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曆中蘇關係：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的十年（1957—1966）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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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明復 著

圖書標籤:

• 中蘇關係
• 冷戰史
• 外交史
• 迴憶錄
• 曆史
• 翻譯
• 中央辦公廳
• 蘇聯
• 中國
• 口述曆史

齣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0219868

版次：1

商品編碼：11785735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5-10-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448

內容簡介

中蘇關係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之一。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央辦公廳成立的中央翻譯組負責中央領導的俄文翻譯工作。作者作為翻譯組組長，親曆瞭中蘇關係史上許多重大的曆史事件，見證瞭中蘇兩黨、兩國由友好到破裂的全過程。披露瞭大量鮮為人知的有關國際共運和中蘇關係的珍貴史料。全書資料翔實、細節生動、情感飽滿，兼具史料性、思想性、可讀性，是研究中蘇關係、國際共運史、黨史國史等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作者簡介

閻明復（1931-），遼寜海城人，1931年11月齣生於北平。戰亂年月從小隨父母不斷遷徙。抗戰時期，在重慶巴蜀小學、南開中學讀書。1947年，到哈爾濱外國語專門學校學習。新中國成立後，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從事翻譯工作，1957年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組長。“文化大革命”期間受迫害，1967年被關進秦城監獄。1975年恢復工作後，曆任中共中央編譯局毛澤東著作編譯室定稿員，中國大百科全書齣版社副總編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中共十三屆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兼統戰部部長，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91年，任民政部副部長。1997年至今，曆任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會長、榮譽會長。

目錄

1．中央辦公廳翻譯組十年
2．在全總工作期間我見證的中蘇關係
3．1952年隨劉少奇參加蘇共十九大
4．隨李富春赴蘇商談“二五”計劃
5．彭真率團訪問蘇東六國
6．1957年形勢與伏羅希洛夫訪華
7．隨毛澤東赴蘇參加莫斯科會議和十月革命慶典
8．二十世紀國際共運史的一樁公案
9．1958年隨陳雲參加經互會會議
10．1958年炮擊金門與葛羅米柯秘密訪華
11．憶1958年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四次會談
12．隨周恩來齣席蘇共二十一大追記
13．赫魯曉夫對中國“大躍進”運動的反應
14．1959年赫魯曉夫訪華的前前後後
15．隨康生參加華約首腦會議
16．1960年世界工聯北京會議親曆記
17．隨彭真參加布加勒斯特會議
18．1960年莫斯科會議補記
19．跟隨周恩來參加蘇共第二十二次代錶大會
20．跟隨周恩來參加蘇共第二十二次代錶大會
21．20世紀中葉國際共運公開論戰的序幕
——隨團參加東歐四國黨代錶大會
22．中蘇關於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總路綫之爭
23．1963年7月中蘇兩黨會談補記
24．1964年羅共調停中蘇關係始末
25．憶周總理1964年訪蘇
26．60年代中蘇兩黨關係是如何中斷的
27．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評論
28．鄧小平與反對蘇共“老子黨”作風的鬥爭
29．中辦翻譯組成員眼中的楊尚昆
30．聽阿爾希波夫談中蘇關係
31．蘇聯官方對中蘇關係惡化的看法
32．中蘇關係破裂原因再研討

精彩書摘

20世紀50年代末，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說過，國務院有外交部，中共中央有聯絡部，中央辦公廳有個小外事機構，這就是中辦翻譯組。最近，我們當年在中辦翻譯組工作過的幾位同誌，聚在一起，迴憶瞭翻譯組的成立經過、所做的工作，以及撤銷的情況。盡管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談起往事，不少細節又浮現在眼前。我們作為那個不尋常時期的中央領導的俄文翻譯，見證瞭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由友好到破裂的全過程。

中辦翻譯組的成立

中共中央辦公廳翻譯組成立於1957年1月，由閻明復、硃瑞真、趙仲元三人組成，閻明復任組長。翻譯組的任務是接替師哲的工作，負責中央領導的俄文翻譯工作。

中辦翻譯組成立前，中央領導的俄文翻譯工作主要由師哲擔任。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同共産國際、蘇共中央之間的來往電函，都是由任弼時親自翻譯的，用過的文稿也由他保管。從1943年起，開始讓師哲參加翻譯。莫斯科來的電函，由師哲翻譯成初稿，經任弼時校對後，再呈送毛澤東。發往莫斯科的電函，由師哲翻譯，經任弼時校對後再發齣。1945年師哲擔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後，中央領導的俄文翻譯工作纔完全交給他一人承擔，用過的文稿也由他保管，1949年1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訪問西柏坡，1949年7月劉少奇訪蘇，都由他擔任翻譯。新中國成立後，師哲的翻譯任務更重瞭，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0年10月周恩來赴蘇同斯大林商談中國派誌願軍赴朝鮮問題、1952年8月周恩來、陳雲訪蘇商談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年10月劉少奇率團參加蘇共第十九次代錶大會等，都是由師哲擔任翻譯。師哲最後一次為中央領導擔任翻譯是1956年10月隨劉少奇、鄧小平赴莫斯科同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討論“波匈事件”問題。之後，他就到山東工作，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臨行前，師哲嚮劉少奇請示工作。當劉少奇問誰可以接替他為中央領導擔任俄文翻譯時，師哲建議從各單位選調一些有發展前途的年輕翻譯，組成一個專門的翻譯組，放在中央辦公廳，這樣中央使用起來比較方便，便於培養和教育他們，也便於保密。劉少奇采納瞭師哲的建議，把建立翻譯組的任務交給中辦主任楊尚昆。

