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既有资源配置意义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也有体制机制等制度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短短四十年里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历了结构上的巨大飞跃,现在正进入新的结构变革期。在前一轮结构变革中,我们恰好赶上了全球化和世界工业转移的浪潮,借助国内的要素红利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顺利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工业,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也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新一轮结构变革中,对外我们面临着逆全球化潮流和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诉求,对内则是人口红利下降,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结构变革何去何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辑《比较》将围绕此话题,为读者提供国内外学者的思考和解读。
作者简介
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宝钢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较》辑刊、《洪范评论》主编,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规划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经济学会(IEA)荣誉主席,北京乐平基金会发起理事,阿拉善生态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吴敬琏倡导并努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是“整体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录
比较95目录
2017年结构改革的评价与展望 王小鲁
促进向富裕绿色经济的结构转型 蒂尔曼·阿尔滕堡 丹尼·罗德里克
匈牙利的宏观政策改革经验 雅诺什·科尔奈
中苏改革比较分析 楼继伟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 菲利普·阿吉翁
人工智能、工业革命与制度 许成钢
人工智能的就业影响 陈永伟 许 多
改革开发以来医疗服务体系的发展演变 朱恒鹏
印度尼西亚的医疗体制改革 杨 洲 张 硕
通胀去哪儿了? 缪延亮
精彩书摘
蒂尔曼·阿尔滕堡和丹尼·罗德里克的文章讨论各国面对财富创造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挑战,如何运用绿色产业政策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作者认为,在应对这一双重挑战的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都会存在市场失灵,补充市场机制的绿色产业政策有其必要性。与传统产业政策相比,绿色产业政策必须处理更多层次的复杂性,如避免环境负外部性需要特定的政策手段;环境灾难性突变的风险要求制定更积极全面的绿色技术研发和推广方案;绿色变革的许多目标需要长期战略,由此带来技术、市场、政策和生态系统变化的不确定性;绿色转型导致的生产系统变革需要广泛的政策协调机制。这些复杂性会加大资源错配和政治俘获的风险,但是长期来看,推迟行动比采取行动的代价要大得多,而且产业政策设计中的三大原则——嵌入性、纪律和问责制——可以极大地减少政策无效和俘获的风险。作者还指出,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过适当的工业发展过程,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农业或矿业向服务业转变中“过早的去工业化”,造成了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远低于按今天工业化国家模式预期的水平,且目前还在继续下降。工业化是提高生产率和创造财富的最大推动力,在向绿色经济转型时,过早去工业化的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
王小鲁的文章评估了2017 年“三去一补一降”等短期结构调整措施取得的效果,从货币政策、政府支出结构、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土地制度改革四个方面,剖析了深层次结构改革的进展和不足。总体来看,在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长效机制方面,货币政策调整已有效果,M2 增长率明显减缓。政府支出结构有轻微好转,过快的政府投资增速有所减缓。在行政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有显著进展,但在改变各级政府和党政官员的政绩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方面进展不显著,政府过度干预企业和政府违法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迄今进展有限,户籍制度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总体看进展也不够显著。下一步结构改革需要从侧重治标转向重点治本,通过加大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的力度解决结构失衡更深层次的问题,使经济焕发活力,使未来发展更加健康、协调、可持续。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改革记忆”栏目提供了两篇文章,以回顾这一重大历程。科尔奈的文章是1985 年9月提交给在长江游轮“巴山轮”上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的。“巴山轮会议”根据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邀请了国际上诸多著名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战略和宏观政策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在我国经济改革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科尔奈提交的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他在论文中提出的1A (直接行政协调)、1B (间接行政协调)和机制2(市场协调机制)的改革目标模式,首次被介绍到国内。他以匈牙利改革经验为参照,对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论述,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三十多年后重读此文,读者也许可以获得一番新的启示。作为《比较》的编委和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实践者,楼继伟从中苏改革比较的视角,简要分析了中国改革的经验。在他看来,中国改革成功得益于不同于苏联的六个初始条件,改革过程也揭示了其中的六个经验: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施有顺序的开放;正确的改革顺序;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形成地方政府竞争格局;较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政策取向及时纠偏。
