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人質——極端年代的電影記憶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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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人質三部麯”從曆史的角度解析電影，從電影的角度還原個體的曆史。獨特的跨界寫作，融曆史與影評於一爐，好看耐讀，盡顯思想鋒芒。

三部麯從電影這一素材齣發，呈現瞭具有標誌性的現當代曆史事件或某一特殊曆史時期。其中，《曆史的人質》涉及一戰、二戰、納粹大屠殺；《太陽的人質》（待齣）關乎前蘇聯、東歐，以及作為冷戰時期標誌的柏林牆；《正義的人質》則聚焦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全球反恐戰爭。熱戰與冷戰相互交替的特殊年代，已經並仍將源源不斷地催生齣無數電影經典力作，它們本身也屢屢構成瞭曆史性的事件，構成瞭國傢與民族，乃至人類集體記憶史的一部分，推動著我們對曆史的反思，幫助我們對抗“有組織的遺忘”。

內容簡介

本捲影片所涉曆史綫索，是美國或以美國為主導的三場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反恐戰爭，其中前兩場是冷戰中的熱戰。三場戰爭之間存在著諸多的內在聯係，它們給美國，給不同的陣營，給世界文明和全球政治都帶來瞭巨大而深刻的影響。身處這些重大曆史事件中的個體，在某種程度上經曆著比兩次世界大戰更為譎詭、艱難的命運，因為他們發現自己不但陷入瞭戰爭的迷霧，還陷入瞭正義的迷霧。也就是說，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無論是開戰正義還是作戰正義，都不再那麼涇渭分明，而是極富爭議，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個體何為？人性何為？

作者簡介

張鞦，專欄作傢，資深影評人。江蘇無锡人，畢業於蘇州大學中文係。當過獄警，後輾轉南京、深圳等地多傢媒體，現供職於上海譯文齣版社。為報刊撰寫各類專欄，曾獲中國報紙副刊好專欄奬。著有《 *一鏡》（2005，上海文化齣版社）、《不準調頭》（2007，東方齣版中心）、《愛，誡》（2008，新華齣版社）、《中産階級的審慎魅力》（2010，江西教育齣版社）等。其中《不準調頭》名列豆瓣網和《城市畫報》評選的 “2007年十大電影書”。

精彩書評

軍史專傢、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將軍鼎力推薦：

《正義的人質》結閤電影和曆史的寫法，既有深度，也有溫度。

曆史需要我們以理性的態度，從各個角度對其作齣反思。一個國傢現代化的重要標誌，就是理性化，而陷入情緒化隻是政治浮躁的錶現。對於《正義的人質》中寫到的這三場戰爭，對於正義這個概念，不論他持何觀點，張鞦為讀者提供瞭思考的引子。

目錄

目錄

“人質三部麯”總序

“必要之惡”及正義的成本（自序）

第一章 堅韌的刺刀

朝鮮戰爭（1950.6.25—1953.7.27）

“老兵不死，隻是凋零”——《鋼盔》

“大傢都是懦夫，又都是勇士”——《堅韌的刺刀》

要戀愛，不要戰爭——《櫻花戀》

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豬排山》

和“另一個我”同歸於盡——《滿洲候選人》

隻有野戰醫院纔顯示齣什麼是戰爭——《陸軍野戰醫院》

“意識形態就那麼重要嗎？”——《太極旗飄揚》

第二章：現代啓示錄

越南戰爭（1961.5.14—1975.4.30）

一場自殺性賭博遊戲的犧牲品——《獵鹿人》

“他本身就是一種無法穿透的黑暗”——《現代啓示錄》

“我們是在與自己作戰”——《野戰排》

不堪一擊的“全金屬外殼”——《全金屬外殼》

電颱播音室裏的特殊戰爭——《早安越南》

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大？——《越戰創傷》

“沒有上帝，沒有國傢，隻有我和輪椅”——《生於七月四日》

第三章：“必要的殺戮”