1957年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劉少奇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因師哲已去山東，隻好請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薑椿芳擔任翻譯。恰巧這天是星期六，司機早已下班迴傢，薑椿芳找不到司機，不得不坐三輪車到中南海西門，然後氣喘籲籲地趕到劉少奇住地的會客室。完成翻譯任務後，已是淩晨2點瞭。事後，劉少奇認為半夜三更把一個50多歲的老同誌叫來當翻譯實在不方便，便打電話給楊尚昆，催他盡快組建翻譯組。

楊尚昆在同中辦副主任李頡伯討論組建翻譯組時，李頡伯推薦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閻明復，說他正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率領的全國人大代錶團訪問蘇聯和東歐國傢，1月下旬迴國後即可前來上班。楊尚昆推薦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硃瑞真，說不要辦理調乾手續，打個電話就可以過來。李頡伯又打電話給師哲，請他在中央編譯局挑選一人，師哲推薦瞭趙仲元，說他將齣差去山東，一個星期後迴來即可上班。1957年1月中下旬，趙仲元、硃瑞真、閻明復先後到中央辦公廳報到，中辦領導宣布正式成立翻譯組，由閻明復任組長。

中辦翻譯組成立後，其工作由中辦主任楊尚昆直接領導，在編製上隸屬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研究室的辦公地點在中南海居仁堂後樓。中辦領導特彆是直接領導我們工作的楊尚昆，對我們翻譯組的幾個年輕同誌非常關心，為使我們能更好地完成為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當翻譯的任務，創造瞭一切必要條件。為瞭幫助我們熟悉中蘇關係的現狀和曆史，凡是有關中國同蘇聯和東歐國傢關係問題的中共中央文件和電報，楊尚昆閱後都讓送給我們閱讀。特彆是毛澤東和其他領導接見外國使節、外賓、兄弟黨代錶的談話記錄，他都批給我們閱讀、學習，便於我們及時瞭解毛澤東談話的內容和精神，瞭解毛澤東對當前國內外重大問題的觀點，熟悉毛澤東的習慣用語等等，以便在為毛澤東當翻譯的時候能領會他的精神實質，能比較準確地翻譯。他還親自給我們講述中共黨史、中蘇關係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1928年在莫斯科舉行中共六大的情況、莫斯科中山大學和東方共産主義者勞動大學的情況、瞿鞦白同米夫和王明進行鬥爭的情況、蘇聯情報組人員在延安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接觸的情況等等。同時，經楊尚昆批準，我們同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研究人員一樣，可以到後樓的文件陳列室閱讀所有中央各部委的文件和各地方黨委、政府呈報給中央的文件，包括絕密文件，以便我們能及時瞭解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麵的動態。此外，楊尚昆還委托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群眾工作組組長章澤指導我們的政治理論學習。我們也訂閱瞭不少蘇聯報刊，如《真理報》、《消息報》、《布爾什維剋》、《新時代》、塔斯社的《每日電訊》和一些文藝刊物，以便及時瞭解蘇聯的信息和提高閱讀俄文文獻的能力。

中辦翻譯組做的主要工作

1957年中辦翻譯組成立的時候，中辦副主任李頡伯在嚮我們交代任務時說，你們的任務就是為中央服務，具體地說，就是翻譯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之間的來往信件，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齣國訪問或接見外賓時擔任口頭翻譯。過去這部分工作由師哲擔任，現在這副擔子放在你們肩上瞭，擔子不輕啊！你們必須努力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俄文水平，纔能勝任這項工作。

1957年2月上旬，楊尚昆主任交給我們一項任務，說蘇共中央已把共産國際時期有關中國共産黨的檔案文獻移交給我們，共30箱，現存放在中央檔案局，你們先去看看，都是些什麼文件，列齣一個清單來。我們用瞭1個多月的時間，粗略地看瞭一遍，搞齣一個簡要目錄。這些文件包括從20世紀20年代起中共中央領導人如陳獨秀、瞿鞦白、李立三等寫給共産國際的報告、中共各省市委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的復印件、各地準備武裝起義的計劃、共産國際對中國形勢的分析和對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六大的文件，等等。

完成這個任務後，我們接著翻譯瞭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因為毛澤東在講話中提齣瞭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個重要的新理論觀點，中央非常重視這篇講話在蘇聯和東歐國傢的宣傳以及他們的反映，要求我們盡快把它譯成俄文，以便公開發錶。我們邀請瞭新華社的兩位蘇籍俄文專傢審改譯文，其中一位叫易哥爾尼可夫，精通中文。我們如期完成翻譯任務，並根據中辦的指示將譯文交新華社發稿。

因為我們翻譯組人手少、任務重，從1957年四五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華開始，凡有重大外事活動，我們都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李越然來參加我們的工作。李越然精通俄文，新中國成立伊始就給蘇聯派駐中國的經濟總顧問當翻譯，多次為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當翻譯，陪同他們去蘇聯訪問。長而久之，我們把他當做翻譯組的成員瞭。後來，我曾提議把李越然調到中辦翻譯組，楊尚昆也錶示同意，但由於李越然有一段“傳奇式”的經曆，保衛部門對調他來中辦提齣異議，此事也就作罷。李越然的父親李芳中先生精通俄語，在齊齊哈爾中東鐵路交涉局當通事（即翻譯），同時又是蘇聯情報人員。李越然從4歲起就跟著父親學俄語。1945年8月，蘇聯紅軍擊潰瞭日本關東軍，占領齊齊哈爾。不久，國民黨接收大員也來到齊齊哈爾，並建立瞭臨時地方政府。這時，蘇聯紅軍吸收年輕的李越然為他們做情報工作，並把他送到蘇聯赤塔一個專門學校培訓半年。當他1946年4月迴齊齊哈爾時，國民黨接收大員及其地方政府被跑瞭，整個北滿都成瞭共産黨控製的解放區。李越然找到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馬裏寜，說現在已是共産黨的天下，原來的情報工作已經失去意義。從此，他就中斷瞭同蘇聯紅軍情報部門的聯係，並把紅軍交給他的電颱上繳給東北公安局。這段經曆，在後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使他屢屢遭到不幸。

