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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薄復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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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10

商品介绍

齣版社：中國畫報齣版社

ISBN：9787514615005

版次：1

商品編碼：12282081

包裝：軟精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8-01-01

用紙：膠版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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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描述

編輯推薦

蕭剋（開國上將）將軍作序憶往昔

早於斯諾的《西行漫記》一年嚮世界介紹中國紅軍

……隻要他講的東西是真實的，有史料價值，揭瞭我們的短處又有什麼關係呢？逝者不可追，但來者可鑒。

——《難忘的記憶》蕭剋

內容簡介

1922年，薄復禮受英國基督教會派遣攜妻子來華傳教，任英基督教中華內地會派駐貴州鎮遠教堂的牧師。1934年10月在貴州舊州（黃平）境內，與徵戰中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的部隊相遇而被扣留，後於1936年4月在雲南富民縣被釋放。期間，與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剋相識。

1936年8月，在脫離紅軍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薄復禮口授並在倫敦齣版瞭這本親曆紅軍長徵見聞錄。1985年，在美國著名作傢索爾茲伯的幫助下，薄復禮與蕭剋將軍時隔50年後再通音訊，重敘當年佳話。20世紀90年代初，這位有著不平凡經曆的老人去世。夫婦兩人雖生前無子、身後飄零，但他們的名字和親曆長徵的傳奇卻長留在瞭中國。

作者簡介

薄復禮，瑞士籍英國人，原名魯道夫·阿爾弗雷德·波斯哈特·皮亞吉（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生於1879年，中文名薄己，字復禮。

精彩書摘

（一）

我同薄復禮先生相識是在1934 年10 月初。

當時，我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軍團長。我同中央代錶、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任弼時、紅六軍團政治委員王震一起，率部由湘贛根據地西徵，經湖南和廣西東北部來到貴州的黃平境內。攻占舊州的前一天，我們在一個小山村內同薄復禮不期而遇。那時，我們正處在緊張的戰鬥行軍階段，碰上這位不明身份的外國人，自然不能輕易放過，於是就把他和他的夫人等都扣留瞭；第二天，又把在舊州城內遇上的海曼牧師等人一並扣留。不過，我們很快查明瞭他們的身份，並立即把他們的傢人釋放瞭。

a 摘自張國琦《一個外國傳教士眼中的長徵》（昆侖齣版社，1990），標題為收入本書時所擬。

坦率地講，這時我們仍扣留他們兩人的主要原因是從軍事需要的角度來考慮的。因為我們西徵以來，轉戰50 多天，又是暑天行軍，傷、病兵日益增多，苦於無藥醫治。我們知道這幾位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於是，我們提齣釋放他們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或經費。就這樣，薄復禮留瞭下來。就在這之後的一天，我們有瞭第一次接觸。那天，我們在舊州教堂內找到一張近1 平方米大的暈滃式（地圖上錶示地形的一種方法）貴州地圖，但上麵所標的地名不是中文。我聽拘留他的人說，薄復禮能講漢語還認識不少漢文，就派人去把薄復禮請來。他一看地圖就說，這是法文。我請他幫忙翻譯。於是，他講我記，整整乾瞭大半夜，把地圖上我要知道的法文地名注上瞭中文。在邊聊邊改過程中，我不僅知道瞭許多軍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瞭他的身世。

當時，我對傳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因為我們認為他們來中國是搞文化侵略的，所以，把他們當地主一樣看待，財産要沒收，拘留要贖金。但薄復禮與我閤作翻譯地圖，後來，我們接觸得多一些，一起談過許多問題，一起搞過娛樂活動，一起利用長徵途中的難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瞭進一步瞭解。同時，我們對統一戰綫的認識有進一步提高，雖然仍沒有改變他所處的地位，但對他的印象似乎更好一點兒。1936 年4 月12 日，我們在釋放他的時刻，不僅為他餞行，還給瞭他足夠的路費。

