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至遲從20世紀初期開始，中國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漢學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響，要真正明白中國文史研究的來龍去脈，就非對日本的漢學研究有所瞭解不可；在今後的研究中為瞭進一步提高中國文史研究的質量，也得吸收國外的同類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漢學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環。由於李慶長年的努力，——在日本任教二十餘年，《日本漢學史》是其掌握第一手資料，長時期研究的積纍。此次修訂，作者修正瞭第一版中的錯誤，補充瞭海外漢學新的研究成果，特彆是製作瞭索引，更加方便讀者查索資料，也使本書成為日本漢學研究體製完備係統的工具書。內容簡介
全麵瞭解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漢學研究的宏觀與微觀情況，既有學術研究性，也有曆史資料性的一部史學著作。《日本漢學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為界大緻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將前後兩部再加區分，劃為４個時期分彆進行闡述。在各個時期的闡述中，包括世界狀況、中日之間狀況、日本國內的狀況；世界、日本的中國學狀況；曆史學、思想史（包括宗教）、文學、語言學以及其他領域的狀況；各個領域中的論著目錄及其概況、有代錶性的研究者的研究狀況。每個時代都加以歸納總結整理。該書以如此堅實的體裁為基礎，或詳盡具體，或簡潔總括地進行瞭敘述；書中所被列舉的研究者達565名之多。由此，使該書的全麵性得到瞭保證。作者簡介
李慶，日本國立金澤大學“名譽教授”。復旦大學中文係畢業，師從章培恒等先生；後留校，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古典文獻研究室主任、所長助理。參與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寫作。1988年後任日本金澤大學教授，同時為復旦大學古籍所兼職教授、古典文獻學博士生導師，日本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目錄
《日本漢學史·起源和確立(1868-1918)》（第1部）《日本漢學史·成熟和迷途(1919-1945)》（第2部）
《日本漢學史·轉摺和發展(1945-1971)》（第3部）
《日本漢學史·新的繁盛(1972-1988)》（第4部）
《日本漢學史·變遷和展望(1989-)》（第5部）
精彩書摘
第二節 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一樣，內藤湖南也是日本近代漢學的代錶性學者。
內藤湖南（1866—1934年）
1866年7月18日，齣生在鞦田縣鹿角市的毛馬內町。父名調一。1870年，5歲，母容子死去。1874年，入尾去澤小學。1883年3月，進入鞦田師範學院中等師範科學習。次年，編入高等師範科。1885年7月，畢業於鞦田師範學院，為北鞦田郡綴子小學校的首席訓導（代理校長）。這是早期的求學、進入社會的時期。
1887年，自願退職，前往東京，成為大內青巒主持的佛教雜誌《明教新誌》的記者。1888年1—9月，為《萬朝一覽》雜誌的編輯。1889年為《大同新報》的編輯。以上，俱為大內青巒主持的報刊雜誌。
1890年9月，由誌賀重昂推薦，為岡崎《三河新聞》的主筆。12月退職，迴東京，加入三宅雪嶺政經社發行的《日本人》雜誌，為三宅雪嶺的口述作筆記。1891年，《日本人》雜誌改名《亞細亞》，為三宅雪嶺、誌賀重昂、杉浦重剛等的代筆，撰寫論說。
1893年，應高橋健三（原官報局長，當時為大阪朝日新聞社的客席論說執筆者）的邀請，為其秘書。
1894年7月，為大阪朝日新聞社記者。
1896年8月，與田口鬱子結婚。（共有五男四女。）9月，高橋健三成為鬆、隈內閣的書記官長。12月，內藤從大阪朝日新聞社退職，在高橋手下擔任政綱的起草工作。
1897年1月，齣版《近世文學史論》（東華堂，柴田資郎主辦）。4月往颱灣，為《颱灣日報》主筆。6月，齣版《諸葛武侯》（東華堂）、《淚珠垂珠》（同上）。1898年，結束《颱灣日報》的工作，迴東京，在《萬朝報》為論說執筆者。
1899年3月12日，遭火災。9—12月，前往中國遊曆長江一帶。
1900年4月，《萬朝報》退社。6月，齣版《燕山楚水》（博文館）。8月，再入大阪社為論說執筆者。
1902年10月，受朝日新聞社的派遣，遊曆朝鮮、中國（東北、華北、江、浙），發現濛滿文的大藏經。
1903年1月歸國。在《朝日新聞》上提倡主戰論。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
1905年7月，受外務省委托，前往中國東北地區調查，同行真大裏武八郎。11月，應小村壽太郎（駐華大使）的邀請，前往北京。1906年，迴國，受外務省委托，調查所謂“間島問題”。為此，7月，從《朝日新聞》社退社。11月，迴國。以上是作為新聞記者活躍在社會上的時期。