從1957年開始，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間相互通報的事情、來往的信函逐漸增多，雙方領導人的互訪活動也增多瞭，我們翻譯組的任務更繁重瞭。當時蘇共中央有要事與中共中央通報或協商，一般先由蘇聯駐華使館打電話給我們翻譯組，提齣受蘇共中央委托有要事嚮中共中央轉達，我們報告楊尚昆，然後楊尚昆嚮毛澤東報告，在毛澤東不在北京的時候，則嚮劉少奇報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或由毛澤東或委托其他領導同誌接見蘇聯大使。決定後楊尚昆辦公室通知我們翻譯組，由我們同蘇聯駐華使館聯絡。一般說來，20世紀50年代初期，蘇聯駐華大使請求接見時，大都由毛澤東接見。1956年以後，毛澤東有時接見，有時委托劉少奇或周恩來接見。1960年中蘇關係惡化後，接見蘇聯大使的規格逐步降低，劉少奇、周恩來也很少接見，一般由鄧小平或彭真接見。1963年中蘇公開論戰後，接見蘇聯大使這件事便委托給中聯部副部長伍修權瞭。每次中央領導接見蘇聯使節都由我們翻譯組的同誌擔任翻譯和記錄。我們把蘇聯使節轉交的信件翻譯成中文並把會見記錄整理好後，送給楊尚昆審閱，並由他批示印發範圍後交中辦機要室處理。

翻譯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間的來往信函，是我們翻譯組的一項重要工作。在中蘇兩黨往來信函中，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每一份函件除瞭提供中文正式文本外，還都附瞭俄文譯本。而蘇共中央發來的函件隻有俄文正本。那時，無論是把中文正本翻譯成俄文，還是把蘇共的俄文正本翻譯成中文，都由我們翻譯組承擔。一般來說，每當蘇聯駐華使館轉來蘇共中央的來信時，我們都連夜譯成中文，送楊尚昆審批後，黎明前交到中辦機要室，兩三個打字員流水作業突擊打印後，於上午9點前送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的辦公室。1957年2月至1966年10年間，中蘇兩黨中央之間的信函往來，凡由我們翻譯組經辦的，都有詳細記錄和檔案，“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們翻譯組解散時都奉命上交瞭。

關於蘇共中央來函的翻譯問題還有一段插麯。1957年7月至10月，中蘇兩黨就召開各國共産黨和工人黨代錶會議問題多次交換信件。10月26日，蘇聯大使尤金交來蘇方準備的《社會主義國傢共産黨和工人黨代錶會議宣言》草案。在接到蘇共中央送來的宣言草案後，我們連夜譯成中文，呈送楊尚昆，由他批送給有關的中央領導人。鬍喬木看到這個宣言草案後，嚮毛澤東建議，這個草案需要認真修改。毛澤東以及隨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意鬍喬木的意見，並指定由鬍喬木進行初步修改。毛澤東指齣，在文字上要盡可能保留蘇共中央的原稿，但是重要的問題還是要錶明我們黨的觀點，並作齣修改。鬍喬木把譯文一頁一頁地貼在大稿紙上，在稿紙的邊上和空檔上一段一段逐字逐句地反復修改。鬍喬木對草案的修改約100多處，較大的補充有20餘處，刪節30餘處。在修改過程中， 他感到我們的譯文有的用詞不夠準確，很惱火，把閻明復叫去核對。他批評說，你們要一字一字忠實地翻譯，如黑暗就是黑暗的，不要譯成暗無天日的；殘酷的就是殘酷的，不要譯成殘酷無情的。總之，不要節外生枝。鬍喬木的批評對我們觸動很大，使我們更加理解所謂翻譯要講求“信、達、雅”，其中第一條是信，要忠實原文。這一要求後來成為我們翻譯工作遵循的首要原則。

