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第三版）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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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一介 著

圖書標籤:

• 北大
• 校長
• 中國文化
• 高等教育
• 文化史
• 人物傳記
• 學術著作
• 周一良
• 蔡元培
• 蔣夢麟
• 中國近現代史

齣版社： 北京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1294482

版次：3

商品編碼：12373084

包裝：平裝

叢書名： 北大記憶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8-05-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288

字數：240000

編輯推薦

　　《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第三版）
　　11位北大老校長：孫傢鼐、張百熙、嚴復、蔡元培、蔣夢麟、鬍適、傅斯年、湯用彤、馬寅初、翦伯贊、季羨林。
　　5位知名學者：陳獨秀、梁漱溟、鄭天挺、硃光潛、嚮達。
　　這16人的精彩人生，見證瞭北大從晚清走嚮現代的120年曆史，奠定瞭北大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貢獻。瞭解他們如何治身、治學與治校，將有助於今人更好地理解和傳承北大精神，把握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的熱點與脈搏。
　　圖文並茂，可讀性強，生動展示北大老校長的生平事跡、學術貢獻與教育理念。
　　第三版在文字上做瞭仔細校訂，力求精準地呈現北大老校長的言行與思想，為北京大學120周年校慶獻禮。

內容簡介

　　《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第三版）是為北京大學120周年校慶而策劃的“北大記憶”叢書之一種。全書收錄瞭從孫傢鼐到季羨林等11位北京大學校長/副校長和陳獨秀、硃光潛等5位北大知名學者的小傳，講述瞭這些知名學者/教育傢的生平事跡、學術貢獻、教育理念等。這些知名學者也是某一時期學術文化界的代錶人物，在他們身上集中地反映瞭當時思潮的熱點和重心。如果把他們聯係起來作為一條發展綫索來考察，那麼他們的活動和貢獻就構成瞭現代中國學術文化思想發展中的一個曆史環節。
　　北大的曆屆校長都是著名的學者，他們不僅是北大的校長，而且也是某一時期學術文化界的代錶人物，在他們身上集中地反映瞭當時思潮的熱點和重心。

作者簡介

　　湯一介（1927—2014），生於天津，原籍湖北黃梅，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傢、教育傢、國學泰鬥。曾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文化書院院長等。主要著作有《郭象與魏晉玄學》《儒道釋與內在chaoyue問題》《早期道教史》《佛教與中國文化》《儒學十論及外五篇》《新軸心時代與中國文化的建構》等。

目錄

目?錄
齣版說明 01
序一?希望看到這樣一本書 王?瑤 02
序二?自由的精魂與文化之關切 樂黛雲 07
教育革新乃強國之本
——京師大學堂創辦人、大學士孫傢鼐 羅筠筠 001
學者當以天下國傢為己任
——欽命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大臣張百熙 郭建榮 012
先驅者的探索追求與失落
——中西文化撞擊中的嚴復 程漫紅 026
倡學術自由，開一代新潮
——學界泰鬥蔡元培 徐蘭婷 043
敵機轟炸中談中國文化
——關注現實的教育傢蔣夢麟 戈國龍 059
他沒有完成什麼，卻幾乎開創瞭一切
——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鬍適 喬清舉 075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傅斯年先生的文化選擇 楊立華 096
文化研究乃真理之探求
——湯用彤教授對中國文化之探討 孫尚揚 108
“為真理而死，壯哉！為真理而生，難矣！”
——馬寅初校長精神不死 席大民 124
在真理問題上不能讓步
——馬剋思主義史學傢翦伯贊教授 張傳璽 137
廣闊的文化視野，獨創的革新精神
——季羨林教授與東西文化研究 楊?深 156
附?錄
新舊之間絕不可能調和兩存
——陳獨秀與中國傳統文化 王?洪 176
一代儒學宗師
——梁漱溟在北大 王宗煜 196
曆史研究在於求真求用
——鄭天挺教授與北大 常建華 214
悲劇意識與莊玄精神
——硃光潛教授對中國現代美學的貢獻 祝東力 238
中國敦煌學的開拓者
——嚮達 陰法魯?肖良瓊 252
後?記 267
編後記 269