他在紅軍中整整生活瞭18 個月，這18 個月給我們都留下瞭許多難忘的記憶。他被釋放後，據說先是在昆明，後又迴到英國。在英國居住的日子裏，他還是念念不忘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又迴到中國，在貴州盤縣傳教，1952 年纔離開中國，到老撾的巴色小鎮居住。15 年後，他的夫人在巴色去世瞭，他纔告老還鄉，現僑居在英國的曼徹斯特。

然而，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在50 年後的今天，我們倆人又重新有瞭聯係。

（二）

說到我們之間重新取得聯係還有一段故事。

那是1984 年，美國著名的老作傢索爾茲伯裏先生來中國采訪有關紅軍長徵的素材，準備創作《長徵—前所未聞的故事》。他寫信給我，詢問一位當年曾為我翻譯地圖的傳教士的情況。他一提及，我就立即想到瞭薄復禮，想到他與我閤作翻譯地圖的上述情景。

時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為這是一件不能遺忘的軍事活動。當時，我們在貴州轉戰，用的是舊中國中學課本上的地圖，三十二開本，隻能看看省會、縣城、大市鎮的大概位置，山脈河流的大體走嚮，沒有戰術上的價值。當我們得到一張大地圖，薄復禮幫助譯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解決瞭我們一個大難題。同時，他在邊譯邊聊中，還提供瞭不少有用的情況，為我們決定部隊行動起瞭一定作用。他幫助我們翻譯的地圖成為我們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嚮導”。

我作為一個獨立行動的軍隊的指揮者，在睏難的時候受到人們的幫助，不管時間多久，也難忘記。想到這些，我馬上給索爾茲伯裏先生迴信，嚮他介紹瞭全部的過程，爾後，我請他在方便的時候，“如能見到這位友人( 假如他還活著) 或其傢屬，請代緻問候”！

索爾茲伯裏先生辦事很認真，迴國後不久就給我寄來瞭薄復禮寫的那本書。後來他又跟蹤追尋到英國，在曼徹斯特找到瞭薄復禮本人。他們交談甚久，氣氛融洽。索爾茲伯裏轉達瞭我的問候。

事後，索爾茲伯裏給我寄來瞭他們交談時的閤影，介紹瞭他們的交談情況，而且還帶來瞭薄復禮的問候。

從另一個途徑找到薄復禮的是我國的外交人員。

1984 年鞦，我齣國訪問，途經法國。我就委托有關方麵打聽這位牧師。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在1985 年初通過薄復禮在瑞士的親友比亞吉夫人的關係找到瞭薄復禮。薄給我國駐法使館工作人員迴瞭信，在信中介紹瞭他本人的近況，還委托他們嚮我“轉達熱忱的問候”。

此後，英國白城電影公司的辛格和格雷先生來中國訪問，薄復禮又委托他倆帶給我一盤有關他近況的錄像帶和他齣版的兩本書。現在所譯的就是其中的一本。

有鑒於此，我於1986 年5 月，曾通過外交部門，嚮薄復禮去信，錶達問候。前不久，我托人轉送給他一本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60 周年的畫冊。我轉告他，50 年前，他接觸過的中國工農紅軍如今已大變樣瞭，雖然他已經不可能來中國看看，但從這本畫冊中也可知其概貌。

就這樣，我們在50 年之後，又重新取得瞭聯係。我要感謝索爾茲伯裏先生，他為我們重新取得聯係做瞭許多工作。我還要感謝其他許多熱心人士，他們或提供綫索，或幫助尋找。對於他們這種肯於助人的精神我深感敬佩。

（三）

也許有人會問，一個是外國牧師，一個是共産黨人，有必要聯係麼？

或者說，這件事本身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有意義，聯係也有必要。

中國革命勝利瞭。在中國革命通嚮勝利的徵途中，有不少國際友人作過貢獻，他們無疑是值得我們尊敬和懷念的。同時，也還有一些外國人士直接或間接地做瞭有利於我們的事業，我們對他們同樣不應該忘記。比如薄復禮先生及其一類的傳教士，他們到中國來宣傳教義的同時還辦學校，翻譯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傳播文化，開展慈善事業等，客觀上起過好作用。當然，薄復禮先生不是主動來為紅軍服務的，但他為我提供瞭地圖的譯名，翻譯瞭一些英文資料，購買瞭一些藥品，等等。這無疑有利於我們，這樣，就成瞭我長期記著他的基礎。細心的讀者也許還記得，早在1980 年，我在《近代史研究》第l 期上所發錶的一篇迴憶錄中，就提到瞭薄復禮的這段事。我是這樣寫的：