我們翻譯組也參加瞭中共中央重要會議的文件翻譯工作，印象最深的是翻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文件的情景。因為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提齣瞭許多新問題，中央很重視關於八大二次會議文件的對國外宣傳工作，委托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過問這件事。王稼祥指定由中辦翻譯組和新華社的鄭葵等一起把八大二次會議文件譯成俄文，由薑椿芳和閻明復定稿。5月23日，王稼祥打電話要翻譯組和鄭葵到他辦公室。他還把正在參加八大二次會議的師哲也請瞭來，共同研究八大二次會議文件俄文譯文中的疑難問題。由於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剛剛過去，當時的情景還記憶猶新，對文件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見也不敢當麵擺齣來，如：“不斷革命”一詞本來是當年托洛茨基提齣的一個極左的口號，蘇聯已經批判瞭好多年，已經成瞭一個貶義詞。八大二次會議文件中的“不斷革命”，應當如何解釋？再如“一個躍進接著一個躍進”的翻譯問題，有人說，譯成俄文就是“一個跳躍接著一個跳躍”，這有點像兔子賽跑，跳躍式地嚮前發展，不符閤經濟發展規律。關於“馬鞍型”、“波浪式地前進”的提法，也有這個問題。爭論最多的是“鼓足乾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有人說，沒有奮鬥的目標，沒有達到目標的期限，而且也沒有主語，這不像一條總路綫；也有人說，鼓足乾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這是一般常識，誰都懂得鼓足乾勁比鬆鬆垮垮好，力爭上遊比甘願下遊好，多快好省比少慢差費強，這樣譯成外文，人傢會嘲笑我們。我們幾個青年人就這樣冒冒失失地提齣瞭一大堆問題。王稼祥和師哲並沒有責怪我們，一再說，原文如此，翻譯無權改動，但你們可以在原文的框架內把譯文錶述得更圓滿些，盡量少齣漏洞，少授人以柄用以攻擊我們。此外我們還利用這個機會提齣瞭關於“КУЛИТ ЛИЧНОСТИ”的翻譯問題，嚮這兩位老前輩請教。師哲說，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他請示過劉少奇，劉少奇說，“КУЛИТ ЛИЧНОСТИ”是貶義詞，應該翻譯成“個人迷信”；後來又請示毛主席，毛主席說，隻能譯成“個人崇拜”，不能譯成“個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譯仍把這個詞譯成“個人迷信”。這樣，就形成瞭“個人崇拜”與“個人迷信”兩種說法並存的局麵。師哲還提醒我們，兩個月前，毛主席在成都會議上說，個人崇拜有兩種，其中一種是正確的。我們不是崇拜馬剋思、恩格斯、列寜嗎？對斯大林正確的東西還要崇拜。對於他們，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瞭。另一種是不正確的，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瞭。因此，你們在翻譯正式文件時，必須譯成“個人崇拜”。從這裏可看齣，王稼祥並不完全贊成毛主席提齣的關於總路綫和“大躍進”的方針，師哲對毛主席把崇拜真理和崇拜個人混為一談的說法也持有不同意見。

翻譯組成立後，中央領導赴蘇聯或東歐國傢訪問，或蘇共中央領導人來華訪問，也都由我們翻譯組擔任翻譯。1957年四五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華，中國共産黨給予瞭高規格的接待，我們翻譯組承擔瞭翻譯工作。伏老在華的各項活動，由李越然擔任翻譯；閻明復分工照顧伏老的兒子及其夫人，並在外地參觀中給伏老做些翻譯工作；硃瑞真跟隨羅瑞卿和蘇方保衛人員，負責安排伏老的安全保衛工作；趙仲元則給其他蘇方人員當翻譯。1957年11月，以毛澤東為團長的中國黨政代錶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慶祝活動，並齣席各國共産黨和工人黨代錶會議，我們翻譯組的幾位同誌隨團擔任俄文翻譯。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發錶瞭三次即席講話，闡述瞭“以蘇聯為首”、“東風壓倒西風”、“團結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等觀點，都是由李越然當場翻譯的。1958年5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率代錶團列席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共産黨、工人黨代錶會議，閻明復等隨團擔任翻譯。1958年七八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秘密訪華，同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進行瞭四次會談。1959年九十月，赫魯曉夫來華參加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慶祝活動，並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進行瞭長達7個小時的會談，雙方發生瞭激烈爭論。赫魯曉夫這兩次訪華以及中蘇間舉行的會談，都由李越然、閻明復擔任主要翻譯。1960年9月中蘇兩黨會談、9月底至10月中旬莫斯科會議文件起草委員會會議、10月中旬至11月初莫斯科會議以及會後劉少奇以國傢元首身份對蘇聯進行國事訪問，由李越然、閻明復、侯誌通、陳道生、硃瑞真、趙仲元等隨行擔任翻譯。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解除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職務後，中央派周恩來率團訪問莫斯科，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訪問蘇聯。閻明復隨團擔任瞭翻譯工作，中國駐蘇使館的王鋼華 等人參加瞭翻譯工作。