1907年，應狩野亨吉之邀，為京都帝國大學講師。擔任東洋史講座。從此，主要作為一個學者，從事中國曆史、文化的研究。
1908年3月，父亡故。6月《滿洲寫真帳》刊行。8—11月，在朝鮮、中國（東北地區）調查。
1909年，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開始從事敦煌學研究。
1910年9—10月，和狩野亨吉（直喜）、小川琢治、富岡謙藏等一起，前往北京，調查文書和清大內藏書。10月，為文學博士。
1911年12月，為古社寺保存會委員。
1912年3月，《清朝衰亡論》刊行。3—5月，前往中國瀋陽，收集史料。得富岡謙藏、羽田亨的協助，拍攝《滿文老檔》、《五體清文鑒》，抄寫《四庫全書》中的珍本。在《藝文》（3、4）上，發錶《清朝姓氏考》，為清代研究的重要之作。
1913年，夏鞦之際遊朝鮮，見古墳等古跡。1914年3月，《支那論》刊行。1916年7月，《清朝書畫譜》刊行。1917年10—12月，在中國，和稻葉君山、高橋本吉等遊曆山東、長江流域、北京。1918年10月，在中國東北地區。可見，這期間他多次往復於中國和日本。
1923年3月，患膽結石住院做手術。夏天，在有馬溫泉休養，校訂《支那上古史》、《支那史學史》。12月，刊行《寶左庵文》。
1924年7月，前往歐洲。9月，《日本文化史研究》、《新支那論》刊行。1925年2月，自歐洲迴國。9月，為朝鮮史編修會顧問。
1926年1月，為帝國學士院會員。8月，退休。9月，《航歐集》刊行。1927年7月，為京都帝國大學名譽教授，在京都相樂郡瓶原的恭仁山莊隱居。
1928年春，《玉石雜陳》、《研幾小錄》刊行。1929年，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設立，為評議員。8月，《讀史叢錄》刊行。1930年10月，《增訂日本文化史研究》刊行。
1931年1月，為天皇“進講”杜佑《通典》。
1933年10月，為僞日滿文化協會的設立，前往中國東北。
1934年6月26日，因胃癌死於恭仁山莊。
著作有：
《內藤湖南全集》14捲（築摩書房，1976年）。
交遊：
小川琢治、田中慶太郎、長尾雨山等。和中國學者的交遊，可參見第2章第2節。
師承：
三宅雪嶺對他有相當的影響。
弟子和後學：
內藤湖南主持京都大學史學教席多年，培養瞭為數眾多的弟子門生。現據所見，列之於下：
稻葉君山，著《清朝全史》，很快被翻譯成中文。梁啓超將其列入學者必讀的書目，稱“日本人稻葉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尚可讀”。（《國故學討論集》第2冊載梁任公、鬍適之審定《研究國學書目》）鴛淵一（女婿），清史研究專傢。
神田喜一郎，除瞭在清史領域以外，在敦煌學、中國繪畫史和詩文等領域也有很大的成就，是下一階段日本漢學的重鎮。
梅原末治，在考古領域中很有建樹。為濱田耕作的弟子，也師事內藤。（11捲，7頁，又見《明治以來史學的發達》538頁）矢野仁一，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史。1924年（大正十四年）齣版瞭《近代支那史》，在第一章中，著重討論瞭“近代”的概念，頗受時論所重。
武內義雄，在中國哲學史和文獻學領域中活躍的重要人物。他在《支那學》第7捲第3號附錄的《內藤湖南先生追悼錄》中，曾具體談到他從同窗西田那裏藉得東洋史筆記，進而聽內藤湖南講課的情況。
小島佑馬，東洋史和中國思想史領域的重要人物。
那波利貞，史學傢。（見《內藤湖南全集》5捲首照片說明。）
橋本循，文學研究專傢。（同上。）
三田村泰助，清史研究專傢。
青木正兒，研究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化。
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國文學史。
宮崎市定，研究東洋史。（以上諸人生平等，見本書第二、三部。）
可以說，在下一個曆史階段中大顯身手的那些漢學研究者們，隻要是京都大學齣身，幾乎沒有不受到內藤湖南影響的。在近代日本漢學界，乃至世界漢學界聞名遐邇的“京都學派”，和內藤湖南密切相關。
內藤湖南的學術活動，一直延續到1934年，但是他的主要政治活動則是在1920年以前，所以，我們把他歸到這一階段來討論。
下麵先來看看內藤湖南的主要學術見解。
（一）《支那論》及有關論述
20世紀初期，日本國內圍繞著對中國的政策，發生過很大的爭論。有的人認為，應當加速占領中國，因為，中國當時已經處於危險狀態，如果日本不占領，就會被其他國傢占有。軍隊中持此論者尤多。也有的人認為，如果占領中國，可能導緻本國經濟的破産，導緻本國的滅亡，所以，必須采取慎重的態度。還有的人認為，應該支持中國的改革。但是，又擔心萬一中國真的實行瞭改革，必然就會富國強兵，從而會造成對日本的威脅。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內藤湖南全集》5捲24—25頁）針對這樣的情況，根據自己多次前往中國實際調查和生活的體驗，再加上對中國曆史文化的研究，內藤湖南在1914年和1924年，先後發錶瞭著名的《支那論》和《新支那論》，此外，還在各種報刊上發錶瞭許多有關中國的時論文章，比較係統地闡述瞭他的中國觀。這是他對中國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下麵對主要內容略加介紹。
內藤湖南分析瞭當時中國存在的各種現實問題。這包括國傢的政治體製，地方和中央的關係，地方的自治以及國內的財政等等問題。
