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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著作系列·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是作者杜维明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最后一部，记录了已界不惑之年的作者在生命旅途经历巨大转变的关头时的所思所想。书中所收都是1983一1985年作者从伯克利回到哈佛任教期间吐露的心声。内容简介
《杜维明著作系列·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是作者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最后一部，记录了已界不惑之年的作者在生命旅途经历巨大转变的关头时的所思所想。《杜维明著作系列·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中所收都是1983一1985年作者从伯克利回到哈佛任教期间吐露的心声，所关怀的范围变成广义上的“文化中国”而不是地理、族群或政治定义下的狭义中国，所了解的儒家也是包括了东亚各国在内的“儒家文化圈”。
作者简介
杜维明，第三代新儒家代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并曾应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邀请参加为推动文明对话而组建的“世界杰出人士小组”。先后求学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1981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96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08年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目录
西樵偶语从认识、了解到批评、创造
一阳来复
建立自我的体上工夫
该学哪一样
沉默
观画断想
听的艺术
从祭祀涌现的艺术
——正餐酒会
爱那看不见而不死的事物
百寿人瑞
——为萧太夫人百年高寿而作
又见到了利科
苏黎士午餐
从异乡到失落
美国阳光带的兴起
以道德实践对治“共识”破产
寒流下的暖流
——高标理想的美国研究生
探讨“轴心时代”
从“轴心时代”看儒学兴起
站在“大家”这边的劳心者
伊尹之“任”
“实学”的含义
妻者齐也
儒家的女性主义
儒学在美国的初机
儒家伦理和东方企业精神有关吗?
介绍《海岳文集》
儒家的动力
——为纪念陆彬教授而作
一阳来复的儒学
——为纪念一位文化巨人而作
徐复观先生的胸怀
——为纪念一位体现了忧患意识的儒学思想家而作
孤往探寻宇宙的真实
——重印《尊闻录》
儒学访谈
工业东亚与儒家精神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儒家的现阶段发展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
——有关在中国大陆推展儒学的访谈
精彩书摘
从认识、了解到批评、创造最近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创造转化”这个醒目的名词。在美国的重点大学中，加州的伯克利是特别强调创造性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伯克利的研究成绩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常常有崭新的见地。和美国东岸传统深厚的学府相比，伯克利因为敢想敢做，往往出奇制胜，在尖端科技方面傲视群伦。然而，真能持久的创见绝非一时灵感所导致的突破；过分夸张独创的重要性，有时反而会斫丧引发洞见的真机。在伯克利任教的10年中，我亲炙过好几位神解卓特的师友之间的人物，但也接触到不少自己以为前无古人，其实不过靠廉价的怪论来提高个人声誉的投机分子。落实地说，创造转化是站在文化思想巨人的肩膀上，把探索真理的视野更加扩展所作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是以知己知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和不顾学术及知识界已经达到的水准而自己闭门造车的做法大不相同。因此，体现创造精神，发挥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层的转化功能，必须从认识自己和了解对象两处起步。