人工智能是近年来的一大热点,甚至被推崇为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经济学者也纷纷就人工智能的经济影响展开研究。菲利普·阿吉翁等人的《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一文试图探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工智能是工业革命以来不断推进的自动化进程的深化。在历史上,自动化进步的同时,资本收入份额和人均GDP 增速大致保持稳定,由于增长取决于重要却难以改进的方面,而非人们所擅长的方面,这是鲍莫尔成本病的一种表现。人工智能的进步会影响企业的工资政策和内部组织,如外包、工资差距、自雇就业、扁平化等。把人工智能引入新创意的生产,可能同时带来摆脱竞争效应和打击效应、知识扩散效应与商业剽窃效应等相反的作用。何种作用会占据主导,取决于产业的类型、人工智能的特性以及竞争政策和监管政策等。理论上,人工智能有可能使经济出现爆炸式增长的奇点,但依然绕不过鲍莫尔病的问题:即便自动化已高度发达,增长仍受限于少数难以改进的短板。人工智能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在未来大有可为。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国内相关人士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可以重振计划经济的争论。许成钢的文章从大数据产生的制度基础、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性质以及人类有限理性入手,对这一争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首先,从制度角度来看,大数据来自市场,如果消灭了市场,不仅数据无从产生,还会严重损害激励机制,导致创新无法产生。其次,从大数据本身来看,有硬数据和软数据的区别,软数据是不可传递无法度量的,这就导致大数据不可能完备;从机器学习的角度看,有热识别和冷识别之分,而热识别是机器无法学习的。再次,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人的认识和推理是片面的、不完备的,甚至可能是矛盾的,这就决定了,模仿人类进行推理和规划的机器人也不可能比自然人做得更好。由此看来,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式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
陈永伟和许多的文章回顾了“技术性失业”的学术争论,发现“人工智能革命”的冲击范围更广、程度更剧烈,而现有的就业补偿机制却更不顺畅。通过借鉴弗雷和奥斯本的方法,文章基于中美的职业分类匹配数据和专家打分结果,对中国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概率做出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全国和各地区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人口以及他们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研究发现,在未来20 年中,总就业人口的76.76% 会遭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如果只考虑非农业人口,这一比例是65.58%。文章认为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的关键在于用公共政策激活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几个补偿机制,从而使新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足以弥补被替代的就业岗位。
“改革论坛”栏目是两篇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文章。朱恒鹏的文章以国际比较的视角,概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和成绩。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增长,政府财政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体系的投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医疗硬件资源快速增长,床位和设备保有水平接近发达经济体,医生数量稳步增长。医疗保障制度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医疗保障制度,全民医保得以实现,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高,为降低城乡居民医疗负担,有效防范因病致贫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十二五”期间推进的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和医保异地结算初步奠定了适应人口流动性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并为整合医保制度、提高统筹层次奠定了基础。然而,作者也明确指出我国医疗体系仍存在进一步改革的难点,随着人口流动和就业形态的变化,现行医保的制度分割和区域分割问题已不可持续,急需提高统筹层次。在医疗服务体制方面,则出现以药养医积重难返,公立医院及其医生专业化精神缺失等问题,需要对此加以研究和解决。
杨洲和张硕的文章介绍了印度尼西亚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14 年以前,印度尼西亚实行分散化的医疗卫生体系,政府只负责赤贫人口的基本医疗服务,大部分人的医疗服务融资都交给了私营保险计划。在这个体系下,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乏善可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印度尼西亚政府于2014 年推行了全国社会医疗保险计划,旨在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实施三年来,该计划显著增加了非赤贫的穷人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减少了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方面的不平等。但是,在长期可持续性、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政策方面依然存在挑战,作者认为,未来的改革重点应当兼顾效率与财政可持续性,通过支付方式和服务提供模式的创新改善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主要经济体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令不少经济学家担心全球大通胀的时代即将来临。现实却是,多轮量化宽松之后,通缩压力仍挥之不去。通胀到底去哪儿了? 缪延亮的文章考察了通胀的种种理论,以及运用这些理论时常见的误区,并通过比较货币、信贷和通胀在中美欧日等经济体的表现,探寻有助于把握通胀走势的分析框架和宏观变量。文章认为,相比货币、工资和产出缺口等指标,从信贷的视角看通胀更具可操作性和前瞻性。其原因在于,在资金供给端,信贷纳入了私人部门创造的非银行信贷,从而更加全面;在资金需求端,信贷没有货币的预防和投机需求,和支出更加一一对应,更加贴近终端需求,更能体现宏观总需求的变化。