國傢的政治體製，究竟是采用君主製還是共和製？他認為，在辛亥革命以後，雖然中國國內傾嚮獨裁政治的勢力甚囂塵上，但是，“人民的力量也有漸漸增長的傾嚮。由於吸收瞭共和政治的思想，雖說在實際上，人民政治上的知識準備，共和政治的組織都還不充分，然而，比起恢復原來的貴族政治，朝著新的政治發展更閤乎自然的趨勢”。
因而他認為，“從大勢上可以判斷，結局，是共和政治的定著”。（《內藤湖南全集》5捲328—329頁）
地方和中央的關係，地方的自治問題。這個問題在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國內有很多議論，比如，廢除過去的總督、按察使、布政使，重新劃分行政區，實行地方自治，等等。內藤湖南認為，對於這個問題，應當從曆史考察齣發，進行切實的研究。在中國曆史上，在當時的各種議論中，並不缺乏各種政治製度的理想設計，但都未能很好地實行，究其原因，在於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官僚體製的腐敗和政治上的惰性力。因此，“今日所謂變革行政區劃的議論等，理論上或許是好的，但真的實行起來並不容易。即使實行瞭的地方，隻要支那民政根本上的弊病不除，即人民不自覺地認識到自己是支那的國民，因而産生強烈的愛國心，無論進行多少零碎的改變，也決不可能期待會有什麼成績”。（《內藤湖南全集》5捲372頁）
國內的財政問題。財政方麵，中國自清朝末年以來，一直陷於非常睏難的境地。
當時中央政府主要收入有關稅、鹽稅、鐵道收入等。關稅、鹽稅作為外債的擔保，實際上是毫無所收。當時北洋政府的總理大臣熊希齡曾發錶新的財政計劃，想進行財政改革。但是，由於政治的動蕩，由於袁世凱為瞭維護自己的中央集權統治，維持龐大的軍費開資，而且，由於各地的宗法團體所支撐的地方勢力的掣肘，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國國內的物産非常豐富，官僚和紳士們一擲韆金，過著非常奢侈的生活，而另一方麵，廣大的農民則非常貧睏。這就在經濟方麵造成瞭如下的兩種情況：一是工業和商業的極其落後，一是始終保持對糧食榖物的嚴格控製，禁止糧食榖物的齣口。
內藤湖南認為，要解決經濟問題，不脫齣以農業本位的經濟，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今日，確立開放糧食榖物輸齣的方針，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內藤湖南全集》5捲389頁）他的思路是：如果斷然實行榖物開放，肯定會造成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毫無疑義，因此會造成一部分貧睏農民一時的不幸。但是，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和官紳貴族生活之間的差距就會縮小，為此，絲綢棉布等製造品的需要量就會增加，這樣，就會促進工業的發展，工業發展瞭，隨著一般生活程度的提高，也就可以把貧睏的人民解救齣來。（《內藤湖南全集》5捲389頁）應當說，這是很有見地的。
要解決經濟問題，內藤湖南還認為，必需和政治的根本問題一起加以考慮，他說：“在今日，指望中央集權主義的政治，中央集權主義的財政成功，希望渺茫，還是要通過地方分權大方法，較易成功。”（《內藤湖南全集》5捲391頁）道德和國是問題。內藤湖南認為，一國之興，無治國的國是（治國的基本國策）不行。（《內藤湖南全集》5捲403頁）國是的確定，又和政治傢的道德有關。任何國傢的政治中，都會有機會主義（也就是隻顧眼前的功名成就，而置國傢根本於腦後的做法），因為那是很容易誘惑政治傢功利心的地方。而當時的中國政治傢，以袁世凱為首，多是一些不立國是，唯機會是從，隻求眼前方便，采取得過且過政策的人物。所以，“即使實現瞭專製的統一，也就像建在砂上的樓閣，有即刻倒塌之虞”。
國民性和文化問題。當時，在談論民族的國民性時，有一種論調，認為有四韆年曆史者，有兩韆年曆史者，有八九百年曆史者共同生活在現代社會時，對於現代的看法會有各種不同的差異，因而強調各個民族國民的特彆性質，將那些性質視為本來的永久的東西，內藤湖南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判斷方法”。（《內藤湖南全集》5捲526頁）他說：“今日所謂的時代思潮，是不考慮民族年齡，在當時世界一般通行的思想，可以認為，它是對於任何國傢都會有同樣效果的。這就像流行病發生時，不管二十歲也罷，五十歲也罷，都會有感染那種流行病的可能。”（同上）他認為，和時代思潮不相應，則是錯誤的。他這樣說，也並非要否定學習傳統文化，對於那些毫無曆史眼光的輕浮的論說，內藤湖南進行瞭批判。在《新支那論》中，他說：“近來支那的新人們，由於沒有曆史知識，既不知支那過去的弊害，又不知其優點，隻是想不分好壞地從根本上破壞支那的文化，把西洋文化就那樣地嫁接上去，認為這是最進步的意見。其結果是無法實行，或者實行瞭，也隻不過是産生比過去的弊害更大的弊害而已。”（《內藤湖南全集》5捲542頁）內藤湖南是一個日本學者，他對於中國的研究和批判，當然是站在日本的立場上來進行的。但直到今天，我們讀瞭他的論著，仍可以感到不少有見地的意見，有可以供我們參考的價值。
……
前言/序言
序章培恒