“认识自己”是苏格拉底和孔子都重视的教学宗旨。苏格拉底以理性作用的阐明为训练学生的权法和孔子由德教启发后进的潜移默化代表轴心时代两种精神取向歧异而自成体系的思想，不过他们主张为己之学的意愿却是相通的。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并不容易；要想达到自知之明的境地，更需要长期不断的反省。这种应该在自家身心上贴切用功的学问是终身大事，比获得一技之长要难得多。可是，如果连认识自己的意愿都没有，那么在起步处就有偏差，将来即使侥幸有所建树，根基不坚固的危险则永远不能去除，更谈不上什么创造的转化了。
有了认识自己的能力，还须培养了解对象的工夫。这就牵涉到如何奋勉精进，以开放的心灵自勉自励的问题了。专靠骇人听闻的怪论来抬高身价的趋时者，常患律己甚宽而责人极苛的通病。他们在宣扬自己的观点时气势颇为雄壮，好像有一股真理都在这里荡漾的信念；到了抨击不太合口味的学说时，却摇身一变成为挑剔的能手，坚持论敌一无是处的立场。他们多半能说善道，但却和听的艺术了无关涉。在伯克利时，一位专攻日本思想史的同事曾对我说，要想评断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拥有开放的心灵，最好的测验是看他对自己所厌恶的思潮有没有听的耐心。其实，在我所接触的同事中，有些连听的意愿和能力都丧失了，还说什么耐心！了解对象不是以自己主观的限制，对选定为目标的人物或思想作无理的要求。美国学术界对所谓强人策略，也就是虚构敌人的幼稚可笑，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已有警觉。如果一个学人宁愿采取这种无法提升智性交通的下策，明眼人一望即知，而且多半只从特殊心理的层次去理会，绝不轻易辩解，免得每况愈下成为莎翁所谓“全是音响和愤怒，毫无所指”的混乱。另一种借题发挥的策略，也可作为不能或不愿了解对象的例证。我曾深受其苦，不妨把自己的经验提供大家参考。加州大学出版社在1976年刊行了我所写的专门分析阳明少年时代的论文。在那本不到200页的小书里，我明确地指出研究阳明“知行合一”这一观念的哲学心理背景是我撰稿的目的所在。一位兴致勃勃的读者写了一篇数千言的书评，完全不顾我的立言宗旨，更不讨论我运思途径的得失，却把他自己积年累月想要倾吐的学术意见和盘托出。编者要我回应，我拒绝了，但心里不免有些哑巴吃黄连的滋味。
其实，认识自己和了解对象是相辅相成的两条管道，都是滋养开放心灵不可或缺的命脉。儒家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不仅表示成人之美的恕道，也是为了尽己的忠道而发。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为了体谅别人才提出了解对象的价值。
……
前言/序言
《三年的畜艾》（志文出版社，1970年；本次再版书名改为《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编者注）宣泄了20世纪60年代旅美求学的情怀，《人文心灵的震荡》（时报书系，1976年；本次再版书名改为《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一1981）》——编者注）吐露了20世纪70年代浅尝施教滋味的感触。这里所收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动自觉地为儒学创造生机所作的反思。其实，30多年前在建国中学读书的时期，就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有志于儒学探究；1957年考进东海大学，跟随牟宗三及徐复观两位老师一窥孔孟堂奥，也是为成全这意趣而作的存在抉择。可是，在北美求学任教的28年，虽然童心未泯，所走的思想道路却很曲折。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联经，1989年）刊行之后，面临海内外各种论说的挑战，笔者开发传统的精神资源，让儒家的源头活水流向世界的意愿更强，而且更迫切地感到重新认识和了解儒家是为“文化中国”创造崭新的价值领域所不可或缺的思想事业。在这种心境里校读以“西樵偶语”为标签的30篇文字，便觉得每篇都只点题而已，都有重新起步“详为之说”，以阐明主旨的必要。但既然是副刊短篇，点题的笔法是难免的。在这里我只希望读者谅解：设法从有限的文字去捕捉那多元多样但又坚守凝定的自我意识吧！“儒学访谈”所收的四篇，因为是根据对话的实录，而且通过删节或摘要的形式见诸海峡两岸的报章杂志，应该算是“儒学论说”（Confuciandiscourse）的公产了。不过，必须申明，“访谈”是严肃的课题；即使空口腾说不必像笔耕那样句句皆辛苦，其困难度却常常超过书写文字，因为出口的声浪必须经过“入人耳”而且还能“心通”之后才成为真正的信息。让自己珍爱的信息通过知音者的“听德”传播给广庭大众不仅要靠信念，也要有几分勇气。我希望读者正视“访谈”所提出的构想，充分利用这份公产并积极参与论说。
用户评价
能把儒学说明白的人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深，挺学究的一本，读起来慢些
评分很不错的东东，下次还买哦
评分儒者心路，可敬可爱、可信可观！
