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北京什刹海书院迄今已成立六周年了。六年来，书院始终坚持"秉承五千年中华人文传统之大道，弘扬儒释道三教圆融益世之精神，包容诸子与百家探索求新之学说，肩负新时代人类济世和谐之使命，培育重道德自信自觉自强之英才"的宗旨，努力在传承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汇集学术英才等方面发挥作用。本书作为什刹海书院2016年年刊，分设"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等专栏，试图从各个不同侧面全面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作者简介
乐黛云：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专聘教授；现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法合办《跨文化对话》杂志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任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兼任教授、香港大学访问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问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教授。著作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知识分子的形与神》、《跨文化之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比较文学与中国一~乐黛云海外讲演录》（英文版）等；主编《中学西渐专题》8卷、《跨文化沟通个案丛书》1捲、〈〈跨文化对话》集刊33卷。
怡学大尚：什刹海书院常务院长、北京广化寺方丈、七佛寺方丈、方山寺方丈，北京佛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通儒佛道三教经典，积多年的心愿与努力创建什刹海书院，广纳各方人才。举办居士培训班近80期，创办了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班，建立了研究生教育体系。主持编写了《佛学与科学：新时代的对话》、《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集注》，以及《法句经》、《高僧行友谊》、《佛典选读》、《中国汉传佛教礼仪》、《传统文化经典选读》、《佛法概论》、《在家律学》、《禅修入门要点》等"居士教学丛书〃，编撰有《北京广化寺年刊》。
目录
序 … 汤一介 / 1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孟子人性思想的核心理念 … 钱 逊 / 3
巫史传统与孔子“仁”的“轴心突破”——《说巫史传统》与《论天人之际》述评 … 金春峰 / 10
《彻悟生死》二章… 解思忠 / 27
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佛教中国化的新思考 … 杨曾文 / 35
巨赞法师与新佛教运动 … 温金玉 / 44
贵州佛教会与中国佛教会 … 黄夏年 / 53
观心与明心——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的抉择 … 李四龙 / 68
佛法与生命再造 … 宗性法师 / 85
因明是佛教的论辩之学 … 宏度法师 / 100
教诫巴帝摩卡 … 祜巴罕听 / 121
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从老庄谈宗教的人文精神 … 陈鼓应 / 131
消极的智慧——读老子《道德经》… 陈战国 / 139
《老子》“辅万物之自然”古今浅说 … 刘笑敢 / 154
梦与化：庄子的永恒生命观念 … 郑 开 / 165
道法自然的人生智慧——儒道释互补的普遍和谐观 … 赵建永 / 185
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从易道思想看中印思维的异同——兼论东西方文明影响的差异 … 孙 晶 / 209
《周易》与中医文明的对话 … 张其成 / 218
周易与儒家哲学基础——《易经》跟儒家文明的对话 … 朱高正 / 230
《周易》与儒释道文化融合 … 张 涛 / 241
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
动静结合与心血管健康 … 陈可冀 / 257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谈中医文化与中国的人文精神 … 李良松 / 263
中医的回归 ——中医思维和发展及与现代医学的融合 … 华 华 / 285
宫廷医学养生与心系疾病防治观 … 张京春 / 307
武医同源——两仪点穴功夫养生 … 段保华 / 334
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书院复兴的当代价值 … 程方平 王艳芳 / 345
传统文化与古今科技 … 王渝生 / 355
论《潜溪诗眼》诗歌文艺思想的理论品格 … 宋 烨 / 366
学习心理学的珍贵史料——读溥良《南菁札记序》… 武海亮 佟健华 / 379
前言/序言
大约在十年前，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kristoferschipper）教授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发生过战争？而其他国家、民族、地区在历史和现实中常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发生过这种或那种的宗教战争？对这个问题，我是从来没有研究过的。当时，我只能靠所知的历史知识说，也许因为在中国儒、道两家的排他性较少，而包容性较大；自秦汉以来，政府（皇权）对社会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政府可以用政策和制度来调节三教关系。这样的回答当然是太笼统，也无深意。前年，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时，学校要求上报研究院的研究课题，我就想到施舟人教授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我注意到在海外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宗教战争，例如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打了近两百年，毫无结果，今日在中东、北非仍然有着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立和战争；甚至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宗教间也常诉诸武力，在印度就常有印度教与锡克教、伊斯兰教的冲突和战争；在中东、北非地区伊斯兰教的不同教派也时有对抗性的暴力。我国历史上虽有因政治和经济原因灭佛的“三武一宗之祸”1，但几乎没有过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而发生过战争。儒、释、道之间虽有矛盾、冲突，但能共存共荣，而不发生宗教战争，并提出“三教归一”、“万善同归”等思想以协调三教关系。我们如果能对此根据史料总结出有意义的理论观点，它或对治理今日世界的因宗教思想文化的不同引起种种战争的乱象有所贡献。为此，我们研究院把《儒、道、佛三教关系史》定为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对这个课题，我考虑也许有三个方面可以为我们研究所注意：（一）儒释道“三教归一”观念的理论基础；（二）儒释道“三教归一”朝廷的政策基础；（三）儒释道“三教归一”民间的信仰基础。