李慶教授所撰《日本漢學史》的第一至第三捲前些年曾由上海外語教學齣版社陸續齣版，並獲得瞭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好評。現在，該書全帙五捲即將由上海人民齣版社一次推齣，這對中國的文史研究者實在是一項福音。因為，至遲從20世紀初期開始，中國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漢學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響。直至抗日戰爭開始，從錶麵上看起來這種影響已幾乎消歇，但實際上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著。到改革開放以後，這種影響又大為增長。所以，要真正明白中國文史研究的來龍去脈，就非對日本的漢學研究有所瞭解不可；當然，在今後的研究中為瞭進一步提高中國文史研究的質量，也得吸收國外的同類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漢學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環。可惜的是，日本國內迄今為止尚無日本漢學史一類的著作。所以，李慶教授的這部大著在當前——也許還包括以後的一段較長時期——都是我們在這方麵的唯一一部翔實的書籍。而且，他在日本任教二十餘年，《日本漢學史》是長時期研究的積纍，具有相當強的可信性，絕無疏漏之失和無根之言。
日本漢學在當時之産生上述重大影響，首先是由於從乾隆皇帝開始，清朝統治者的唯“天朝”獨尊的思想就已浹肌淪髓，對外部世界的發展不屑一顧，一味緻力於對內的鉗製，而對中國的程硃理學等傳統則尊奉得無以復加，直到鴉片戰爭失敗，纔有思想較為開明的士大夫提齣瞭“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但其所謂“夷之長技”不過是船堅炮利之類，根本沒有考慮到需要學習西方先進的人文研究成果和政治製度。到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再認識到應從多方麵學習西方先進國傢的長處。其次，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甚至提齣瞭“脫亞入歐”論（用中國習用的語言來說，就是“全盤西化”），從而在各方麵都取得瞭顯著的進步。何況日本與中國隻是隔一衣帶水的鄰邦，很久以前就已開始文化交流，所以當時之學習西方主要是以日本為中介，朝廷中的以光緒皇帝為首的維新派所推行的戊戌變法固然如此，嚮國外留學的人們也多以日本為對象。第三，戊戌變法雖因朝中頑固派的破壞鎮壓而失敗，光緒皇帝被幽禁，譚嗣同等慘遭殺害，但這並不能阻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推進瞭中日文化的交流，例如梁啓超就在戊戌變法被鎮壓的當時坐船逃到瞭日本，大大開闊瞭視野，積極吸收日本的新的文化，並通過其所辦的報刊嚮中國傳播，在國內發生瞭很大影響。第四，清廷中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在鎮壓瞭維新變法後，倒行逆施，不但完全恢復瞭舊的一套，而且變本加厲，屠殺維新人士；利用義和團，對抗西方人，以為靠著中國的“國粹”———義和團的開壇請神、畫符念咒以期達到槍炮不能損傷的境地的“法術”正是“國粹”———真能打敗西洋的槍炮，結果是屈辱求和，大量賠款，全國反對之聲一片沸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不知是為瞭平息愈益高漲的民憤，還是意識到一仍舊貫究竟是不行的，於是也在不影響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瞭一些“新政”，起用瞭一些既不急進也非頑固派的人士，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就是其中的代錶。第五，正因如此，由張之洞主持的“奏定大學堂章程”就是他派人考察日本的大學情形又結閤所謂中國國情而齣現的成果。不過，盡管是想不違反中國國情，卻到底含有某些新的東西。例如，在“章程”的“學科程度章第二”中首次列入瞭“中國文學”課程，製定瞭具體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法”，並明確指齣：“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輯講授。”這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政府在公然提倡中國學者在中國文學的研究上嚮日本學習。因為“中國文學史”課首先要確定什麼是文學、什麼是非文學，如小說、戲麯，在當時的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中已被視為文學的主流之一，而在中國則一直視為小道，而中國文學史課既要“仿其意，自行編輯講授”，那首先就要轉變文學觀念，並對原被中國學界所普遍輕視的一些文學領域重加研究；至於中國文學史框架的構建必須嚮日本的中國文學史學習自更為題中應有之義。加以中國的一些持不同政見的知識人本來就在通過日本而學習西洋文明，如梁啓超的提倡小說界革命把小說作為文學之最上乘就顯然並非受“大學堂章程”的影響，而純粹是自覺地吸收日本學術思想的錶現。所以在“奏定大學堂章程”問世以後，實際上意味著在學習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方麵已成為有關研究工作（無論其政治態度如何）的共同傾嚮，形成瞭一種潮流。
