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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良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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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ISBN：9787508523705

版次：1

商品编码：11100296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96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重点图书。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大党员群众看清党和国家未来发展及走向的通俗读物。
★中共，因民主而生；为民主而战；顺民主之势而行（沿着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道路）

内容简介

　　有人认为中共不是一个崇尚民主的政党，这是历史事实吗？有人认为中国的人大制度是“虚假”民主，政治协商制度是“政治花瓶”，这种看法有道理吗？西方指责中共实行一党执政，缺乏包容性、代表性和合法性，显得与“世界民主潮流”不协调，这种说法正确吗？……中共十八大前，国际社会对党员人数最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和活动，包括涉及党内外民主的问题，备加关注，评说纷纭，意图透过十八大观察中共今后若干年在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建设方面的走向。
　　《民主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向未来》用讲生动故事、举典型案例、摆确凿史实、列准确数据的写作方法，针对国内外一些人在民主问题上的模糊认识、错误判断，构思问题、进行比较、作出解答，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取民主、建设民主的历史。
　　《民主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向未来》策划、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建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等的支持和具体指导。

作者简介

林良旗，中国外文局原副总编辑，现任《对外传播》杂志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先后在人民解放军某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从事新闻和对外宣传工作；1992年起任北京周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中国外文局副总编辑。期间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期刊协会常务理事。因“发展国家新闻出版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精彩书评

★视角新，可读性强，用故事讲清楚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的关系，使读者能直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施民主的真实情况、发展进程和面向未来的制度设计。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志敏

★9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争取民主、建设民主的历史，本书就此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故事、数据等解答的方式也很吸引人，值得一看。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柳建辉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崇尚民主、为民主而奋斗的政党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以民主为武器打败了国民党
第三章民主协商奠定新中国基础
第四章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了民主本质
第五章人民政协展示中国式民主魅力
第六章民主是处理民族问题的钥匙
第七章民主之风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
第八章民主决策推进科学发展
第九章广集民意夯实执政根基
第十章扎根基层民主焕发新的生命力
第十一章包容性开创民主治理新模式
第十二章党内民主是中国民主未来发展的关键

精彩书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 纵观中共90余年历史，虽然对民主曾有过理解上的偏差和执行中的失误，但民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民主是一根主线，贯穿全程。
作为反对专制思想武器的民主为中共诞生铺平道路
追根溯源，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理想的新思潮催动下诞生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时期热心倡导和追求民主、影响最大的一批中国人，大多参与了中共的创建。这绝非偶然。
在与清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特别重视对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早期共产党人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都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头脑，成为他们参与中共民主建党的原动力。
陈独秀1901年留学日本，寻求救国之道，回国后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1918年他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了陈独秀写的《敬告青年》一文，向中国青年“谨陈六义”，其第一义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含有突破专制奴役、追求民主的意味。该文指出“人权”（即民主）和“科学”“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共同构成近代欧洲文明要件，“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氏这番横议，其论点论据均从“近世欧洲历史”引出，又鼓动国人“直追”欧洲人之迹，全然一种从天外窃火给国人的普罗米修斯姿态，而所窃之火便是民主与科学。《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更名《新青年》，1916年迁至北京出版，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喉舌，并因批判旧礼教、旧文化而遭到封建卫道士围攻，被罗织“覆孔孟，铲伦常”等罪名。1919年陈独秀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和《实行民治的基础》两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即民主）和赛因斯（Science，即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这番文字，首次将民主形象地、意味深长地称作“德先生”，这对民主观念的传播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显示了对于民主和科学的万分景仰，并满怀信心地以之向论敌挑战，大有因真理、正义在握而横扫千军的气概。文章进而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实行民治的基础》则表现出了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管理的“直接民权”和“大众民主”倾向，这可以认为是他走向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思想节点。
《新青年》顺应时代的需求，明快地将西方民主呈现在国人面前，号召“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之争存”的青年们仿效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政治大革命，从事撼天动地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这对在专制政治和蒙昧主义重压下陷入极大苦闷的青年一代，实有振聋发聩的奇效。1919年3月，时年24岁的恽代英在给《新青年》编辑部的信中如此描述自己阅读这份期刊的感受：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在黑暗的地方见到了曙光一样。
《新青年》向国人输入亟需的火种，因而赢得暗夜中的“曙光”的赞誉。毛泽东称陈独秀为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其意旨也与恽代英书信相似。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还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
和陈独秀同期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在民主思想的推动下，乘着五四运动刮起的民主春风，思考中国的未来，寻求救国的良方。
如李大钊，1913年底赴日本留学，期间曾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1916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主编，1917年1月又任《甲寅》日刊编辑，发表了不少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文章。1917年起参与编辑《新青年》，和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前夕，他就一直在不停地呼唤民主。在他看来，“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代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战后世界新起的劳工问题，也是Democracy的表现，因为Democracy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李大钊称之为“庶民的胜利”，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著名论文，李大钊的这些思想，意味着中国人自孙中山1905年提出“建立民国”以来，对民主思想和民主革命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即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建立共产主义组织来实现民主与科学的理想社会的想法日趋成熟。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前往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京，李大钊就中国的建党问题同他交换了看法。维经斯基到上海后，陈独秀又和他就建党问题进行了交流。7月，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商讨建党问题。关于党的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自己没有作出决定，他表示要与李大钊商量，并且写信给张申府。张申府回忆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守常（即李大钊）。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经过反复商量，共产党这一名称终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双方的认可。于是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正式诞生。
这时，在国外留学的先进中国青年，在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经验的同时，也在探讨建党的问题。1920年8月、9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两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写信，探讨建党问题。蔡和森在信中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1］毛泽东复信表示赞成。
中国共产党在母腹中胎动。
1921年7月的上海，酷热难耐。这月初，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们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进行调查研究。与会者到齐后，就在住处开了预备会。代表们操着不同地方的口音，有北京腔、山东腔，也有湖南口音、湖北口音的。7月23日晚，会议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正式召开。原来，这些青年人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他们正在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他们13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此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从这些代表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组织的成员来看，大部分是赞成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
会议原预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未能来上海，大会临时推选北京代表并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
一大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气氛。
在开幕式上，首先由张国焘向代表们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接着，张国焘提出大会的议题，包括制定党的纲领、党的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会议的议程和任务，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定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些议程分别安排在以后几天的会议中逐项进行。
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中共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对于这一幕，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披露：［2］
代表们对于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认识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作出了最后决定。
会议开到7月30日晚上时，忽有一法租界巡捕房密探闯入，致使会议被迫中断。此后，与会代表为了避免被捕，迅速离开上海，转移到了风景秀丽的浙江嘉兴南湖畔，又秘密地开会了。
转移到嘉兴继续召开的会议首先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由于党的纲领问题已在上海的几次会议上作了深入讨论，此次着重讨论了党的今后工作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大会选举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及地方组织尚不健全，中共一大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大会选举其担任中央局书记。由此可见，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宣传“民主与科学”而享有盛名的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是无可替代的。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评价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创造了党”，此非虚语。
……

