鼓励态度。人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时代氛围,都认为加法是天经地义要被肯定的。究其原因,不只是物质文明的发达,不只是当今处在资本主义时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近代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发展,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勃兴以来,对人的欲求就一直作正面的看待,使其变得越发天经地义。可是被不断刺激起来的欲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躁郁。
欲求膨胀,在西方其实还没有那么严重。在西方,虽然基督教和人文主义于历史上冲突不断,但每当人的地位被放大,神和原罪系统都会起到制衡作用,在社会中形成稳定的力量。因为观照到原罪和人自身的不足而产生的谦卑,一定程度上始终是西方非常根柢的性格。而在中国,由于西方文化居于强势,西化即被等同于现代化,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资本主义化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浪潮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没有西方的宗教机制和文化土壤,再找不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话,所带来的问题就会更为严重。
无论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多少弊病,都不可能再倒退回去。那么该怎么办?一方面,是从大的方面,即社会机制的改造入手;另一方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从时代环境里抽离出来,回到“不与万法为侣”的主体,做到自足——社会还没有压缩到连这个空间都没有。当社会所有的机制和思想都在肯定外求的合理性,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网络里生命才有意义的时候,其实你永远拥有生命的自由,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生命的安顿。
所求未遂导致躁郁,如今在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尤为明显。为什么?因为他们更容易把自己的欲求扩充到极致。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也是欲求。如果这种向外的欲求不能被一种生命丘壑所承担,就会带来心理失衡。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会酸腐,会愤世嫉俗,会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欲求得不到实现而产生了心理落差。最近在大陆,机制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议题,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也有其正面功能;但机制的改造和人心的观照,这两方面应当取得平衡,过分聚焦一个,都可能适得其反。
编者:您讲到知识分子,就关涉到本书引起热议的一篇文章,《我读大陆读书人的脸》。文章指出大陆知识分子过度关注制度方面的问题,问题能解决到什么程度不好说,但立即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一个效应是,这些人越大声疾呼,心态就越不平衡,结果可能是离他们理想的安稳社会越远。
林谷芳:对这篇文章,其实我有些保留看法。仁明比我有更多儒家的味道,所以他笔下会倾注更多的社会关注;为了强调他自己的观点,虽然他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但还是用了一个全称的语气——“大陆知识分子”,这也是为什么该篇文章在大陆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但抛开这一点,把它当做多数样态来看,那么大陆知识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关注的社会议题,比一般常民百姓要广。按理说,应该是看得越广的人,心胸也越宽阔。但如果关注的议题很大,甚至无限延伸,而心胸却没有随之广大,反倒容易比一般人更加焦躁。知识分子因为关怀公共议题,因为比常人看得远而有忧虑,本是常态,但不能过甚。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其中的“忧”,还不只是忧一个天下之议题,更是有天下之胸怀。这两者之间要对称,否则就容易怀忧丧志、愤世嫉俗,不仅给自己的生命造成负担,甚至可能加速社会矛盾。
我读仁明的文章,常会作两个设身处地的设想。其一是设想大陆读者的阅读感受,我想他们的反弹更多不是针对内容,而是出于情感。其二是设想我在仁明这个年纪,会如何去谈这些问题,语气是圆熟还是激烈?我是对大陆看得越多,越觉得中国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不会把话说死。其实仁明本可以把话说得更完备,但我这是求全之论了;也许仁明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剑,虽不能一击必杀,但剑路清晰,说不定能引发一些可能性,只是,这一击是否反映了自己的急,也还是要自我反观的。
编者:人之所以有种种向外的欲望,是不是和物质文明时代下,人越来越少对生命的真实体验有关?
