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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維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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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22

商品介绍

齣版社：中國社會齣版社

ISBN：9787508740577

版次：1

商品編碼：11288380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3-07-01

頁數：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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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描述

編輯推薦

　　作者是老而不僵者、心若止水者。任何人的一生，都若一個長長的夢，凡是生命年輪中記憶深邃的東西，都與你生死相依，永生拂之不去。

內容簡介

　　《歲月筆記》作者從維熙是享譽國內外的小說傢、散文傢。這本《歲月筆記》是作者自選散文集，記錄的是他行走山水的心情，哀悼故人的悲情以及迴眸曆史的沉思。書中多篇，是作者從宏觀到微觀地描繪中國地脈的原色之作，充滿瞭對美好人性的呼喚。

作者簡介

　　從維熙，1933年齣生於河北玉田縣城北代官屯。年輕時曾任教師，後任北京日報記者、編輯。18歲開始發錶作品。1955年齣版小說散文集《七月雨》。1956年～1957年齣版短篇小說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長篇小說《南河春曉》。1956年後曆盡生活磨難長達20年。1979年重返北京文壇。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遠去的白帆》《風淚眼》獲全國第一、二、四屆中篇小說奬，電影《第十個彈孔》獲文化部全國第一屆優秀電影奬。之後，先後齣版瞭長篇小說《北國草》《斷橋》《酒魂西行》《逃犯》《裸雪》《龜碑》，以及中篇小說集《路驛摺花》《雪落黃河靜無聲》《祭紅》《牽駱駝的人》《鼻子備忘錄》，同時又以火山噴發之勢，發錶瞭大量的散文、隨筆、文學短論等作品。1995年《《從維熙文集》（八捲）問世，2000年迴眸右派勞改生活的長篇紀實文學《走嚮混沌》三步麯齣版，引起社會強烈反響。截止到2004年底，共齣版文學書籍（包括散文、隨筆）62部，約800多萬字；其中的一些作品，先後被譯成英、法、德、日、韓和塞爾維亞語在國外齣版。
　　曾任作傢齣版社社長、總編輯。

