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朝贡”体系及其世界秩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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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翔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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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20306898
版次:1
商品编码:1217183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9
字数:267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古人关于世界秩序的设计是“天下一朝贡”秩序一一以华夏为中心的一元等级性国际秩序。“天下”是中国古人关于世界秩序的概念,而朝贡体系则是“天下观”的制度体现。历史上,东亚各国共享儒家“天下观”,这是东亚“天下一朝贡”秩序及体系存续的观念基础。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力量对比的结果,“天下一朝贡”秩序及体系的存续也依赖于物质与军事力量。近代,西方国家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体系与“天下一朝贡”体系相碰撞,从外部摧毀了后者。中西世界体系及秩序的冲突是中西两种文明及世界秩序观的冲突。“天下”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在文明基础、价值理念、秩序设计、哲学思想及逻辑假设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目前,中国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变量。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以及避免中心化的“天下观”叙事与等级化的“朝贡”叙事,是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积极影响的关键。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天下”秩序观及“天下”秩序的想象与建构
第一节 中国古人关于世界秩序的设想及初步建构
一 中国古人关于世界的想象:“天”与“天下”
二 中国古人关于世界秩序的初步设想与建构:“天下一朝贡”体系与制度
第二节 中国古人对外交往理念及其一元等级性世界秩序观
一 “夷夏观”与“服事观”
二 以华夏为中心的一元等级性世界秩序观
第三节 夷夏之辨的相对性、天下主义与夷夏观的互嵌与包含
一 夷夏之辨的相对性
二 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的互嵌与包含

第二章 “天下一朝贡”体系及其政道与治道
第一节 朝贡体系
一 朝贡体系及其演变
二 朝贡贸易的内涵及其与东亚国际体系
第二节 “天下一朝贡”体系的观念建构
一 东亚各国的观念共享
二 “正名”与“名教”
第三节 “天下一朝贡”体系的政道与治道
一 “天下一朝贡”体系的政道
二 “天下一朝贡”体系的治道
第四节 “天下一朝贡”秩序的缺憾:“治道”而非“政道”

第三章 “天下一朝贡”秩序的物质建构与实用理性特征
第一节 “天下一朝贡”秩序的物质基础与现实主义考量
一 “天下一朝贡”秩序的物质基础:东亚经济的一元格局
二 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军事与政治二元格局
三 维持“天下一朝贡”秩序的关键:军事征服
第二节 作为策略互动及现实利益考量的朝贡制度
一 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秉持“以德抚远”原则的解读 ,
二 作为策略互动及理性算计产物的朝贡制度

第四章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
第一节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理念
一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伦理与文化导向性
二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价值理念
第二节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与外交思想
一 西方近现代主流世界秩序观
二 西方近现代主流世界秩序观的冲突性特征
三 西方近现代冲突世界秩序观的理论滥觞
四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利益与工具理性导向
五 近现代西方世界秩序观的经济与军事导向
六 以国内政治原则改造国际政治
第三节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的双重性:文明与帝国
一 西方大国崛起与国家间政治
二 种族等级理念
三 西方大国崛起的两面性:文明与帝国

第五章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冲突
第一节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文明基础
一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文明基础:大陆农耕文明
二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文明基础:海洋商业文明
第二节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碰撞
一 中西世界秩序观的冲突
二 中西文明的对抗及结果
第三节 “天下一朝贡”和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的“中心一边缘”与等级性特征
一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的“中心一边缘”与等级特性
二 西方主导的近现代世界秩序:基于权力的均势与等级世界秩序

第六章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与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哲学基础
第一节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哲学基础
一 “二元和合”
二 天道与人道合一:“天人合一”
第二节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人性与道德假设
一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人性假设:性善、道德人
二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道德假设:“仁”
第三节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实用理性与人文理性特质
