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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知识人认为，亡国并不可怕，只要知识者人心不死，国魂尚存，终有复苏振兴之一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面对“大局日非，伏莽将起”的严峻形势，他们舍生忘死，企图在自我脱胎换骨的同时，使得民族重现生机。本书以当时留日学生与新学之士为主，围绕其结社活动，探测其群体意识的形成，以及如何活化国魂，维系国体的心路历程。作者目光如炬，对于史料史实，穷搜深究，不厌其详，对于史实的解读别开生面，全景再现了当年一幕幕历史剧。期待通过史家的努力，达到中国知识人的使命与史学济世的交集。

作者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清代稿钞本》。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

精彩书评

　　★1899-1905年是中国世纪之交的过渡时期，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都在急剧变化中。桑兵从新知识界社团活动这一层面切入，对各派趋新势力的人事脉络、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结社活动的地域色彩、群体意识与全国意向的形成等重大问题，重新加以探讨。作者蔑视媚俗之作，立志返朴归真。既追踪陈寅恪诸大师的优良学风，又吸取国外研究方法的可取之处。在集中检讨国内外新近发表的信札档案、日记及当时著作和报刊资料的基础上，抉剔爬梳，条分缕析，于缜密考订功夫中驰骋宏观思维，精深而不流于繁琐，博大而不失之空疏，体现了严谨而又深沉的治学风格，识见精辟独到，为时下不多见的史学力作。
　　——章开沅

目录

第一章 兴汉会的前因后果
一、缘起
二、维新派介入
三、意外之果
四、天平倾斜
五、影响犹存

第二章 保皇会庚子勤王谋略及其失败
一、重在两广
二、东西无常
三、秀才用兵
四、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三章 勤王运动中各政治团体的关系
一、联合共识
二、内部分歧
三、犬牙交错

第四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
一、复仇复辟
二、勤王辅助
三、再向京师
四、渐入下流

第五章 早期留日学生社团与活动
一、发端新探
二、社团滥觞
三、壬寅东渡
四、排满演说

第六章 中国教育会
一、双重属性
二、规模与联系
三、发展与影响
四、内部矛盾

第七章 军国民教育会
一、产生与结局
二、组织与活动
三、政治属性
四、影响与分化

第八章 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概论
一、类型分布与社会探源
二、宗旨与活动
三、两大特征
四、社会影响