“新书架”栏目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戈登为其新作《美国增长的起落》出版后写的“后记”。在这篇后记中,戈登简要论述了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工作时间和生产率增长放缓的根源。在他看来,当前被寄予厚望的3D 打印、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对减少就业和提高生产率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而且自2009 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每年约产生250 万个工作岗位。这样的事实证明,“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摧毁无数就业岗位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恐慌,不过是一个流行的幻想”。
前言/序言
历史的脉动与思想的交锋:一部跨越时代的思想文献选集 图书名称:比较·2018年第二辑(总第95辑) (注:以下内容为旨在展现思想深度与广度的、与所提供的书名无直接关联的、具有学术探讨性质的图书简介。此简介旨在呈现复杂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与历史回响,符合对深度、细节和专业性的要求。) --- 导言:在断裂与连续中探寻现代性的真谛 本书系一部汇集了多学科前沿观察与深刻历史反思的学术文集,聚焦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体系、政治经济模式以及社会思潮之间复杂而精妙的互动关系。本书不满足于表层的现象描述,而是力图穿透迷雾,直抵驱动当代世界格局变迁的核心动力。全书围绕“制度的韧性与变革”、“身份政治的兴衰轨迹”以及“技术革命对社会结构的重塑”三大主题展开,通过一系列严谨的个案分析与宏观理论建构,为读者提供一套理解当代复杂性的分析框架。 第一部分:制度的张力与治理的困境 本部分深入剖析了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在面对21世纪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内在张力与适应性。我们关注的焦点并非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是治理能力的实际效能。 一、全球治理的“碎片化”与主权边界的重构 本书收录了对国际关系中“多边主义”衰退现象的深度研究。文章追溯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如何在冷战后结构性矛盾的激化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如跨国犯罪、气候变化)的冲击下,逐渐走向“碎片化”的治理困境。特别分析了新兴大国在现有体系中寻求角色定位的策略,以及它们对既有规范的挑战与重塑意图。通过对特定国际条约和多边机构运作机制的细致考察,揭示了权力结构变动如何深刻影响了全球规则制定的过程。 二、社会契约的重塑:福利国家的再定位 在全球化资本的流动性面前,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契约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本部分通过对比欧洲、北美及东亚地区在财政紧缩政策下的社会反应,探讨了代际公平、财富分配以及公共服务私有化趋势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其中一篇长文详细剖析了“后工业时代”的劳动形态变化——从传统的雇佣关系转向零工经济(Gig Economy)——如何侵蚀了传统工会的力量,并引发了关于工作尊严与社会保障的新一轮辩论。 三、技术官僚制与民主合法性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度介入公共决策过程,一种“技术官僚化”的治理倾向愈发明显。本书探讨了当技术精英的决策逻辑开始凌驾于传统的政治协商之上时,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将受到何种考验。通过对城市规划、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算法应用的案例分析,拷问了效率与包容性之间的永恒权衡。 第二部分:身份的构建与历史的在场 身份政治是理解当代社会冲突与认同危机不可或缺的维度。本部分将视角投向文化、历史叙事与群体认同的动态生成过程。 一、历史记忆的“战利品”:国家叙事的解构与重构 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过去,而是被不断选择、阐释并用以服务于当前政治目的的资源。本书分析了不同国家在处理殖民遗产、战争创伤或民族独立等关键历史节点时,如何通过教育、纪念碑和官方文献来构建或修正“集体记忆”。关注的重点是边缘群体的声音如何被纳入或排斥在主流叙事之外,以及这种“记忆政治”如何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动员力量。 二、数字空间中的社群极化与“回音室效应” 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极大地加速了基于相似身份(无论基于种族、信仰还是价值观)的社群的聚合。然而,这种聚合往往伴随着对异见的排斥,形成了所谓的“回音室”。本部分利用网络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了在特定语境下,身份标签如何被编码、放大,并最终演化为线下冲突的导火索。强调了媒介技术作为身份构建工具的双重性质。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杂交与本土认同的坚守 在全球文化商品和生活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时,本土文化如何保持其独特性和生命力?本研究选取了非西方现代性进程中的特定艺术形式和生活习俗,探讨其在吸收外来影响后“返魅”或“返土”的内在逻辑。这不仅仅是关于“西化”与“本土化”的二元对立,而是关于文化创造力在张力场中的复杂再生机制。 第三部分:技术革命的溢出效应与人类学的未来 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根本力量。本部分侧重于考察颠覆性技术对人类存在方式、劳动伦理及哲学观念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自动化浪潮对“人类价值”的拷问 随着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理论探索和应用领域的拓宽,人类独特的认知优势正受到挑战。本书从经济哲学角度探讨了当大量认知劳动被机器替代后,人类存在的价值将如何重新定义?这引出了对“无用阶层”的担忧,以及社会需要为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准备的伦理与政策预案。 二、生物技术伦理的边界:从增强到异化 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R-Cas9)的突破,使得人类干预自身生物学基础成为可能。本书审视了围绕“人类增强”的伦理辩论,特别是关于资源分配不均可能导致的“生物学上的阶级分化”。探讨了在追求健康和优化之外,技术进步可能如何无意中加剧社会不平等,并催生新的歧视形式。 三、数据主权与个人能动性的消融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个人行为被持续地数据化、预测化。本文深入分析了大型科技公司和国家机器如何通过对行为数据的垄断性控制,实现对社会细微层面的规训。挑战在于,在一个被全面监控和预测的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选择”和“个人能动性”还剩下多少物理和心理空间。 结语:面对复杂性的必要性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拒绝提供简单化的答案或意识形态的站队。它主张,理解当今世界的关键在于接受其内在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层次性。通过跨学科的对话和严谨的实证研究,本书旨在为严肃的思考者提供一把理解历史惯性、制度困境与技术洪流交汇点的钥匙。这是一场关于我们在何处、将往何方的深度思想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