一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与实用理性
二 “天下一朝贡”世界秩序观的人文理性特性
第四节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哲学基础
一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与理性主义
二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
三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二元对立与工具理性思维
第五节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观的逻辑与人性起点
一 个人主义
二 人性恶
第六节 西方近现代世界秩序原则:均势原则与自由主义原则
一 均势原则
二 自由主义原则
三 现代混合世界秩序:均势与国际制度

第七章 对“天下一朝贡”体系的超越与对东亚共同体建构的展望
第一节 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及基本特征
一 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及决定当代东亚国际秩序的核心力量
二 东亚脆弱的“均势”与治理的不确定性
第二节 对“天下一朝贡”体系的超越
一 东亚“文化共同体”与东亚现代化模式及东亚一体化
二 去中心化与去等级化的东亚共同体建设
三 “天下观”的现代化:从差序到平等及去中心化
四 将安全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建设放在首位
第三节 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一 中国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变量
二 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发挥重大影响的制约性因素
三 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积极影响的关键
四 “天下观”的启示及中国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的角色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天下—朝贡”体系及其世界秩序观》:
  在东亚国际体系中,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中原王朝在经济层面的物质力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地位。而在军事上,中国北方的游牧文明则具有战术上的优势,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则具有组织和制度上的优势,因此,在军事上,东亚国际体系总体上呈一种二元格局,主要表现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及蒙古)之间在军事上的相互对峙,难决高下。
  古代东亚国际格局是多元还是一元及二元,主要取决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是统一还是分裂,以及取决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还是由汉族建立。如果大一统王朝是由汉族建立,在王朝肇建之初或走向衰败之际,东亚将会在政治与军事上呈现出一种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政权的二元对峙格局。当中原王朝处于鼎盛之际,中原王朝主导的东亚一元格局才会呈现,汉朝、唐朝、明朝处于强盛时,皆是此种状态。如中国大一统王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东亚国际格局将会呈现出中国王朝的一元主导格局,如元朝与清朝。当中原王朝崩溃而处于分裂状态之际或中原并未完全统一,东亚国际格局在政治与军事上将会是一种多元并存的格局。如南北朝、五代十国、两宋之际,就是多元格局状态。
  中国自秦汉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是统一与分裂、治与乱、进步与衰退,交相循环与交替出现。而中国王朝的分合与治乱循环,从根本上又取决于中国农耕文明自身发展的兴衰循环。农耕文明相较于周边的游牧与渔猎文明,固然有着无可比拟的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与组织制度上的优势,但小农生产自身的封闭性与脆弱性,加之中原王朝的统治型经济及专制体制对经济的掠夺性特征,却导致着中国中原王朝的分合与治理循环。中原王朝的分合治乱也引致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即在政治与军事上,中原王朝的一元主导、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二元对峙及列国的多元并存,交相出现。
  生产方式决定着政体方式,而政体及内政决定着对外政策。中国的中原王朝,以稳定的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的草原政体,以具有流动性的游牧经济为基础。在制度的组织技术上,农耕文明具有较大优势,而在军事的战术上,游牧文明具有优势。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的内外政策,皆以占领和保住能够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为主要发展目标,对与农业生产无关的领土不感兴趣。即使占领了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由于缺乏经济基础,也难以持久占领。农耕文明在与游牧文明的军事较量中,往往是胜之难守,败之不能退。汉朝、唐朝都曾对北方的游牧文明发动过主动军事攻击,都在军事上取得过胜利,但最终都只能在游牧文明地区象征性确立游牧文明对中原王朝的臣服,而不能持久建立游牧文明对中原王朝的行政隶属关系。
  在经济上,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生产单一,对生产稳定而多元化的中原王朝,具有很强依赖性,除自产畜产品外,还需从中原王朝输入谷物、织物、铁器、茶叶及手工产品等。原本可通过贸易方式解决这些需要,但小农经济的自足性决定了中原专制王朝对对外贸易没有兴趣。在专制王朝集权统治下,朝贡贸易以内聚型体制呈现出来,其以强化处于中心区的中国王朝的政治经济地位为重心。为达成政治、社会控制与确立专制集权及为专制集权服务,中原王朝奉行市场垄断政策及经济专制主义,从而使中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贸易变得非常困难。加上种族、文化、语言之差别与隔阂,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产品的需求,往往难以如愿,所以常常以掠夺方式来满足自己经济上的需要。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战争,“对游牧民族来说,是以‘无’对‘有’的斗争和掠夺,一切战争的经济负担,多半是落在被掠夺的农业民族身上,因此,它们视战争为生产手段,而非消耗,甚至连作战的给养,也会‘因粮于敌’”。汉朝晁错日:“汉兴以来,胡虏数人边地,小人则小利,大人则大利。”③……