（一）儒释道“三教归一”观念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儒、道两家在思想观念上虽多有不同，但排他性较少，而包容性、调和性较大，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能力较强。《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两句话体现着儒学的包容性。孔子“述而不作”，以《诗》、《书》、《礼》、《乐》教。这说明孔子恪守传统之经典体系，自觉地传承着夏、商、周三代经典之精神，开创中国上古“六经”的儒家化，并问礼于老子，且大赞管仲之治国方略，奠定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精神的世界观。自此以后，儒家无论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时代，还是在以后历史的各朝各代，大都是在与各派学说（学派）的争论、冲突中不断吸收着其他文化以自养。战国晚期儒家的大师荀子在继承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法家、名家的思想；《易传》则有机地吸收了道家、阴阳家等的理论，为儒家开创了哲学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先河。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更是把阴阳五行学说、道家黄老学说容纳于其体系之中，而汉朝家法实为“王霸杂用”。先秦道家的老庄以“容乃公”的理念，统合了春秋战国的各流派，以自然而无为的思想开创了另一支对中国有巨大影响的思想体系。老子的“道论”成为中国智慧学之源泉。《庄子·天下篇》首次提出“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理想，虽对先秦各家思想有褒有贬，评论长短，并以道家思想为最高，但未排斥其他学说，由此也充分体现了道家之包容性。杂家之《吕氏春秋》、《淮南子》实以道家思想为主，统合先秦各家，体现着有容乃大之精神，此或与秦汉之黄老道家颇有关系。魏晋玄学实以在道家思想基础上融合儒道讨论“本末有无”、“自然名教”问题，并吸收“形名”家言以成体系，而把中国哲学思想推向一新阶段。
佛教自汉传入中国，初依附于汉之道术，后依附于玄学，至南北朝佛儒、儒道之间的相互批评与问难颇为激烈（见《弘明集》），但中国之士大夫多有信奉佛教或赞同佛教者，甚至有梁武帝欲舍身入佛门，但仍设五经博士，并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梁书·武帝纪》）可见儒、佛并非不能相容。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渐兴，佛道之争渐起。刘宋时有顾欢作《夷夏论》辨二教，执夷夏之界，崇道而抑佛，以印土俗恶、华风本善立论，但仍以孔老释同为圣人，“（佛、道）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综观六朝两三百年间，儒、释、道三教相互辩难、攻击、诋毁虽甚激烈，但多以三教“均善”，孔、老、释均为圣人之三教调和论为开端矣。如僧绍《正二教论》谓：“经世之深，孔老之极”，“神功之正，佛教之弘。”刘勰《灭惑论》：“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张融《门论》：“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这类调和之分工论实在牟子《理惑论》已有，如说：“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他甚至说儒佛之道同，谓：“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此说谓佛教在“治国”、“事亲”和“治身”上与儒家并无不同。而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则论证佛教与儒学在“出世”和“入世”上虽有功能上的不同，但在为社会所需要上终归是相同的，“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慧远弟子宗炳《明佛论》中说：“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这说明，佛教进入中国，为适应华夏文化之需要，不得不以此种调和论来寻得一立足点。同时，由于佛教在南北朝时因其宗教信仰之理论日渐深入社会各阶层，特别对当时之士大夫影响颇大，儒家学者也颇多持三教调和之论者，如北齐大儒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归心》中说：“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仁义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此种比附实有利于佛教之传播。至隋，三教调和论更进一步，而有“万善同归”之说，隋文帝崇佛甚深，开皇元年闰三月诏书中说：“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依此观之，盖三教可以“同归”则均在“导民向善”，故唐高祖李渊谓“三教虽异，善归一揆”。这就说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多注意到宗教有益于“治化”。
儒家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家主张“有容乃大”，中国化的佛教同样主张不同宗教思想之间有着包容性，如唐宗密《华严原人论序》中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为何中国佛教主张三教同归，这和当时中国佛教宗派流行的“判教”有关。盖隋唐以来，中国佛教如天台、华严、禅宗等均有判教之说，即把佛教中各派或各种学说按高下排列，以分高低，这本是佛教宗派内部之问题，但宗密则扩而大之，将儒、道两家也排入其“判教”系列，以示其教义的博大包容。此或为使在中国儒、道、释各派之间虽可争高下，可讨论功能之异同，甚至诋毁中伤，但终能以“文”相交，而可不诉诸暴力，不至发动宗教战争。总之，中国的儒、道、释三家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中，在思想理论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包容性、调和性，这是我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的思想观念上的基础。
（二）儒释道“三教归一”朝廷的政策基础
