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儒学说明白的人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深,挺学究的一本,读起来慢些
评分很不错的东东,下次还买哦
评分儒者心路,可敬可爱、可信可观!
评分不过,这里的“中国”对余先生来说,正如中国历史上“中国”一词本身主要的涵义一样,是一个超越了地域和政治的文化概念。如果我的理解不差,在余先生的心目中,“中国”代表的是一种承载了价值与文明的文化连续体。余先生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情怀”,之所以情系于此,正反映了他在情感上对于“中国”的眷恋。这种情感之所以在余先生那里格外沉重,原因不在别的,正在于他亲历了这个悠久的文化连续体被内忧外患特别是中国人自己凌迟的过程,在于他亲眼目睹了这一文化连续体几乎“随风而逝”的命运。余先生的“中国情怀”和“情怀中国”,都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由内心所发。这样一种对“中国”的热爱,自然不是一般狭隘与肤浅的民族主义者所能理解的。
评分此外,就是我们要获得这种东西,往往必须寻找到正确的阅读方法,而为了灵性成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阅读经典。美国哲人阿兰•布鲁姆在《莎士比亚的政治》中指出,现在很多学生是非利士人,在圣经中非利士人多次被以色列人攻破,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指外强中干的意思。实际上,他的老师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这部名著中也明确说到,现代人具有越来越多关于关于“鸡零狗碎”的知识,而对于真正启迪心灵、教化人性的高贵资源视而不见。
评分这套《余英时作品系列》包括三本余先生文字的结集和一本余先生的访谈录。四本书分别是《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和《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录》。余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义理和考据的专业学术著作之外,不乏饱含史思而笔端常带情感的辞章之作。《中国情怀》精选其代表性的散文,分为“价值篇”、“文化篇”、“历史篇”、“士人篇”、“儒学篇”、“读书篇”、“坐隐篇”、“母校篇”、“自述篇”。展卷其中,读者必能感受到其发自深厚学养和真诚良知的对于中国文化的眷眷情怀。在半个世纪以上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的自序往往是其著作的点睛之笔。《卮言自纪》几乎囊括余先生历年来各种重要代表著作的自序,为读者提供了得见宫墙之美的津梁,读者由此可以领略其学术思想之大端与旨要。《师友记往》则是一册非常有意义的“回忆录”,收录了余先生数十年来缅怀与纪念师友的文字,情致款款,音韵绵长。透过这些“温其如玉”的追记,读者足以深刻感受像余先生那样老一辈中国知识人的深情厚谊,以及真正的文化人对于价值、理想和学术的追求与信守。至于余先生的访谈录,则汇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诸多报刊杂志对余先生的各种访谈,读者从中可见余先生对历史、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深刻观察和精辟见解。
评分包装好,物流快。非常好。
评分“中国情怀”中的“情怀”自然是名词,表示一种情感的怀抱与眷注所在。2010年,香港天地公司出版了一本题为《情怀中国》的书,也是余先生的一个散文集,当然,其篇幅远不如这本《中国情怀》为多。“情怀中国”中的“怀字”,是作动词用,即将“中国深怀于自己的情感”之意。当然,无论是“情怀中国”还是“中国情怀”,意思是同样的,表达的是对“中国”的一种深厚的情感。这种深厚情感的表达,正是余先生一再引用的“鹦鹉救火”故事中“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这句话。
评分在余先生的文字中,“中国情怀”一词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出自他1985年发表于《联合报》和《明报月刊》的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一文。1988年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了余先生一本文集《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余先生的“中国情怀”更是由此广为人知。不过,如果说余先生每次抒发自己的“中国情怀”,几乎都会引用明末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中“鹦鹉救火”的佛教故事,那么,至少在1981年,余先生为其1954年香港版的《到思维之路》一书撰写的“再版自序”中,已经引用这个故事了。而在那篇自序中,余先生特意提到,在他1950-1955年就读香港新亚书院钱穆先生门下期间,这个故事是最让他感动的。在此,我想再次将这个故事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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