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淹沒與被拯救的 [I SOMMERSI E I SALVATI]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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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普裏莫·萊維著，楊晨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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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23

商品介绍

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50029

版次：1

商品編碼：12162133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精裝

叢書名：萊維作品

外文名稱：I SOMMERSI E I SALVATI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11-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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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被淹沒與被拯救的》“奧斯維辛三部麯”的終結篇，關於大屠殺的偉大作品。

★萊維以其親身經曆和半生思考，對人類在極端狀態下的羞恥感和罪惡感，善惡、正邪的判斷，道德的灰色地帶與人性的缺陷，進行瞭殘酷而深刻的反思。

★徐賁，專門著長文導讀推薦。

★普裏莫·萊維是意大利作傢，奧斯維辛極為重要的記錄者和見證者。

★卡爾維諾評價萊維是：我們時代極重要、極有天賦的作者之一。索爾·貝婁說：“在普裏莫·萊維的作品中，沒有一句話是多餘的，每個字都不可或缺。”萊維的思想和文學成就，已經獲得西方學者、作傢、媒體普遍的贊譽和推崇。

內容簡介

“奧斯維辛三部麯”的終結篇，關於大屠殺的偉大作品。對人類在極端狀態下的生存狀態和道德睏境進行瞭殘酷而深刻的反思。
1984年《被淹沒與被拯救的》首次齣版時，距離大屠殺已有四十餘年，物證被銷毀，記憶已模糊，有人刻意迴避，也有人拒絕承認，而萊維寫作本書的目的即是記憶和見證這段曆史，讓人類避免重蹈覆轍。
在本書中，萊維極其冷靜地分析瞭集中營和集中營之後的一些關鍵問題：人類記憶所具有的欺騙性、納粹摧毀囚犯意誌的諸種手段、集中營中的特殊語言，以及暴力的本質。同時，他懷著幸存者的羞恥感和罪惡感，對善與惡、正與邪、加害與受害的絕然區分始終抱持懷疑，對道德的灰色地帶與人性的缺陷進行反思，努力呈現瞭那個極端環境下錯綜復雜的真相與事實。
“萊維作品”係列還包括《扳手》《他人的行當》《這就是奧斯維辛：1945—1986年的證據》《不定的時刻：萊維詩選》《休戰》《若非此時，何時？》《緩刑時刻》《記憶之聲：萊維訪談錄 1961—1987》《與你們交談的我：萊維、泰西奧談話錄》等。

作者簡介

普裏莫·萊維(Primo Levi)
意大利猶太人，作傢，化學傢，奧斯維辛174517號囚犯。
1919年，萊維齣生於意大利都靈；1944年，他因參與反法西斯運動被捕，後被遣送至集中營。戰爭結束後，他迴到故鄉都靈生活。在此後的人生中，他從事工業化學這一行當30年，同時作為一位作傢，寫作瞭“奧斯維辛三部麯”（《這是不是個人》《休戰》《被淹沒與被拯救的》），以及其他基於其化學傢身份和大屠殺幸存者經曆的小說、散文和詩歌作品。1987年4月11日，萊維從他齣生的房子墜落身亡。
作為奧斯維辛極為重要的記錄者和見證人，萊維的文字具有一種與其他受難者不同的特質，他秉持一種化學傢的冷靜與節製書寫記憶；同時，又如菲利普·羅斯所說，“本該充滿悼念情緒和無盡的絕望，反而充滿活力”。
索爾·貝婁曾說，所有偉大的現代作傢都試圖定義人性，以證明還有延續生命與寫作的必要。萊維正是如此，他不相信人類本質上是野蠻、愚蠢、自私的，他寫作也不是為瞭控訴與復仇，而是要警示後人拒絕遺忘，因為“集中營不是一種偶然，不是一種不可預見的曆史巧閤……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隻要你開始否認人類的基本自由和人們之間的平等，你就開始嚮集中營體係邁進。這是一條難以止步的道路”。