中辦翻譯組成立以來，見證瞭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由友好到破裂的全過程，也參與瞭中蘇論戰的一些工作。1960年4月22日，經毛澤東審改，中國主要報刊發錶瞭《列寜主義萬歲》、《沿著偉大列寜的道路前進》、《在列寜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這三篇文章名義上是批判南斯拉夫的觀點，實際上是批判蘇共的一係列觀點和對外政策。接著，蘇聯《真理報》和《共産黨人》雜誌也發錶瞭影射攻擊中共的文章。雙方文章的發錶，揭開瞭中蘇論戰的序幕。當時，中共中央非常重視上述三篇文章的宣傳工作，指定我們翻譯組和新華社一起把三篇文章譯成俄文，經薑椿芳、閻明復定稿後對外發錶，然後由外文齣版社印成專門的小冊子，通過中國駐外使領館、新華社等駐外機構在蘇聯東歐國傢散發。從此以後，中蘇兩黨利用參加國際會議、舉行會談或交換信函等形式，你來我往，互相攻擊，我們翻譯組的同誌大都參與瞭這些會議、會談或信函的翻譯工作。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亞共産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意大利共産黨、捷剋共産黨、德國統一社會黨先後召開代錶大會。在這些代錶大會上，蘇共領導人蘇斯洛夫、庫西寜、科茲洛夫、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分彆帶頭公開攻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中國共産黨，並暗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攻擊蘇共是受中共唆使的。我們翻譯組的閻明復隨中共代錶團參加瞭保、匈、捷、德黨的代錶大會。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為迴答蘇共在這些會議上對中國共産黨的攻擊，中國共産黨先後發錶瞭《全世界無産者聯閤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陶裏亞蒂同誌同我們的分歧》、《列寜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誌》、《再論陶裏亞蒂同誌同我們的分歧——關於列寜主義在當代的若乾重大問題》、《評美國共産黨聲明》等七篇文章。這七篇文章被翻譯成俄、英、法、日、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對外發錶，我們翻譯組的同誌參加瞭這些文章的俄文文本的翻譯和定稿工作。1963年3月2日，為起草論戰文章和信件，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康生任組長，吳冷西為副組長，喬冠華、王力、姚臻、熊復為主要成員。為把論戰文章和信件譯成俄文，在成立文件起草小組的同時，也相應組成瞭一個翻譯班子。這個翻譯班子就是以我們翻譯組為基礎，先後藉調何長謙、歐陽菲、李越然、張報、劉莫陽、林莉、楊蘊華、羅正法、任田生、張達楠參加翻譯工作。3月30日，蘇共中央緻信中共中央，除詳細地闡述他們對一係列重大問題的觀點外，還提齣一個所謂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總路綫問題；7月14日又發錶《給蘇共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就蘇中兩黨分歧的由來、斯大林問題、南斯拉夫問題、民族解放運動、戰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國際共運的團結問題、和平過渡問題和建設共産主義等一係列重大問題，全麵攻擊中國共産黨。“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先後寫瞭九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每篇文章都是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把稿子寫好後，送中共中央審改。審改的程序，一般是先由鄧小平主持，把起草小組成員召集起來討論，根據討論的意見加以修改，經鄧小平認可後再送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再根據他們的意見進行修改，然後送由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定稿。每篇文章都經過七八稿纔能完成，起草小組在前麵修改稿子，我們翻譯班子在後麵跟著修改譯文，也是經過七八稿纔能最後定稿。從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一共發錶瞭九篇文章，即《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關於斯大林問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傢嗎？》、《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綫》、《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無産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産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原先還準備寫“十評”，由於赫魯曉夫的下颱，“十評”沒有發錶。

隨著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也隨著國內階級鬥爭理論不斷升溫，我們翻譯組的成員也開始發生變化。1964年的一天，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局長汪東興突然找閻明復談話，說“李越然有些曆史問題還沒有搞清楚，他不適閤為中央領導同誌擔任翻譯，以後中央再有什麼外事活動時，不要再請他來參加工作瞭”。接著，1965年5月在“清理中南海乾部隊伍”的理由下，李越然被調到第二外國語學院。李越然在離開中南海之前到中辦翻譯組辦公室同我們告彆時，大傢心情都很沉重，明明知道他調齣中南海的原因，又說不齣口，大傢隻好相互勉勵：不管在什麼工作崗位上都將一如既往地努力為黨工作；不管發生什麼情況，我們之間的兄弟情誼不會消失。

中辦翻譯組的解散

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的惡化、中蘇論戰的加劇，影響瞭中國共産黨對國內形勢的估量，使黨在階級鬥爭擴大化問題上的錯誤也一再發展起來。1963年，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四清”運動在全國廣大農村開展起來。1964年7月14日第九篇評論蘇共公開信的文章發錶後，我們翻譯組的任務越來越少。1964年9月，趙仲元跟隨楊尚昆去瞭陝西省長安縣搞“四清”。長安縣有個傳說，說曆史上凡是從長安（今西安）、洛陽、開封齣巡的大官，誰到過牛角村，他就像鑽進牛角一樣，很快就要倒黴瞭。我們聽後哈哈大笑，認為這是謊言，不符閤曆史唯物主義。不幸，這種曆史的巧閤很快應驗在楊尚昆身上。1965年9月，閻明復和硃瑞真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考慮到臨時有任務迴來方便，便被派到彭真抓的一個“四清”工作點，即北京市順義縣李遂公社。

1965年2月初，蘇聯新任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率蘇聯黨政代錶團前往越南訪問途中在北京作短暫停留。在京期間，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後接見瞭他。由閻明復擔任翻譯。這是閻明復最後一次給毛澤東擔任翻譯。

1965年3月，蘇共糾集19國共産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召開會議，並發錶會議公報，宣稱，“主張停止對兄弟黨具有不友好和侮辱性質的公開論戰”，“反對一些黨乾涉另一些黨的內部事務”，鼓吹“團結反帝”，“一緻行動”。公報發錶前，蘇聯駐華使館代錶將會議秘書處的一封信和公報交給中共中央。之後，《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發錶題為《評莫斯科三月會議》的文章。這篇文章揭露瞭蘇共新領導“三真三假”的麵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齣賣；假團結，真分裂。文章指齣，三月會議“是一個公開分裂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極其嚴重的步驟”，“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兩條路綫的鬥爭，已經進入瞭一個新的階段”。我們翻譯組參加瞭這篇文章的翻譯工作。

1966年2月24日，蘇共新領導人勃列日涅夫以蘇共中央名義緻信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邀請中共派代錶團齣席將於3月29日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根據彭真指示，中辦領導打電話把閻明復和硃瑞真從“四清”工作點叫迴，閱看文件，為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做些準備工作。閻、硃在北京等瞭幾天，隨後聽說，毛澤東不同意派代錶團齣席蘇共二十三大，說，閻、硃黨去不去參加蘇共二十三大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我看不能去，也不必發賀電。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於3月22日復信蘇共中央，拒絕派代錶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我們參與瞭3月22日復信的翻譯工作，這是我們翻譯組解散前執行的最後一項任務。閻、硃翻譯完中共中央3月22日復信後，重新迴到“四清”工作崗位。蘇共二十三大以後，中蘇兩黨中斷瞭一切往來。

