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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产阶级是20世纪全球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也是西方社会学中有着长久和持续影响力的研究领域之一。在世界学术史上，亚里士多德、马克思、伯恩斯坦、米尔斯、贝尔和古尔德纳等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在这一领域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巨著。本书以和谐社会的建构为背景，聚焦于西方中产阶级的理论与实践两个基本维度，在导言中对西方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与理论演进做了梳理；分上、中、下三篇分别讨论了西方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现代资本主义时期和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时期与中产阶级相关的主要理论及培育中产阶级的实践策略；最后在结语中将中产阶级的成长纳入中国视野，讨论了社会转型与中国中产阶级的再造、路径及中产阶级的培育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作者指出，扩大中产阶级即中等收入者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比重既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中国梦”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简介

　　周晓虹，男，1957年生于杭州。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先后出版《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现代社会心理学》《现代社会心理学史》等著译作二十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九十余篇。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特等奖，2009年当选为“***教学名师”。　　王浩斌，男，1972年生，2006年获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6—2009年在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陆远，男，1981年生，2010年获南京大学社会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张旭凡，女，1981年生，2010年获南京大学社会学（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副教授。

目录

导言：西方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与理论演进/ 00 1
一、中产阶级：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性产儿/ 00 1
二、西方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 00 6
三、新老中产阶级：理论争论与阶级归属/ 0 10
四、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世界性成长/ 0 14

上篇 古典中产阶级

第一章 前现代中产阶级的理论与历史/ 0 24
一、古代中产阶级理论/ 0 24
二、近代中间等级的崛起/ 0 33
三、从市民等级到资产阶级/ 0 46
四、从中间等级到中产阶级/ 0 50

第二章 古典中产阶级理论的两种范式/ 0 57
一、马克思：中产阶级的“阶级结构”与“阶级构成”/ 0 57
二、阶级结构的理论范式与老中产阶级/ 0 60
三、“阶级构成”的理论范式与新中产阶级/ 0 71
四、资本的形态与中产阶级的类型学/ 0 80

第三章 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探索/ 0 84
一、现代化道路与新中产阶级的成长/ 0 84
二、德国的理论传统与制度保障/ 0 94
三、社会民主党对中产阶级理论的发展/ 109
四、伯恩施坦的中产阶级理论/ 116

中篇 现代新中产阶级

第四章 从古典到现代：新中产阶级的特征界定与理论经纬/ 131
一、从“镀金时代”到“爵士时代”：新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 131 西方中产阶级：理论与实践
二、“管理革命”理论与新中产阶级的形塑/ 134
三、共产主义世界：官僚体系与“新阶级”/ 147
四、三次浪潮与三条脉络：“新阶级”的理论经纬/ 150

第五章 新中产阶级的历史实践/ 159
一、一次大战与大萧条：新中产阶级的顿挫与踯躅/ 159
二、大战阴霾散去与白领阶层扩张：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 172
三、革命的1968年与中产阶级青年的“反动”/ 187
四、拆散福利国家与新中产阶级的未来/ 192

第六章 新中产阶级的主要理论/ 197
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 197
二、新韦伯主义/ 209
三、知识分子与“新阶级”/ 221

下篇 全球中产阶级

第七章 全球中产阶级产生的动力机制/ 237
一、技术中轴、服务业经济与后工业社会/ 237
二、弹性生产、新产业空间与后福特主义/ 246
三、跨界生产、新国际分工与全球生产网络/ 253
四、内城更新、住房阶级与中产阶层化/ 259
五、全球城市、生产者服务业和两极化的世界/ 269

第八章 全球中产阶级的群体构成/ 276
一、消失的资本家：管理阶层/ 276
二、崛起的创造者：创意阶层/ 282
三、新型的知本家：知识阶层/ 288
四、复活的小企业：业主阶层/ 295

第九章 全球中产阶级的未来走向/ 301
一、萎缩的中产：欧美中产阶级的困境/ 301
二、虚无的阶级：新兴中产阶级的脆弱/ 318
三、由西迈向东：全球中产阶级的未来/ 327
四、有关中产阶级成长历程的简要表述/ 337目 录

结语：中产阶级成长的中国视野/ 342
一、社会转型与中国中产阶级的再造/ 343
二、中国中产阶级的建构路径/ 346
三、中国中产阶级的两重特性/ 350
四、中产阶级的培育与中国社会建设之路/ 352