反恐戰爭（2001.10.7—2014.10.26）

寜可錯抓一韆，也不放過一個——《關塔納摩之路》

“節選修訂”，直接指嚮現實本身——《節選修訂》

英雄主義成瞭一種病——《拆彈部隊》

“權力的邏輯”超越瞭事物本身的邏輯——《公平遊戲》

反恐“製造”瞭新的“恐怖分子”？——《必要的殺戮》

“不情願的原教旨主義者”——《拉閤爾茶館的陌生人》

“自我關涉”纔是真正的“善意”——《善意的殺戮》

延伸觀看片目索引

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滿州候選人》——

《滿州候選人》引發的一個最大懸念是：真的存在洗腦術嗎？直到今天，我們對人做齣匪夷所思的不正常舉動，都習慣於用洗腦來解釋，這意味著大部分人對這個問題都傾嚮於給齣肯定的答案。我們實在找不齣，或者說懶於去找其他的解釋。

美國中情局1953年批準瞭一項新的也是最臭名昭著的洗腦項目“心靈控製計劃”，一位領導人1977年8月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麵前承認，該計劃實施到1961、1962年的時候，就已經相當確鑿地證明瞭利用藥物或轉變思想等深奧手段進行的所謂洗腦，實際上並不存在，因此該計劃於1964年6月被停止。他還提到電影《滿洲候選人》“確實妨礙瞭我們很長時間，因為它讓不可能的事情看起來真實可信”。《洗腦術——思想控製的荒唐史》一書的作者多米尼剋?斯垂特菲爾德對作為冷戰的完美隱喻洗腦術，作瞭比較客觀的一個總結：它脫胎於冷戰虛構文學，但並不意味著它瞭無一物。乾擾大腦的手段確實存在，也的確可以強迫他人改變信仰，然而說到底，就算把這些手段全用上，依然無法穩操勝券。神奇而“科學”的洗腦並不存在，它隻是一個讓我們感覺良好的睡前故事，是一個曆久彌新的神話，每當我們感到恐懼或者迷茫，它就會披著新的外衣捲土重來——在熱門的反恐題材美劇《國土安全》中，男主人公就是一名被基地組織洗腦的美軍戰俘，他被派遣迴來在美國本土策劃恐怖襲擊。

《豬排山》——

在作戰指揮室，圍繞豬排山之戰終於有瞭不同意見。一位將軍說，他再也不想讓士兵們在這白白送命瞭。將軍們的矛盾和猶豫，造成瞭K連的睏境，他們既得不到支援，也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在談到豬排山的價值時，一名士兵不解道：“都說自然萬物本無價值可言，所謂價值是人賦予的，但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人的生命更有價值的東西。”這句話說到瞭點子上。雖然說戰爭就意味著犧牲，但是就豬排山之戰這一類“無目的戰鬥”而言，其荒謬之處就在於，為瞭無價值的東西，而去無休止地犧牲有價值的生命。

影片將鏡頭轉到停戰談判現場，字幕標明的時間是4月17日，當時交戰雙方正處於恢復談判和“小交換行動”（即先行交換傷病戰俘）的前夕。聯閤國軍代錶說，雙方都知道這座山毫無價值，值得讓人去送死嗎——又是一個關於“值得”的問題。他們單方麵指責中方對這場戰鬥負有責任，因為當時誌願軍發動瞭新一輪進攻。按照聯閤國軍代錶在私底下的議論，雙方實際上是在拼誰最具不怕犧牲的決心。在這方麵，顯然中國的決心更大。周恩來1953年3月8日率團赴蘇吊唁斯大林時，尚未考慮提齣恢復停戰談判問題，他錶示還想再拖一拖，藉此消耗美國的兵力和資金，尤其是使敵人在戰略上處於不利地位，增加西方陣營的內部矛盾，而蘇聯領導人則提齣改拖為停。中國不是很情願地接受瞭蘇聯的建議。3月30日，周恩來發錶瞭“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聲明”，但這時毛澤東仍有自己的打算，他要通過邊打邊談、打談結閤的策略，力爭最佳停戰結果。4月初，毛做齣的指示是：爭取和，準備拖，而軍隊方麵則應作拖的打算，隻管打，不管談，不要鬆動，一切按原計劃進行。關於最後的停戰協定，西方很多著作認為是中國屈服於美國核威脅的結果，國內冷戰史專傢瀋誌華認為，這一說法未必站得住腳。他認為毛在停戰最後階段的努力（誌願軍發動的金城戰役，直到7月27日停戰協定簽字當日纔告結束）還是獲得瞭成功——影片中兩位聯閤國軍談判代錶的對話，恰好印證瞭這一點。一人說：“他們已經贏瞭，還想贏得更體麵些。”另一人迴應：“要我說，就讓他們有麵子一迴，簽字得瞭。”但瀋誌華也指齣，由於決策方針的失誤，中國為實現兩年半以前的同一目標，付齣瞭多餘的代價。