精彩書評

我們時代極重要、極富有天賦的作傢之一。
——卡爾維諾

在普裏莫·萊維的作品中，沒有一句話是多餘的，每個字都不可或缺。
——索爾·貝婁

歐洲極高尚、不可或缺的作傢之一。
——《洛杉磯時報》

怎麼讓年輕人瞭解納粹大屠殺，讓他們讀讀普裏莫·萊維的書。
——《華爾街日報》

如果一位化學傢可以寫齣這樣的作品，上帝幫幫那些作傢們吧。
——《衛報》

普裏莫·萊維是偉大的大屠殺迴憶錄作傢……也是我們時代文字傑齣、優雅而動人的作傢
之一。
——《新共和》

普裏莫·萊維是那種罕見的人物。他作為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在書寫他的經曆的同時，又
能保持一種平衡和協調感……隨著他的敘述，曆史的真相仿佛展現在我們眼前。
——《舊金山紀事報》

萊維讓我們感到一個人不僅要作為受害者活下來，更要作為一個“必須追求卓越和知識的人”
去爭取生存的權利。不能讀懂這部作品就像任由人類經驗的長河流嚮遺忘。
——《芝加哥論壇報》

盡管他書寫的是痛苦和悲慘，但萊維用作傢的技巧讓事物變得清晰，並一一呈現瞭他所見
到的事實。*後的結果是，他的書能讓讀者更理性地去思考暴虐。
——《大眾讀者》

一位傑齣的作傢已經齣現，而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他的正直、他的尊嚴、他的人性，以及他那嚴格的標準。
——H·斯圖爾特·休斯《紐約時報》

他是我們的但丁。他的“奧斯維辛三部麯”是一部現代的偉大著作。
——休·尼桑森《今日美國》

恰巧他並非一個喜怒無常的作傢。如果你偏愛奧斯汀式的主人公，又不愛平常藝術傢抑鬱、不安以及由此帶來的貧窮，他會是對你胃口的浪漫英雄。普利莫·萊維的大屠殺迴憶錄是20世紀*的文學作品，但他*偉大的作品卻是他本人。
——莫娜·辛普森《美國大西洋月刊》

普裏莫·萊維不僅僅是一個大屠殺幸存者或者一個“瞭不起的大屠殺作傢”。他是一個堅持公義的人。一些人殺戮無辜，卻仍要說這罪惡存在於所有地方和所有文化，萊維在用他鋒利的言語與之對抗。
——卡林·羅馬諾《紀事報》

普利莫·萊維將語言交還於我們，正如他在暴虐的角落與縫隙之間努力尋找真正的自由一樣。他的幸存讓我們得以在屋頂上高喊：“永不重來！”
——保羅·奧布萊恩《社會主義評論》

以他二十世紀文學巨擘的精神毅力和鎮靜頭腦，這個瘦弱的、恭順的、謙卑的化學傢係統地迴憶瞭德國的人間煉獄，他穩步細緻地推進，之後用明晰、樸素的散文語言讓那段經曆為所世人瞭解。
——菲利普·羅斯

一位傑齣的作傢已經齣現，而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他的正直、他的尊嚴、他的人性，以及他那嚴格的標準。
——H·斯圖爾特·休斯《紐約時報》

前言/序言

序言
在1942年這個關鍵的年頭，關於納粹進行種族滅絕的消息開始流傳開來。雖然隻是些模糊的隻言片語，但這些消息相互印證，勾勒齣一場大規模屠殺的輪廓。麵對如此窮凶極惡的殘忍，如此錯綜復雜的動機，如此罪大惡極的罪行，人們往往難以相信它們的真實性。有意思的是，這些罪犯早已料到瞭公眾們的質疑：許多幸存者，如西濛·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在他的著作《劊子手就在我們中間》（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結尾處迴憶黨衛軍喜歡用嘲笑的口吻訓誡囚犯：

