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元代白话碑的碑文大都是译自元代蒙古语的公牍,是一种有价值的原始史料。元代白话碑的价值,可以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两方面来说明。第1是语言学上的价值。元代的各种公牍,大都是先用蒙古文写成,然后再译为汉文白话。这种白话,虽然由于翻译水平的限制,还不能和当时的实际汉语完全一致,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元代的白话口语状况,成为研究元代汉语史的一种很好的资料。《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就是此类资料的相关整理。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收录的白话碑文,依年月先后顺序编序。金石目录书传统的著录体制,备列撰人、书体、年月、所在地、题解等项,依据实际情况作出必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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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碑——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1223年)
2.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碑——面奉成吉思皇帝圣旨(1223年)
3.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碑——窝阔台圣旨(1235年)
4.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碑——窝阔台圣旨(1235年)
5.凤翔长春观公据碑(1238年)
6.济源紫微宫懿旨碑(1240年)
7.户县草堂寺碑——阔端令旨(1243年)
8.林州宝严寺碑——碑阴茶罕文告(1244年)
9.汲县北极观懿旨碑(1245年)
10.孟州王屋灵都观碑——全真道给文(1245年)
11.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碑——阔端令旨(1245年)
12.户县草堂寺碑——阔端令旨(1245年)
13.户县草堂寺碑——阔端令旨(1247年)
14.户县草堂寺碑——帖哥钧旨(1247年)
15.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碑——弥里杲带令旨(1250年)
16.安邑长春观劄付碑(1252年)
17.平遥崇圣宫给文碑——李志常给文(1252年)
18.平遥崇圣宫给文碑——全真道给文(1253年)
19.毫州太清宫令旨碑(1257年)
20.毫州太清宫圣旨碑(1261年)
21.林州宝严寺碑——元世祖圣旨(1261年)
22.周至重阳万寿宫碑——元世祖圣旨(1280年)
23.龙门建极宫碑——安西王令旨(1276年)
24.莱州石真人墓令旨碑(1279年)
25.莱州长生万寿宫令旨碑(1280年)
26.蔚州飞泉观碑——道士具结文书(1281年?)
27.蔚州飞泉观碑——抄录世祖圣旨(1280年)
28.户县东岳庙令旨碑(1282年)
29.永寿吴山寺执照碑(1283年)
30.大都崇国寺文书碑——总制院劄付(1284年)
31.大都崇国寺文书碑——僧录司执照(1284年)
32.无锡庙学圣旨碑(1288年)
33.赵州柏林寺圣旨碑——世祖圣旨(1293年)
34.荥阳洞林大觉寺碑——成宗圣旨(1295年)
35.赵州柏林寺圣旨碑——成宗圣旨(1296年)
36.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世祖圣旨(1260年)
37.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世祖圣旨(1272年)
38.周至太清宗圣宫圣旨碑——成宗圣旨(1296年)
39.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世祖圣旨(1285年)
40.邹县孟庙文书碑——断事官劄付(1237年)
41.灵寿祁林院碑——成宗圣旨(1298年)
42.灵寿祁林院碑——皇太后懿旨(1298年)
43.林州宝严寺碑——成宗圣旨(1298年)
44.平山永明寺碑——成宗圣旨(1300年)
45.灵寿祁林院碑——皇后懿旨(1301年)
46.荥阳洞林大觉寺碑——帝师法旨(1301年)
47.灵寿祁林院碑——帝师法旨(1301年)
48.河中栖岩寺圣旨碑(1302年)
49.济源紫微宫圣旨碑(1304.年)
50.长清灵岩寺法旨碑(1341年)
51.长清灵岩寺下院榜示碑(1306年)
52.曲阜加封孔子致祭碑(1308年)
53.荥阳洞林大觉寺碑——晋王甘麻刺令旨(1297年)
54.济源紫微宫圣旨碑(1309年)
55.荥阳洞林大觉寺碑——皇太后懿旨(1309年)
56.荥阳洞林大觉寺碑——“皇太子”令旨(1309年)
57.平遥太平崇圣宫圣旨碑(1309年)
58.平山永明寺碑——仁宗圣旨(1311年)
59.大理崇圣寺圣旨碑(1311年)
60.荥阳洞林大觉寺碑——仁宗圣旨(1312年)
61.赵州柏林寺碑——仁宗圣旨(1312年)
62.林州宝严寺圣旨碑(1313年)
63.元氏开化寺圣旨碑(1314年)
64.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1314年)
65.彰德善应储祥宫圣旨碑(1314年)
66.周至重阳万寿宫碑——仁宗圣旨(1314年)
67.荥阳洞林大觉寺碑——晋王也孙帖木儿令旨(1314年)
68.邹县孟庙文书碑——户部关文(1314年)
69.周至太清宗圣宫圣旨碑——仁宗圣旨(1315年)
70.昆明筇竹寺圣旨碑(1316年)
71.荥阳洞林大觉寺碑——小薛大王令旨(1318年)
72.邰阳光国寺圣旨碑(1318年)
73.周至重阳万寿宫碑——仁宗圣旨(1318年)
74.溶州天宁寺法旨碑(1321年)
75.易州龙兴观懿旨碑(1309年)
76.泰山东岳庙圣旨碑(1324年)
77.许州天宝宫圣旨碑(1326年)
78.周至太清宗圣宫圣旨碑——文宗圣旨(1330年)
79.曲阜颜庙请封奏疏碑(1334年)
80.淇县文庙圣旨碑(1334年)
81.辉县颐真宫圣旨碑(1335年)