以緻在1904年齣版的由林傳甲所編、作為京師大學堂講義的《中國文學史》就自我標榜為“傳甲斯編，將仿日本！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成書焉”（該書捲首題記），但其所述，卻包括群經諸子而無小說戲麯，與！川種郎的觀點相差甚大，可見在當時若不學習日本的中國文學史已經混不下去瞭，迫使不得不掛羊頭賣狗肉，稍後的黃人、曾毅分彆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就真是以日本的《中國文學史》觀念為主要藉鑒瞭，再往後的《中國文學史》也不脫這一範疇。所以，鄭振鐸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齣版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的《自序》與《例言》中甚至說“這二三十年間所刊布的不下數十部的中國文學史”“大抵抄自日人的舊著”。說“抄”，也許話重瞭一些，但它們大抵從日本人的同類著作中受到啓發、獲得藉鑒卻是不爭的事實。就是以鄭先生自己的著作來說，他以古代、中世、近代來劃分中國文學的發展時期，盡管在具體的劃分上甚具創見（其能否成立是另一問題），但他以近代文學始於嘉靖時期、終於五四運動前，則其所謂“近代”實相當於日本學者所謂的“近世”——日本學者在研究本國及中國的曆史時，在中世及現代（日本漢字為“近代”）之間插入一個“近世”——那麼，鄭先生自己也不能不對日本學者的成果有所吸取。
如前所述，在新的觀念指導下的文學史著作的齣現，不能不與一係列對中國文學門類和作品的重新評價與具體研究相聯係。當時的情況也正如此，新的、有創造性的研究成果陸續齣現瞭。魯迅在20世紀初於日本留學時期所作的《摩羅詩力說》中對中國傳統文學的令人如聞驚雷的評價姑不置論，如就有係統的研究著作論，王國維的《宋元戲麯史》就是一部在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影響下的富於獨創性的、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代錶作。他與日本學者的關係有陳寅恪先生的《王觀堂先生挽詞》為證，現據蔣天樞先生編《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詩存》引該詩有關文字如下：“……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入洛纔華正妙年，渡江流輩推清譽。閉門人海恣冥搜，董白關王供討求。剖彆派流施品藻，宋元戲麯有陽鞦（原注：王先生於此時初草《宋元戲麯史》，後改稱《宋元大麯考》。先生嘗語餘，戲麯史之名可笑，蓋嫌其不雅，且因範圍過廣不切閤內容也）。……迴望觚棱涕泗漣，波濤重泛海東船（原注：先生早歲曾遊學日本，清帝遜位後復從羅叔言參事重遊日本）。……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原注：日人藤田豐八，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內藤彆號湖南。羅先生昔年在上海設東文翻譯設，延藤田豐八講授日文，先生從之受學。故此句三人中列藤田第一，不僅音韻關係。……）。”
按，藤田豐八於1897年應羅氏之聘來上海講授日文。由詩中對這三位日本學者的姓名排列，可知王國維於此三人中交往最早的是藤田豐八。他是在藤田氏來華教日文時就嚮其學日文的。不過藤田氏不是一個單純的日語教師，而更主要的是一個有成就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他的作於明治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895—1897）的《支那文學史》雖隻迄於東漢，但已列入瞭“小說的萌芽”，可見他已把小說列為中國文學史的組成部分，稍後，他與！川種郎、田岡玲雲、白河鯉洋、大町桂月同著的《支那文學大綱》（1897—1904），已將李漁、湯顯祖及其創作列入專論，更可見其對小說、戲麯的重視——盡管隻列入瞭兩個作傢，但這隻是為當時掌握的材料所限。同時，此書的齣版雖在他來中國教日文之後，但這種觀點當是他原已存在的，上述關於《支那文學史》於東漢部分寫入“小說的萌芽”之事可以作證。所以，王國維在清末如此努力地研究宋元戲麯史當是受瞭藤田豐八的啓發，因為在這以前中國從來是把戲麯視為小道的，一些有關著作都是即興式的，從來沒有像王國維那樣地作過深入、踏實、係統的探討，而且給予元麯在文學上崇高的評價；這是隻有在新的文學史觀的指導下纔可能齣現的現象。何況《宋元戲麯史》的定稿又在辛亥革命後他第二次東遊日本之時，而藤田氏又是當時他在日本往來最密切的三個日本學者——“地主”——之一，在戲麯史的研究上繼續受其啓發自是意中事。
當然，像《宋元戲麯史》這樣的傑構並不是作為異國人的日本學者所寫得齣的。其後青木正兒的《中國近世戲麯史》雖然也是具有開創性的、材料豐富的優秀之作，但仍不能與《宋元戲麯史》並駕齊驅。
所以，那個時期的跟著潮流前進的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除瞭少數直接在美國留學後來並在國內發揮作用者外，基本上都是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的，連卓越如王國維者也不能例外；隻不過少數學者能青齣於藍而勝於藍，其他的都隻能藉他山之石以使自己的研究獲得提高，從而使這一符閤時代的潮流逐漸擴大而已。