“我們打到黃平，在法國教堂裏，找到一張近1 平方米大的法文貴州地圖，但看不懂。好在那裏有個法國牧師能講些中國話，不能寫，發音也不準，但還能夠聽得懂，我們就指著地圖，他講我寫，迅速譯成中文。有瞭這張地圖，纔稍微詳細地看清楚貴州的山川城鄉的大路，行動纔開始方便瞭一些。”

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齣一種悠然快意的懷念之情。階級社會中，從生産方式理論與性質齣發，階級是對立的，但作為具體的個人來對待時，人的信仰可以不同，但並不影響相互間的交往，甚至互相影響，發展友誼，成為朋友。這種例子並非少見。曆史還證明，人的社會意識有很大差異，對事物的看法不同，但總有一些共同點，有共同關心的問題。19 世紀後期南丁格爾的人道主義，紅十字會的迅速推廣，就是作為人類救死扶傷的社會意識的共同點。孟夫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就是人類共同的社會意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絕大多數人都要求和平共處，也是如此。過去我們曾存在“左”的觀點，非革即反，非反即革，根本否定各國各階級各種社會集團的共同點，不懂得尋找共同點，用共同語言交換意見，求得一緻，不知吃瞭多少虧。現在人類普遍關心的是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需要更多的國際朋友，來認識中國，瞭解中國，並進而幫助中國，中國應該充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薄復禮先生是被我們關押過的，但他不念舊惡，這種胸懷和態度值得敬佩，這種人也值得交往。

（四）

現在，再談談他的書。

據他本人講，關於記述他在中國的事，他先後寫過兩本書。一本是1936 年齣版的《抑製的手》，一本是1978 年寫的《導手》。兩本書的基本內容一樣，隻不過後一本增加瞭他從來中國到離開的全過程。

作為傳教士，他所寫的當然是宣傳上帝，書名《導手》就是指上帝，上帝指引他前進。書的序言也說明他之所以沒死，就是因為上帝救瞭他。顯然，在這些觀點上我們是不同的，因為我們是馬剋思主義無神論者。

那麼，我們欣賞書中的什麼內容呢？

有人說是他作為外國人第一個嚮國外客觀報道瞭中國紅軍的長徵。還有人曾做過這樣的考證：他記述中國工農紅軍長徵的這本書比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要早一年時間。

這是一個方麵，但不是主要的。也有人說是他在書中反駁瞭官方報紙和某些新聞界稱紅軍為“土匪”或“強盜”的說法。在那時，蔣介石處處稱紅軍為“匪”，親蔣的西方人士也稱紅軍為“匪”，幾乎沒有例外，而薄復禮先生則認為“這些人實際上是堅信共産主義和馬剋思列寜主義，並實踐著其原理，是另一種形式的蘇維埃”。他認為紅軍不是“土匪”和“強盜”。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麵，但仍不是主要的。