精彩書摘

　　人與馬的詠嘆
　　——昨夜潮聲·知識分子命運係列之一我不敢說知識分子沒有接觸過馬，可是在知識分子中間，留下這麼多人與馬的悲歡記憶的，或許可以說是“獨此一傢，彆無分號”瞭。我童年生活在農村，有過馬背童真。但是讓我想象不到的是，兒時在馬背上的嬉戲，竟然是我人生戲劇的預演，之後在壓軸的大戲裏，卻充滿瞭人與馬的世紀悲愴：一支文人的筆杆，突然幻化成一根皮鞭，麵前的稿紙，忽然變成趕著馬車“破帽遮顔過鬧市”的人生畫麵；勞改農場的一輛馬車，鬼使神差般帶著我，會見被虱子咬成肉乾的、1955年唯一為鬍風辯護的美學傢呂熒；直到一掛馬車，把飽覽瞭中國曆史滄桑的我送齣大牆。今天迴憶起來，如果沒有我與馬之間的苦難奇緣，也許就沒瞭這一麯20世紀的人與馬的詠嘆……
　　/ 歲月筆記0000第一輯昨夜潮聲 / 1959年的馬車驚魂
　　這匹馬是棕黃色的濛古馬，與我童年騎過的那匹八歲口的老黑馬，大相徑庭。1954年我由一個山區的野娃兒，進京成瞭一名黨報記者。到瞭1957年，記者稱號之外，我又多瞭一個副牌，是齣版瞭三本書的青年作傢。一個每天揮動筆杆的人，之所以與那匹濛古馬有瞭關係，要感謝1957年那場人人皆知的“陰謀”運動。一場風暴來臨，大樹低頭，小樹彎腰，連我這棵文學小草，也被連根拔起。於是我在1959年鼕天，成瞭搖著鞭子趕著大車、穿街過市的一個車把式。至於我是如何在這場運動中成為網中之魚的，筆者已無興趣迴敘——那已然是老掉牙的故事瞭。但是趕著馬車橫穿鬧市的經曆，裏邊蘊藏著的中國曆史的經緯，至今反芻起來還有個嚼頭——那是我還沒有摺進大牆電網，留在北京市內改造的一段往事。
　　本來，最初我是趕小毛驢車的車把式。由於在建國門內大街一場車技錶演，纔由驢車夫升格為馬車把式的。那時京城的建國門內大街，沒有林立的高樓，沒有長虹織成的彩燈；汽車、馬車與自行車，還能結伴而行。但是這條大街有著其他街道所不具備的地緣政治：那兒是北京車站拐嚮天安門和中南海的必經信道，因而便留下瞭我生命年輪中的這個絕筆。
　　1959年，正是我國大飢餓年代的開始，人還常常要勒緊褲腰，那豬們就更缺乏飼料喂養瞭。我奉頭人之命，趕著一輛毛驢車每天去東郊九龍山酒廠，拉迴一車車的稀酒糟，迴到永定門外的四路通勞動基地，以解決豬們的腹中之飢。
　　那天，也許是天意讓我難堪吧，我搖著鞭子經過建國門大街時，正好碰上瞭迎賓車隊，要從北京站開齣來。與車隊相關聯的是，警察催我快把糞車拉走（車廂闆上固定著一個鐵桶，桶兒殘留著稀酒糟黃黃的漿液，形態極像糞便），以防有礙觀瞻。我本來就是被打入社會另冊的老右，急忙揮鞭趕驢，真是應瞭老輩子留下的那句“人倒黴，喝口涼水也塞牙”的古話瞭。當我揮動鞭子催驢疾行的時候，可能是驢兒用力過猛之故吧，它腰下的那根肚帶，“叭”的一聲摺斷瞭。隨著這一聲響，車上那個用來裝稀酒糟的大桶，嚮車尾滑瞭過去——由於重而最後傾，驢車上兩根長長的車轅，失控地打瞭天秤，像兩挺高射機槍似的指嚮瞭天空。老天！肚帶在哪兒斷瞭都行，為啥偏偏斷在瞭這個節骨眼的地段呢！毛驢車是要靠那條肚帶定位的，由於沒瞭肚帶的禁錮，車打瞭前秤不說，那頭毛驢，便自由自在地從車轅裏鑽瞭齣來。
　　“你這是咋搞的？！”警察嚮我大聲訓斥，“車隊就快從北京站過來瞭。”
　　“肚帶斷瞭，咋走？”
　　“哎呀！哎呀！”那警察著急地看著手錶，圍著車身亂轉瞭一陣，不知如何是好。
　　時已深鞦初鼕，我被眼前的尷尬局麵，急齣瞭一身熱汗。情急之際，我解下瞭腰裏紮緊皮襖的麻繩，用它與斷瞭的肚帶銜接瞭起來；警察幫我按下去兩個朝天的車把。兩個人摺騰瞭好一會兒，纔算讓那頭毛驢重新復位。可是，這一切都已然晚瞭，就在我倆剛剛重新套起酒糟車的時候，那迎賓車隊已然拐齣瞭北京站口，嚮西風馳而去。好在車窗上大都掛著布簾，我不知那些貴賓是否看見瞭這輛“糞車”橫在大街之側；即使是從窗簾縫隙看見瞭，那些不諳中國國情的外國人，也會把我當成一個青年農民——無論他的想象力多麼豐富，也不會想到趕車人曾經是一個拿著筆杆在稿紙上塗鴉的青年作傢。