由於文史性質的相近，在中國曆史研究方麵同樣齣現瞭類似的情況。陳寅恪先生在1929年的《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係畢業生贈言》中說：“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魯連田巴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可見中國曆史學界嚮日本“受國史”已形成熱潮。至於陳先生之所以以此為恥，乃是因他認為“東洲臨國以三十年來學術銳進之故，其關於吾國曆史之著作，非復國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樸、錢受之、萬季野諸人，其品格之隆汙，學術之歧異，不可以一概論，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觀念，即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今日國雖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此詩的第三句“魯連田巴兩無成”也指中國的有名的曆史學傢並無真正的成就（“魯連”指鬍適，參見《王觀堂先生挽詞》“魯連黃鷂績溪鬍，獨為神州惜大儒”；“田巴”指魯連的前輩，見《史記·魯仲連列傳》的《正義》，在此處具體究指何人在研究者中尚無定論）。所以陳寅恪先生並不是反對紛紛“群趨東鄰受國史”，而是為導緻“群趨東鄰受國史”的原因深感羞恥，希望中國的史學研究有一天能夠趕上、超過日本的中國史學研究。
所謂“群趨東鄰受國史”並不隻是指到日本留學，也包括未去日本，而在國內悄悄地學習乃至巧取日本的中國史學研究者的成果的那些人。例如，倉石武四郎的《中國文學講話》中有如下一則記載：距今約50年前，我剛進入第一高等學校就讀時，擔任一年級的“東洋史”課的是箭內亙先生，這位先生在“東洋史”課的開頭部分講授道：堯、舜等帝王並不是實
在的人物，而是後世造齣來的故事。那時發生瞭一件事：年級中的中國留學生突然站起來，變色抗議道：“先生！堯、舜是有的！”
原來，說堯、舜並非實有人物乃是白鳥庫吉先生的創見。他說，由於在《尚書·堯典》中存在著堯的觀測天文的記事，這意味著“天”；同樣在《尚書》裏，由於《禹貢》中禹對地理作瞭陳述，禹意味著“地”；而舜在《堯典》中由於修治人道而意味著“人”；總之，堯、舜、禹乃是將“天、地、人”的思想擬人化的産物；那也就是箭內先生等的少壯學者所支持的見解。然而，這種學說在當時的漢學者看來，可謂“實在不可思議”；從那以來，這一論爭騷動瞭學界達20年……（《中國文學講話》第一篇《神話的世界》）此書雖於1968年11月由岩波書店齣版，但在這之前，已由《中國語》雜誌連載，並連載瞭二十六迴（見該書《前言》），故其第一篇當寫於1966年，所謂“50年前”，當為1916年。這就可見否定堯、舜、禹為實有人物的見解至遲在1916年前後就已深入到瞭日本的高級中學，其在社會上的影響之大自也可以推知。而到瞭20年代，中國也産生瞭以《古史辨》為代錶的疑古思潮，同樣否定堯、舜、禹為曆史上的實有人物。而且，在中國否定堯、舜、禹的顧頡剛先生是一位閱讀日文學術著作的學者，據其女公子顧潮所寫的《曆劫終教誌不滅———我的父親顧頡剛》所載，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是“剽竊”鹽榖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就始於顧頡剛先生（按此說也見《顧頡剛日記》，並非顧潮杜撰）。“剽竊”雲雲固為誣罔之辭，這是隻要看一看《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在日本一再印行的事就可以明白的，日本學界絕不至昏聵或寬容到讓一部“剽竊”他們同胞成果的書一直在他們國土上招搖過市；但從這一說法中也就可以知道顧頡剛先生當時是熟悉日文學術著作的——倘說他專看《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以供揭發魯迅之用，對屬於他本行的中國曆史方麵的學術著作卻絕不瀏覽，似也太遠於事理。因此，對於中國的這一疑古思潮的形成原因，實在是值得玩味的——李慶教授在本書相關正文中有相當詳盡的敘述。
總之，至遲從20世紀初中國的文史研究明顯受到日本的重大影響，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雖然不再明確地學習日本的中國文史研究瞭（汪僞一係的人除外），但是原來所已接受的影響仍繼續在起作用，隻是對1937年以後的日本的關於中國的文史研究著作不再加以重視罷瞭。
自改革開放以來，對於國外的文史研究，包括日本對中國的文史研究又重新引發瞭熱情，與1937年以前中國的深受日本影響的文史研究成果相接續；當然美國的文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對中國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所以當前的中國文史學界可以說同時受到美、日的影響。這兩種影響都值得仔細的研究，但是除瞭李慶教授的大著以外，我們還沒有看到類似的研究成果。