参考文献/ 359
外国人名表/ 381

精彩书摘

导言：西方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与理论演进

最近十余年来，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其中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讨论更吸引了众多社会学家的关注（陆学艺，2002；周晓虹，2002b，2005a；李春玲，2005；李路路、王宇，2009；陆学艺，2010）。从现实生活的变动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狂飙突进式的持续发展、GDP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房地产市场的开放、消费政策的改变以及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张，自20世纪最后20年开始出现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进入21世纪以来，1949年后已经消失的中产阶级开始出现并迅速崛起，连同城市化一起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最壮观的历史景象。
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崛起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讨论，其中包括中产阶级的基本特征和阶级属性、中产阶级兴起的社会意义、中产阶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产阶级对消费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拉动作用、中产阶级与中国社会的稳定，以及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考虑到在今天这个全球经济乃至文化一体化的时代，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任何议题的讨论仅仅限于某一个国家已经变得不切实际，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和理论演进，这对我们理解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命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切实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不远的将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者，将是最实在也最易为人所理解的“中国梦”。
一、中产阶级：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性产儿
尽管“中产阶级”概念十分流行，但由于中产阶级本身的历史流变复杂，不同的学者在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时的理论背景和理解各异，因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有关中产阶级的界定。在已有的社会学文献中，罗列于“中产阶级”标签之下的相关内容不仅繁杂，有时甚至互相矛盾、大相径庭。尽管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将会论述，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世界的圣哲亚里士多德就使用过“中产阶级”的概念，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则是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儿。正是近代以来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摧毁了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带来了阶级结构的变化和都市化的推进，进而促成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才最终导致了中产阶级这一特定的人群共同体或阶级共同体的形成（周晓虹，2002a：21 22）。
按19世纪英国法学家亨利?萨姆纳?曼恩的看法，从农业社会及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种“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转引自Tonnies，1988：182）。尽管按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前工业社会，社会分层地位常常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此即曼恩所说的“身份”（status）；直到在工业社会，那由后天的经济社会和自致因素决定的社会分层地位，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阶级”（class）。事实也是这样，在18世纪中叶欧洲重农主义者使用“阶级”（class）一词之前，人们通常使用的是“status”、“estate”或“order”：前者强调的是各个不同群体的经济功能，以及与此相关的职业因素，而后者强调的则是身份的差异（Pilbeam，1990：3）。可以说，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决定人们的社会分层地位的那些决定性因素。从这时起，阶级成为社会分析的重要单位，而与此相关的中产阶级及其概念也开始在现代意义上被广泛使用。
严格意义上说，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怀有高度的敏感，并且最早注意到中产阶级出现的人还是马克思。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广为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多持二元化或极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995a：273），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但使用过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可以认为他本人就是这一概念的最早创用者之一。在有关中产阶级的历史文献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用德文写成的《共产党宣言》。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流动时，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马克思、恩格斯，1995a：280）。马克思的多种著作的中文版中那个被称为“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的群体在德文版中为“mittel klasse”，在英文版中被译作“middle class”。因此，可以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中使用的“中等阶级”、“中间阶级”的概念就是我们这里的“中产阶级”。据不完全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9卷中，直接论及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地方就有83处之多（陆梅，1998）。在马克思那里，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而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基本上仍然是这一群体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另外，不仅马克思最早使用了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他还多次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马克思、恩格斯，1973：653）。这样的论述虽然与马克思的其他论述似乎有些矛盾，但却与中产阶级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实态十分吻合。
在马克思之后，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壮大也引起了其他许多学者的关注。例如，在法国，许多学者同样注意到了这一阶级的出现，一些法国史学家称之为中等中产阶级（middle middle class），也有的学者称其为小资产阶级（the petty bourgeoisie），而曾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内阁总理的甘必大1872年在格勒诺尔发表演说时则干脆说：“共和国的到来，标志着中等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new social strata）已经进入权力机关。”甘必大所说的“新社会阶层”，就是19世纪50—70年代之间法国因经济增长而不断壮大的新兴集团，“新阶层”也成了这个新兴集团最广为接受的称谓（宋亚萍，1999）。
