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傢講史：唐史十二講（典藏本）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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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唐史大傢講唐史。
　　☆印製精美，適閤饋贈、收藏。

內容簡介

　　唐代是我國曆史上興盛的時期，一部唐史成為大有可讀的斷代史。著名文史專傢黃永年先生對唐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詣。本書由黃先生親自選定篇目，收入散見於《文史探微》、《文史存稿》、《學苑零拾》等幾種著述中有關唐代曆史的十多篇文章，按照時序與專題相結閤進行編排。
　　《大傢講史：唐史十二講（典藏本）》選取的12個話題，集中再現唐朝曆史與社會的風貌。不僅包括讀者比較關心的重大曆史事件與曆史人物，像玄武門之變、安史之亂，武則天、唐玄宗、楊貴妃等，而且還有唐代經濟與社會方麵的問題，像兩稅法的實施、長安的飲食、唐代的傢具等。

作者簡介

　　黃永年（1925—2007），江蘇江陰人，著名曆史學傢和古文獻學傢。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兼職教授。主要社會兼職有全國古籍整理齣版社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國傢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國史研究》編輯委員會委員等，是第七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代錶。學術著作有《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唐代史事考釋》、《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樹新義室筆談》、《學苑零拾》、《學苑與書林》，教材有《古籍整理概論》、《唐史史料學》、《古文獻學四講》、《古籍版本學》、《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古籍整理有《類編長安誌》、《雍錄》、《西遊證道書》等。

目錄

題記
我和唐史以及齊周隋史（代前言）
第一講 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
1.裴寂劉文靜之爭
2.太原元謀功臣和李世民即位時的功臣
3.李世民與經略山東
4.建成元吉以及玄武門之變
5.地域問題和世族庶族問題
6.太子承乾、魏王泰以及晉王治
第二講 武則天真相
1.武則天和唐高宗
2.得到人民擁護嗎
3.殺人是否殺得對
4.男寵酷吏和所謂知人善任
5.文化上有多少貢獻
6.齣生地之爭
7.下颱和後遺癥
第三講 盛世英主唐玄宗
附：說唐玄宗防微杜漸的兩項新措施
第四講 楊貴妃和她的故事
1.講曆史
2.說故事
第五講 《通典》論安史之亂的“二統”說證釋
第六講 唐兩稅法雜考
1.根據什麼來定徵收戶稅的等第
2.什麼時候把義倉稅稱為地稅
3.地稅什麼時候開始提高稅額 什麼時候開始一年兩度徵收
4.為什麼叫兩稅法兩稅法包括地稅有什麼證據 兩稅法中的戶、地稅是否同時徵收
5.兩稅法有沒有全國統一的稅額
6兩稅法實施後原有的租庸調稅額如何處理
7.兩稅法有沒有減輕剝削
8.《楊炎傳》“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應如何理解
附：論建中元年實施兩稅法的意圖
第七講 所謂“永貞革新”
第八講 唐元和後期黨爭與憲宗之死
附：《辛公平上仙》是講憲宗抑順宗
第九講 唐代的宦官
1.來源和身份
2.在什麼情況下掌權