其主要方麵我認為是他記錄瞭中國工農紅軍曆史上的一個側麵。曆史是多方麵的，中國工農紅軍的曆史自然也不例外，也是多側麵的。有一個時期，我們的研究者，往往喜歡看它的正麵，不想看它的側麵，更不敢看它的背麵，特彆是在那動亂的年代，許多書都屬在禁之列，更不用說齣版這類的書瞭，我覺得這是不好的。薄復禮從傳教士的角度來觀察紅軍、理解紅軍，記下瞭他的所見所聞以及他的感想，的確是不可多得的曆史資料，對於我們研究紅軍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當然，研究曆史問題，還得有自己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不能人雲亦雲，也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薄復禮先生在書中所講的有些是不準確的。比如說紅軍為什麼能放他，他說是因為上帝在救他，其實這是我們的思想政策水平在逐漸提高的緣故。過去，我們做過一些蠢事，在一貫優待俘虜政策之下卻排除高級軍官，像張輝瓚這樣的知名人物就殺瞭。隨著世界和中國形勢的發展變化，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嚮我國步步進逼，我們的認識起瞭變化，後來這一類人我們就不殺瞭。薄復禮書中寫到的國民黨41 師的中將師長張振漢我們就沒有殺，不僅沒有殺，還讓他做瞭我們湘鄂川黔邊紅軍學校高級班的戰術教員。書中還提到一個老先生是周素園，曾是北洋政府時期的高級官員，同我們一起在貴州西北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一直長徵到陝北。之所以發生瞭這個變化，因為這時期，我們在共産國際的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綫的號召及中央抗日反蔣的總方針下，從思想上認識要團結更多一些人，要搞統一戰綫，尤其是中央發齣“八一宣言”後，我們就執行得更自覺瞭。因此，對薄復禮的態度，我們也逐漸改變，到昆明附近，就無條件讓他迴去瞭。

由此看來，在讀這本書的時候，必須注意當時的曆史背景，持分析態度。

（五）

藉這個機會，順便談幾句研究曆史的態度問題。

記得在20 世紀70 年代初，我有幸去瞭井岡山，正遇上兩個縣的同誌在爭論一個問題，即毛澤東在何時、何地任命林彪當團長。甲說在甲縣，乙說在乙縣。雙方爭論不休，雖然沒有說明爭論的目的，根據當時的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爭點兒“光”吧。同是這個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說他是南昌起義的正確代錶，說他是湘南起義部隊到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鞦收起義部隊會師的代錶人，而摔死後，則連他在南昌起義時的連長職務也“貶值”瞭，改成瞭見習排長。

這很不好。曆史就是曆史，不能片麵去“為政治服務”而加以歪麯。真理隻有一個，是不能以“政治上需要”來改變的。現在雖然沒有人那樣說瞭，但有些同誌，喜歡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製造材料，否定事實。當然，這裏是指那些“始作俑者”，至於有些人雲亦雲，任意傳抄者，雖非有意，但也不好，都不是唯物主義態度。

還有一種人，對有爭議的曆史問題，喜歡引用權威的話來論證曆史，以大人物之勢來壓人，把一些比較清楚的曆史問題搞復雜化瞭。我曾經說過，什麼是權威？曆史事實是最大的權威。我們不唯上、不唯親、不唯權威、不唯定論。搞曆史研究的同誌必須“求實存真”，而不能因人而異。

要搞清曆史事實首先就應該廣泛地搜集前人記述的曆史資料，講好話的要收集，講我們壞話的也要參考。有些人總喜歡聽好話，歌功頌德，不亦樂乎？但是，一聽到說我們有哪處不好的就不自在。其實，從辯證法的觀點來看，好話不一定就好，壞話不一定都壞，關鍵是我們如何看待好話和壞話。我們哪能事事都做得好呢？從中國共産黨創立起，我們的錯誤還少嗎？有瞭錯誤，自己不願講，也不讓人傢講，這是不正確的。講壞話的人當然也有立場問題或者說角度問題，但我們不僅要注意講話人的立場而且更要看他的講話是否言之有據。薄復禮的這本書他不可能講我們更多的好話，但隻要他講的東西是真實的，有史料價值，揭瞭我

們的短處又有什麼關係呢？逝者不可追，但來者可鑒。

總之，在研究曆史過程中，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史實，對於前人記述的曆史資料，要廣泛搜集。在搞清楚史實的基礎上，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地理解事實，鑒彆事實的價值，尋繹其相互間的關係，從分析到綜閤，從中尋齣曆史進步的規律。

一句話，“求實存真”。這是我們研究曆史的一個原則。同時，我想，這也可以作為齣版這類書的一個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