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探寻古史传说的历史原型是我们探寻历史真相,挖掘上古时期历史真相的途径之一。婚姻,战争等重要的历史组成部分,都出现在上古五帝时代的传说中,反应了中华大地上早期的人类社会的种种细节,有助于我们重建上古史。重建上古史也是经学观念崩塌后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自我修复。可以说,五帝时代研究既是科学探索未知,也是重拾民族自信。
作者简介
逯宏(1975年-),男,汉族,辽宁建平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长江师范学院副教授。1998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200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200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1年7月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13年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主要从事上古文化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曾发表《龙凤同源考》《<甘誓>中“五行”与“三正”新解》《幽都考》等论文三十余篇,出版《周代殷商礼乐接受研究》等专著多部。
目录
绪论
一 古史传说与神话
二 考古与文明起源
三 研究目的与意义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 见龙在田:三界地理考索
第一节 昆仑神山考
一 三山为证
二 四水为辅
三 岩画透玄机
小结
第二节 轩辕古国考
一 “轩辕”诸说平议
二 轩辕、有熊与缙云氏
三 涿鹿与新郑的比较
小结
第三节 幽都鬼府考
一 地名之幽都
二 “鬼府”的本义
三 幽都原型说
小结
第二章 龙凤呈祥:史前婚姻联盟
第一节 黄帝与嫘祖
一 黄帝四妃的传说
二 丑女嫫母考
三 嫘祖与西陵考
小结
第二节 龙凤同源说
一 玉凤何由栖龙岗
二 太嗥与少嗥的关系
三 论龙凤婚姻联盟
小结
第三节 帝喾的婚姻
一 “四妃”母题的含义
二 简狄与“玄鸟生商”神话
三 姜螈与周人的文化渊源
小结
第三章 五龙抢珠:原始五行制度
第一节 论黄帝原始五行
一 金枝与五龙抢珠的传说
二 “玄珠”与玉雕龙
三 黄帝四面与建立五行
小结
第二节 禅让传说及其阐释
一 传世文献中的禅让传说
二 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传说
三 从实证到诸子阐释
小结
第三节 原始五行的活化石
一 五色、五方与五京制
二 八旗与五行的关联
三 五行制的转型与错位
小结
第四章 飞龙在天:远古战争神话
第一节 涿鹿的考古学价值
一 从姬水到涿鹿
二 涿鹿与南北冲突
三 上古神农崇拜与仰韶文化
四 论“少嗥之虚”的归属
小结
第二节 帝颛顼与绝地天通
一 若水地望与颛顼之虚
二 江水与共工之城
三 “黄炎斗争余绪”说
四 论“绝地天通”
小结
第三节 夏启与伯益的权争
一 夏启与“归子”传说
二 伯益与凤族失权
三 “五行”与“三正”新解
四 有扈氏与夷夏之争
小结
第五章 炼石补天:伏羲女娲信仰
第一节 伏羲女娲传说解构
一 伏羲女娲故里之争
二 材料困局与化解
三 信众与祖妣的匹配
小结
第二节 女娲的原型与分化
一 神与人:“女娲补天”原型
二 善与恶:女魃的文化功能
三 圣与俗:战神玄女
小结
第三节 伏羲与八卦的草创
一 论伏羲氏与太昊的分合
二 八卦基本内涵与华族智慧
三 从原始八卦看文化多元融合
小结
结论
一 龙族团和华族团
二 婚盟与五行制度
三 战争与社会演进
四 伏羲与女娲信仰
附表
附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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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中国五帝时代: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研究》:
距今五千多年以前,原始农业虽然存在,但生产工具落后严重制约其发展水平。地广人稀、植被丰茂、野兽成群,这些因素决定了人类当时处于渔猎、游牧经济的黄金时代。北方地区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不及中原,却更适合渔猎、游牧经济的发展。考古已经证明,位于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更早跨入古国阶段。然而,随着农业的长足进步,中原文化迅速崛起,而生活在北方草原上、丛林间的族群,依旧在接近原始状态的部落社会里挣扎。考古学家苏秉琦指出:“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古国一方国一帝国;发展模式的三类型是:原生型: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两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之前的尧、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尧舜时代洪水为其祖先源头,从四千年前到两千年前,重叠、立体交叉为其特征;续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汉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清朝三代为代表,同样在此两千年间,重复、立体交叉形式,各自经历过三阶段模式的国家。”据此,公元17世纪初(明万历年间),当大明帝国的国家制度已经成熟甚至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努尔哈赤刚刚在东北建立了四旗,也就是类似于黄帝时代原始五行的四方部落联盟制度。虽然他后来又把四旗升级为八旗,但八旗与四旗相比,只有数量的增加,性质上并无多大改变。八旗制度与明朝的国家制度相比,显得既原始又粗糙,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者却凭借它战胜了制度完备的大明帝国。从后金(清)的发展历程上看,它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古国一方国一帝国”的转化。
