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殷商史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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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锋 著，李学勤，郭志坤 编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26329

版次：1

商品编码：1158045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08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一个朝代，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最近若干年，学者们对于商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然而，由于生动故事的缺失和材料的晦涩难懂，普通读者对其知之甚少。正因为此，写一本通俗的著作来介绍最新的研究进展就显得尤为必要。这本《殷商史》的写作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尝试。

内容简介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殷商史》分12章35节。商朝处于中国历史的较早时期，拥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者在吸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深入浅出的笔触对商族传说、汤武革命、都城变迁、武丁中兴、王朝灭亡等，结合体现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文献文物（包括甲骨文和青铜器及铭文）作全面系统的介绍。附有大事年表、帝王世系以及历史地图。

作者简介

　　王进锋，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曾于2009年9月至2010年8月在美国Dartmouth College研习。在《考古》、《考古与文物》、《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学史研究》、《民俗研究》、《中国音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现为华东9币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目录

序一
序二
导语
第一章 商代的历程
第一节 先商时期
第二节 早商时期
第三节 晚商时期

第二章 商代的制度
第一节 分内服、外服的职官制度
第二节 商代的军事制度
第三节 商代的法律制度
第四节 商代的刑罚制度
第五节 商代的教育制度
第六节 商代的选官制度

第三章 商代的甲骨文
第一节 甲骨文的制造过程
第二节 甲骨文的埋藏、破坏和发现
第三节 甲骨文的著录
第四节 甲骨文的分期

第四章 商代的金文
第一节 商代青铜器的发现与类型
第二节 商代金文的分期与著录
第三节 商代金文的形式与一些典型的铭文

第五章 商代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商代的服饰
第二节 商代的饮食
第三节 商代的住所
第四节 商代的交通
第五节 商代的婚姻

第六章 商代的经济
第一节 商王朝的财政收入
第二节 商代的商业贸易
第三节 商代的城市
第四节 商代的农业
第五节 商代的畜牧业

第七章 商代的方国与小臣
第一节 方国
第二节 小臣

第八章 商代的神灵关系
第一节 帝臣与帝的关系及神灵世界里帝臣的分职
第二节 帝与祖先神以及祖先神内部的关系
第三节 自然神与帝、祖先神的关系
第四节 商代人间世界里的帝臣及其思想史意义

第九章 商代的文化以及考古遗迹
第一节 西北冈王陵区大墓：商代王室墓葬文化
第二节 殷墟妇好墓：商代妇女婚姻文化
第三节 三星堆祭祀坑：商代祭祀面具文化
第四节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商代级别居室文化
第五节 新干商代大墓：商代地域文化
第六节 商代的文化