精彩書摘

倡學術自由，開一代新潮
——學界泰鬥蔡元培
徐蘭婷
1915年開始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吹響瞭全麵批判傳統封建文化的號角；而1919年的“五四”運動則推動瞭新文化運動更迅猛地嚮前發展。鬍適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乾，陳獨秀引導發起的新人生思想則是新文化運動的靈魂。正是在他們的倡導下，從此以道德革命和文學革命為內容和口號的新文化運動就以披荊斬棘之姿、雷霆萬鈞之勢洶湧澎湃地發展起來瞭。鬍適、陳獨秀和其他也在新文化運動中發揮瞭很大作用的人物，如李大釗、錢玄同、吳虞、周樹人、周作人、劉半農等，當時都是北京大學的教師。由此可以看齣，“五四”運動的主體是北京大學的先進知識分子，“五四”運動的中心在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是由蔡元培先生奠基的。蔡先生力主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使北京大學吸引並容納瞭一批中國當時最優秀的知識分子。蔡先生在“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中，在北京大學的建設發展中，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一、從翰林院編修到北大校長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生於清穆宗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其叔父銘恩，是清末廩生，設塾授徒。先生受其指導讀經史及小學等書。十三歲時受業於王子莊氏，王為經學名宿，尤服膺明儒劉宗周，因此先生對宋明理學修養甚深。十七歲時中秀纔。二十歲在紹興徐樹蘭傢讀書。徐氏藏書頗豐，先生得以博覽群書，學乃大進。於己醜（1889）二十三歲時中舉人，庚寅（1890）二十四歲時中進士，壬辰（1892）又被點為翰林庶吉士，甲午（1894）補為編修。可見蔡元培先生有很深厚的儒學功底。
但孑民先生絕不是自封於舊學的人。當時，西學已經傳入中國，西方的科學文化及政治都引起中國學者的廣泛注意。蔡元培於1898年開始學習日文，同時為更好地吸收西洋文化，他決心到歐洲親自觀察。這個願望在他四十一歲時纔得以實現。1907年，先生抵德國，先補習德文。第二年進萊比锡大學研讀文學、哲學、人類學、文化史、心理學、美學等課。1919年蔡元培先生再度到萊比锡大學文化研究所聽講。在歐洲遊曆三年，後又到美國作環遊旅行。在歐洲的學習使得蔡元培先生對於西學有較深入的瞭解，且他所從之師多為學問上宏深博大之輩，因而不僅所學知識甚多，而且在治學態度、人格修養等方麵都深受影響。顧孟馀先生評價蔡元培先生學問時說：“先生生於中國有史以來世變最亟之時代，其所接觸之人物，所聞見之事故，所觀摩之學術流派，類彆繁復，因之其思想亦最少受時地之限，而能融會貫通。”
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後曾任教育總長、中央研究院院長，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國倫理學史》、《哲學綱要》、《石頭記索隱》、《（泡爾生）倫理學原理》（譯）、《（科培爾）哲學要領》（譯）等。另外，還有數百篇論文及演講稿，其中重要的有：《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以美育代宗教說》《世界觀與人生觀》《哲學與科學》《教育獨立議》《美育與人生》《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國文之將來》等。
作為一個貫通中西的學者，蔡元培先生主張學術民主、思想自由，反對曆史上那種獨尊孔氏的學風，痛疾科舉製度下知識隻是作為加官進爵之途徑的惡俗心理。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他力整校風，改革教製，發錶演說，宣傳他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發展美育的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
二、兼容並包，和而不同
在歐洲留學時，西方學者為追求真理而研究學問的精神曾給蔡元培先生以很深的影響。在中國社會，知識分子總是與社會政治密切相連。求知的目的，從利己方麵說，是為求功名利祿；從公共方麵說，則為求治國平天下。“學”是手段，“仕”是目的。“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在社會中的實現便是科舉製度的形成。科舉製度的形成反過來又進一步維係“學”與“仕”之間的關係。於是讀書人不以讀書為本業，而以做官為鵠的。更有甚者，有的讀書人到處鑽營，爭取投靠有權有勢者，將來能仰人鼻息以求一官半職。蔡先生當時接管的北京大學就是一個匯集著官僚和紈絝子弟的腐敗學堂。當時，“學生對於專任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且被反對；對於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彆歡迎。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不討厭。因有此師生關係，畢業後可為奧援。所以學生於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彆預備外，對於學術並沒有何等興會”。在這種情勢下，蔡元培先生首先從確立辦學方針入手，指齣：“大學也者，研究學問之機關。”“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強調學術應獨立於政治。蔡先生力圖打破中國曆史上延續下來的“學” “仕”密切相連的教育模式，提倡西方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認為不可將大學“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更“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傢之人格”。他的結論便是“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與教育傢，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隻有教育從各黨派的紛爭中獨立齣來，纔能使教育方針保持一貫而不會因政權交替屢屢變遷，這樣教育纔可能有實效，學術纔可能有發展，學者纔可能成為獨立的知識分子。