3.監軍·神策中尉·樞密使
4.和皇帝、宰相的關係
5.馀論/
第十講 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鬍臭》兼論狐與鬍之關係
第十一講 說餅——唐代長安飲食探索
第十二講 唐代傢具探索
齣版後記

精彩書摘

　　6.齣生地之爭
　　《武則天》書裏主張武則天生於利州即今四川廣元，還專門寫瞭篇《武則天生在廣元的根據》作為書的附錄，和不同意此說者作爭辯。
　　不同意此說者很多，吳晗在《新建設》1961年第1期上發錶《關於曆史人物評價問題》及附記，陳振在《光明日報》1961年5月24日的《史學》副刊上發錶《也談武則天的齣生地和齣身》，都利用《冊府元龜》等史料來講武則天齣生利州的不可能。可惜這兩篇文章在文字組織上還稍欠周密。另外，《全唐文》捲二四九有一篇李嶠在武周聖曆二年（699）撰寫的、為武士彠歌功頌德的《攀龍颱碑》，留下若乾有用的史實，也未被這兩篇文章所利用。因此有必要花點篇幅對此問題重新作番論證。
　　（1）武則天死於中宗神龍元年（705），舊算法享年八十三歲，上推生年為唐高祖武德七年（624），這是誰也沒有異議的。（2）《冊府元龜》捲六七一說：“唐武士彠，武德末判六尚書事，揚州有人告趙郡王孝恭有變，追入京屬吏。高祖令士彠馳驛檢校揚州都督府長史。”這原任揚州大都督李孝恭追人京後是由襄邑郡王李神符繼任的，李神符繼任揚州大都督據《通鑒》是在武德八年（625）十二月，《冊府元龜》捲二八一和《舊唐書》捲六○《李神符傳》則是武德九年（626），但《舊唐書》同捲《李孝恭傳》把孝恭人京拜宗正卿寫在武德九年之前，則孝恭人京、武士彠齣任檢校揚州都督府長史實在武德八年年底之前。（3）《冊府元龜》捲四六四說：“唐武士彠，武德q，為工部尚書削六尚書。”捲六二六又說：“武士彠，武德中檢校並鉞將軍，……檢校右廂衛。”從武士彠以判六尚書事直接齣任揚州都督府長史來看，他是先任並鉞將軍、右廂衛以後再任工部尚書判六尚書事的。
　　……

前言/序言

　　我和唐史以及齊周隋史（代前言）
　　我這個人在學問上興趣廣，史學、古典文學以及版本、碑刻、書法都寫過自認為過得去的文字，但較成體係的還在於我國的中古一段。40年代後期開始涉足唐代文史的探討，進入90年代又上溯到北齊、北周、楊隋。今承邀把個人在這方麵的研究實況公開，聊博知好一粲。
　　一
　　我開始接觸學問，是1938年鼕天在淪陷區常州城裏地攤上買到呂誠之（思勉）先生的《經子解題》。1941年夏天又買到呂先生的《先秦史》。1942年就讀於敵僞管轄所不及的蘇州中學常州分校，正式成為呂先生的學生，聽瞭他講的“國文”、“本國史”、“中國文化史”、“國學概論”四門課。又經呂先生介紹購讀瞭《古史辨》，認識瞭《古史辨》第七冊的編著者童丕繩（書業）先生並成為他的學生，抗戰勝利後又成為顧頡剛先生的學生。按理講我研究中國曆史應該研究先秦，1946年上復旦大學開始發錶的學術文字如《春鞦末吳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補》、《李斯上書諫逐客事考辨》以及與徐中舒先生商榷“委蛇”是虎抑蛇等便都是考先秦的事物。隻是研究唐代文史的興趣也在這時産生瞭，引導者即是陳寅恪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是1946年鼕天在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買到的，同時還買到寅恪先生的另一冊《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不過當時看不懂，看懂且引起興趣的是這冊《述論稿》。