《現代啓示錄》——

“他正無法無天地推行他的統治，他在那裏肆意妄為，完全無視人類應固守的品行”——這是對庫爾茨的一個非常具有正義感，同時又具有諷刺性的官方判決詞。將軍承認，“這場戰爭是非難辨，包括權力、理想、道德觀”，“善不一定戰勝惡”。這句話開始觸及影片的一個本質命題，因為威拉德也好，庫爾茨也好，都是越戰的代錶，對他們的評價存在的睏難，就是對越戰的評價存在的睏難。未經審判而秘密處死自己訓練、培養齣來，但是已經脫離體製、完全失控的對象，這也是美國電影裏經常齣現的一個題材。與此同時，這類電影裏的官方組織處死自己人的目的，往往並不是為瞭正義，而是為瞭滅口。他們可以行不義之事，但無法容忍由此産生的“不良影響”。他們必須控製一切，否則謊言就會被戳穿。本片中軍方的最後叮囑，也是相關影視劇裏耳熟能詳的經典颱詞：“記住，這任務從未發生過，也不會被記錄在案。”這項任務的荒謬、錯亂之處，從影片一開始就昭然若揭：任務的發布者、執行者和被執行者，這三者實際上都是同一個體係內的同一類人——尤其是威拉德和庫爾茨，他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幾乎就是同一個人，他們都是如庫爾茨在噩夢中見到的“爬行在剃刀邊緣的蝸牛”。小說中寫到的“我不得不——我想也許是為瞭自己的罪孽，經受一番考驗去親自窺探一下他的靈魂”，也正點明瞭威拉德執行任務的內驅力。影片從一開始，就把威拉德趨於瘋狂和崩潰的精神狀態暴露在觀眾麵前，而軍方對此也心知肚明，他們派一個瘋子去處決另一個瘋子。

《全金屬外殼》——

在《全金屬外殼》中，庫布裏剋電影的一個母題——工具、機器的瘋狂，再次被推嚮極緻。它呈現瞭這樣一個情境：人被戰爭所奴役，被武器所奴役，直至異化為非人，直至成為武器本身，方為閤格品。為瞭實現這樣的目標，人們設計瞭一整套的體製，一整套的流水綫，創造瞭無數的方法，積纍瞭無數的經驗。

影片用一個被訓練“過度”的自己人，和一個未成年、顯然也非正規軍的敵人，擊穿瞭包裹在美國軍隊外麵的“全金屬外殼”；它還以新聞電影的形式，擊穿瞭包裹在越戰外麵的“全金屬外殼”——那就是官方新聞，此可謂以毒攻毒。對於這部經典越戰片的評論，通常更多地關注前者，而忽略瞭後者。影片在某種意義上發揮瞭獨立媒體的力量。上半部分中派爾對哈特曼的逆襲，有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味，是戰爭的預演。下半部分中，庫布裏剋纔是真正的戰地記者，他既報道戰爭，也報道官媒。“傻瓜派爾”是嚮越戰輸送“閤格人纔”的軍事訓練體製的人質，他走嚮瞭精神崩潰；“小醜”是新兵訓練營的人質，也是嚮國內民眾和越戰士兵發布“有益新聞”的軍方媒體的人質，他被鍛造齣瞭雙重人格——唯有如此，纔能活下去。影片通過這兩名士兵的不同命運，發齣的是“生存，還是死亡”這樣一個永恒追問。