评分不过，这里的“中国”对余先生来说，正如中国历史上“中国”一词本身主要的涵义一样，是一个超越了地域和政治的文化概念。如果我的理解不差，在余先生的心目中，“中国”代表的是一种承载了价值与文明的文化连续体。余先生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情怀”，之所以情系于此，正反映了他在情感上对于“中国”的眷恋。这种情感之所以在余先生那里格外沉重，原因不在别的，正在于他亲历了这个悠久的文化连续体被内忧外患特别是中国人自己凌迟的过程，在于他亲眼目睹了这一文化连续体几乎“随风而逝”的命运。余先生的“中国情怀”和“情怀中国”，都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由内心所发。这样一种对“中国”的热爱，自然不是一般狭隘与肤浅的民族主义者所能理解的。
评分此外，就是我们要获得这种东西，往往必须寻找到正确的阅读方法，而为了灵性成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阅读经典。美国哲人阿兰•布鲁姆在《莎士比亚的政治》中指出，现在很多学生是非利士人，在圣经中非利士人多次被以色列人攻破，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指外强中干的意思。实际上，他的老师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这部名著中也明确说到，现代人具有越来越多关于关于“鸡零狗碎”的知识，而对于真正启迪心灵、教化人性的高贵资源视而不见。
评分这套《余英时作品系列》包括三本余先生文字的结集和一本余先生的访谈录。四本书分别是《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和《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录》。余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义理和考据的专业学术著作之外，不乏饱含史思而笔端常带情感的辞章之作。《中国情怀》精选其代表性的散文，分为“价值篇”、“文化篇”、“历史篇”、“士人篇”、“儒学篇”、“读书篇”、“坐隐篇”、“母校篇”、“自述篇”。展卷其中，读者必能感受到其发自深厚学养和真诚良知的对于中国文化的眷眷情怀。在半个世纪以上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的自序往往是其著作的点睛之笔。《卮言自纪》几乎囊括余先生历年来各种重要代表著作的自序，为读者提供了得见宫墙之美的津梁，读者由此可以领略其学术思想之大端与旨要。《师友记往》则是一册非常有意义的“回忆录”，收录了余先生数十年来缅怀与纪念师友的文字，情致款款，音韵绵长。透过这些“温其如玉”的追记，读者足以深刻感受像余先生那样老一辈中国知识人的深情厚谊，以及真正的文化人对于价值、理想和学术的追求与信守。至于余先生的访谈录，则汇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诸多报刊杂志对余先生的各种访谈，读者从中可见余先生对历史、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深刻观察和精辟见解。
评分包装好，物流快。非常好。
评分“中国情怀”中的“情怀”自然是名词，表示一种情感的怀抱与眷注所在。2010年，香港天地公司出版了一本题为《情怀中国》的书，也是余先生的一个散文集，当然，其篇幅远不如这本《中国情怀》为多。“情怀中国”中的“怀字”，是作动词用，即将“中国深怀于自己的情感”之意。当然，无论是“情怀中国”还是“中国情怀”，意思是同样的，表达的是对“中国”的一种深厚的情感。这种深厚情感的表达，正是余先生一再引用的“鹦鹉救火”故事中“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这句话。
评分在余先生的文字中，“中国情怀”一词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出自他1985年发表于《联合报》和《明报月刊》的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一文。1988年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了余先生一本文集《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余先生的“中国情怀”更是由此广为人知。不过，如果说余先生每次抒发自己的“中国情怀”，几乎都会引用明末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中“鹦鹉救火”的佛教故事，那么，至少在1981年，余先生为其1954年香港版的《到思维之路》一书撰写的“再版自序”中，已经引用这个故事了。而在那篇自序中，余先生特意提到，在他1950-1955年就读香港新亚书院钱穆先生门下期间，这个故事是最让他感动的。在此，我想再次将这个故事记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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