　　我和唐史以及齊周隋史（代前言）唐 史 十 二 講原先我上高中時已看瞭《通鑒紀事本末》，是當章迴小說那樣看熱鬧的，讀瞭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纔知道如何讀史書、如何做研究的門道。幾十年後我從列寜的《論民族自決權》裏看到這樣的話：“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我想，這不也正是《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寅恪先生其他著作使用的方法嗎?這種科學方法把我從《資治通鑒》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釋曆史的陳腐觀念中徹底解脫齣來，我至今仍深深地感謝。
　　但當初我還沒有直接接觸唐代政治史，而是先從文化領域下手，這又有個原因。即我在1944年高中畢業、到其時中央大學的南京部分混瞭半年迴常州自學後，曾從呂誠之師處藉來《太平廣記》通讀。《廣記》中多數是唐人的雜記小說，使我能利用來解決一些唐代文化上的問題，首先是“魌頭”問題。“魌頭”者，據《大唐六典》、《唐會要》等本是“方相”一類的東西，《太平廣記》記載“方相”變怪之事甚多，從中可知道它是用竹或荊編紮成形在送葬時開路驅邪的，並非埋進墓裏的明器，“魌頭”自亦如此。因此其時博物館裏把唐三彩中怪獸狀的明器按照羅振玉所說標為“魌頭”，顯然是錯誤的。1946年鼕天我寫瞭文章在上海博物館主編的《文物周刊》上發錶，很快博物館就去掉“魌頭”的標簽改標為“鎮墓獸”。由此我還寫瞭一係列考證明器的文字。再一次是在1948年初，寫瞭《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鬍臭〉兼論狐與鬍之關係》。寅恪先生原作隻引用瞭唐崔令欽《教坊記》和五代何光遠《鑒誡錄》，我則利用更早的《廣記》所引劉宋時劉義慶《幽明錄》和劉敬叔《異苑》等文字，並認為“西鬍之入中國，本為華人之所歧視，乃緣‘鬍’‘狐’讀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稱之，藉寓鄙棄之意於其中”。文章發錶後我剪寄寅恪先生，濛先生不棄，由其夫人代筆作覆，還附贈剛在《清華學報》發錶的《長恨歌箋證》抽印本。我又據以重讀《白氏長慶集》，寫瞭幾條先生《箋證》所未涉及的劄記——《漢皇與明皇》、《驪宮》、《行幸驪山季節》發錶，其時已當解放前夕。1951年我購讀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初版綫裝本，知先生在嶺南無恙，且喜我的《劄記》悉與《稿》中所說暗閤，又將劄記剪報寄先生，先生復寄贈《嶺南學報》上的新作《崔浩與寇謙之》等篇。這是我當年和寅恪先生的一段文字交往。順便說一下，這種文字上的交往商榷，即使在後學與前輩之間也是很尋常的事情，前輩多不以後學之持異議為忤，後學也初無因之沾沾自喜之意，我至今仍認為是一種良好的風氣。
　　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7月我從復旦曆史係畢業。前此我的文章多在報紙的文史性質副刊上發錶，這時此類文章自不閤需要瞭。但我仍寫瞭兩篇唐史研究的文字。一篇是《讀〈秦婦吟〉劄記》，因為當時研究農民起義已成時尚，我也未能免俗，劄記對涉及黃巢事跡的韋莊《秦婦吟》作瞭若乾考釋，頗有與寅恪先生《讀秦婦吟》立異之處，因仍是用文言文寫的，沒有地方發錶，隻提供給王大華學姊讓她徵引進同一題目的畢業論文瞭。再一篇我當時認為是大文章，即我自己的題為《論唐代河北藩鎮及其相關問題》的畢業論文。這個題目是畢業前的寒假裏定下來的，是從《唐會要》所說“故事嘗以範陽節度使為押奚契丹兩蕃使，自至德後藩臣多擅封壤，朝廷優容之，俱務自完，不生邊事，故二蕃亦少為寇”受到啓發，進而論述瞭河北藩鎮實為遏製奚、契丹而設置，至安史亂後仍有此作用，五代時契丹大肆入寇，乃緣幽州節度趙德鈞之降敵而自棄屏障，並考證安史武力之多憑藉奚、契丹，而否定瞭寅恪先生以西域昭武九姓鬍為安史主力之說。花瞭一個多月時間草成此兩萬多字的論文，由大華姊代為清抄繳捲，當時自亦無問世之可能。
　　1950年開始實施大學畢業生統一分配，我被派到交通大學任政治課助教，以後升講師，除寫過一些講曆史知識的通俗小冊子外，沒有發錶過本行的學術性文字。1956年遷校西安。1957年因反對學生鬧事，主張深入群眾、化解矛盾而被打成右派，1962年安排在校圖書館工作並摘帽。這時想，人活著總得乾點有益的事情，不許阿Q革命就弄學問吧!於是利用下班後的剩馀時間重理唐史舊業。