《早安越南》——

《早安越南》的焦點，是康納的願望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他對於這場戰爭的願望（也就是官方宣稱以及灌輸的願望），對於在軍方電颱新聞自由、玩笑自由的願望，對於和越南人交友甚至戀愛的願望，最後證明，統統是不現實的。因此，片名在兩個意義上成瞭最大的反諷：一是康納從“早安越南”（就職履新），到“再見越南”（被解職）；二是每天被問“早安”的越南，在戰火中充滿瞭“不安”。

康納與越南人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在現實中可以找到相近的例子，那就是蘇珊?桑塔格作為反戰人士於1968年春應邀去河內訪問時寫下的日記：“文化差異是最難估測和剋服的事情”；“我與越南人的團結一緻性，盡管真誠實在，卻隻是一種在遠距離處形成的道德抽象物”；“有一道壁壘我無法跨越。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越南人作為異國人是那麼的不同，我們要理解他們是不可能的，而他們要理解我們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她不免感到睏惑和沮喪：“也許我隻適閤保持一個舒適的距離，從一個遠離他們和他們的鬥爭的地方，來分享一個民族的革命理想——又一個來自不會戰鬥，隻有激進同情心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誌願兵。”她很誠實，對自己的反思和評價也很苛刻。同時她也嘗試從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來分析他們之間為何如此難以理解。她說，越南是一種建立在恥辱中的文化，而她則是成長於一個建立在罪孽之上的文化中。說到民主，她認為很有意思的一點是：“不管這種說法是否經得起客觀考量，越南人認為自己的國傢是、而且一直是民主化的。”

《關塔那摩之路》——

關塔那摩監獄裏的審訊為什麼會顯得如此枯燥和單調，而絲毫也沒有著名美劇《24小時》裏反恐探員傑剋?鮑爾突審恐怖分子時那麼驚心動魄、碩果纍纍呢？後者盡管使用瞭非法手段，比如各種在生理上製造疼痛、讓人難以忍受的酷刑，或者尋找和利用恐怖分子心理上的突破口脅迫其交代綫索，但恐怖分子在韆鈞一發之際吐齣的口供總是有效的，也就是說，結果屢次都證明瞭手段的正確性和必要性，這就是虛構的“魅力”。它有效減輕瞭鮑爾和觀眾的負罪感——盡管鮑爾每每為此自責，乃至纍積成心理疾患，但在觀眾心目中他始終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正義英雄，因為在嚴峻復雜的反恐行動中，他以身試法是齣於迫不得已。但是相比之下，關塔那摩的審訊官員就不同瞭，他們麵對的相當一部分“真正的壞人”，尤其像三位主人公這樣，是糊裏糊塗被抓進去的嫌疑分子——如果硬要說他們有罪的話，他們一是在錯誤的時間去瞭錯誤的地點，二是他們生錯瞭地方。要從三位主人公這樣的“壞人”嘴裏套齣真實的、有價值的綫索，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美國眾議員沃爾特?瓊斯說，他們從相關專傢那裏得到的忠告，是通過酷刑得到的往往是虛假情報，因為受審人員“往往會告訴你他們認為你想聽到的事情”。他認為殘酷審訊技巧帶來的假情報，使政府對伊拉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調查上栽瞭跟頭。據紅十字會的報告說，在伊拉剋和阿富汗的監獄裏，百分之七十至九十的被關押者，都似乎並沒有犯什麼罪。這些人麵對酷刑，要麼堅持說不知道，要麼就是編造假情報，或者承認審訊者事先為他們編造好的假故事。我們在片中看到的審訊，都是例行公事、沒話找話的無聊問答，為瞭錶現這種無聊乏味，影片中從未有過相對完整的大段的審訊戲，它們總是零碎的、片段式的，充分顯示齣瞭審訊的荒謬和無意義。

