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法律 [Law in Imperial China ]](https://pic.tinynews.org/11922387/5757f113N634699d5.jpg)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1、从法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海外汉学经典之作，全新了解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和社会的运作规则，多次再版，绕不过的经典。
2、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法律以刑法为重点，不重视保护个人利益与契约行为。
3、很早以现代法学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经典著作，甫一出版就获得学术界高度关注，在读者、学者圈已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成为研究、学习中国法治史、中国古代史的书单中必有的经典。
4、总结中国古代律法之特征，追溯国人法律观念之渊源。法治话题始终是社会热点，书中对中国法治传统的总结对现实的法治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比如，传统法律不重视民事行为，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利益法律根本不予保护，以及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都还在影响着我们现在的法律状况。
5、190个清朝案例展示，生动又充满细节，能让读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运作、社会生态和风土人情有更亲切、确凿的认识，包括了古代社会官员犯罪、强占民女、户籍制度、谋反大逆等罪责的处理，还包括殴授业师、亵渎神明等稀奇古怪的案例信息。
内容简介
《东鉴丛书·中华帝国的法律》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拉伦斯·莫里斯和汉学家卜德于1973年合著的中国法律史经典著作，出版以来已成为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社会的必读书。
本书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开设的《中国法律思想》课程讲义为基础扩充而成，主要以清朝的法律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脉络；第二部分从《刑案汇览》里挑选了190个典型案例进行具体评析；第三部分分析了《大清律例》在司法活动中的适用情况。在分析大量案例和文献的基础上尖锐地指出：中国古代虽然制定了很多而且具有较高水平的法典，但传统的中国社会却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法律以刑法为重点，不重视保护个人利益与契约行为。并集中探讨了儒家伦理与古代中国法律的关系等重要问题。
展读此书，不但可以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而且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运作、社会生态和风土人情有更亲切、确凿的认识。
“东鉴丛书”还包括待出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日本的战争记忆与社会政治，1945—2005》等。
作者简介
卜德（Derk Bodde），著名汉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译者，还著有《中国物品西传者》《中国思想西传考》《托尔斯泰与中国》《古代中国的庆典》等书。
克拉伦斯·莫里斯（Clarence Morris），为已故的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另著有《律师如何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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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朱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等书。
内页插图
目录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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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国法律初论
第一章 中国法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 清帝国的法典及其编纂史
第三章 刑事制度
第四章 司法制度
第五章 《刑案汇览》
第六章 从《刑案汇览》看中国的社会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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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清帝国案例评析
一 名例律类
二 吏律类
三 户律类
四 礼律类
五 兵律类
六 刑律类
七 工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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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清帝国法律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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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参考书目