  ……
历史的经纬:一部探索古代中外关系与世界秩序构建的著作 书名: 历史的经纬:一部探索古代中外关系与世界秩序构建的著作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中国古代王朝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国家关系时所形成的复杂互动模式,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独特世界秩序观。我们聚焦于历史的深层结构,而非孤立的事件叙事,力求揭示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权力、文化、经济和军事力量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一个特定的区域性乃至更广阔的国际图景。 第一部分:文明的交融与边界的塑造 本卷首先着眼于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在早期阶段对“天下”概念的初步构建。我们考察了早期国家形态如夏、商、周如何通过礼制和祭祀活动,确立其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核心地位。重点分析了“华夷之辨”这一核心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它不仅是地理上的区分,更是文化优越感和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接着,本书详细梳理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传统的宗周秩序瓦解,由此引发的对新型国家间关系模式的探索。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的最终确立。我们通过分析秦汉的郡县制、度量衡统一以及对匈奴等强悍游牧集团的军事和外交策略,描绘出帝国如何利用强大的国力,在西域、东北亚等地建立起以长安为中心的直接或间接控制网络。特别是对汉代“和亲”政策的辩证分析,揭示了强权下的“和平”往往以某种形式的朝贡或顺从为前提。 第二部分:丝绸之路的物质流与精神域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视角转向了古代世界物质与文化交流的生命线——丝绸之路。我们认为,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古代世界秩序观念传播和修正的媒介。 我们细致考察了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汉帝国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演变。重点分析了“通商”与“藩属”概念的模糊地带:当商业利益与安全考量并存时,帝国如何灵活运用册封、赏赐、互市等手段,构建一个既能满足自身政治声望,又能确保边境稳定的关系网络。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构成了对传统儒家思想体系的重大挑战与补充。本卷专门辟章节讨论佛教传入与传播过程中,历代王朝所采取的政策。从早期的接纳到后来的限制,这种政策的变动,深刻反映了帝国对于外部思想输入及其对内部社会稳定影响的权衡。佛教的东传,实际上是更广阔的“世界”对中国文化磁场的吸引和重塑过程的体现。 第三部分:帝国范式下的区域整合与权力制衡 进入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的区域性分裂与随后的再次统一,为理解古代世界秩序观提供了更丰富的案例。 南北朝时期,胡汉冲突与融合的复杂性,使得传统的“华夏中心”叙事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地方政权(如北魏)在学习汉化治理模式的同时,也保留了其游牧民族的军事和政治遗产。这种双重性,为后世如辽、金、元等非汉族政权入主中原,提供了历史性的铺垫和理论上的参考。 隋唐盛世,标志着古代中国在区域影响力上的巅峰。我们探讨了唐朝如何通过完善的律令制度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将周边国家如新罗、百济、吐蕃、日本等纳入其外交体系。唐代的“朝贡”体系在此阶段达到了最为成熟和制度化的阶段,它不仅仅是政治服从的仪式,更是文化和技术交流的高速公路。通过对唐代典章制度中关于“藩属”礼仪的详细解读,我们尝试还原一个以长安为轴心的、等级森严但又充满活力的东亚国际关系图景。 第四部分:秩序的动态性与内部张力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将探讨支撑这一古代世界秩序观的内在逻辑及其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 我们分析了中央王朝在维持“天下”秩序时所依赖的核心要素:一是制度化的礼仪和朝贡报偿机制(经济诱因);二是强大的军事威慑能力(强制力基础);三是文化输出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软实力)。 然而,这种秩序并非一成不变。边疆民族的崛起,如突厥的强盛、吐蕃的扩张,以及宋代与辽、金、西夏之间的长期对峙,都对既有的等级划分和权力平衡构成了实质性的冲击。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其在外交上不得不更多依赖于经济怀柔与平等的(或近乎平等的)外交姿态,这与汉唐时期那种自信的、居高临下的“天朝”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了权力结构变化对世界观的修正。 本书最终总结,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是一种基于儒家伦理和帝国权力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和文化辐射力,但在面对真正平等的、结构性的外部力量挑战时,其僵化的等级结构也暴露了其局限性。对这些历史经验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历史经验对后世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思维的深远影响。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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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简直是打开了我对历史认知的全新视角!原本以为“朝贡”只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一种形式,但这本书却将它提升到了一个宏大的“天下”观的层面,阐释了它如何深刻地塑造了东亚乃至于更广阔世界秩序的建构和演变。作者旁征博引,从文献梳理到案例分析,无不展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德治”在朝贡体系中的作用的论述,这不同于西方以武力征服为主导的帝国扩张逻辑,而是一种以文化认同和政治合法性为基础的软实力展现。书中对藩属国如何在这种体系下获得安全、发展以及文化认同的描绘,也让我对“被统治者”的视角有了更深的理解。