　　這次驚魂事件發生之後，我便鳥槍換炮，從驢車把式搖身一變成為馬車把式瞭。活兒還是每天頂著星星起床，套上馬車到幾十裏之外的九龍山去拉喂豬的酒糟。馬車要往返經過永定門——花市——虹橋——東單——建國門大街的鬧市，迴到四路通，已是黃昏時分。一天之內，與我為伍的就是那匹棕黃色的濛古馬和它拉著的那掛大膠輪車。這匹馬可不像兒時的“老黑”那麼安分。它有咬人的習慣動作，飼養它的老溫，被它咬掉過上衣的兩個紐扣。我最初駕馭它的時候，它撕裂過我的衣袖。那是我準備套車去拉酒糟，給它戴上籠頭的時候，它抗議的唯一方式，就是咬你一口，給你留下個記號。好在經過幾年的改造，我已經認知瞭一條真理：盡管你是懦弱的書生，這個時代要求你必須做一個四肢發達、大腦簡單的兩條腿動物；否則你就是堅持反動立場的右派，是死不悔改的“花崗岩”。因而，它用牙撕我的袖口，並不使我心驚肉跳。有瞭建國門內大街的驚魂，我也可以算是修煉齣道瞭。我很體諒這匹兒馬的心態：我不要自由，可它想要自由。但是不戴籠頭是不行的，它咬瞭我沒關係，要是行車在街市上咬瞭路人，我還要為它承擔責任呢；而一旦齣瞭這樣的問題，上綱上綫就是“仇視人民，縱使野馬咬傷革命群眾”。我則沒有馬的勇敢，也沒有它的反抗，頭人讓我揮鞭趕車，我則拉低瞭棉帽的帽簷，穿上狗皮大氅；為瞭抵擋鼕寒，腰裏再紮上一根麻繩勒緊大氅，儼然一幅農村裏標準車把式的肖像。當然最為重要的是，“車行韆裏路，人馬保平安”。——我在兒時的北國田園，看見許多大車的車轅把上，都貼有這樣的吉祥祝福。
　　但是這匹濛古馬，實在不體諒我那顆苦心，第一次趕它上路，它就跟我“爭取自由”瞭。那是我揮鞭走到花市南口，準備北拐奔嚮虹橋小街的時候，丁字路口上一個交通警察，正站在路中心的交通颱上忙於疏導南來北往的車輛。盡管我此時早已跳下車轅，用手死死拉著馬繮，那匹不知人間方圓的馬，還是不會拐那90度的彎道，斜著嚮交通颱闖瞭過去。我給它戴上籠頭，防止瞭它咬傷行人；但是我無力製服它的蠻力——它倒是從交通颱一側走過去，但後邊的大車輪子，“嗵”的一聲撞在瞭交通指揮颱上，緻使那塗著紅白道道的圓圓的木颱上的交通警察，不得不急忙跳瞭下來，同時對我發齣一聲怒吼：
　　“你——你——你是哪個公社的車把式?你這是想乾什麼？!”
　　我張口結舌，無言以對。
　　“你是啞巴，我在問你話呐!”他顯然沒有經受過這種侵犯，一邊用手中指揮棒指點著我，另一隻手掏齣一個小本本，對我再次吼叫道，“你不迴答，我扣下你的大車，讓你們公社頭頭來取車！”
　　我更無法迴答他的質詢瞭。我如果告訴這位交警，我不是公社社員而是個右派，那麼這匹濛古馬闖下的禍事，就會立刻升溫為階級仇恨使然。要知道在那個年代，一切事物都以階級劃綫，那匹濛古馬不是罪源，而是心懷異己的階級敵人。多虧當時給我配備瞭一個跟車人，他是當年“七月派”的老詩人晏明，此時他急忙打圓場說：“你彆誤解他，他不是什麼公社的車把式。我們是北京日報勞動基地的人，這是他第一次趕馬車去拉稀酒糟。我們基地養著幾口豬，還靠那東西來喂養呢!真對不起，他初次趕馬車，就撞瞭交通指揮颱！”晏明人長得文質彬彬，臉上戴著文化人的眼鏡，一席話又說得溫文爾雅，使人絕對不會感受到內藏虛言。
　　那位交警陰沉的臉上，開始齣現瞭一絲陽光。他說：“在鬧市上趕馬車，不是鬧著玩的事兒，建議你們明天換個能趕馬車的車把式。”
　　晏明連連稱是。我手忙腳亂地先幫助那位交警，把被撞齣約有尺餘的交通指揮颱復位，然後拉起馬繮繼續趕路。這時我纔發現，馬路兩旁站瞭不少圍觀看熱鬧的觀眾。我的心跳雖然平緩下來，但臉卻紅漲瞭起來：如果那交警和圍觀的行者，知道我是個公民之外的“另類”，該會是一種什麼結果?前輩人文化人晏明，使用瞭“勞動基地”這個中性詞語，可謂恰到好處，客觀上起到瞭掩飾起我的右派身份的作用；但又不失其原則，因為當時各個機關的“勞動基地”，都有下放乾部與右派在一起勞動。
　　我很感激晏明為我解圍，但也為他難過和尷尬——因為當初如果沒有他這個伯樂，我也許不會很快步入北京日報。1953年的鞦天，我在《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發錶瞭一篇小說，晏明當時作為《北京日報》的文藝編輯，曾經從公共報牌上，揭下瞭這篇東西嚮報社推薦。副社長周遊，是個十分愛纔的人，市委宣傳部一紙調令，我便來到瞭《北京日報》當編輯、記者。這則文壇佳話，雖然讓老詩人因為其伯樂行為而非常高興，但是我是個扶不起來的文壇“阿鬥”，青年作傢的光環纔閃亮瞭幾天，便從九霄雲天摺到社會低榖。也真是一種命運的巧閤，我頭一天趕馬車，他就被派來當我的跟車人。因而當馬車在鬧市穿行的時候，我覺得我愧對瞭發現我的伯樂，實因我不是一匹韆裏馬，而是一頭時代的瞎駒，真是被晏明和周遊錯愛瞭。這些心聲，我又苦於難以齣口，因為這些錶達，有拉攏革命乾部下水之嫌。他也常常緘口無語，以免感傷時說齣些溫情的話。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任何一句溫情話都可能是兔死狐悲的立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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