前言/序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八大）即将召开，举世瞩目，充满期待。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这一切都注定这个党的重大言论和活动，备受国际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共十八大的关切，最重要的是其政治体制，特别是党的领导问题，而涉及党的领导的核心问题，则依然是中共创立的领导体制是专制还是民主的问题。国际社会将借十八大的召开，观察中共今后若干年在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建设方面的走向。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把中共及其领导下实施的政治制度定义为“没有民主的一党专制”，而他们鼓吹自己的“两党制”、“多党制”才是和民主挂钩、画等号的，他们制造的中共不民主的假象不仅让国际社会长期误判，也使中国的少数人在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的政治体制方面产生了模糊、摇摆。

　　事实上，追根溯源，中共从建党开始，即追求民主、实施民主，用民主克服困难、绕过暗礁、谋取胜利，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所谓“一党必专制”、“必不民主”的说法，其实是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学设置的一个并不科学的命题，在这一论调下，各国从本国国情出发进行政治体制多样化选择的努力经常受到莫名攻击和干扰。

　　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一样，民主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发展进程和模式。民主没有一种模式是固定的，是可以普遍让人顶礼膜拜的。在形式和内容之间，我们更看重后者。我们既重视民主的表现形式，更重视实际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进程，就是在不断探索、实践、创造自己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在当前而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到民主，就是中国特色民主之路。这种民主道路是中国人民的一种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实践，是开放的、包容的，而从来不是封闭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说明，民主成长离不开特定的土壤，包括一国的历史、经济与文化。衡量一个党、一个政府执行的政策、建立的制度是否民主，有无生命力，不能只用西方制定的标准，而应该确立本地区、本国的坐标。应该肯定世界上所有追求进步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在民主建设方面，根据本党本国的具体实践所作出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探索和努力。民主的发展方式应该是多样化的、多元化的。

　　西方的民主体制是多中心的，所以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往往都有大量的博弈，使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成本增高，使国家财力物力乃至人力过度消耗。而中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则可以降低因为不同政治力量之间“为反对而反对”的博弈而造成的过高成本。这也是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一个重要区别所在。所以，我们从对比中可以悟出：民主不能和多党制画等号，一党领导不等于专制，一党领导也可以有民主，民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们有义务参与并支持世界政治的多样化发展进程。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理直气壮地用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向世界以及本国的青年一代客观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施的中国式民主的真实情况、发展进程和面向未来的制度设计。这也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出发点或宗旨。

　　本书杜绝论战、辩驳、政论式的写作方法，而力图用“讲生动故事、举典型案例、摆确凿史实、列准确数据”的方法进行编写；针对西方及国内少数人在民主问题上的模糊认识、错误判断，构思问题、进行比较、作出解答；对于中共、中国在民主上的进步的评价，除用事实、案例、史实、数字进行交代外，较多引用了国外、境外人士的评论，以增强说服力。简言之，本书力图用真相回应假相，并将此贯穿始终。

　　本书策划、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建徽同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同志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仲伟同志的支持和具体指导，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同志等一批党史和民主问题专家对本书进行了专业指导和审读。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林良旗

　　 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