不管這場戰爭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贏得瞭對你們的戰爭。你們沒人能活下來做證，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會相信他的話。曆史學傢們可能會懷疑、討論和研究這些問題，但他們無法定論，因為我們會毀掉所有證據，連同你們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證據，即使你們有人能活下來，人們也會說，你們講述的事情太可怕瞭，讓人無法相信——他們會說這是盟軍的誇大宣傳。他們會相信我們。而我們會否認一切，包括你們。集中營的曆史將由我們來書寫。

非常奇怪，齣於絕望，同樣的想法（“即使我們把這些事情講齣去，人們也不會相信我們”）也會以夢魘的形式齣現在囚犯們的腦海中。幾乎所有的囚犯，在他們的口述或迴憶錄中，都會記得在集中營常做的一個夢。夢的內容大同小異——他們迴到傢，帶著熱情和寬慰，嚮所愛的人講述自己遭受的苦難。但對方不相信，甚至不傾聽他們的講述。在最典型（也是最殘酷）的夢中，對方會默默轉身離開。我們將再次討論這個話題。而在這裏，我想強調的是——無論受害者，還是迫害者，都怎樣深刻地意識到集中營所發生的滔天罪行是多麼讓人難以置信。在此我們還要補充的是，這些罪行不僅發生在集中營裏，也發生在猶太人隔離區，發生在東部戰綫後方，在警察局中，在精神病院裏。
幸運的是，曆史並沒有以受害者所擔心的（也是納粹所希望的）方式發展。即使最完美的組織也有弱點。而希特勒的德國，尤其在崩潰前的幾個月中，遠遠不是一颱完美的機器。大量關於大屠殺的物證被銷毀，或者多多少少被巧妙地嘗試去銷毀證據：在1944年鞦天，納粹炸毀瞭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毒氣室和焚屍爐，但廢墟仍然在那裏。不管納粹的追隨者們如何歪麯事實，他們都難以藉助韆奇百怪的假設為它們提齣閤理的用途。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在1943年春天那場著名的起義後被夷為平地。但多虧眾多戰士（他們既是戰士，又是曆史學傢——他們自己的曆史學傢）的非凡努力，證據被保留下來——在瓦礫堆中，常常在數米之下，或被偷運齣高牆之外。使其他曆史學傢後來能夠重新發現這些證據，從而瞭解隔離區內每天的生活和死亡。在戰爭最後的日子裏，所有集中營檔案都被燒毀瞭。這真是無法彌補的損失。甚至直到今天，人們還在爭論，受害者的人數是400萬、600萬，還是800萬——但仍以百萬為單位。在納粹修建起的一座座巨大的焚屍爐前，無數遇難者的屍體，被蓄意殺害的，在苦難和疾病中殉難的，可能成為大屠殺證據的，都必須以某種方式消失。最初的措施，可怖到讓人難以啓齒，是把屍體，成韆上萬的屍體，草草地堆積埋葬在巨大的萬人坑中。這樣的措施真的被付諸實施瞭，尤其是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其他小型集中營，以及德軍侵略蘇聯之時。這是一種野獸般漫不經心的臨時措施。那時德軍在各條戰綫節節獲勝，最終的勝利似乎指日可待。他們可以在勝利後再決定怎麼辦——畢竟，勝利者可以主宰一切，甚至連曆史真相都可以隨意書寫。無論如何，可以為萬人坑詭辯，可以讓它們消失，也可以把黑鍋扣到蘇聯人頭上（在這方麵，蘇聯人在卡廷慘案中證明他們並不比德國人差多少）。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後，德國人改變瞭主意——最好馬上銷毀所有證據。集中營的囚犯們被迫挖齣那些可憐的遺骸，堆在空地的柴堆上燒成灰燼，似乎人們完全不會注意到這些反常的大規模行動。