李慶教授此書對日本的漢學發展——特彆是從明治維新直到現代的漢學研究——作瞭深入的探討，其搜羅範圍之廣，對研究對象考察的細緻，及其授受淵源的明辨，論斷的審慎，都顯示瞭前無古人的、令人驚嘆的成就。因此，就日本漢學史本身的研究來說，都具有重要的開拓性，在理清中國文史之學的進程與日本漢學發展的關係也具有重大的開創作用。這也就是我在本文開頭所說的李慶教授此書的全部齣版“對中國的文史研究者實在是一項福音”的原因。
用戶評價
作為一名對曆史文化有著強烈探索欲的讀者，我總是希望找到能夠引領我深入思考的書籍。《日本漢學史（修訂本）》恰好符閤我的這一期待。我深信，任何一種文化的傳播與接受，都不是單嚮度的，而是一個復雜而充滿活力的互動過程。這本書，我相信能夠讓我看到，日本漢學並非被動地接受來自中國的文化輸入，而是在積極地迴應、消化、再創造。我尤其期待書中關於漢學在日本社會各階層傳播的細節描述。它是否在貴族階層中是精英教育的象徵？在武士階層中是治國理政的工具？在商人階層中是道德修養的途徑？或者在更廣泛的民眾中，通過戲麯、說唱等形式得到普及？書中對於不同時期日本社會結構與漢學傳播之間關係的分析，將是我非常關注的重點。我希望它能揭示齣漢學在日本社會變遷中的作用，以及它如何被不同群體所利用或解讀。這種對文化傳播的社會學維度和曆史維度的結閤，正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
評分坦白說，在翻閱《日本漢學史（修訂本）》之前，我對日本漢學的瞭解，大多停留在一些零散的知識點上，比如一些重要的漢學傢名字，或者一些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然而，這本書為我構建瞭一個宏大而精密的知識體係。它不僅僅是關於“日本”和“漢學”這兩個詞的簡單組閤，而是將兩者置於一個動態的曆史語境中進行審視。我最期待的部分，是書中對不同學派、不同流派漢學思想的深入剖析，以及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爭鳴與影響。例如，究竟是哪一類的漢學思想，對日本的近世思想傢們産生瞭更深遠的影響？明治維新後，那些緻力於“脫亞入歐”的知識分子，他們又是如何看待和處理手中的漢學遺産的？這本書會不會觸及一些我們熟知的日本思想傢，如福澤諭吉、夏目漱石等，他們的思想中，究竟有多少漢學基因在其中？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書中能夠對漢學在日本的傳播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與機遇進行細緻的分析，以及它如何應對這些挑戰，並抓住機遇，實現自身的持續發展。這種對學術思想在具體曆史情境下傳播和演變的解讀，纔是我真正想要的。
評分閱讀一本學術著作，我最看重的是其思想的深度和論述的嚴謹。《日本漢學史（修訂本）》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本關於曆史的書，更是一扇通往理解日本文化深層結構的大門。我一直對“漢學”這一概念在日本的演變和發展感到好奇，它在日本的語境下，是否擁有與中國本土不同的內涵？書中對不同曆史時期，漢學在日本社會各個階層中的傳播與影響的分析，是我非常期待的。例如，它如何成為統治階層的修身養性之術，如何成為知識分子的學術追求，又如何通過不同的途徑影響到普通民眾的認知和生活？我希望書中能詳細闡述漢學在日本哲學、文學、藝術、政治思想等方麵的具體體現，揭示其在日本文化基因中的地位。
評分我一直認為，瞭解一個民族的文化，需要深入其思想的根源。《日本漢學史（修訂本）》的齣現，恰好滿足瞭我對這一領域的探索欲望。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描繪齣一幅清晰的日本漢學發展圖景，從它最初的傳入，到各個曆史時期的演變，再到其在日本社會各層麵的滲透與影響。我特彆關注書中對於不同學派、不同思想流派的介紹，以及它們如何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例如，在江戶時代，國學與漢學之間是否存在著緊張的關係？明治維新後，西學湧入，漢學又如何調整自身，以適應新的時代需求？這種對學術思想在具體曆史情境下産生的動態變化和互動過程的深入分析，是我最為看重的。
評分我一直認為，真正的學術研究，在於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揭示事物發展的深層邏輯。《日本漢學史（修訂本）》正是這樣一本能夠引領我進行深度思考的書。我期待它不僅僅是介紹日本漢學的發展脈絡，更能深入分析漢學在日本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它如何影響瞭日本的文學創作？對日本的哲學思想産生瞭怎樣的啓迪？在教育體係中扮演瞭怎樣的角色？在宗教信仰上，又留下瞭怎樣的印記？我特彆希望看到書中關於漢學在日本不同學科領域的發展情況，比如，在史學、文學、哲學、醫學、法律等領域，漢學是如何被研究、被應用、被改造的。這種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纔能讓我更全麵地理解漢學在日本文化的深遠影響。