秦汉以降，中国社会已成帝王专制的大一统社会，如何对待各种思想和宗教派别则是关乎社会稳定之大事。秦之速亡，贾谊总结，盖因法家之高压暴力，而不知“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汉·贾谊《新书》卷第一）。汉初，文帝以黄老之“清静无为”治，实此时之黄老道家已吸收儒家某些思想。1汉武帝虽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此时儒家已多吸收黄老、阴阳、法家诸家思想，且宣帝则以“王霸杂用”为治，又据杨树达统计，两汉治《老子》者有六十余家，可见两汉统治者在政策上对各种学说派别还是宽松的。西汉末，佛教已开始传入中国，如何对待外来思想文化，这对汉朝当政者却是一新问题。其时，朝廷对佛教之进入只视其为诸众多道术之一种，而佛教又极力用中国思想文化解释佛理。2佛教初传，朝廷、官府并无限制，有“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祀”、“桓帝于宫中佛道二氏并祭”等事可证。佛教入华夏，先依附于道术，后依附于玄学，得以流行。晋时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本体论大为流行，玄学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而佛教般若学所论“空有”与玄学有相近处，因此当时僧人多用玄理来解释佛法，以“格义”、“连类”的方法相比附。1因此，当时之帝王、名士常以逍遥放达、超世离尘相标榜。西晋有支孝龙与名士阮瞻、庾敳等结为知交，世呼为“八达”；东晋孙绰作《道贤论》，以七名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许多名僧都精通老庄之学。盖正如道安于《鼻奈耶序》中所说：“于十二部，毗曰罗部最多，以斯邦人庄老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耳。”（明·梅鼎祚《释文纪》卷四十四）两晋诸帝亦有崇奉释教者，如东晋明帝、哀帝、简文、孝武、恭帝等。刘宋时，诸帝及名士亦多崇佛法。但与此同时，由于佛典译出渐多，已可见佛法与儒、道两家思想颇多不同处，因而发生儒佛、道佛之间的争论，有关争论的文献具载《弘明集》中，不赘述。终两晋南北朝期间，儒佛、道教之间虽有相互攻击、诋毁、批评、辩难，但并无因思想文化之原因而暴力相向。据史书记载，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千余年间只发生灭佛的“三武一宗之祸”。然而，这几次“灭佛”主要是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以北魏太武帝为例，当时“灭佛”虽或与宠信儒学大家崔浩、道教天师寇谦之有关，但主要因佛教发展太快，致出家过多，兵卒来源奇缺；寺庙占地过多，税收大为减少；国库空虚，危及朝廷，故有灭佛事。但用政治力量打击、消灭宗教往往是不成功的。当文成帝即位后，不得不改太武帝政策，而佛教又复发展起来，可见帝王朝廷政策对宗教之兴衰的影响至关重大。
据《隋书·经籍志》，隋朝“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这是由于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二帝奖挹佛法之故。开皇年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并在五十余州立舍利塔，度僧尼23万余人，并举办三教论衡大会。自此，三教论衡之事一直盛行于隋唐。但是，隋文帝也知道要巩固皇权统治，仍须同样重视儒家思想，故于开皇元年下诏谓：“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
据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隋唐两代“论衡”多在佛道二教中进行，但实为三教论衡，辩论结果，道先或佛先皆由崇道或崇佛之君主以定先后，然而君主无论崇道或崇佛，其所行之制度是离不开政治化的儒学思想所指导，故“佛道论衡”实即“三教论衡”。这样宗教既得到政府的一定程度的礼遇和承认，又加强了对政权的依赖性，并使政权的权威性得以树立。这种以朝廷主持并调节的“三教论衡”的统治权，无疑可以有助于消除宗教之间的暴力冲突。有唐一代，“三教论衡”或佛先或道先，但都在政治制度下进行。太宗虽给以玄奘特殊之礼遇，但玄奘要求有僧众不依俗法者，请给以教内处罚权，对此太宗断然拒绝。1这是由于太宗深知要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仍必以儒家之礼教为基础。贞观二年，太宗尝对群臣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故贞观五年，诏僧道致拜父母，则仍以礼教为先。2正如《旧唐书·儒学传》所说：“（儒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在唐朝尚有“度牒”之制度，出家为僧、为道，当申之于有司。从这些方面看，朝廷的对佛、道的制度政策，为消除“宗教战争”垫定了基础。自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大体也是如此。
（三）儒释道“三教归一”民间的信仰基础
对中国古代宗教信仰，西方众多思想家称之为“自然神灵崇拜的宗教”，如莱布尼兹等，但我认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着“自然神论”的宗教神灵崇拜，而且同时也存在着人格神或祖先神灵的崇拜。夏、商、周三代一直有祭天、祭地、祭社稷、祭祖先的仪式，所以有着“天坛”、“地坛”、“社稷坛”；还有祭祀华夏民族共同的祖先轩辕黄帝的黄帝庙以及祭祀各姓氏祖宗的祠堂等等。据殷墟甲骨，尚有对风雨等神灵的祭祀。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上古不是一神教；二是中国的多种神灵信仰可以同时存在，没有很强烈的排他性。
中华民族是一多民族共处的大家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是一“多元一体”的国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因此风俗、习惯和信仰不可能全同。但从中国历史文化上看，自上古起，当时的帝王所追求的是“协和万邦”。1至春秋战国时，有诸子百家出，儒家主张“天下大同”，墨家主张“兼爱尚同”，道家主张“自然无为”，1名家主张“合同异”或“离坚白”，只有法家重用“法、术、势”来“统一思想”。2这时的各家虽然主张不同，但对连年战乱的局面则多有不满，希望有一安定的“大一统”社会出现。秦汉从政治上说实现了大一统，但从朝廷到民间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和对“祖先人格神灵”的祭祀仍然广为流行。《汉书·郊祀志》中说：“《洪范》八政，三曰祀。祀者，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兽，豺獭有祭。”意谓，自皇帝至庶民（包括四夷）都要对祖先祭祀；而且于春、秋两季用杀死豺獭来作为祀物。该志还记载着秦始皇“祠名山川及八神”，3由是“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郡县远方祠者，民各自奉祠”。可见，当时民间祀奉之“自然神灵”及“祖先人格神灵”名目繁多。1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当时，并有“祀灶”、“祀东方太一”、“祀北斗”等等的神灵崇拜。《后汉书·方术列传》：“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由于帝王、朝廷所好，民间方术竞相争起。“幽赞于神明”、“探抽冥赜”“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等等民间方术。2所有这些方术都或直接或间接带有神灵崇拜的因素。它们的影响往往受地域限制，规模不大，信奉的人数也很有限。