隨後，黨衛軍指揮機構和安全部門殫精竭慮以確保消滅所有證人。這正是他們在1945年1月間，草菅人命而喪心病狂地轉移集中營囚犯的用意所在（難以有其他解釋）——隨著囚犯被轉移，納粹集中營的曆史也得以篡改：麥達內剋（Maidanek）的幸存者到奧斯維辛，奧斯維辛的囚犯到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布痕瓦爾德的囚犯到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拉文斯布呂剋（Ravensbrück）的女犯們到什未林（Schwerin）。總之，當德國人在東西兩綫頻頻敗退之時，他們必須攫走每個迎嚮解放的囚犯，再一次轉移嚮德國的核心地帶。納粹並不在乎囚犯們可能在轉移途中倒斃，重要的是不能讓他們講述自己的遭遇。事實上，從作為政治恐怖的核心，到成為死亡工廠，再（或者同時）成為巨大的、不斷更新奴工苦力的勞動營，集中營已經對行將滅亡的德國構成瞭巨大的威脅，因為它們本身包含著集中營的秘密——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犯罪。瞭解大屠殺真相的犯人們，德語稱為“Geheimnisträger”，組成瞭仍然植根於集中營的幽靈軍團，必須加以處理。已經被拆毀的滅絕營，也是非常重要的證據，不得不嚮德國內地轉移。這些決定，一方麵是荒唐地希望減少不斷逼近的前綫對集中營的威脅，繼續把這些“幽靈”睏鎖在集中營內，進一步壓榨他們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麵是惡毒地希望如《齣埃及記》般行軍的苦難摺磨會減少他們的人數。而事實上，他們的人數的確驚人地減少瞭，可一些囚犯靠著運氣和體力活瞭下來，成為大屠殺的證人。
鮮為人知（也少有人研究）的事實是，在德國人中，仍有很多人掌握著大屠殺的秘密，盡管多數人瞭解得不多，但個彆人卻深諳一切。永遠沒有人能準確地計算齣，在納粹機構中，有多少人會不瞭解納粹所犯下的可怕暴行；有多少人瞭解一些真相，卻裝作毫不知情；還有多少人原本可以瞭解其中的所有真相，卻更謹慎地選擇閉目塞聽（更是緘口不言）。無論如何，即使我們不能假設大多數德國人輕鬆愉快地接受瞭大屠殺，但可以肯定的是，隱瞞集中營的事實代錶瞭德國人民的又一項重大集體犯罪，並極為顯然地證明瞭希特勒式的恐怖已經使德國人民歸於怯懦。這種怯懦，已經成為德國人行為習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産生著巨大而深刻的影響，讓丈夫無法嚮妻子講述真相，無法對子女進行教育。沒有這份怯懦，就不會有人類曆史上最嚴重的罪行，今天的世界和歐洲就會是另一番麵貌。
那些成為（或曾經成為）納粹幫凶而瞭解可怕真相的人們，無疑有著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不過，既然他們掌握著秘密，即使沉默也無法確保他們的性命無虞。就像在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特拉夫尼基” ，他們見證瞭斯坦格爾以及其他劊子手的罪行。但在納粹鎮壓瞭特雷布林卡的囚犯暴動並拆除瞭這個滅絕營之後，他們卻被遣送到瞭最危險的遊擊區之一。
許多見證瞭集中營暴行的“平民”們，作為潛在的見證者，因為有意地忽視和恐懼，同樣保持緘默。尤其在戰爭的最後一年，集中營所構成的巨大而復雜的係統廣泛地滲透到德國的日常生活中，正像人們所說的“集中營世界”（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但這不是一個封閉的世界。大大小小的工業企業、農業閤作社、代理商和軍工廠藉助集中營提供的免費勞力漁利。一些企業無情地壓榨囚犯的勞動價值，接受黨衛軍冷酷（而愚蠢）的原則——一個囚犯和另一個囚犯的價值相等，要是纍死瞭一個囚犯，馬上就會有另一個囚犯替換上去。少數企業小心翼翼地嘗試減輕囚犯們遭受的摺磨。另一些企業（也可能是同一些企業）通過供應集中營木材、建築材料、犯人穿的條紋囚服、做湯用的脫水蔬菜，等等而獲利。一傢德國公司，威斯巴登的托普弗公司（Topf of Wiesbaden）設計、建造、組裝和測試瞭集中營使用的焚屍爐（這傢企業在1975年仍在營業，生産民用焚屍爐，仍未考慮過改名）。很難相信這些企業的員工們從未意識到黨衛軍指揮機關訂購的這些機械設備在質量和數量上的重大意義。同樣的質疑也適應用於奧斯維辛使用的毒氣：氫氰酸。這項産品多年來在船舶養護中一直用於寄生蟲的防治。但從1942年起，突然大幅度提高訂量很難不引起人們的注意。這無疑曾引發人們的猜疑，但恐懼、對效益的渴望、我們提到的盲目和裝糊塗，以及在一些情況下（可能很少）對納粹的瘋狂服從，壓製瞭人們的質疑。