《必要的殺戮》——

導演傑茲不但將這樣一個求生故事盡可能地去政治化，還將這樣一個求生者盡可能地去社會化，“隻留下動物性和生存的本能”。影片沒有交代穆罕默德的確切身份，以及他為什麼會齣現在那裏。傑茲認為，他到底是被錯抓的阿富汗平民，還是武裝人員，或是恐怖分子，這些都完全無關緊要，他甚至未必是一個阿富汗人，來自哪裏都有可能。傑茲極力剋製自己的錶達，隻是讓觀眾跟著主人公一起去逃亡，去感受。去社會化所達到的藝術效果，實際上強化瞭影片的社會性和政治性。

穆罕默德在逃亡過程中共計殺死五名美軍、一名波蘭平民、一條軍犬，另有一名美軍因他而死。單就他造成的傷亡而言，穆罕默德絕對稱得上是窮凶極惡的“恐怖分子”，但影片的要義顯然並不在此。它並不是要渲染穆罕默德的“恐怖”，而是刻意突齣瞭他“恐怖”背後的“不恐怖”。他的四次殺戮行為都是隨機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並不帶有任何蓄意的、殘暴的攻擊性。如果去除戰爭背景，那麼他的這些殺戮近似於普通刑事犯罪中的所謂“激情殺人”，它在西方犯罪學中又被認為是一種“挫摺攻擊型”犯罪，它雖然也屬於故意殺人，但其主觀惡性比預謀殺人要小。影片當然無意為“恐怖分子”辯護，不過它的極簡所引發我們最大的一個想象，是穆罕默德在成為“恐怖分子”之前，是否已經是一名“恐怖分子”？如果不是，那麼這名“恐怖分子”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被反恐的美軍所“製造”齣來的，這倒是彆有一番深意瞭——盡管這層主題可能並非齣於導演的本意。從這個角度迴頭去看，影片在逃亡和殺戮的情節錶象之下，實際上展示瞭一名“恐怖分子”是如何誕生的。

前言/序言

“必要之惡”及正義的成本（自序）

書稿付梓前，李安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正在熱映。比利便是一個標準的“正義的人質”。作者本·方登在小說中如此描寫比利和B班幸存士兵的命運：“……他們知道自己是在被利用。當然。受人擺布是他們最基本的要素，士兵的任務不就是給上級當卒子嗎？穿上這個，照那樣說，到那裏去，朝他們開槍，最後，當然瞭，他們的終極任務就是送死。B班的每個人都是威逼利誘這門藝術的博士。”這便是一種再典型不過的人質化處境。這部作品的犀利之處，是它形塑瞭與前綫反恐戰場相對應的另一個戰場——這個戰場位於和平的祖國大後方，這個戰場上的瘋狂與殘忍，是以英雄崇拜的名義齣現的。所以，李安在取片名時將原著的“中場休息”改成瞭“中場戰事”。對比利來說，這場隻有禮花，沒有硝煙的戰事，比前方的戰事更荒謬，也更難熬，因此最後，他和他的那班弟兄們，寜願迴到真正的戰場，也不願充當被人到處牽著走的演員，充當“站樁”的道具。影片提供給觀眾浸入式體驗的對象，是裹挾、控製比利的一種情境性力量——如原著中所述，“他的美國同胞身上有一種殘忍的東西、一股狂熱、一種欣喜若狂、一種強烈的需求”。作品並未停留在反戰的層麵，它的矛頭直指這場戰事的“觀眾和啦啦隊”，指嚮把比利等人送上戰場的所有人。原著中最核心、最尖刻、最緻命的是這一段：“這些麵帶微笑的一無所知的市民，他們纔是對的。過去兩個星期，因為在戰爭中學到的東西，比利自以為高人一等，比彆人聰明。啊，他錯瞭，這些愚蠢無知的傻瓜纔是掌管一切的人，他們的祖國夢纔是左右大局的力量。他的現實不過是給他們的現實做牛做馬，他們的不知道比他的知道更加強大。”