林谷芳:在当代社会,许多欲望其实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好比手机,没有手机之前人也活得好好的,有手机当然不是坏事,但自从这个东西发明之后,的确不断刺激了人对手机新功能的欲望。
这不仅有刚才说的思想背景的原因,它和“消费刺激生产”的资本主义逻辑也是一致的。当然,在群体社会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问题完全归咎于某种主义或观点;但在一个社会总和体里面,有没有作为中和的机制,是避免危机的关键。就比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虽然现在还很难估量信息时代的发明者于人心的正负影响,但两岸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把乔布斯捧为英雄,对其逝世如丧考妣,对他创造出来的消费需要的两面性,却几乎没有任何反省,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于欲望的被创造是给予肯定的。
再来说生命体验的问题。三十几年前,“知识爆炸”这个词首次出现,说明知识扩充给人类造成了巨大影响,发展到信息社会就更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虚拟世界得到满足,也就越来越远离现实的生命体验。以往是知识分子容易有这个问题,他们会把概念当实在,从而陷入戏论当中;如今更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沉溺在虚拟世界里,所以这个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了。我们一直说当代社会是多元社会,但因为信息渗透无远弗届,人人可以自由选择他要的信息,不必将自己暴露在一己不能掌握的实然环境里,从这儿来看,生命乃至社会反而是在趋于极度的一元化。而我们的文化论述总在倡导求新,年轻人在这样的鼓动下更加没有束缚,提供给他们的物质支持也比以前好很多,可是若论到生命的安顿和积累,那么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显然是不足以支撑的。
要反转这样的现状,可以通过一些人文的作为,让人们多一些实际的生命体验,带着更多的觉醒回到实际生活,他们一定会发现其中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虚拟世界。现今的文化环境虽然不利,但这些严肃的对内在生命议题的论说,还是尽量要让想看的人看到。当有了更多觉醒的分众和个人,就可能中和一元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编者:那么在中国,要建立对物质文明和一元社会的中和机制,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林谷芳:这个问题我想先谈得远一些。我是教艺术的,过去我们上课,一定是先讲艺术理论,再讲艺术史;但现在教法不一样,顺序是倒过来了。为什么?说明我们看到,所有的美学都是历史的产物。即便像西方的思辨美学,想象可以抽离于美学现象去谈美的本质,这种观点其实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又说明什么?说明人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文化都是历史创造出来的。文化为什么不能简单地进行移植,而需要有机地涵化?因为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先验真理存在。
人作为一个物种,当然有共通性;但随意把一个概念加上普世性,其实是很危险的,这样容易忽略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历史轨迹。我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活在这片文化氛围里,这土地和氛围都是历史的产物。只有接续这个历史,才能改变历史,而不是依据一个普世性的原理,就可以否定历史。每一个社会必然要回到自己的历史轨迹,去寻求它可能与当代发生的对应,其对应的样态不一样,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说西方理论不能简单移植过来为我使用,不是在否定这些理论的价值,而是说要让它和我们的历史作一个有机的结合与转化。
可是近一百多年来,我们大体上是在用外来的理论看自己,把太多精力放在借用西方的东西来改造自己,以为西方文化是可以直接嫁接和引进的;太少尊重和遵循自己的历史轨迹,并思考如何从这当中寻得一条对应当代的路。
中国尤其是个重视历史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人间性的,好处是一切不离人间,但坏处可能是缺乏终极关怀。中国人在终极关怀上的追求更多表现为一种历史感,通过历史的兴替起落,了悟生命该如何安顿如何扩充;历史的联结一旦不在,中国文化很可能就只剩现实性。所以说,西方文明传到中国,负作用之所以会那么大,一方面因为两种文化属性不一样,一方面和历史的切割也有关。中国寻求自己的出路,还是要回到自身的历史轨迹作思考。
从这一点考虑,那么可以看到仁明的一些说法,正是从中国文化母体出发所作的诠释,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基点,没有这个基点,生命就很容易摇摆不定。我知道有些人对仁明有看法,认为他只讲结论,少有论理的过程;但仁明这样写是有道理的,因为观照有时不需要有那么严格的论理逻辑,它可以是一种直观和总体领悟。
编者:有人说,在大陆,中国文化文脉已断。对此您怎么看?
林谷芳:“文脉”也是一个全称的说法,而中国的民间是非常广大的。虽然文脉在大陆看似气若游丝,但并非已经断绝,而是不绝如缕。因为无论主流思想是否关注传统文化的接续,民间一直有着各种尝试。大陆的文化人要想在这上面有所作为,自身一定要先有生命的印证;如果只是空谈文脉,那谈到后来反而是要断掉的,何况,当前多数的论说方式也都不是中国的了。对仁明的文章,就不能当学术论文来点评,因为他写作的诉求点并非学术,而是与生命情境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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