自西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其后有道教之创立，使我国民间宗教神灵信仰发生了巨大变化。民间方术虽仍多有流传，但由于佛、道二教渐成有组织、有经典、有统一的仪规，有最高信奉之教主，特别是各有一套善恶、生死、祸福等等理论、习俗，因而对民间信仰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与儒家思想合而成为中华影响日常生活信仰之主流。由于自古以来，华夏民间处于一多神灵并存而相容的状况，“不同而和”或已成为思维定式。故魏晋以降，佛、道由于成为正规的宗教团体，广大民众竞相归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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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 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本书，如同一场及时雨，滋润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那片干涸的心田。我一直觉得，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似乎丢失了一些宝贵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就蕴藏在那些古老的思想和文化基因里。这本书就恰恰填补了这一块空白。它没有用晦涩的语言来解读儒释道，而是通过一种非常贴近生活的方式，将这些深邃的哲学理念展现出来。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印象深刻，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抱负，更是一种个体成长的路径，提醒我们先要从自身做起，才能影响他人，最终服务于社会。而书中对道家“无为而治”的解读，也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一种顺应规律、懂得放手的智慧，这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无疑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提醒。至于佛教的因果轮回和慈悲精神，则为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和人生的视角，让我学会了更加宽容和包容。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个特殊的载体，更增添了这本书的厚重感和权威性。我能感受到，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群文化传承者的心血结晶，他们试图将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传递给更多的人。我曾一度以为，传统文化是遥不可及的，是只属于历史书本上的东西，但这本书却让我看到了它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反思生活，甚至改变了我看待一些社会问题的角度。
评分《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 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次阅读，更是一场心灵的对话。我一直觉得，要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就必须去了解其思想的根基，而儒释道三家思想，无疑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书中对于儒家“义”的解读，让我看到了中国人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见利思义”的道德准则。而道家“柔弱胜刚强”的智慧，则教会我在面对挑战时，学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佛教的“轮回”观，并非简单的宿命论，而是提醒我们关注当下的行为，因为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影响未来的走向。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个刊名，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学术的严谨，我能感受到其中汇聚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我尤其赞赏书中关于儒释道在艺术、文学、哲学等领域的影响力的阐述，这些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现在依然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加立体和深刻，不再是浮光掠影，而是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评分《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 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本书，如同一坛陈年的佳酿，越品越有味道。我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秘面纱充满好奇，而本书则为我揭开了其中的一角。书中对于儒家“智”的解读，让我明白了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运用智慧来解决问题，提升自我。而道家“自然”的观念，则教会我在生活中，要顺应天道，不强求，不妄为，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佛教的“般若”智慧，更是一种洞察世间真相的能力，它帮助我们破除迷惑，认清事物的本质。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个刊名，本身就带着一种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传承，我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底蕴。我特别欣赏书中关于儒释道在各个朝代的影响力的分析，这些分析让我看到了这些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读完这本书，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加系统和完整，也更加感受到其独特的魅力。