随着明清易代尘埃落定,北方游牧渔猎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渐入佳境。文化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很宽泛的概念,所以清朝定鼎燕京以后,文化交融会在很多领域里发生,而八旗方位与五行生克的结合最具象征意义。满族贵族觉得,八旗制度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基石或法宝,所以大清帝国建立以后,他们没有抛弃这种相对原始的制度,而是将其精密化了。很重要的步骤就是将八旗方位与中原五行生克附会起来,即如《八旗通志》所载的那样。五行在中原文化中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已从黄帝时代的原始部落联盟制度,演化为一种符号化且具有神秘象征意义的玄学思想体系。当满族人的原始五行(八旗制度)撞上了中原人符号化的“后现代”五行(五行生克)时,两者的结合几乎是水到渠成的。这种结合既为清帝国作为中华文化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增加了筹码,也减弱了中原汉人对北方文化的抵触情绪。
不过,八旗制度与五行生克的融合终究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而八旗制度毕竟产生于简单的自然经济阶段,其战斗力必须依赖满族人游猎尚武习俗而保持。后金至清初,满族刚从游猎与部落混战的生存状态中崛起,弓弩是他们的生产工具,征战是他们的谋生方式,日常生活造就了他们强悍的民族性格。在这种情况下,八旗制度即使十分简陋,也足以通过有效组织而产生强大的战斗力。在主要依赖肉搏的冷兵器时代,明帝国的制度优势没有转化为军事优势,所以才会在八旗兵的冲击下迅速瓦解。清军人关以后,八旗军面对的是纯粹的农业社会以及繁华的市井生活,游猎驯牧渐去渐远。八旗制度无法适应高层次的社会经济环境,久而久之,八旗子弟的军事素质便急剧下降了。
总之,满族贵族将北方游猎社会的八旗制度移植到中原帝国时代来,实际造成了一种制度上的错位:当世界潮流已经浩浩荡荡走向资本主义的时候,带有明显部落联盟色彩的八旗制度显然是无法避免大清帝国崩溃的。
……
前言/序言
逯宏送来《中国五帝时代——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研究》书稿要我作序,我心情复杂,有惶愧、自责,更有欣慰,感到为难又不能不勉为其难。
逯宏来自辽西建平县农村,当年因由我指导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而相识。他诚朴好学,也是在艰困中通过自学完成大学学业的,与我三十年前的经历有相似处,所以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2002年逯宏考为辽大硕士生,我给他们这批研究生讲过古代美学范畴生成史的课。记得课后交流中他告诉我:老家山上很容易就能捡到红山文化的陶器碎片,曾试着拼成图案,老想知道四五千年前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红山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冀北、辽西地区,逯宏对出生地附近的考古发现兴趣浓厚,有难解的情结。尽管他不归我指导,也鼓励他留意学术界相关研究的进展,抓住这个课题。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作为20世纪最晚发现的大型上古文化遗存,首次证实辽河流域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起源地,且与黄帝、少嗥族有联系。这一研究方向于他岂非最适宜吗?
得其指导老师支持,逯宏将“红山文化”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我很为他高兴,深知自己才学给不了他多少帮助,于是向他强调转益多师的重要。既然是研究生,就要多向自己的导师(当时为辽宁大学的毕宝魁老师,随后还有北师大的尚学锋老师、陕西师大的刘生良老师)以及其他史前文化学者的著述请益。
研究红山文化不可能孤立进行,必与其他文化源起相联系,由此他沉潜于中华史前文化的全面研讨。也许是涉及面过宽的缘故,他最初设想的博士论文题和博士后选题都因属文明起源而未果。不过,即使在从事后来拟定的博士和博士后课题的研究中,他也未搁置对考古新发现和中华文化多元融合的思考,本书正是逯宏多年来探究中华文化起源的记录。
十三年前就建议他要抓住红山文化的课题是否适合其学习工作的条件和需要呢?倘若因此影响他的学业,影响到所在院校要求他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那我是作了怎样的一种误导?此即我的惶愧、自责之处。当然,读毕书稿又颇感欣慰,觉得其论确有不懈求索中的斩获,有突破性的建树。
我于史前文化仅是偶有涉猎,未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作过专门研究,如何能中肯地评介本书得失呢,作序确实为难!然而书稿读来我受教匪浅,感佩不已:以为逯宏对中华文化构成多元因素互动与融合过程的宣示具有开创性;其探讨问题的思路、资料和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广泛征引以及严谨的辨识、综论都相当有说服力。
论题虽属撰著者自设,但确与当初我的鼓动相关,他十来年锲而不舍地爬梳、求索既有所得,作序的请求也就不容我推诿,唯勉力为之而已。尽管以我的认知和感悟写来不免浅陋偏颇,也不妨对书稿的成就得失作尽可能客观的推介。
中华文明的起源从来是学者重视的问题,探索从未停步。
逯宏认为,中国古文化研究,无论运用来自西方的“青铜时代”概念,或是中国学者使用的神话传说和考古学两套话语撰述,都难免成为“夹生饭”。以为“结合田野考古新资料重建与传世文献兼容的上古观念架构”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以“五帝时代”为题,是用传统史学固有概念指代近百年考古发现的上古历史遗存的生成期,从而将传说与考古两套古史系整合为一。
提及中国历史,人们常说“上下五千年”,大致是以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的记载为依据的。司马迁上溯到的五帝时代约在公元前三千余年,其时中国尚处于神话传说时期:三皇是半神半人的始祖,而五帝时的社会形态则已是跨地域、有中心的部族联盟,中华文化汇融而成的征候更为明显。有关三皇的争议较大,而五帝为谁的分歧少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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