第九章 孙中山与国内知识界
一、倚重读书人
二、交往联系
三、群相推崇
四、思想互动

第十章 孙中山与留日学界
一、初期关系
……

精彩书摘

　　当然，保皇会中对合作一事反应积极的只是梁启超等人，兴中会对于康有为一派染指兴汉会的企图不无警惕。毕永年到港，而合并会未开之际，湖南哥老会首领师襄也从上海赶来香港。师襄字中吉，尝从谭继洵仕清，以军功保都司，任谭的卫队长。后弃官随谭嗣同四处奔走，戊戌后改投唐才常。他素为会党中人，是哥老会的股肱，但兴中会怀疑他私通康派，欲将其排斥于会议之外，经富崎劝说才改变态度，好意款待，以促成合作大局。
　　会议前夕，师襄忽然潜往广东，此行极可能是与当地保皇会或澳门总局接洽，归来后即诈称在粤接到急信：“说我党已在长江一带起事。目下众首领皆在此处，而部下竟轻举妄动，若不赶紧前去领导，只怕要惹起不测的祸患。”使得同寓的会党首领人心惶惶。幸而宫崎当即指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谣言”，才稳住军心。官崎察觉到师襄“勾结康派，企图从孙派手里夺取这些帮会的领导”的用心，与陈少白商议，以托其照顾内地同志为名，将他支走。师襄临行表白：“心里并没有孙、康之别，只愿能同心合力早日起义。”①此去即赴上海，参加唐才常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唐才常正是通过上述途径得知兴中会与湘鄂会党结盟的确信后，函邀林圭等人归国筹备起事的。先此，林圭“以急激故，亦为乡里所不容”②。1899年7月，应梁启超之招赴日，肄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因费用仰给于粤商，横遭他人白眼，又受日本报刊辱骂中国人的刺激，加上他以实行为目的，读书非其所好，遂向梁启超请求归国。恰值唐才常函邀，于是顺势踏上归途。11月13日，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等人在东京红叶馆为其饯行。是日上午7时，孙中山和陈少白由横滨赶赴东京，与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会晤后，出席红叶馆送别会，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也在座。席间各人举杯预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①林圭出发前亲诣孙中山请益，孙为之介绍在汉口俄办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员容星桥。②这时孙已经接到陈少白、官崎送来的印信，是以兴汉会总会长的身份与会。而林圭回国的目的，正是到湖南联络会党。所以，孙中山允诺提供帮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红叶馆送别会出现于孙、梁合作的高峰期，当时双方正进入洽商联合组党的关键阶段。但唐才常虽与孙中山订约合作起兵，也只限于殊途同归。而孙、梁关系不断受到其他因素干扰，在康有为阻挠、华侨中两派冲突及诸同门掣肘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态度时冷时热，不仅曾明确表示暂时不愿合作，甚至一度“踪迹不得不疏”③。况且梁本人也有宗旨利益私见。因而双方联合中竞争时起，共事时摩擦不断。
　　唐才常让林圭回湘，显然是想利用毕永年取得的成果，增强己方实力，与兴中会保持均衡。本来毕永年赴湘联络会党，即与唐才常协商确定，只是他不满于唐与康有为来往，而奉孙中山为领袖。所以唐才常也不便直接找毕，要拉林圭代为出面。但唐并未到湖南从事过组织发动，只能提供一纸计划，而无任何实际准备。孙中山虽然答应与梁、唐合作，可是组织合并尚未实现，他不会轻易将刚刚到手的成果拱手送人。他答应向林圭提供的，只是外部帮助，而不是奉上兴汉会的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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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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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国学学术恩仇录 　　 　　 学人相轻，自有“专业”与“方向”以来尤甚。 　　 民国以来，传统学术变革剧烈，加上地域之区分，大学之建立，专业方向之异同，学人之惺惺相惜或针锋相对者也犹多。桑兵在本书中，不避褒贬的描述了“国学”学术史递变中，不同学者之间的“恩仇”录。 　　 首先，先梳理一下桑兵在书中描述的这段国学研究学术史递变过程：“主流派的脉络最具代表性的应是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系。”（168） 　　 这个描述是对的。