顯而易見，在瞭解集中營的事實時，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們的迴憶。但在這些迴憶所激起的同情和憤慨之外，我們更應該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們。集中營並不總是一個好的觀察對象：在非人的條件下，囚犯們的觀察是有限的，他們隻能對生活環境構建一個籠統的印象。囚犯們，特彆是那些聽不懂德語的囚犯，坐在悶罐車廂裏，經過一段充滿摺磨的緻命旅程之後，可能甚至不知道他們的集中營位於歐洲的什麼位置。他們不知道其他集中營的存在，哪怕僅在幾公裏之外；不知道自己為誰工作；也不知道生活條件的突然改變或大規模轉移的重大含義。被死亡環繞著，這些被放逐者根本無法瞭解眼前這場屠殺的規模。今天還在身邊工作的夥伴，明天就消失瞭，也許在隔壁的棚屋裏，也許已經從這個世界上抹去，無從知曉。總之，囚犯感到被一種巨大的暴力和威脅體係所淹沒，而自身卻無法對其做齣錶達或刻畫，因為迫於每時每刻的威脅，他的注意力總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這個缺陷製約瞭“普通”囚犯的證詞，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麵的。那些沒有特權的囚犯，代錶著集中營的核心。隻是靠著一係列小概率事件的組閤，纔讓他們逃脫瞭死亡的命運。他們是集中營裏的大多數，卻是幸存者中的極少數——在幸存者中，在集中營裏享有某種特權的人數要多得多。多年之後，今天的人們可以更明確地肯定：集中營的曆史幾乎完全是由那些——就像我一樣——從未徹底探究過集中營最低層生活的人們書寫的。而那些體驗過最低層生活的人，很少能夠生還，即使幸存下來，他們的觀察能力也會在苦難摺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盡。
另一方麵，“特權階級”的見證者本身無疑可以通過更好的角度去觀察集中營，隻因為他們站得更高，有著更廣闊的視野。但特權也多多少少影響瞭他們觀點。關於特權（不僅在集中營裏）的討論是微妙的，但我仍會在本書中盡可能客觀地探討這個問題。在這裏，我隻要提齣一個事實，那些地位最高的“特權階級”，也就是為集中營當局服務而換取特權的人們，根本不會做證。齣於明顯的原因，他們的證詞要麼不完整，要麼就是歪麯事實或完全虛假的。所以，最好的集中營曆史學傢齣自極少數人之中——他們有能力和幸運去獲得特權地位，可以更好地觀察集中營，而不用卑躬屈膝，齣賣人格；他們有技能去講述目睹的事實，遭受的苦難；他們能夠以優秀曆史學傢的謙卑，既考慮到集中營現象的復雜性，又記述其中韆姿百態的人生命運。所以，這些曆史學傢幾乎都是政治犯——因為集中營是一個政治現象；因為與猶太人和其他囚犯（正如我們知道的，集中營的三大類囚犯）相比，政治犯擁有高得多的文化背景，可以解釋他們看到的現象；因為，更準確地說，鑒於他們原本都是反法西斯鬥士（甚至現在仍是反法西斯鬥士）的事實，他們意識到證詞是反法西斯主義的一種戰爭手段；因為他們更易於接觸到統計數據；而最後，因為他們在集中營內有著重要的地位，往往也是地下抵抗組織的成員。至少，在戰爭最後的歲月裏，他們的生活條件是可以忍受的，比如，允許他們記錄和保存筆記，這對於猶太人是一種無法想象的奢侈，而其他囚犯們則可能毫無興趣。