　　自50年代起，由於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說簡單化，認為研究曆史必須首先研究經濟財政。好吧!我也就在唐代的經濟財政上作點研究，看是不是有本領啃得動。當時王仲犖先生在《曆史研究》上發錶瞭一篇《唐代兩稅法研究》，雖然在兩稅法兼包戶地稅這點是講對瞭的，但對兩稅法之為按地區攤配而無全國統一稅額，對兩稅法之較前加重剝削，對實施兩稅法是中央要與地方爭財權而並非因農民起義作讓步等重大事項，或則避而不談，或則作瞭錯誤的講說。於是我根據實施兩稅法的第一手文獻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二月十一日起請條以及《唐會要》上“其月大赦天下”雲雲的紀事，對上述事項作瞭明確的解答。我又發現賀昌群先生在《漢唐間封建的國有土地製與均田製》一書裏把唐代籍帳上的“常田”誤釋為永業田，把“部田”誤釋為“畿外州縣的公田”，也撰寫長文重事考釋。當然，這些考釋工作當時是做得比較艱苦的。買不起中華書局新印的《冊府元龜》，托人從省圖書館藉來，把有用的史料抄滿一本筆記本。沒有師友可商討。解放後成為我嶽父的童丕繩先生在某些問題上又和我持不同的看法，認為改行兩稅法隻是經濟規律所驅使，否認我提齣的是中央和地方爭財權，並批評我不好好學習馬剋思主義的理論。到“文革”開始，這些研究工作自然又成為瞭抗拒思想改造的罪行。
　　“文革”後期鬧“評法批儒”，轉使弄古代文史無形中閤法化。我曾藉此把先前所學包括版本之類傳授給個彆工農兵學員；同時還計劃把舊作整理一下，改寫成劄記保存下來，想留到後世總有用處。當時共擬瞭三十多個條目，已完成的條目把那篇講河北藩鎮的畢業論文作瞭多處充實。
　　還在“文革”前一兩年，郭沫若先生發錶瞭《蘭亭序》不是王羲之所書寫的文章。我因為上中學時就喜歡玩碑刻拓片，認為郭的結論雖對，考證尚欠精審，就另行寫瞭文章，在“文革”後期整理成《書法源流雜論》，手寫油印瞭若乾份。
　　二
　　右派分子即使摘瞭帽子也是很難發錶文章的。我當時也本無此發錶文章以至重登講壇的非分之想，真作此想保證要進瘋人院的。但托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之福，摘帽右派居然也能重見天日。1978年9月我調入陝西師範大學，先在圖書館編撰瞭一本《館藏善本書目》，接著前輩史筱蘇（念海）教授邀我協助他招收中國古代史唐史方嚮的碩士研究生。1979年元月右派問題正式改正，恢復瞭講師職稱，1981年升副教授，1982年升教授。工作單位先在曆史係，繼在唐史研究所，1983年學校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副所長，1987年任所長。此外，1983年教育部成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任我為委員，1992年兼任國務院古籍整理齣版規劃小組成員，1988年至1992年還擔任過第七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代錶。對這些職務職稱，我是這麼看待的：職務是叫你做工作，不論當所長、當委員、當代錶，總得或多或少地占用教學和科研時間，但這也是一種為人民服務，占瞭一般沒有怨言。至於職稱，給瞭可增加點工資，可擴大點住房，給我自不拒絕，但要認清楚，給瞭職稱並非學問也隨之提高，決無昨天是講師寫的文章就差，今天提瞭副教授、教授文章就突然好起來之理。正經的是要乘此東風把失去的光陰補迴來，把教學和科研趕上去。科研是要多齣成果為學術大廈添磚加瓦，為自己的國傢爭光彩；教學是培養青年使後繼有人，且能超越前人。至於其他得失榮辱，就都是身外之物瞭。所以1986年申報博士點被人暗算未獲通過後，我除瞭為學校受到損失而惋惜外，仍一如既往地盡力於教學和科研，顧全大局。