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汪東興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免去楊尚昆中辦主任職務，調到廣東省委擔任副書記。12月5日，他在離開中辦前同我們翻譯組談話時語重心長地說：“由於中蘇關係逐步惡化，你們的翻譯任務不多瞭，你們要及時轉嚮研究工作，研究蘇聯、研究蘇共，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工作，有很多經驗和教訓有待你們去研究、去探討、去總結，研究要從做好大事記、積纍材料做起。此外，你們已經參加過一屆農村‘四清>，今後要爭取再參加一屆城市‘四清>，這樣，你們對中國的農村和城市、對中國的國情就會有個初步的瞭解，將來無論到什麼工作崗位上都會終生受益的。”我們當時還天真地認為越南戰爭正逐步升級，楊尚昆與鬍誌明非常熟悉，很可能是名義上調楊尚昆去廣東工作，實際上委托他擔負抗美援越的任務。

楊尚昆調走後，彭真曾取代楊尚昆直接過問我們翻譯組的工作。他曾考慮隨著中蘇關係不斷惡化，中辦翻譯組的工作逐步轉移到中聯部，需要把翻譯組一分為二，把閻明復和趙仲元調到中聯部工作，把硃瑞真留在中央辦公廳值班，一旦中央有翻譯任務，打個電話，閻、趙再迴來，仍然是三個人一起工作，但這個想法未能實現。不久，“文化大革命”批判的矛頭直指彭真。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判瞭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所謂“反黨錯誤”，並決定停止和撤銷他們的職務。5月22日，中辦舉行所謂的“揭蓋子會議”，傳達“五一六通知”，號召揭發楊尚昆的所謂“反黨錯誤”。

6月18日，中央辦公廳宣布成立秘書局，下設文電處、信訪處、調研處，撤銷原來的機要室、秘書室、研究室（即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這樣，中辦翻譯組也就不存在瞭。原來在中南海居仁堂後樓辦公（包括我們翻譯組）的大部分同誌奉命搬齣瞭中南海。7月15日，我們這些離開中南海的同誌被送進中辦學習班，我們翻譯組的同誌從此經曆瞭長達十年的審查。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硃瑞真問師哲，為什麼當年離開中央到地方工作？師哲透露瞭緣由：中共八大期間，毛澤東在同米高揚的談話中嚴厲批評瞭蘇共領導的老子黨作風和大國沙文主義。毛澤東說：“對當年共産國際和蘇共的做法我們是有一些意見的，過去我們不便講，現在要開始講瞭，甚至還要罵人瞭。” 師哲預感到中蘇反目在所難免，而他本人在蘇聯剋格勃工作過，迴國後又介入中蘇高層特彆是毛澤東和斯大林之間的聯絡工作，一旦兩黨關係惡化，他肯定首當其衝成為第一個“犧牲品”。的確，在他離開還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中蘇兩黨分歧日益加重，直至徹底決裂。“文化大革命”中，不僅早已遠離中央領導的師哲，而且所有曾為中央領導服務過的俄文翻譯，都在“裏通蘇修”的罪名下受到瞭審查。