具体而言，北大最初把持国学研究的是一批清末以来即占据位置的“桐城派”宿旧，如陈汉章等；后来，这批人被大多数属于浙江籍的章太炎弟子取而代之，鲁迅说的“某籍某系”即是；后来，这批人又被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取代，其间，与北大国学门渊源甚深的还有清华国学院、厦门大学国学院等；后来，则是傅斯年建立中研院史语所，直至迁台。 　　 主流之外，其他自然可以认为是支流。比较重要的，有近来颇被提起的“蜀学”，即蒙文通等；有盘踞在南京高师等的“学衡”，自八十年代以来已经逐渐被认为是立场中立、学术主张切实的派别；有钱穆，钱穆是不做“史料学”的史家，与当时弥漫着东方学气息的史语所相比，钱穆也是非主流，不然他也不会直到1968年才成为中研院院士等。越列举越多，其实所谓的“支流”比所谓的“主流”不仅数量多得多，而且主张也大都较为平和，国学与西学的冲突也没有所谓“主流”派那么激烈。激烈的反传统、过正式的矫枉，可能恰恰是“主流”之所以成为“主流”的原因之一吧。 　　 此外，在桑兵看来，还有一批虽然组织上可以归在主流派别，而其学术水平则远超各家各派、不可归而类之的王国维、陈寅恪、陈垣。 　　 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学术递变的图谱上，桑兵“饶有兴趣”的描写了各派之间及一派之内的群相，比小说要精彩的多： 　　（一） 国学保存会与北大（国文系）桐城派 　　 人物：保存会——邓实与黄节；北大桐城派：黄节、陈汉章、叶瀚 　　 这批人物并非一概守旧，如国学保存会，“一面借《政艺通报》系统输入西学，一面以《国粹学报》提倡国学”。但是，这批人仍然很被视作顽固守旧派，而在蔡元培主持北大后被章太炎弟子赶下台。 　　桑兵认为，一方面，章系弟子在当时确比桐城派古文家更“进步”，一方面，二者也有宿怨。如黄节，师承简朝亮，简又是朱一新的高足，和康有为同属朱门弟子。章太炎反对康有为众人皆知，其实对主张汉宋兼采的陈澧朱一新也都不满。这种态度，自然会影响到其弟子后学。 　　（二）所谓某籍某系 　　 桑兵在书中描写最多的派系即所谓“某籍某系”，但他也说的很清楚，这种派系划分并非一概而论。可试举三卦： 　　 乾：北大桐城派的陈汉章叶瀚都是浙籍，但正是被“某籍某系”所排挤的； 　　 坤：鲁迅和周作人一直被看作“某籍某系”，但鲁迅从来都不承认； 　　 震：吴承仕属章门非浙籍。杨树达曾以请其任教告马幼渔，马云：“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而马本人却是“十年不作一文者也”（38） 　　 为什么说“某籍某系”遭受非议颇多呢？在桑兵看来，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学术水平不够，往往名声大于水平。这一点，站在时过境迁后的今天来看，的确如此；二是在当时排挤异类，把持北大教职和教育部要职。尤其是这批学者反对军阀，赞同北伐，北伐胜利后不少进入教育部。“主要指当时浙江籍人士把持北京教育界和学术界，占据要津而贡献水平不称其职”（33）可举数卦： 　　 巽：民初教育部参事司长集体辞职赶走兼署的粤籍总长陈振先，改换浙籍的汪大燮。此事发生于1914年，虽与学术无关，但可见当时浙籍势力。 　　 坎：“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34）20年代的北大浙籍章系包括：中国文学系主任马幼渔、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文科学长沈尹默（短暂）；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其他：马衡、钱玄同、刘半农。北大季刊国学组由胡适（非浙籍）任主任，但12位委员有8位浙籍。 　　 离：1929年，北大学生曾开会“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1930年，北大史学系学生散发《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列举罪状三大纲十四条，并致函朱希祖，迫其辞职（37）朱希祖辞职后，傅斯年接任，得以引进钱穆、蒙文通。后有传言，运动学生的背后正是傅斯年。这些公案一时无从清理，只是由此可见其势力之一斑。 　　 艮：吴虞：刘半农之无耻无学，任教授一年半，因学生不上渠课，尹默乃运动出洋。（37） 　　 于是，在桑兵看来，胡适、傅斯年等人进入北大，预示着某籍某系的问题将在这些人手中解决，当然，所谓解决，情况也是很复杂的，详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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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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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白娘子传奇》里，碧莲曾经跟天不怕地不怕的戚宝山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宝山偏不信邪，开了个豆腐店起早贪黑卖豆腐，才真正尝到了人间百味。