评分作为一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我最近有幸拜读了《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 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本书犹如一扇窗户，让我得以窥探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首先，我必须强调的是，作者们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梳理和阐述，并非简单的堆砌概念，而是深入浅出，将抽象的哲学理论与鲜活的文化现象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书中关于儒家“仁”与“礼”的论述，让我重新思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和谐的根基。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世价值，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而对道家“道法自然”的解读，则引导我反思现代人过度追求物质和功利所带来的疏离与焦虑，提醒我们要回归内心的宁静，与自然和谐共处。至于佛教的慈悲与智慧，更是如同一股清流，洗涤心灵，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一份安稳与超脱。书院的刊载形式，也使得内容更加多元，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性的探讨，还融入了不少生动的案例和文化故事，让原本可能枯燥的哲学变得触手可及。什刹海书院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机构，其刊载的内容自然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底蕴，让人感受到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阅读此书，我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的庭院，听智者们低语，品味着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解读，他们并非脸谱化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个体，他们的选择和人生哲学，至今仍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这本书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再停留在零散的片段，而是形成了一个更为系统和完整的图景。
评分在我最近的阅读清单中，《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 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无疑是一本让我受益匪浅的书籍。我一直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充满敬意，而本书则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通往儒释道思想殿堂的大门。书中对于儒家“礼”的论述，让我深刻理解了社会秩序的构建和人际交往的规范，它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润滑剂。而道家“静”的智慧，则在我身心俱疲时，如同清泉般涤荡心灵，让我懂得在喧嚣的世界中寻找内心的宁静与安详。佛教的“空”的哲学，并非虚无，而是提醒我们要放下执念，认识到世间万物的无常，从而获得心灵的解脱。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个刊名，本身就寓意着知识的传承和文化的交流，我能感受到编辑们在内容选择和呈现方式上的用心良苦。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一些古代哲学家的思想的深入剖析，他们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生、社会和宇宙进行探索的，这种探索精神至今仍能激励我们。这本书让我明白了，儒释道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貌。
评分《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 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和思想启迪。我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好奇，而本书则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带领我深入探究了儒释道这三大思想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解读，让我看到了中华民族对人与人之间关爱的重视，以及这种关爱如何构建了和谐的社会关系。而道家“无为”的哲学，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顺应规律、尊重自然的智慧，它教会我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保持一份从容。佛教的“业力”理论，更是让我深刻理解了因果循环的道理，以及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个刊名，本身就承载着一份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传承，我能感受到其中汇聚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和深刻的见解。我特别欣赏书中对儒释道思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影响力的阐述，这些阐述让我看到了这些思想是如何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评分最近阅读了《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 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是一本让我耳目一新的书籍。作为一名对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读者，我一直觉得，儒释道三家思想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对其了解仍然不够系统。本书则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书中对儒家“诚”的阐释，让我认识到真诚待人、言行一致的重要性，这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尤为可贵。而道家“逍遥”的精神，则是一种超越世俗烦恼的自由境界，它教会我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佛教的“慈悲”情怀，更是一种普世的关怀，它倡导我们关爱众生，体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样的出版形式，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文化传承的使命感，我能看到其中汇聚了学者们的心血和智慧。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如何践行儒释道思想的分析，这些生动的例子，让枯燥的哲学变得鲜活起来，也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本书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让我更加热爱我们民族的文化。