词汇表
译后记
精彩书摘
序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著述为数较少，而有关中国传统法律的文献资料却浩如烟海。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复杂、详备的法律体系。这一庞大的法律体系是土生土长的，只是在19—20世纪它才受到其他国家一些法律理论的影响。中华帝国的第一部法典颁布于公元前3世纪。该法典的起草者吸收了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的更古老的法律，其中一些至少在3个世纪以前就已生效。此后帝国的每一朝政府都颁布了新的法典——有时只是在前朝法典的基础上修改增删；有时则完全创新，制定一部全新的法典。中华帝国的最后一部法典是于1740年(清乾隆五年)颁布的《大清律例》。与前此各朝的法典一样，《大清律例》在清帝国也是惟一的一部法典。当然，中华帝国的法律文献并不只限于这些法典。此外还有大量被系统整理的案例报告汇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法律遗产。
本书首先审视了中国法律发展的基本轨迹；然后翻译、评析清帝国发生的190个典型案例；最后从法律角度具体分析《大清律例》在帝国司法活动中的运用。
1959年9月，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举办为期两年的东方法律制度研讨班。汉学教授(Derk Bodde)与我均为该研讨班的成员。在研讨班里，卜德博士讲授了几个月的中国法课程。他的演讲开拓了以广阔的文化尺度来研究中国法律的新领域。我想，这一新课题对于专门的法律研究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我提出，邀请W. 奥林·雷凯特博士(也是一名汉学家)，由我们三人合作，在法学院开设中国法律思想课程。卜德博士与雷凯特博士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遂于1961年1月开讲这一课程。在全美国的法学院中，开设中国法律课程，我们可能是第一家。开讲以后，我们先后五次重复讲述，并不断充实新内容。本书即是对专为该课程第一部分准备的材料深入研究的产物(该课程第二部分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这一部分材料的研究尚未完成，因而暂不能够出版)。
我们开始这项课程，先是由卜德博士主持。他通过系统讲授中国法律制度的起源、性质、观念和司法程序，以及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向我们描述了中国法律自古代至清朝(1644—1911)的历史与理论。本书的第一篇即是由此中来。接下来由我主持的几堂课，随意地就本书第二篇中的某些案例加以分析。这方面的分析构成了本书的第三篇。
第一次开讲这门课程时，我们要求学生们广泛阅读有关资料。起初，我们的案例资料是我从几部英文著作中搜集到的简单的摘要，比如阿拉巴斯特(Alabaster)的《中国刑法释注》(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Chinese Criminal Law)及《邸抄》(The Peking Gazette，翻译作品)、冯·古利克(Van Gulik)翻译的《棠阴比事》等。很快我们就发现，仅仅依靠这些资料来源，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这些资料并不具有正式法律文献的性质，而只是一种关于古代法律制度的说明性文献。尽管这些资料在原书中对于说明各自的主题被恰到好处地援引、使用，但对于法学院专门法律课程来说，它们就显得支离破碎、说服力不足了。
因此，我们决定由不完备的摘要与释意转向中文原始文献。为此，卜德博士选定了所有中文案例汇编中篇幅最大、内容也最为精良的《刑案汇览》。《刑案汇览》包括案例汇编三种，分别于1834、1840、1886年编纂完成，共收集发生于1736—1885年间的案例7600件。这7600件案例中，绝大部分是由编纂者直接采自最高司法机关——刑部。经过一段艰苦的筛选工作，我们终于从数量如此巨大的案例汇编中，精选出190个案例，并译成英文。这批材料先是用于课堂讨论，后来被收入本书。在从7600件案例中选择190件案例的过程中，我们遵循典型性与趣味性双重标准。
我们邀请了一名年轻人在卜德博士的指导下将《刑案汇览》的目录译出，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刑案汇览》的翻译工作。根据目录，由我选择那些估计有参考价值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节，再由那位年轻的翻译者每节至少翻译两个案例。卜德博士阅读了翻译的初稿，然后由我就每一个案例分别提出删除或保留并再润色的意见。我们希望通过由卜德博士提供指导意见、由我进行法律上的编辑和修改这种方式，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案例译本。无论是卜德博士还是我，都不能在案例方面耗费很大的精力。我们都认为：整理教学材料将不会要求我们付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对我来说，这一想法后来被证实。虽然我所承担的那部分工作并非完全像我所设想的那样简单，但我所花费的精力并没有过多地超出起初的估计。