評分閱讀一本關於曆史的書，最怕的是枯燥的年代記和人物羅列。《日本漢學史（修訂本）》在這一點上，我相信能夠給我驚喜。我關注的不僅是“什麼”漢學傳入瞭日本，更重要的是“為什麼”以及“如何”傳入和發展。書中對於漢學傳入日本的動機、方式以及其在日本社會所引發的連鎖反應的分析，將是吸引我的關鍵。我希望看到，它能解釋清楚，為什麼在特定曆史時期，某個學派的漢學會在日本受到特彆的重視？它又如何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潮相互作用？書中的論述，是否能夠展現齣漢學在日本的傳播，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滿瞭麯摺和變革？比如，它如何應對來自本土宗教、哲學思想的挑戰？在不同朝代，統治者對漢學的態度有何變化？這些動態的、充滿張力的曆史進程，正是閱讀曆史的魅力所在。
評分這本書的齣現，無疑是在這個信息爆炸卻又深度不足的時代裏，為我投下瞭一束冷靜而又堅實的光。我一直對東亞文化圈的交流史抱有濃厚興趣，而漢學，作為連接中國與周邊國傢文化脈絡的關鍵紐帶，其發展曆程更是引人入勝。《日本漢學史（修訂本）》的問世，恰好滿足瞭我對這一領域係統性瞭解的渴望。初拿到這本書時，其厚重感就讓我對接下來的閱讀充滿瞭期待。翻開目錄，清晰的章節劃分，從早期的傳入，到各時代的演變，再到現代的轉型，仿佛一條清晰的時間綫在我眼前展開。我特彆關注書中對於各個時期代錶性漢學傢及其思想的梳理，例如，它如何解析平安時代的貴族漢學，如何描述中世武士階層的漢學實踐，又如何描繪江戶時代町人漢學的興盛，乃至明治維新後西方學問衝擊下的漢學如何尋求自身的定位與發展。書中不僅羅列瞭人物和事件，更深入地挖掘瞭這些漢學活動背後的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動因。我想，這絕非簡單的曆史事件堆砌，而是對一種思想文化在異域土壤中生根發芽、枝繁葉茂的精妙描摹。我尤其期待書中對“漢學”這一概念在日本本土的演變和解讀，它在日本的語境下，是否與中國的“漢學”有著本質上的區彆，又在哪些方麵産生瞭奇妙的共鳴。這種跨文化的學術對話，往往能激發齣最令人振奮的思考。
評分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一本能夠提供係統性知識和深度解讀的書籍顯得尤為珍貴。《日本漢學史（修訂本）》無疑滿足瞭這一需求。我一直對跨文化交流史，尤其是東亞文化圈的互動有著濃厚的興趣，而漢學在日本的發展，正是這一宏大命題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梳理清楚，從中國漢學如何一步步傳入日本，在不同的曆史時期，經曆瞭怎樣的本土化改造，又催生齣瞭哪些具有日本特色的學術流派和思想體係。我尤其關注書中對於不同時期、不同地域漢學研究的對比分析，以及它如何與日本本土文化産生碰撞與融閤。這種對文化元素在異域土壤中生長、變異、最終形成獨特麵貌的細緻描繪，是吸引我的關鍵。
評分對於一個熱愛曆史和文化的人來說，一本能夠提供係統性知識、又能引發深度思考的書籍是難能可貴的。《日本漢學史（修訂本）》正是這樣一本讓我充滿期待的書。我一直對東亞文化圈的交流史抱有濃厚興趣，而漢學在日本的發展，無疑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梳理齣，漢學在日本的傳播曆程，以及它如何在不同的曆史時期，被日本社會吸收、改造，並最終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學術體係和思想流派。我尤其關注書中對於漢學在日本文學、哲學、藝術等領域的具體影響，以及它如何在教育、政治等社會層麵發揮作用。這種對文化如何在不同土壤中生根、發芽、並最終綻放齣獨特花朵的細緻描繪，是我渴望在書中找到的。
評分這本書帶給我的衝擊，遠不止於知識的獲取，更在於它提供瞭一種全新的觀察視角。我一直認為，理解一個國傢，需要從它的文化根源入手，而日本漢學史，正是探究日本民族精神及其文化特質的一條重要路徑。《日本漢學史（修訂本）》在這方麵做得尤為齣色。它並沒有簡單地將日本的漢學視為中國文化的“副本”，而是細緻地勾勒齣日本在吸收、消化、改造中國漢學思想的過程中，所展現齣的獨特創造力和民族個性。書中關於“國學”與“漢學”之間微妙關係的探討，讓我對日本文化內部的張力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它如何平衡本土傳統與外來文化，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主體性的同時，又積極藉鑒和融閤，這種“和魂漢纔”抑或更復雜的文化策略，書中一定有所提及。我設想，書中可能會詳細分析不同曆史時期，漢學在日本所扮演的角色：是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工具，是知識精英的學術追求，還是民間社會的文化滋養？它對日本的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甚至政治製度，究竟産生瞭怎樣潛移默化的影響？閱讀的過程，我仿佛置身於曆史的長河之中，親眼見證著漢學在日本這片土地上，如何與當地的文化土壤進行交互，最終孕育齣獨具日本特色的思想成果。這種對文化互動過程的細緻描摹，是我極為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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