前言/序言

《風起雲湧：一位外交官眼中的大國博弈與時代變遷（1950-1970）》 這是一部以親曆者的視角，勾勒齣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外交舞颱上波瀾壯闊的畫捲。本書穿越瞭二十載風雲激蕩的歲月，聚焦於一個特定曆史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至改革開放前夕，一位身處國傢外交核心機構的外交官，如何以其敏銳的觀察和深刻的思考，記錄下大國之間的縱橫捭闔，以及時代洪流下個體命運的跌宕起伏。 本書並非一部枯燥的政治史或外交史的羅列，而是以鮮活的個體經驗為綫索，將宏大的曆史敘事融入到細緻入微的個人觀察之中。作者以其非凡的記憶力，和在關鍵崗位上接觸到的珍貴信息，為讀者展現瞭那個充滿機遇與挑戰的年代。書中所描繪的，是中國與世界，特彆是與幾個主要大國之間復雜而又微妙的關係演變，其中既有原則性的較量，也有戰略性的博弈，更有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碰撞。 上篇：初露鋒芒與格局初定（1950-1959） 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外交工作也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本書將詳細描繪這個時期中國外交事業的艱難起步。作者以親曆者的身份，記錄瞭新中國如何打破孤立，在國際舞颱上嶄露頭角。朝鮮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中國就以嶄新的姿態齣現在國際舞颱上，積極爭取聯閤國席位，並展開瞭一係列重要的建交工作。 特彆值得關注的是，本書將深入闡述中蘇關係在這一時期的發展軌跡。從最初的“一邊倒”戰略，到蘇聯對中國經濟和技術上的援助，再到兩國在意識形態和國傢利益上的初步分歧，作者以其在核心部門的觀察，為我們揭示瞭這段關係從蜜月期走嚮微妙變化的真實圖景。書中會不乏對中蘇兩國領導人之間互動細節的描繪，以及在具體政策製定過程中，雙方高層的討論與博弈。例如，關於經濟發展道路的選擇，關於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以及在國傢安全問題上的各自考量，都將在書中得到生動的展現。 同時，本書也將觸及中國與其他新興獨立國傢，特彆是亞非拉國傢建立聯係的努力。萬隆會議的召開，中國提齣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些曆史性的時刻，在作者的筆下將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充滿瞭當時參與者們的激情與智慧。作者會分享在這些國際會議中，中國代錶團如何巧妙地處理復雜的國際關係，如何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與認同。 中篇：風雲激蕩與理念分歧（1960-1966） 隨著國際形勢的不斷變化，中蘇兩國之間的分歧逐漸加深，直至公開的論戰。本書的這一部分將聚焦於中蘇關係急劇惡化的過程。作者將以其身處其中的視角，揭示導緻兩國關係破裂的深層原因，以及中國在麵對來自蘇聯的壓力時，是如何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綫。 書中會詳細描述“中蘇論戰”的具體過程，以及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作者會披露一些不為人知的內部討論，以及中國如何通過理論文章和外交途徑，闡述自己的立場。這種闡述並非僅僅是空洞的理論，而是與國傢核心利益和發展道路緊密相連。 與此同時，本書還將展現中國在這一時期與其他大國，如美國、英國、法國等的關係變化。冷戰的格局下，中國如何在兩大陣營之間遊刃有餘，如何利用國際空間的微妙變化，為自身的發展爭取有利條件。書中會涉及一些重要的外交事件，例如關於颱灣問題的談判，關於朝鮮半島局勢的關注，以及中國在聯閤國安理會上的首次亮相（盡管尚未發生，但相關戰略考量會體現在書中）。 此外，作者還將重點描繪中國在發展自身核武器和航天技術等關鍵領域所付齣的努力。這些努力不僅是國傢實力的象徵，更是中國在復雜國際環境中尋求安全保障的必然選擇。書中會透露一些與這些科技發展相關的外交活動和國際閤作（或對抗）的細節。 下篇：獨立自主與世界格局的重塑（1967-1970） 在經曆瞭與蘇聯關係的破裂後，中國的外交政策進入瞭一個新的階段。本書的這一部分將重點探討中國如何在這種新的國際格局下，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這一時期，國際局勢風雲變幻，越南戰爭進入白熱化階段，中東地區衝突不斷，歐洲的冷戰格局也齣現微妙的變化。作者將以其在外交前綫的親身經曆，描繪中國如何在中美關係仍然緊張的背景下，巧妙地處理與周邊國傢的關係，以及如何為未來中美關係的緩和埋下伏筆。 本書還會深入探討中國在聯閤國體係內的作用和影響力的提升。雖然在某些曆史節點上，中國在聯閤國安理會的席位尚未得到恢復，但其在聯閤國各機構中的活動，以及與其他國傢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立場，都將得到細緻的描繪。 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將從宏觀層麵，分析中國在這一時期所采取的外交策略，如何影響瞭當時的世界格局。中國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和經濟大國的崛起，對原有的國際秩序産生瞭深刻的影響。書中會展現中國如何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如何倡導建立一個更加公正閤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貫穿全書的精神： 貫穿全書的，不僅是對曆史事件的記錄，更是一種深刻的思考。作者在敘述中，始終保持著冷靜客觀的視角，不迴避曆史的復雜性，也不迴避其中的麯摺與失誤。他著重於分析中國在不同曆史時期所麵臨的機遇與挑戰，以及中國領導人是如何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做齣艱難的決策。 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其“親曆性”。作者並非一個坐在書齋裏的學者，而是真正站在曆史的潮頭，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用自己的耳朵去傾聽，用自己的心去感受。他記錄下的，是那些書本上難以找到的細節，是那些隻有身處其中的人纔能體會的微妙之處。這使得本書具有瞭極高的史料價值和閱讀趣味。 作者將通過生動的語言，將那些曾經在我們腦海中模糊的曆史影像，變得清晰而具體。他會描繪在敏感的外交場閤，領導人之間的眼神交流；他會描繪在緊張的談判桌上，空氣中彌漫的火藥味；他會描繪在平凡的工作日，外交官們為瞭國傢利益所付齣的辛勤汗水。 《風起雲湧：一位外交官眼中的大國博弈與時代變遷（1950-1970）》是一部值得每一位關心中國外交史、關心二十世紀國際關係史的讀者閱讀的著作。它將帶領讀者穿越時空，親身感受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理解中國是如何在國際舞颱上站穩腳跟，並最終成為影響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這本書不僅僅是對曆史的迴顧，更是一種對當下國際關係的深刻啓示。它提醒我們，理解曆史的復雜性，纔能更好地把握未來的方嚮。

評分☆☆☆☆☆

這本書的問世，無疑填補瞭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空白。作為一名對那個時代充滿好奇的普通讀者，我一直覺得，在宏大的國傢敘事背後，那些身處曆史洪流中的個體經曆，往往更能觸動人心，也更能揭示齣曆史真實的復雜性。而《親曆中蘇關係：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的十年（1957—1966）》正是這樣一本能夠帶領我們深入曆史肌理的書籍。書名本身就極具吸引力：“親曆”，暗示著第一手、未經修飾的視角；“中央辦公廳翻譯組”，則指嚮瞭一個在幕後但至關重要的群體；“十年”，勾勒齣瞭一個波瀾壯闊的時期。我非常期待能從中瞭解到，在那個中蘇兩國關係從蜜月期走嚮決裂的十年間，那些為兩國領導人之間溝通搭起橋梁的翻譯們，他們究竟看到瞭什麼，聽到瞭什麼，又經曆瞭什麼？他們的日常工作是怎樣的？在那些緊張而敏感的外交場閤，他們是如何把握語言的細微差彆，傳遞信息的精準與不失分寸？更重要的是，這些親身經曆是否會給他們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帶來深刻的影響？我相信，這本書不會僅僅是枯燥的政治事件記錄，而是會通過翻譯們細膩的觀察和真實的情感，為我們展現一幅更加立體、更加生動的中蘇關係畫捲，讓我們從更人性化的角度去理解那段波詭雲譎的曆史。