所以，看到小津安二郎说自己是只会做豆腐，不会做咖喱饭和炸猪排的人的时候，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自谦，相反的，他是在表达做豆腐的辛苦。 　　 　　若在现在苛刻的评论家眼中，小津战后的导演生涯，简直可以用“毫无突破”来形容。他热衷于反复拍摄同一个题材的作品，视角永远局限于战后日本的普通家庭，很少有外景，基本上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十叠大小的空间里。所试图展现的主题也大致统一，即描写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庭观念是如何在崭新的时代中显得不合时宜，进而走向分崩离析的。他甚至不在意自己重复自己，光是“送嫁”这一个题材的电影，他就先后拍了《晚春》、《秋日和》及《秋刀鱼之味》三部。然而，就是这样近乎偏执的专注，才将他做豆腐的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国际影坛公认的大师。 　　 　　如今的豆腐界，可以说是一团乱象。有的人呢，连最基本的白豆腐还没做好呢，就想着一天换一种花样，今日做豆皮儿，明朝做豆干，美其名曰“挑战不同类型题材”，结果做来做去基本功都不过关；有的人呢，自知技不如人，于是便投机取巧，成日想着标新立异来讨好顾客，什么彩虹豆腐、水果豆腐纷纷出炉，可是人们尝个新鲜之后，还是怀念最普通的豆腐的味道。拍电影和做豆腐是一个道理，想要做出人们心目中最好吃的豆腐，从来都没有捷径可走，它首先需要你拥有良好的味觉，知道什么才是最能打动人的豆腐；其次，它需要日以继夜的锤炼，寻找最适合的豆子、一点点改进软硬的比例，反复尝试点卤的技巧。最后，练就只属于你个人所有的，独一无二的做豆腐技巧。 　　 　　说起来简单，可是现在能坚持去那么做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无论是之前出版的唐纳德•里奇所著的《小津》，还是莲实重彦的《导演小津安二郎》，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被“半神化”的小津。而本书中小津却用朴实的语言，活生生的把自己拉下了“神坛”。他一一解释了那些他被神化的技法，例如有名的“离地三尺”的低机位拍摄方法、不采用淡入淡出的场景切换方法、在拍摄悲伤场景不做特写反而拉远的手法等等，只是他为了拍摄方便、画面好看而且刻意不遵循电影文法的表现。得知真相的我们也许会有大失所望的想法，却也因此感觉到拍摄电影并不是一件高深神秘的事情。而这也是小津的期望，他认为：“如果电影的文法真的是优异如自然法则那样的不成文的规定，那当今世界只要有十个电影导演就够了。”他认为，每个导演都应该表现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觉，而不应拘泥于任何文法。 　　 　　同时小津还在书中展现了自己幽默风趣的一面，与电影中显露出的内敛敏感的气质迥然相异。例如他谈到自己是怎么当导演的时候写到，是他还在做助导的时候，有一次加班太饿了，他忍不住抢了本该要端给导演的咖喱饭，因而被厂长认为是个有趣的家伙，被委以重任；他更还在文章中撒娇，说自己“常露出酒窝自嘲……我这份可爱，在女演员中，尤其是中年组眼里大受好评。” 　　 　　读来令人莞尔，更使我灵光一现，想起《晚春》里的一个场景：纪子因为舍不得鳏居的父亲不愿出嫁，对姑姑安排的相亲不置可否。而好事的姑姑担心的却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对方名叫佐竹熊太郎，她担心纪子不喜欢这个名字，担心大家成为一家人后不好称呼这位侄女婿：“熊太郎这个名字就象胸口长满了毛的感觉，我们该怎么叫他好呢？叫熊太郎的话就象在叫山贼，叫阿熊就象叫个傻子，当然不能叫他小熊，我打算叫他小竹。”让人好气又好笑，当时沉浸在整部电影的气氛中没做他想，如今想起来，这恐怕是小津为了抗议自己被人贴标签，特意加进去的细节，证明自己“其实是拍喜剧片出身的。” 　　 　　小津和其他导演最大的不同是，他是一个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遵循“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原则的人，这是他做豆腐的筋骨，也是他做人的筋骨。当其他导演都纷纷给电影做加法，加入各种炫目的技巧和激烈的戏剧冲突的时候，他思考的却是如何拿掉全部的戏剧性，让演员以悲而不泣的风格去表演。本书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是小津对拍摄风格和作品的自叙，他评价《秋日和》这部作品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社会常常把很简单的事情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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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白娘子传奇》里，碧莲曾经跟天不怕地不怕的戚宝山说：“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宝山偏不信邪，开了个豆腐店起早贪黑卖豆腐，才真正尝到了人间百味。