然而，在时间和精力方面对卜德博士的要求却猛然增加。案例所使用的古代汉语晦涩难懂，使得翻译工作非常艰难，尤其是我们所邀请的那位翻译者既缺少对于《大清律例》的理解，又没有关于中国法律史的基础知识。虽然案例的初译稿对我们仍有些帮助，但卜德博士仍不得不花出相当多的时间整理每一件案例。对于很多案例的译稿，他都反复修改；最后定稿并付梓的案例译文中，有很多已与原初译稿大不相同。他还决定在最初选译案例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些必要的案例。补充案例中的相当一部分由卜德博士本人亲自翻译。他还进一步补充了历史和程序方面的资料，这些也花费了卜德博士的很多精力。这样，对于卜德博士来说，本来是作为一项具有趣味性的业余工作，却耗费了他许多个月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即便如此，他的工作也没结束。他撰写的部分以及案例需要一些附录、词汇对照表及参考书目，而这些工作又不是他人所能替代的。所有这些，使得卜德博士成为这本合著作品的主要作者。当然，我准备承担起对于全书的编写责任，尤其是涉及到法律方面的内容。然而，卜德博士在第一篇及第二篇中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后来我们修改了这两篇的计划，我承担起这两篇的编辑和顾问工作。在简短的第三篇中，我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与前两篇正好相反，我撰写初稿，在卜德博士的帮助下，修改定稿。本书的“附录”、“词汇表”及“参考文献”全部由卜德博士提供，只是在“附录1”中关于法文及中国法典的内容主要参阅现在西北大学法学院的沃纳·宁博士(Dr. Werner Ning)的著作。“索引”由艾丽斯·H·弗雷(Alice H. Frey)夫人编写，她还帮助我们阅读了本书的校样。
我们不会忘记为我们提供翻译帮助的人，他们的努力促进了本书的完成。对于已故的陈世崇(F. S. Ch’ien)先生我们深表感谢，他关于中华帝国及共和时期中国官僚体制的渊博知识，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我们还要对宾夕法尼亚大学范·皮尔特东亚收藏图书馆的南希·郑绳武(Nancy Sheng-wu Cheng)夫人、萨克其万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谢培智(P’ei-Chih Hsieh)先生、贝特斯学院(Bates College)的潘武素（音）先生表示感谢。潘先生参考《刑案汇览》，撰写了一篇关于清朝法律程序的论文，该文对于本书第一篇第五章的撰写，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现在达特茅斯学院的乔纳森·米尔斯基博士(Dr. Jonathan Mirsky)用了一个夏天的部分时间参与一些案例翻译稿的初步修改工作，特别从英语文体方面提供了帮助。
当然，我们很高兴本书被列入哈佛大学出版社“哈佛东亚法律研究丛书”。哈佛东亚研究中心(the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at Harward)主任费正清教授(Pro. John K. Fairbank)及哈佛法学院孔杰荣教授(Pro. Jerome A. Cohen)帮助我们将本书介绍到该丛书，对此我们深表感谢。科恩教授及其助手姜永方(Yung fang Chiang)先生对于本书第一篇、第二篇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可贵的意见。在参考书方面，我们获得过下列人员的帮助：莱登大学的M·H·冯·德·沃尔克(M. H. van der Valk)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惠林(Hui-lin Li)教授，莱登大学的何四维(A. F. P. Hulsewé)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教授，还有哈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东亚收藏部的工作人员，对于他们的帮助，我们表示感谢。
香港大学出版社的亨利·维奇(Henri Vetch)先生为本书提供了一幅关于法庭场景的中国木版画，这幅插画为本书增添了色彩，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最后，我们还要向安德烈娜·基梅尔曼(Andrea Kimmelman)夫人表示感谢，她以娴熟的技术与耐心整理了大部分手稿。
宾夕法尼亚法学院法律研究所慷慨大方，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为我们提供经费资助。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还要表示对于美国哲学学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v)的谢意。该学会允许我们重印了卜德博士“中国法律的基本概念”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美国哲学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07：375—398)1963年号上。现在，这篇文章经少量修改，成为本书第一篇的第一章。
克拉伦斯·莫里斯(Clarence Morris，法学教授)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彻底颠覆了我以往对古代法律的刻板印象——即认为它是一套僵化、落后、不人道的工具。作者以令人信服的证据链证明，法律体系的复杂性远超想象。它更像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了来自中央的明确旨意、地方士绅的潜规则、宗族势力的干预，以及个体诉诸法律时的策略性选择。这种对法律“生态”的描绘，使得历史的场景变得无比鲜活和立体。例如，书中对“诉讼成本”的分析就极为精彩，它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支出，更包括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损耗与重构。对于社会底层民众而言，每一次上告都是一场豪赌。正是这种对社会经济基础与法律实践之间耦合关系的关注，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强大的解释力。它让读者明白，法律的有效性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权力分配问题。