评分《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 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本书，真是一次令人心潮澎湃的阅读体验。我一直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深入探究其思想的根源，而儒释道无疑是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这本书以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将这些深奥的哲学思想融入到具体的文化现象中，让我倍感亲切。书中对于儒家“孝道”的阐述，让我看到了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是如何代代相传的，这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规范，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而对道家“顺其自然”的解读，则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教会我在面对困境时，不强求，不执着，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和应对。佛教的“布施”精神，更是让我理解了无私奉献的力量，以及它如何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个刊名，本身就带着一股浓厚的文化气息，让人感受到一种学术的严谨和历史的沉淀。我尤其赞赏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和文化典故的分析，它们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历史场景相结合，使得内容更加生动有趣，也更加令人信服。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再是模糊的印象，而是有了更清晰的脉络和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最近，我翻阅了《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 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洗礼。作为一名对传统文化有着初步了解的爱好者，我总觉得自己的认知还停留在一些零散的碎片，而这本书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深入探索了儒释道这三大思想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书中的分析非常细腻，它不只是罗列概念，而是将这些哲学思想如何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于艺术创作中，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阐释。我特别欣赏书中对儒家“中庸之道”的解读，它并非是平庸苟且，而是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一种不偏不倚的智慧，这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生活中，都具有极高的实践价值。而对道家“返璞归真”的阐释，更是让我反思了现代社会过度追求物质奢华所带来的空虚感，提醒我们何为真正的富足。佛教的“缘起性空”和“慈悲为怀”的理念，也让我对生命的本质有了更深的理解，学会了更加超然地看待得失。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样的出版形式，本身就承载着一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传承的使命，我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严谨和用心。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鲜活生命力，它并非陈旧的古董，而是依然能为我们提供智慧的启迪，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评分近期有幸翻阅了《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文化 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奥秘的窗户。我一直认为，儒释道三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石，但对其理解总觉得有些肤浅。本书则以一种更加深入和系统的方式，对这三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阐释。书中关于儒家“忠”的论述，让我看到了古代士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这是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崇高情怀。而道家“清静”的思想，则在我内心感到焦虑和不安时，给予我一种平和与宁静的力量，让我懂得审视内心的声音。佛教的“悟”的境界，更是一种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它引导我们超越物质的束缚，追求精神的自由。什刹海书院2016年刊这个刊名，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我能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尤其赞赏书中对儒释道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的描绘，这些描绘让抽象的哲学变得具体而生动，也让我看到了它们是如何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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