所以，看到小津安二郎说自己是只会做豆腐，不会做咖喱饭和炸猪排的人的时候，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自谦，相反的，他是在表达做豆腐的辛苦。 　　 　　若在现在苛刻的评论家眼中，小津战后的导演生涯，简直可以用“毫无突破”来形容。他热衷于反复拍摄同一个题材的作品，视角永远局限于战后日本的普通家庭，很少有外景，基本上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十叠大小的空间里。所试图展现的主题也大致统一，即描写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庭观念是如何在崭新的时代中显得不合时宜，进而走向分崩离析的。他甚至不在意自己重复自己，光是“送嫁”这一个题材的电影，他就先后拍了《晚春》、《秋日和》及《秋刀鱼之味》三部。然而，就是这样近乎偏执的专注，才将他做豆腐的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国际影坛公认的大师。 　　 　　如今的豆腐界，可以说是一团乱象。有的人呢，连最基本的白豆腐还没做好呢，就想着一天换一种花样，今日做豆皮儿，明朝做豆干，美其名曰“挑战不同类型题材”，结果做来做去基本功都不过关；有的人呢，自知技不如人，于是便投机取巧，成日想着标新立异来讨好顾客，什么彩虹豆腐、水果豆腐纷纷出炉，可是人们尝个新鲜之后，还是怀念最普通的豆腐的味道。拍电影和做豆腐是一个道理，想要做出人们心目中最好吃的豆腐，从来都没有捷径可走，它首先需要你拥有良好的味觉，知道什么才是最能打动人的豆腐；其次，它需要日以继夜的锤炼，寻找最适合的豆子、一点点改进软硬的比例，反复尝试点卤的技巧。最后，练就只属于你个人所有的，独一无二的做豆腐技巧。 　　 　　说起来简单，可是现在能坚持去那么做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无论是之前出版的唐纳德•里奇所著的《小津》，还是莲实重彦的《导演小津安二郎》，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被“半神化”的小津。而本书中小津却用朴实的语言，活生生的把自己拉下了“神坛”。他一一解释了那些他被神化的技法，例如有名的“离地三尺”的低机位拍摄方法、不采用淡入淡出的场景切换方法、在拍摄悲伤场景不做特写反而拉远的手法等等，只是他为了拍摄方便、画面好看而且刻意不遵循电影文法的表现。得知真相的我们也许会有大失所望的想法，却也因此感觉到拍摄电影并不是一件高深神秘的事情。而这也是小津的期望，他认为：“如果电影的文法真的是优异如自然法则那样的不成文的规定，那当今世界只要有十个电影导演就够了。”他认为，每个导演都应该表现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觉，而不应拘泥于任何文法。 　　 　　同时小津还在书中展现了自己幽默风趣的一面，与电影中显露出的内敛敏感的气质迥然相异。例如他谈到自己是怎么当导演的时候写到，是他还在做助导的时候，有一次加班太饿了，他忍不住抢了本该要端给导演的咖喱饭，因而被厂长认为是个有趣的家伙，被委以重任；他更还在文章中撒娇，说自己“常露出酒窝自嘲……我这份可爱，在女演员中，尤其是中年组眼里大受好评。” 　　 　　读来令人莞尔，更使我灵光一现，想起《晚春》里的一个场景：纪子因为舍不得鳏居的父亲不愿出嫁，对姑姑安排的相亲不置可否。而好事的姑姑担心的却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对方名叫佐竹熊太郎，她担心纪子不喜欢这个名字，担心大家成为一家人后不好称呼这位侄女婿：“熊太郎这个名字就象胸口长满了毛的感觉，我们该怎么叫他好呢？叫熊太郎的话就象在叫山贼，叫阿熊就象叫个傻子，当然不能叫他小熊，我打算叫他小竹。”让人好气又好笑，当时沉浸在整部电影的气氛中没做他想，如今想起来，这恐怕是小津为了抗议自己被人贴标签，特意加进去的细节，证明自己“其实是拍喜剧片出身的。” 　　 　　小津和其他导演最大的不同是，他是一个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遵循“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原则的人，这是他做豆腐的筋骨，也是他做人的筋骨。当其他导演都纷纷给电影做加法，加入各种炫目的技巧和激烈的戏剧冲突的时候，他思考的却是如何拿掉全部的戏剧性，让演员以悲而不泣的风格去表演。本书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是小津对拍摄风格和作品的自叙，他评价《秋日和》这部作品的时候，是这么说的：“社会常常把很简单的事情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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