第十章 商代的医疗
第一节 商代的疾病种类
第二节 商人对疾病原因的认识与治疗疾病的方法

第十一章 殷都屡迁及其他
第一节 殷都屡迁
第二节 商纣王身边的大臣
第三节 商代的自然灾害与救灾措施

附录
附录一 商大事记
附录二 商王世系表
附录三 文中引书简称表
附录四 主要参考文献
商时期中心区域图
结束语
后记

精彩书摘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殷商史》：
　　
　　盘庚曾经谈到了商代的选官原则，为“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并引用迟任的话，进一步申明“人惟求旧”（《尚书·盘庚》）。旧人就是指商王室的血亲贵族和异姓功勋贵族，其中以王室血亲贵族为主。⑦商王朝给商王的诸多叔父、同宗族的同辈兄弟以高官厚禄，组成血亲集团，如微子、王子比干等。同时也任用一些异姓功勋世袭贵族，如伊尹等。
　　祭祀、占卜和征伐是商代政治生活中的三件大事，商代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很多都是世袭的显赫贵族。商代的人尊神敬鬼，推崇占卜，负责占卜的贞人多为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重要文官，而这些人都来自贵族子弟。商代的军队作为国家对内统治、对外征战的重要机器，主持者多是王室之人或亲信贵族。如武丁时期的重要将领妇好就是武丁的妻子，望乘、毕、雀都是商王的亲信贵族。另外，商王朝内服和外服的重要官员都是由大贵族担任。
　　商代任用亲信贵族，也有一定的甄选标准。这些标准大致有：首先就是要别亲疏远近。其次，忠于商王。商王盘庚在劝诫臣下时，就希望他们完全遵照王的意思去办事，并对这些人很敬佩。再次，以国家之事为重，不自私自利，不贪财好货。商王曾经明言自己不会任用那些贪财好货之徒，而愿意任用恭敬为国家利益、民众营生出力的人。第四，对部属民众爱护，不加戕害。商王曾劝诫官僚不要侮辱年老体衰的人，不要欺凌弱小的人。第五，做好本职的工作，不乱起妄言，不扰乱政治。
　　商代在任用亲贵的同时，在政治改革的特别时期也会破格任用一些富有才华、出身微贱之人。商王武丁继位之后，商王朝面临诸多困境，“比九世乱”（《史记·殷本纪》）。然而，此时他身边的亲贵们多是平庸无能之辈，而且逐渐形成强大的政治保守势力，对武丁的改革百般阻挠。武丁自己曾在民间生活，深知他们中间有治国良材。傅说就是当时出身微贱、但富有才华的人。
　　根据文献记载，傅说曾是一名筑城的奴隶，“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带索，庸筑于傅岩之城”（《墨子·尚贤下》），还有人说他是囚犯。总之地位很低下。但是他很有治国的才华。武丁为了起用傅说打破了很多的常规。武丁三年不说话，寻找对策，最后谎称自己做了个梦，梦见遇到一位有经国济世之才的人，命令下属去找。这样才把傅说招到了身边。武丁得到傅说之后，君臣相得，终于收到了较好的治理效果。
　　伊尹对于商汤，也是其非常时期任用的非常人才。商汤当时有灭夏的雄心，但缺乏有才华者的辅佐。伊尹当时只是一个耕于有莘之野的农奴，也有人说是陪嫁的媵臣。他因为能做出可口的饭菜，常被商汤引在左右，他也以做饭打比方，跟商汤讲说治国的大道理。商汤以为他有才华，于是任用为相。商汤在伊尹和另一位贤能之士仲虺的辅助下，终于率领商族及其盟友打败夏桀而建立了商王朝。
　　商代自武丁之后的国君多是些平庸享乐的帝王，不能及时改革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所以到了商末，殷道日衰，贵族们则嗜酒成风，萎靡不振，国势日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帝乙把帝位传给了拥有很高天赋的帝辛（即商纣）。据文献记载，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史记·殷本纪》）。帝乙传位给他，就是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商纣面对内忧外患，为不负重托，决定起用有能力无恶习的非亲旧人才，来对抗商王朝的既得利益集团。费仲、恶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用的。他们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然而，此时商王朝已经积重难返，大厦将倾了。而且商纣的改革触动了贵族官僚们的切身利益，旧贵族势力从中百般阻挠，与周族势力内外勾结，破坏纣王改革，甚至有些大贵族携带重器，叛国投敌。再加上纣自身的暴虐腐败，使这场改革最终归于失败。
　　值得一说的是，商王破格提拔人才只是个别的现象。商王朝最主要的还是亲贵政体，用亲用贵仍是当时选拔官员的基本原则。
　　商代的选官除了以上所言的一些状况以外，还有临时任官现象的存在。
　　临时任官就是商王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临时任命官员。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新出现的事务没有人员管理，需要临时任官，另一方面是出于集中王权的需要。商代的同姓贵族和外姓官长长期担任重要骨干，逐渐形成了利益集团，有时会形成对王权的约束。商王临时任命的官员往往对他言听计从，所以商王的意志可以得到顺利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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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殷商史》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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