读完后,我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它们不再是孤立的片段,而是被嵌入了一个更加宏观、也更加精妙的体系之中。这种“天下”的观念,蕴含着一种不同于现代国家主权理论的治理智慧,其内在的张力与演变过程,也引发了我对当下国际关系诸多现象的深刻反思。作者的文笔也十分流畅,即使是复杂的历史概念,也能被清晰地阐释出来,让我这样一个非专业读者也能读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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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书,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宏大的历史舞台,看到了一个与现代截然不同的“天下”图景。作者将“朝贡”这一看似简单的外交行为,解读为一种复杂的“世界秩序观”,其深度和广度着实令人惊叹。书中关于“朝贡”的“恩威并施”、“各取所需”的论述,让我对古代政治智慧有了全新的认识。它并非简单的臣服,而是一种在承认核心权威的同时,各方都能从中获益的巧妙设计。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天下”作为一种象征性权威与实际政治利益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这种以文化和道德感召力为主导的秩序建构方式,与西方以军事和经济力量为基础的霸权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读完此书,我对中国古代的国际交往模式有了更为立体和深刻的理解,也开始反思当下全球化背景下,是否存在借鉴这种“天下”秩序观的可能,以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包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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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此书,脑海中充斥着关于“天下”与“朝贡”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的种种想象。作者通过对史料的层层剥离,构建了一个动态演变的“天下”体系,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各种挑战与调整。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朝贡”行为背后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和权力关系的深入剖析。它不仅仅是物资的输送,更是对一个政治秩序的承认,是对“天子”合法性的认同,同时也是一种在承认核心权威的前提下,各方保有一定自主性的策略。书中对不同时期朝贡使团的构成、行程、以及抵达后的仪式细节描绘得尤为生动,仿佛将我带回到了那个古老而庄重的年代。我尤其关注了书中关于“万国来朝”的叙事如何被构建和传播,以及这种叙事在维系“天下”秩序中的作用。这种以“德”服人,以“礼”治国的理念,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也让我对中国古代外交智慧有了更为具象的认识。对于那些热衷于探究历史深层逻辑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它提供了理解中国古代世界观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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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极其厚重且富有洞见的学术著作,它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古代“天下”观念下世界秩序的多重面向。作者没有止步于对朝贡制度的简单描述,而是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哲学基础、政治逻辑以及文化内涵。我特别赞赏书中对“华夷之辨”与“朝贡”体系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它揭示了这种秩序是如何在自我认同与接纳他者的过程中不断演变的。书中对不同朝代朝贡体系的具体实践和调整的细致梳理,也展现了这一体系的韧性与适应性。我曾一度认为,朝贡体系的瓦解是历史的必然,但本书的分析让我看到了其内在的活力,以及它在不同历史节点上所扮演的维持区域稳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对于那些对东亚国际关系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以及世界秩序演变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绝对是必读之作,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值得反复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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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冲击,是关于“世界秩序”这个概念的颠覆性认知。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从西方中心论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历史,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国际关系理论是唯一的解释框架。然而,这本书则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将“朝贡”体系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审视,揭示了在西方模式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截然不同,却同样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世界秩序观。作者巧妙地将“天下”这个具有东方哲学色彩的概念,与“朝贡”这个具体的政治实践相结合,展现了一种以文化和礼制为纽带的、非强制性的、更具包容性的权力结构。书中对于朝贡体系如何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利益分配,以及如何化解冲突的论述,都让我看到了与当下国际政治截然不同的运作逻辑。读完这本书,我不再仅仅将“朝贡”视为一种过时的历史现象,而是将其看作一种可能的世界秩序的另一种范式,这极大地拓展了我对历史多元性和可能性边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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