　　教學上我曾給曆史係77級78級講過唐史專題課，給稍後幾屆講過目錄學課，更多的是給碩士生講課。從1979年起招收瞭多屆中國古代史唐史方嚮碩士生，1982年起還招收多屆曆史文獻學碩士生，其間在1985年還由國傢教委核準招過曆史文獻學碩士生班，閤起來總共招過七十多名。可以一說的是所授課程除瞭外語和政治外，近十門基礎課專業課最初都由我一手包攬，沒有給一個半個學期的備課時間，統統利用寒暑假寫講義，開學就講，有的講義還事先印發。也正因為寫的都是自己的東西，個彆承用呂誠之師等前輩舊說處為數無幾，所以一本講義寫起來不過十天半個月就完工。後來正式齣版的《古籍整理概論》、《唐史史料學》，以及即將齣版的《古籍版本學》，都是用這種講義修訂而成的。
　　這裏著重講科研即寫學術性文章。其中一部分是把前此的舊稿改寫，把當年的畢業論文改寫成《唐代河北藩鎮與奚契丹》、《〈通典〉論安史之亂的‘二統’說證釋》、《“羯鬍”“柘羯”“雜種鬍”考辨》、《論安史之亂的平定和河北藩鎮的重建》四篇發錶，講兩稅法的改寫成《唐兩稅法雜考》和《論建中元年實施兩稅法的意圖》發錶，《讀〈秦婦吟〉劄記》改寫成《〈秦婦吟〉通釋》發錶，《唐代籍帳中“常田”“部田”諸詞試釋》則稍作修飾即發錶，《書法源流雜論》近年以原稿發錶未事改作。
　　更多的時間自然要研究新課題，重點放在唐代政治史上。因為這方麵除瞭陳寅恪先生有若乾論說包括《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本名著外，通行教科書還基本上停留在君之明暗、臣之忠奸的水平上，連寅恪先生正確的東西也不被吸收，有些人主觀上想講唯物主義，今天看來仍不是那麼一迴事，至於寅恪先生的失誤之處自更少有人起來匡正瞭。因此這唐代政治史實際上多半是有待開墾的園地。正好要我帶唐史方嚮的碩士生，就有計劃地從武德貞觀時的政治鬥爭開始，一個課題一個課題地做下去。
　　首先寫瞭篇《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鬥爭》，著重論證李世民通過平定山東積蓄起來的自外於高祖李淵的勢力，在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反擊下已處於劣勢，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取勝實有極大的偶然性，而凡此均屬權力之爭無是非可說，並以此規律來解釋瞭太宗朝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之爭。其後又寫瞭《敦煌寫本常何墓碑和唐前期宮廷政變中的玄武門》，指齣玄武門本身並非如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裏所說那麼重要，隻是因為當初禁軍屯營就在玄武門外，緻宮廷政變之能動用禁軍者必就近突入玄武門而已。至於武德九年李世民發動玄武門軍事政變則並未獲得禁軍的支持，隻是率少數死黨在玄武門內冒險伏擊而僥幸成功，禁軍將領常何在政變後未濛升擢便是鐵證。另外又寫瞭《李與山東》，論證山東在唐初之重要，李實以山東軍事領袖而緻身顯要。
　　接著研究武曌。先撰文駁斥瞭郭沫若先生的武則天研究。再撰寫《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後事真相》，闡明此止是高宗與元老重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爭奪權力的措施，武曌在此鬥爭取勝後始轉而嚮高宗奪權。又撰寫《說李武政權》和《開元天寶時所謂武氏政治勢力的剖析》，對寅恪先生《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一文作瞭較大幅度的修正。撰寫《讀唐劉濬墓誌》，探索瞭李唐政權對武曌本人和武周朝所持的不同態度。
　　對玄宗朝的政治，除將有關安史之亂的畢業論文改寫發錶外，著重研究瞭內廷宦官與外朝宰相之爭，所撰寫《說馬嵬驛楊妃之死的真相》實際上闡說瞭這個政治問題。《〈長恨歌〉新解》也本此立說，並從白居易本人所說論定其為“風情”之作而初不存在今人所說的歌頌愛情或對統治者作譏刺。繼此所寫《唐肅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肅代兩朝中樞政局》，則對肅代兩朝宦官、宰相與皇帝的關係作探討。
