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启蒙与绝望:一部社会理论史(第2版)》是一部西方近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史,涵盖了从18世纪直至当前的英、法、德、美等国的社会理论。
《启蒙与绝望:一部社会理论史(第2版)》作者从学科和思想脉络的“史前史”入手,特别是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思想,讨论了社会理论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假设。其主要特色在于,作者根据主要理论家的意图及其深处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来解释社会理论和知行历史。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启蒙与怀疑
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法国的理性主义;哲人:自然的、正当的、善好的;人的地位问题:孟德斯鸠与卢梭
第二章 心智决定的历史
一部自然的、理论的历史:苏格兰人;康德关于人的地位的解决方案;赫尔德的拓展与康德的反对;被批驳的反对意见:浪漫主义;历史中的理性:黑格尔
第三章 人决定的历史
所谓改头换面的黑格尔;创造一部必然的历史:马克思
第四章 规律决定的历史Ⅰ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一种实证主义的解决方案:圣西门与孔德;英国与功利主义;一种实证主义的承诺: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第五章 规律决定的历史Ⅱ
一种特定的进化解决方案:斯宾塞;英格兰:守持与改革;利他主义的进化:霍布豪斯
第六章 规律决定的历史Ⅲ
1871年之后的法国;个人主义、团结与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性化:涂尔干
第七章 意志决定的历史
1871年之后的德意志;物质主义(matcrialism)与精神;理解帝国:马克斯.韦伯
第八章 让人困惑的历史
1918年之后的欧洲;英格兰:关于进步的常识;法兰西:一个消逝的中心;德意志:从共和国倒退
第九章 为人忽视的历史
美国:真空中的自由主义;为奴隶制与百万富翁辩护;实用主义改革与实用主义社会学;科学与体系:芝加哥与哈佛
第十章 未定的历史
1945年之后的欧洲;法国:存在、虚无、党派与第五共和国;德国:逝去的主导地位与批判理论;美国思想的解体;英格兰:常理不再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译者说明
精彩书摘
《启蒙与绝望:一部社会理论史(第2版)》:
虽然一直以来,诸如此类的解释都不可避免地是以各种伪装的形式出现,但这种概念转换的完成远早于我们今天称之为启蒙的那个时代,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当时的知识界遭受了巨大的压力,这正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特征。这种压力是来自更清楚地了解自然的需要,而且它促使人们从依赖信仰逐渐转变为依赖理性与经验。教会意识到了人们的迫切需要,但有意思的是,伽利略等人反倒没有意识到。伽利略努力调和自己的发现与后中世纪的教会认可的框架,似乎没有充足的神学理由可以证明,这就一定不可能或基本不可能。只要有强大的意志,任何一个神学家都可以证明,就显示上帝神迹和证明上帝而言,哥白尼的体系比托勒密的体系更是神迹,而伽利略的工作帮助哥白尼体系取代了托勒密的体系。教会的敌意更多是来自所谓的认识论政治。长期以来,教会都宣称,唯有它有特权知道根本的神圣终极因,但教会清晰地认识到,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科学,严重动摇了它的宣称,通过我们现在直接称为自然主义的方法来描述自然,科学就能够彰显自然中的神意。这是教会无法容忍的。
因此,大体而言,理解欧洲启蒙运动特征的起源与内容不是很难。首先,人们强化了理性作为了解自然法则的方法这一长久以来的主张。第二,既然人们一直都认为,自然本身不是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王国,但至少表面上是一个物理王国,既然现在对自然的研究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所以人们就可以,并认为应该,更关注有助于理解物理现象的方法。正因为如此,人们坚持借助经验和实验补充已经充分验证的理性力量。