82.邹县万寿宫圣旨碑(1335年)
83.邹县仙人万寿宫圣旨碑(1335年)
84.均州灵应万寿宫圣旨碑(1337年)
85.平山天宁万寿寺圣旨碑(1337年)
86.周至重阳万寿宫碑——顺帝圣旨(1341年)
87.长安竹林寺圣旨碑(1343年)
88.平山天宁万寿寺碑——顺帝圣旨(1357年)
89.周至重阳万寿宫碑——顺帝圣旨(1351年)
90.大都崇国寺圣旨碑(1354年)
91.平山天宁万寿寺碑——皇太子令旨(1356年)
92.大都崇国寺刳付碑——宣政院劄付(1363年)
93.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1363年)
94.大都崇国寺劄付碑——宣政院劄付(1366年)
编余散记:白话碑诸问题
碑文索引
前言/序言
本书初版于195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次修订没有增加碑文,只是重写了碑文的注释,增补了拓本图影,改正了错字。对一些碑题酌加修订,增入题解。
我留意元代碑拓,始于1950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金石拓片室工作时期,是在罗常培所长领导下工作的。本书的编纂,曾得到陈垣前辈的鼓励和支持,又承吕叔湘、邵循正两先生指教。现在修订本出版,各位先生都已辞世,谨在此敬志我的感念与景仰。
江南烟雨中的家国情怀:晚明士人的社会关怀与文学生产 本书深入探讨了晚明士人阶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转向与文学实践,重点聚焦于他们对于江南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以及在文学生产中流露出的复杂情感图景。我们将视角置于16世纪中后期至17世纪中叶这一剧烈变动的时代,考察在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加剧以及外患(如后金势力的崛起)的背景下,士人文化如何从传统的理学思辨向更具实践性和关怀性的方向发展。 一、士人阶层的再定位与社会批判的兴起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传统士绅阶层的社会功能和自我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他们仍然是地方精英,肩负着维护地方秩序和教化的责任;另一方面,对朝廷政治的幻灭感日益加深,使得一部分士人将目光转向了对当下社会弊病的尖锐批判。 本书将分析以徐光启、李贽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他们如何借用或改造传统儒家学说,提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主张。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并非仅仅是农业技术的汇编,更是他对国家治理体系中“民生”环节缺失的深切反思;而李贽“童心说”背后,是对僵化礼教对个体生命压抑的强烈反抗。这种批判精神,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主题取向。 二、文学的转向:从雅致到世俗的呼吸 晚明文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学创作重心向“世情”和“性灵”的倾斜。我们考察了这一时期散文、小说和戏曲的繁荣,它们不再是科举应试的附庸,而是承载了士人个体生命体验和复杂社会观察的载体。 1. 小说与世俗的镜像: 以《金瓶梅》为核心文本,我们剖析了晚明城市生活的图景,这不是对传统道德的简单说教,而是对权力、金钱、欲望如何在社会结构中运作的冷静甚至残酷的描摹。士人作者通过虚构叙事,构建了一个“别世界”,以观照现实的失序。我们特别关注小说中对商业行为的细致描绘,以及这如何反映出传统“耻学于商”观念的松动。 2. 诗文中的“感遇”与“言志”: 这一时期的诗歌,如公安派(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的创作,强调“性灵的自然流露”,反对拟古的僵化。这种对个体情感的张扬,实际上是士人在政治高压下寻求精神庇护的一种方式。同时,面对国运的衰微,如钱谦益、黄道周等人在其诗文中,忧患意识也成为重要的情感基调,他们的诗篇往往寄托着对危局的深切忧虑,既有对往昔“盛世”的追忆,也有对未来“黍离之悲”的预感。 三、地域文化与社会记忆的构建 江南地区作为晚明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区域,其士人构筑的社会记忆对理解当时的文化气候至关重要。本书将探讨地方志的撰写、园林艺术的兴盛与士人精神世界的联系。 园林,不再仅仅是士人退隐或宴饮的场所,它们被精心设计为理想化的宇宙模型,是士人在污浊的现实政治中寻求精神净化的“桃花源”。我们分析了吴伟业、陈继儒等人对于园林意境的文字描绘,这些文字往往融合了对自然秩序的赞美和对人世无常的感慨。 此外,地方志和家族谱牒的修订活动,反映了士人在中央权力衰弱时,如何强化地方认同和家族纽带,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四、家国之思的复杂表达:忠诚与出世的拉锯 晚明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斥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熏陶,对国家怀有难以割舍的责任感;另一方面,目睹朝政的腐败和党争的残酷,使他们对参与现实政治心生倦怠,倾向于退隐或转向纯粹的学术研究。 这种拉锯战在崇祯末年和南明政权建立后体现得尤为明显。部分士人选择了坚守气节,以身殉国;而更多的人则在“进”与“退”之间反复衡量,其文字记录了这种艰难的抉择过程。他们对“忠”的理解也变得更加 nuanced,不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将“忠君”与“忠道”、“忠民”相区分,这为后世的士人精神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 本书旨在通过对这些具体文体、思想论述及社会现象的细致考察,勾勒出晚明士人在时代洪流中,如何以其独特的文化生产方式,记录、批判并试图安顿自身的家国情怀与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