　　德宗朝的政局除前述兩稅法諸文外，寫瞭《“涇師之變”發微》，著重指齣朔方軍之始終不為朝廷所信用，而神策軍則係中央擁有的強大野戰部隊，為唐室所依仗的可靠武力，此所以不敢輕易交付職業軍人而必由天子的代理人宦官來統率。
　　順宗朝王叔文等執政，今教科書多稱之為“永貞革新”。我撰寫《所謂“永貞革新”》，指齣此止是順宗周圍新貴與德宗舊人間的權力之爭。並查考順宗周圍新貴中先世實多士族，其對立麵轉多庶族，與教科書所謂代錶庶族的王叔文諸人與士族作鬥爭之說適相反背。至於所謂種種革新事跡亦非順宗朝所獨有，如反藩鎮則憲宗上颱後反得更為徹底。
　　憲宗朝的政局則寫瞭篇《唐元和後期黨爭與憲宗之死》，從憲宗妃郭氏之不得立為皇後，論證其所生穆宗雖立為太子地位仍欠穩固，從而與郭氏閤謀殺憲宗以正大位。文中並考證元和十四年《趙氏夫人墓誌》上“改元永新”之來由，復論定《續玄怪錄》“辛公平上仙”條是講順宗之見殺，否定瞭陳寅恪先生認為是講憲宗之死之說。
　　此外，我還應《祖國叢書》之邀寫瞭小書《舊唐書與新唐書》和《唐太宗李世民》，應《文史知識》之邀寫瞭文章《唐代的宦官》和《盛世英主唐玄宗》，也都把上述研究成果寫進去而不僅作一般的講述。
　　唐代的文物和文化方麵，我寫瞭《唐天寶宣城郡丁課銀鋌考釋》、《釋敦煌寫本〈雜鈔〉中的“麵衣”》，並應西安市傢具學會之邀寫瞭《唐代傢具探索》，應西安市烹飪學會之邀寫瞭《說餅——唐代長安飲食探索》，還利用《太平廣記》的材料寫瞭《佛教為什麼能戰勝道教》和《說狄仁傑的奏毀淫祠》。又應中華書局之邀點校瞭自明以來久未版行的元駱天驤《類編長安誌》，也是給研究唐長安城和唐史提供瞭重要的文獻。
　　唐代文學方麵，除《〈長恨歌〉新解》和《〈秦婦吟〉通釋》外，寫瞭《釋敦煌寫本王道祭楊筠文兼論有關王梵誌的考證》、《“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正義》、《論韓愈》、《論韓愈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纂異記〉和盧仝的生卒年》、《〈三夢記〉辨僞》、《〈東陽夜怪錄〉王夢鷗注匡謬補闕》、《李商隱的〈利州江潭作〉究竟在說什麼》。
　　還寫瞭不少文學方麵的其他文章和版本碑刻方麵的文章。重要的有《述〈注坡詞〉》、《記元刻〈新編紅白蜘蛛小說〉殘頁》、《記清康熙刻本〈濟顛語錄〉》、《〈西洋記〉裏金碧峰的本來麵目》。還給中華書局點校《西遊證道書》並寫瞭長篇前言，對《西遊記》的成書經過和版本源流作瞭比較精確的論述，否定瞭百迴本齣於吳承恩之說。因為不屬唐代範圍，這裏就不多講瞭。
　　以上這些文章，除瞭唐代政治部分是有計劃地研究撰寫，還有一些是應人之邀而寫外，都是看書時有所發現纔動筆。其中又包括兩種情況：一是人傢沒有講過的我來講，當然必須是事關緊要的有用的，不能寫“鄰貓生子”式的文章。再是人傢講錯瞭的我來糾正，其中有些是糾正通行教科書的，而和陳寅恪先生異同處就更多。但從方法來講，如前所說仍是受瞭寅恪先生的啓發。而且撰寫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習見之書，要從習見書中看齣人傢看不齣的問題這一點，也是繼承瞭寅恪先生以及顧頡剛師等老一輩學人的做法。習見書如紀傳體正史中未被發掘未見利用的實在太多瞭，再利用上幾輩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圖，光坐等孤本秘笈的齣現包括考古掘得新東西，豈非有點“守株待兔”的意味。
　　三
　　早在1982年，也就是我改正復齣，開始發錶瞭一些文章而其中與陳寅恪先生有異同之時，某學術團體在成都開會，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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