很明显,在中世纪到18世纪一步一步的知识演进过程中,并没有什么东西必然意味着挑战宗教信仰,尽管如此,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人们还是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认为18世纪是理性战胜信仰、经验战胜直觉的时代,其实这主要归功于19世纪初期浪漫派的过度反应,下文还要进一步讨论之。他们的反应即使不是错的,也有误导性。当然,在18世纪,教会的权威在社会、政治、道德事务以及知识等诸领域都受到了直接的挑战。然而,我们不应该把这一情况与信仰相混淆,而教会一直混淆二者。事实上,而且颇为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欧洲内部的宗教和政治传统的差异造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不同思潮。这些差异对18世纪以来的社会思想史至关重要。
人们通常认为,启蒙运动是法国的事情,英国已经在17世纪与政治革命一起完成了他们的知性革命,而其他民族,例如德意志人,依然沉睡于教义之中,直到19世纪,德意志人才走出了一条略有不同的道路,而且常常是对法国人的直接反应。德意志人的反应是一种过度。显然,牛顿和洛克,这两位英格兰新知性激进主义的巨匠,给予了法国哲人(philosophes)巨大的启发,而苏格兰的休谟与法国的卢梭也对康德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18世纪末的德国唯心主义思潮指明了方向。但是休谟的怀疑主义足以证明一个事实,即,苏格兰人在18世纪并没有止步不前,而且只要我们不囫囵吞枣地曲解整个康德哲学,那就不会认为,康德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想。德意志人对法国人的理想热情洋溢,他们起初认为,法国人的这些理想已经在1789年革命中实现了,这种热情引发了后来德意志的诸多事件,至少法国人的热情是这些事件的导火索。尽管如此,英、法、德三国之间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而且这些差异需要解释。
……
前言/序言
在本书中,我力图重新揭示一些人的意图,正是他们提出了当前我们视为社会理论的东西。我希望能以这些意图的本来面目来理解它们。当然,我失败了。原因之一,就如本纳德·威廉姆斯①在他讨论笛卡尔一书的开篇所言,即便一个人能够用古乐器弹奏古乐曲,他也不能用古人的耳朵来听。我们无法理解他人的观点,因为他人的表达方式总是或此或彼,或多或少与我们有所不同。转译无法避免这一问题。奎因②曾明言,转译是不确切的;只有通过假定他人与我们自己拥有某些共同的兴趣,具有某种心理学的或者是社会学的相似性,并通过人们所说的推己及人,我们才有可能减少翻译的不确切性。我们可以理解他人,并且只有通过假设他人本身就在某方面或某些方面与我们类似,才能理解他人。据说奎因在与其他人讨论这一问题时,他们曾一致认为,别人的观点“越荒唐或者越异类”,我们转译他人的观点的“资格”越值得怀疑。当然,轻易同意奎因的这一看法可能有些仓促。但是,如果我们过于轻易地尝试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倡导的“视域共融”(confusion of horizon),这也有碍于理解他人的观点。唯有提出观点的人才能以其本来的视角来理解它。我们自己的视角只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只能预设是以他人本来的视角,而非我们自己的视角,来理解他人的观点。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尊重观点的提出者。对一种思想或一个论断,我们不能期待或者不能立即期待“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相反,我们能期待的是“对持有该思想或论点的人以及知道它的人来说,它是什么意思,它可能意味着什么”。不过,若说我们对“尊重”兴致盎然,那既是言重了,也是言轻了。如果尊重意味着崇敬,那是言重了。即使我们在古乐器上弹奏古音乐,我们也不必崇拜它,也就是喜欢而已。如果尊重意味着我们能够避免曲解,那是言轻了;我们的个人兴趣与事后聪明导致了对他人观点的曲解。其中一些曲解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局限于剩下的观点,并从中选择。可其他人未必如此。我们理解一个前人的论点的动机和意图,有时甚至只理解论点本身,是从理解论点的动机不是什么开始的,是从它没说什么、当时可能说什么,以及为了驳斥已有的观点,现在应该怎么说开始的。我们试图发现作者与当时的听众可能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显然,在发现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忘却这个论点。我们可以转而试着从作者本人当时感觉与思考这个论点的方式来理解他的感受与思想;并以作者可能认可的方式来描述它。我已经说过,这是不可能的,但即便有可能,也很难产生差异与距离所带来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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