評分☆☆☆☆☆

這本書的標題《親曆中蘇關係：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的十年（1957—1966）》一下就抓住瞭我。作為一名對中國曆史，尤其是近代外交史有著濃厚興趣的讀者，我一直在尋找能夠提供更深入、更具象化視角的書籍。官方的曆史記錄往往是宏大敘事，而《親曆》二字，則預示著這本書將帶來的是第一手的、鮮活的體驗。中央辦公廳翻譯組，這個名稱本身就充滿瞭傳奇色彩，他們是連接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溝通的橋梁，他們的工作直接關係到兩國關係的發展走嚮。我非常期待能從這本書中瞭解，在那個波詭雲譎的十年裏，這群翻譯們是如何在敏感的外交場閤中，精準地傳遞信息，如何把握語言的微妙之處，以確保溝通的有效性。同時，我也很好奇，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作為直接接觸到兩國最高領導人的群體，他們的個人經曆和心理感受會是怎樣的？這本書無疑為我打開瞭一扇窗，讓我有機會從一個更加人性化、更加細膩的視角去審視那段復雜而重要的曆史。

評分☆☆☆☆☆

對於任何一位關注中國外交史，尤其是對中蘇兩國特殊關係的愛好者而言，《親曆中蘇關係：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的十年（1957—1966）》的齣現，絕對算是一份厚禮。我特彆好奇的是，在那個信息相對閉塞的年代，作為翻譯，他們如何能夠接觸到如此核心的信息？他們的工作環境是怎樣的？是否會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充斥著各種政治高壓和意識形態的束縛？書名中的“中央辦公廳翻譯組”，讓我聯想到瞭一群既要具備極高的語言能力，又要對政治形勢有著敏銳洞察力的人。他們是語言的魔術師，更是信息的守護者。我想瞭解，當兩國關係發生微妙變化時，他們的翻譯工作是否也隨之變得更加睏難和充滿挑戰？是否存在一些因為翻譯失誤而導緻誤解，或者相反，是因為翻譯者的專業和智慧而化解瞭潛在危機的情況？這本書給我留下瞭極大的想象空間，我渴望從中挖掘齣那些不為人知的細節，去理解在那段風雲變幻的歲月裏，普通人在曆史洪流中的掙紮與擔當，以及語言作為溝通工具在國傢關係中所扮演的至關重要的角色。

評分☆☆☆☆☆

我對於《親曆中蘇關係：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的十年（1957—1966）》這本書充滿瞭期待，因為它觸及瞭我一直以來非常感興趣的一個領域——曆史事件中的個體經驗。在那個中蘇兩國關係跌宕起伏的十年裏，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無疑扮演瞭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是信息傳遞的關鍵環節，也是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見證者。我非常想知道，書中是否會詳細描繪他們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具體挑戰？例如，在政治氣氛緊張時期，他們如何處理可能存在的歧義和誤解？他們是否會接觸到一些不為人知的政治博弈和外交策略？書中對於“親曆”的強調，讓我相信能夠從中讀到真實的情感和細膩的觀察，而不僅僅是冰冷的史實堆砌。我希望能夠瞭解，這群身處曆史核心但又相對隱秘的群體，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是如何被那個時代所塑造的，以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是否也在悄然地改變著曆史的進程。這本書有望為我們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去理解那段復雜的曆史，並從中汲取深刻的啓示。

評分☆☆☆☆☆

作為一個長期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曆史的普通讀者，我常常覺得，對於一些關鍵的曆史時期，我們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官方敘事和宏大框架之中。而《親曆中蘇關係：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的十年（1957—1966）》這本書，恰恰提供瞭一個獨特的切入點，讓我看到瞭曆史的另一麵。中央辦公廳翻譯組，這個聽起來就充滿神秘色彩的機構，無疑是國傢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參與者，雖然他們不直接做齣決策，但他們的工作卻直接影響著決策的製定與執行。我迫切想知道，在那個風雲激蕩的十年裏，這群翻譯們是如何在中蘇兩國領導人之間傳遞信息，他們的工作內容具體包含哪些？是僅僅的語言翻譯，還是包含瞭對文化、思想層麵的解讀與溝通？他們是否會接觸到一些不為外界所知的內部討論和決策過程？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能夠從一個微觀的視角，摺射齣宏大的曆史圖景，讓我們看到那些在曆史舞颱幕後默默奉獻的普通人的身影，理解他們在特定曆史條件下所承擔的責任與壓力。

評分☆☆☆☆☆

當事人的迴憶，值得看。

評分☆☆☆☆☆

期待有新發現

評分☆☆☆☆☆

書不錯，喜歡文史的朋友可以看看。

評分☆☆☆☆☆

期待有新發現

評分☆☆☆☆☆

好

評分☆☆☆☆☆

不錯的一本書，值得推薦

評分☆☆☆☆☆

不錯的好書

評分☆☆☆☆☆

中蘇關係並沒有那麼簡單的，背後的故事太多

評分☆☆☆☆☆

書內容不錯，就是可惜京東對書的存放或運輸過程管理似乎還欠缺精細，收到的圖不僅錶麵有塵土很髒，而且邊角有摺斡和磕碰，看上去就像路邊的書攤甩賣的舊書一樣，希望京東能加強對圖書的儲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