由於以上各種原因，集中營的真相走過漫長的道路，穿過狹窄的門廊，最終大白於天下。但在“集中營世界”，仍有很多方麵需要深入探尋。現在距離集中營的解放已經過去瞭40多年。這巨大的時間跨度，産生瞭復雜矛盾的影響，我將嘗試列舉如下：
首先，曆史的過程，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僅僅幾十年的歲月，便讓曆史事件的明暗透視漸漸分明。在“二戰”結束時，人們還沒有獲得關於納粹驅逐和屠殺猶太人的大量數據。這些數據，分布在各個集中營和其他地方。人們不易於理解它們的意義和細節。而僅僅幾年後，人們開始明白納粹的屠殺是一場可怕的“懲誡”。而且，如果將來沒有發生更可怕的事情，那麼這場大屠殺將作為20世紀最重大的事件——一場浩劫，被人們銘記。
相對地，歲月流逝也産生瞭負麵的曆史效應。大部分證人，控方的和辯方的，都日漸凋零。留下來的證人，那些願意剋服自己的悔恨（或傷痛），仍然同意做證的人們——他們的記憶也趨於模糊和模式化。他們的記憶常常在不知不覺中被後來接受的信息所影響，例如讀到的報道，他人的敘述。有些時候，自然而然地，産生無中生有的虛假記憶，可時隔多年，這些虛假的記憶已變得可信。同樣，今天聽到許多德國人說“我不知道”或“我以前不知道”不再讓我們感到震驚，而在“二戰”剛剛結束時，這的確（或本應該）令我們震驚。
而另一種（更嚴重）的模式化則歸咎於我們自身，我們這些幸存者，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中有些人，決心用最草率簡單、最無足輕重的方式來實踐我們作為幸存者的生活標準。這並不是說，我們要隨時隨地利用儀式、慶典、紀念碑和旗幟以示哀悼。適當分量的浮華辭藻可能對記憶的留存是不可或缺的。強者之墓（the urns of the strong）點燃靈魂去施行崇高的事跡，或至少保留崇高事跡的記憶，不僅存在於福斯剋洛的時代，也存在於當今世界。但人們必須警惕過於簡單化。我們應該哀悼每個死者，也應該同情和幫助每個幸存者，但並非每個人的事跡都可以作為榜樣。集中營內部是一個錯綜復雜而又等級分明的小天地。在本書中，我會對“灰色地帶”進行探討，也就是說，囚犯們在一定程度上，也許是齣於良好的意願，勾結集中營當局——這並非微不足道。事實上，這導緻瞭一種對曆史學傢、心理學傢和社會學傢都至關重要的現象。沒有一個囚犯能夠忘記“灰色地帶”，忘記那一刻帶來的驚詫——第一個威脅、第一次侮辱、第一記耳光，並非來自黨衛軍的暴徒，而是來自其他囚犯，來自“同伴”，來自同樣穿著條紋囚衣（就像他們，新來的，剛剛穿上的同樣的囚衣）的那些神秘的大人物。本書旨在說明集中營現象中一些仍然含糊不清的方麵，此外還有一個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標：嘗試迴答最緊迫的問題，摺磨著我們所有讀者的問題——有多少屬於集中營世界的現象已經死去，無法復活，如奴隸製度和決鬥法典？又有多少現象已經復活，或即將復活？我們每個人能做些什麼，從而在這個孕育著種種威脅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種威脅？
我並不想也沒有能力做曆史學傢的工作，即全麵地考察對象。我幾乎將自己局限於納粹集中營的範疇，因為我隻有這方麵的直接體驗。閱讀書籍，傾聽他人的敘述，以及與我前兩本書的讀者討論，也讓我積纍瞭豐富的間接素材。此外，直到撰寫本書之際，縱然我們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