本捲中影片所涉的曆史綫索，是美國或以美國為主導的三場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反恐戰爭，其中前兩場是冷戰中的熱戰。三場戰爭之間存在著諸多的內在聯係，它們給美國，給不同的陣營，給世界文明、全球政治帶來瞭巨大而深刻的影響。身處這些重大曆史事件中的個體，在某種程度上經曆著比兩次世界大戰更為譎詭、艱難的命運，因為他們發現自己不但陷入瞭戰爭的迷霧，還陷入瞭正義的迷霧。也就是說，戰爭的正義性與非正義性——無論是開戰正義還是作戰正義，都不再那麼涇渭分明，而是極富爭議。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個體何為？人性何為？

《現代啓示錄》中幽靈般的法國殖民者問道：“你們美國佬為什麼不從我們身上吸取教訓？”；《早安越南》中羅賓·威廉姆斯扮演的軍方電颱主持人，在被解職後的告彆留言中說：“還記得那些帶你們去朝鮮的人嗎？沒錯，是美國軍方。即便在這裏或者在其他國傢所做的事是正確的，或許也不該由軍隊來做”；身為越戰老兵的奧利弗·斯通，在2006年戛納電影節為他的《野戰排》舉行特彆放映時，卻不禁感到“令人羞愧”，因為“隻過瞭10年、15年，人們對戰爭的看法又開始發生瞭變化”；德·帕爾瑪在威尼斯電影節談到為何要拍攝伊拉剋戰爭題材影片《節選修訂》時說，他感覺當年拍攝的《越戰創傷》未能引起人們足夠的反省與關注……

其實豈止是美國。基辛格在其早年的博士論文《重建的世界》的結尾，就曾不無悲觀地寫道：“可以肯定的是，國傢往往是健忘的。很少見到國傢從過去吸取教訓，而得齣正確的結論則更為罕見，因為曆史經驗教訓如同個人經驗一樣，具有偶然性，隻教訓某些行為的後果，但不能強迫人們意識到類似的情況”。他由此指齣瞭曆史的挑戰和悲劇之所在，那就是“每一個人都隻有一次提取知識的機會，隻能嘗試一種解釋、一次實驗，因為他們是自己這一代人的實驗對象”。這便是一種人質化的處境。

針對一段曆史，人們或者諱莫如深，或者在真相公開之後紛紛聲稱要吸取教訓，但齣於立場、視角、智慧或者策略等等方麵的原因，他們總結的教訓往往並不觸及痛處和要害——從政治傢到曆史學傢，從當事者到局外人，概莫能外。基辛格所總結的越戰教訓，也未能擺脫自身的局限。更有甚者，對於同一段曆史，不同的人從中提煉齣的教訓可能完全相反。曆史由此嚮我們進一步展現瞭它“黑暗的心”，那就是“進步”觀念的搖搖欲墜。

美國總統約翰遜在1967年的《國情谘文》中，引用托馬斯·傑弗遜的話來形容美國當時麵臨的睏局，這句話是：“有時不得不選擇一個大惡，以防止一個更大罪惡的發生，這就是人類社會的一條可悲法則。”美國可能麵臨的問題是，如何防止從“不得不”，滑嚮主觀故意，使“善之惡”或曰“必要之惡”的雪球越滾越大，從而將這一可悲的人類社會法則，變為值得誇耀的美國法則。越戰時期的美國國防部長麥剋納馬拉在86歲時同意接受瞭一次訪談，他總結瞭自己生命中的11個教訓，其中第9條的內容是：“為瞭行善，你可能不得不作惡”，與傑弗遜所總結的法則如齣一轍。本書三大戰爭題材的電影中便充斥著這樣的法則，讓好幾代“實驗對象”陷入瞭極大的分裂和迷狂。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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