认真考证起来，虽然像甘必大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都对中产阶级概念的提出有所贡献，但较全面的理论探讨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获得最初的发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着中产阶级的有无及其性质，在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争论的一方如考茨基，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极化观点，他们将无产阶级定义为所有通过工作获取工资或薪水的人，并认为这些人越来越多、正在成为社会的主体，用考茨基的话说，“在所有的国家，人口的大多数都已经落入无产阶级的境地……无产阶级的境况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口的境况”（Kautsky，1971：35 42）。而争论的另一方如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则同意德国经济学家、德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冯?施穆勒的观点，认为应该将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salaried employees）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这是“new middle class”一词最早见诸文献），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弥补了老中产阶级衰落带来的问题，结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Vidich，1995：25）。
上述两派观点分歧虽多，但主要集中在薪金雇员的归属问题上。考茨基等人认为薪金雇员不占有生产资料，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所谓“硬领无产阶级”（stiff-collar proletariat），因此这部分人的出现和增长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的阶级格局。当然，考茨基也意识到，这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常常落后于他们的客观存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以为自己的境况要好于无产阶级。他们错误地将自己归属于资产阶级，就像男仆认同于其主人一样”（Kautsky，1971：40）。和考茨基不同，伯恩施坦接受了施穆勒的新中产阶级的观点。他反对阶级极化的理论，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正在消亡的阶级，而是一个“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的阶级”（Bernstein，1961：48）。在伯恩施坦看来，白领雇员数量的增长和多样化反映了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内在分化和经济改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两极分化，“在工人阶级和巨富之间的阶层没有一个环节显著地缩小”（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1981：25）。由此，他断言阶级的分化未必会引发革命的爆发，渐进主义的社会改良策略才是可行的。
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也是倡导薪金雇员非无产阶级化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在其《现代薪金雇员问题》（德文版1912年，英文版1937年）和《新中产阶级》（1926）等书中，莱德勒也接受了前述施穆勒的新中产阶级概念，将薪金雇员从无产阶级中排除出去。他认为薪金雇员尤其是其中的技术人员和商业雇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占据着一个“中间位置”。“在两个阶级之间占据的这种中等位置——这是一种消极特征，而不是确定的技术功能——是薪金雇员的社会特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和群体评估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性格”（Lederer，1937：8）。莱德勒证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独立企业主（即老式中产阶级）在经济活跃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882年的28%降到1907年的不足20%；同一阶段，手工劳动者的比重也仅有小幅增长；而薪金雇员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重，则从1882年的1.8%上升到1907年的6.7%。这和后来米尔斯揭示的美国同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趋势十分相似（Mills，1951： 63 65）。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欧美各国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鲜明的变化之一是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的扩张。这种变动或“扩张”，使得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相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帕克的《中产阶级的神话》（1972）、吉登斯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1975）、古尔德纳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1979），以及阿瑟?维迪奇主编的《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地位诉求和政治取向》（1995）等，而关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或某一类群体的中产阶级研究更是汗牛充栋。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从字面上看，理解中产阶级即英文中的“middle class”似乎并不困难，它指的是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阶级，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社会资源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或阶级分层的标准是一元的，即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在马克斯?韦伯那里，社会分层的标准是多元的，至少包括：（1）从经济的角度界定的阶级（class），“从具体利益的观点来看，阶级是由同样经济地位的人组成的一些集团”，或者说他们具有共同的生活机遇；（2）从社会的角度界定的身份或地位（status），不同的身份或地位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或缺乏这种声望……它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方式来体现的”（Gerth and Mills，1985：405）；（3）从政治的角度界定的权力（power），这是在社会生活中贯彻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意志的机会。这种由财富、声望和权力构成的所谓“三位一体”分层法后来影响了众多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吉尔伯特和卡尔的包括职业、收入、财产、个人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在内的九变量系统（吉尔伯特、卡尔，1992：19）。这九个变量既包括职业、收入、财产等客观因素，也包括个人声望、阶级意识等主观因素。尽管这九大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以及这九个以外的其他因素都常常被人们视为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但一般而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或收入和财产等经济因素是人们用来划分中产阶级的常规标准之一。例如，早期人们将老式中产阶级称为“小资产阶级”，而现在中国人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顾忌，也习惯将中产阶级称为“中等收入群体”。职业也是人们用来划分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另一常规标准，例如，在米尔斯眼里，新老中产阶级的交替，就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Mills，1951：65）。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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