评分这部著作的叙事手法极其精妙，它并没有将焦点仅仅局限于律例条文的冰冷罗列，而是将法律视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肌理，去剖析它如何在帝制时代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中运作、变形乃至最终瓦解。作者仿佛是一位技艺高超的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剥开历史的尘封表层，展现出那些被主流史学忽略的“灰色地带”——那些关于地方惯例、司法解释的模糊空间，以及普通民众在面对国家机器时的真实体验。特别是书中对清代中晚期地方司法实践的深入挖掘，令人耳目一新。它清晰地勾勒出中央权威与基层执行之间那种微妙的张力，揭示了“律”与“情”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相互倾轧又彼此成就的复杂图景。阅读过程中，我时常会联想到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实践，那种在理想规则与世俗现实之间艰难寻求平衡的困境，似乎在跨越了数百年历史后依然具有令人心悸的共鸣。作者对史料的掌控力毋庸置疑，但更令人称道的是其穿透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使这部书超越了一般的制度史研究，成为了一部关于权力、道德与秩序构建的深刻思想史论著。
评分这本书的分析框架，简直像是一部精密校准过的显微镜，将古代社会法律制度的内在逻辑看得一清二楚。它不满足于描述“有什么法”，而是深入探究“为何如此定法”以及“定法后产生了什么社会后果”。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刑罚的象征意义”这一章节时的细腻笔触。他不仅仅关注了酷刑的残酷性，更重要的是阐释了这些仪式化的惩罚如何被用来巩固皇权的合法性，如何通过公开展示国家暴力来维持社会心理秩序的稳定。这种将法律置于宏大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建构之中的解读方式，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层次感。它迫使读者跳脱出“好与坏”、“对与错”的简单道德评判，转而从历史的、社会的必然性中去理解那个时代的法律精神。书中对“德主刑辅”这一核心理念的解构尤为深刻，揭示了儒家伦理是如何渗透到司法解释的每一个角落，使得法律文本本身成为了一个充满弹性和歧义的文本，等待着不同权势者的解读。
评分这部作品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或许在于它对“连续性与断裂性”这一历史母题的精湛处理。作者没有将帝国时期的法律简单地视为前代的继承或西方模式的对立面，而是精心梳理了它自身内部的演化脉络。书中清晰地展示了在面对外部冲击，例如新的经济形态出现或新的外来思想涌入时，这套古老的法律体系是如何进行内部调整和自我修补的。它展现了一种惊人的韧性，但在韧性之下，作者也敏锐地指出了那些不可逆转的衰变迹象。这种辩证的历史观，让研究对象不再是静止的标本，而是一个不断在抵抗与适应中挣扎的有机体。它成功地将中国古代法律史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哲学层面——探讨的是一个庞大而古老的政治实体，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试图通过固定的规则来维持其永恒的秩序，这种深刻的思辨性是极其罕见的。
评分从文笔来看，此书的行文风格成熟而富有张力，绝非那种干巴巴的学术报告。作者在论述复杂概念时，往往能使用一些极具画面感的比喻，将抽象的法理问题拉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比如，在阐述古代司法文书的格式化如何影响判决结果时，那种对文书模板的精妙剖析，读起来竟有些像是在阅读一部悬疑小说——每一步都必须符合既定的程序，而真正的裁决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字句之间。全书的节奏把控得很好，在对重大立法变迁进行宏观梳理之后，总会立即切入一个微观的案例分析作为支撑，这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叙事节奏，极大地增强了读者的沉浸感和对论点的信服力。这使得即便是对法律史研究不甚了解的读者，也能被其中蕴含的智慧和精巧所吸引。
评分文学家、思想家 更多义项
评分书因为预订要慢了两星期，来的时候包装的薄膜已经开裂了，当然也不影响观感…最近对以前的法律体系有兴趣~
评分东西收到了，一如既往的好，活动很给力，尝试了一下，和介绍描述的完全一致，质量很好，正品无疑，使用效果也很不错，很满意！首先感谢快递员小哥的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仁不让世界充满爱在最快的时间里将东西完好无损地送到手上，辛苦了！京东自营的商品总让人很放心，值得信赖，无论是订单处理，服务态度，物流速度还是售后流程都让人非常满意，真正做到了一条龙服务，必须点个赞！希望京东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在未来越做越好，带给大家更好更棒的商品！五星好评！
评分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评分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以王韬这位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对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伍廷芳等人的思想上产生过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为研究中心，探究他在晚清参与造反、改革，为中国引入现代思想的历程，透视、展现、剖析了晚清思潮、政局与社会的变迁，zui早提出了近代中国的“沿海”与“内地”的问题，为解释中国近代以来传统和现代性互动提供了新的路径。
评分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豫亭，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笔名鲁迅(Lution)源于革命revolution。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1904年初，入仙台医科专门学医，后从
评分近代化思想引入中国的先行者！
评分书还是不错的，值得一读
评分不错，喜欢的书就是买买买。评价也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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