抱定學術自由之宗旨，蔡先生在北京大學實施瞭一係列的改革。他在學術上主要提倡兼容並蓄，學術自由。教授之所以為教授，在於他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在他本行中是個權威，並不在於他在政治上有什麼主張。如辜鴻銘在民國已經建立瞭幾年之後，還是帶著辮子，穿著清朝衣冠，公開主張帝製，但他的英文水平很高，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請他教英文。蔡先生到校仍未改變這一事實，反而又加聘瞭一個反動人物，那就是劉師培。劉師培齣身於一個講漢學的舊傢。袁世凱在計劃復闢帝製時，為瞭欺騙輿論，辦瞭一個“籌安會”，鼓吹隻有實行帝製纔可以使中國轉危為安。籌安會有六個發起人，當時被譏諷地稱為“六君子”。在六人中，學術界有兩個知名人士，一是嚴復，一是劉師培。袁世凱被推翻後，這六個人都成瞭大保守派。就在此時，蔡先生聘請劉師培為中國文學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陳獨秀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蔡先生便請陳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極力扶持陳的工作。他又請瞭鬍適之、劉半農等人任教授。這種情況，正如馬寅初先生所說的：“當時在北大，以言黨派，國民黨有先生及王寵惠諸氏，共産黨有李大釗、陳獨秀諸氏，被目為無政府主義者有李石曾氏，憧憬於君主立憲、發辮長垂者有辜鴻銘氏；以言文學，新派有鬍適、錢玄同、吳虞諸氏，舊派有黃季剛、劉師培、林損諸氏。先生於各派兼容並蓄，絕無偏袒。更於外間之攻訐者，在《答林琴南氏書》中，錶其嚴正之主張。故各派對於學術，均能自由研究，而鮮摩擦，學風丕變，蔚成巨觀。” 蔡先生認為，對於教員，應以學詣為主，無論何種學派，隻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以自由講學。正是這種“兼容並包”的民主辦學的方針，使得北大講壇吸引瞭一大批名流學者，一時間，北大人纔濟濟，一躍而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蔡先生“兼容並包”的學術民主的方針不是毫無原則的。對於復闢帝製的辜鴻銘、劉師培等人，蔡先生是讓他們講其所長的學術，而絕不容許他們在講壇上宣揚帝製復闢，這就是“和而不同”。羅傢倫在迴憶“五四”時期求學北大的一段經曆時說，蔡先生“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藉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隻不主張，而且反對。……經學教授中新帝製派的劉師培先生，為一代大師，而劉教的是三禮、尚書和訓詁，絕未講過一句帝製。英文教授中有名震海外的辜鴻銘先生，是老復闢派，他教的是英詩（他把英詩分為《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等類，我在教室裏想笑而不敢笑，十分難過，卻是十分欣賞），也從未講過一聲復闢” 。
蔡先生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在他一生的言行中也錶現得非常明顯。如：1923年為瞭反對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彭允彝乾涉司法、蹂躪人權，他發錶瞭著名的不閤作主義宣言；1928年至1929年因恥與國民黨上層官僚集團為伍，他屢次堅辭國民黨政府授予他的監察院院長的職務；1933年因鬍適頑固反對民權保障同盟的章程及活動，他和宋慶齡堅決主張把鬍適清除齣同盟等。
蔡先生的“兼容並包”的思想除源於上述的他對教育、學術研究的看法外，還在於蔡先生繼承瞭中國傳統中富有人道主義意味的忠恕、仁愛、信義等思想，又接受瞭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他把這兩方麵的思想結閤起來，以儒傢思想中的仁、恕、義去解釋博愛、平等、自由的原則。在此基礎上，他形成瞭自己的“兼容並包”的人格精神。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齣的：“關於蔡先生兼容並包之量，時下論者多能言之，但我願指齣說明的：蔡先生除瞭他意識到辦大學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麵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後兼容並包，不免是人為的（僞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並包是可學的，齣於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學的。有意兼容並包，不一定兼容並包的瞭；唯齣於真愛好，而後人傢乃樂於為他所包容，而後盡管復雜卻維係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正是齣於這種自然率真的人格精神，蔡先生的“兼容並包”纔具有瞭強烈的感化人的力量。凡和他接觸過的人，無不感受到這種無形的力量。馮友蘭先生在迴憶他初次見到蔡先生的印象時說：“我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聽過蔡元培的講話，也沒有看見他和哪個學生有私人接觸。他所以得到學生們的愛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學傢們講究‘氣象’，譬如說周敦頤的氣象如‘光風霽月’。又如程頤為程顥寫的《行狀》，說程顥‘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製，和而不流。……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這幾句話對於蔡元培完全適用。這絕不是誇張。我在第一次進到北大校長室的時候，覺得滿屋子都是這種氣象。” 不獨馮先生為然，柳亞子先生也有此種印象，他說：“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
“兼容並包”的方針，在一定時期內，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闢前進的道路。曆史事實證明，蔡先生的“兼容並包”在當時是為新的革命的東西開闢道路的。因為陳獨秀當瞭文科學長之後，引進瞭許多進步教授，還把他在上海辦的《青年》雜誌搬到北京，改名為《新青年》，成為北京進步教授發錶言論的園地。此後，毛澤東、鄧中夏等人也是沿著蔡先生開闢的道路來到北大的。正是在他們的領導下，新生的力量愈益壯大，終於導緻瞭“五四”運動的高潮。
三、求傳統之創新
蔡元培先生主張西學與中學融會貫通。他認為，研究學術，“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以求傳統文化的創新。而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創新，關鍵在於吸收和消化外來文化。希臘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諸古國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臘之文明；高盧、日耳曼諸族吸收希臘、羅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歐洲諸國文明。中國文化要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和發展，也必須吸收外來文化。蔡元培考察瞭中外文化接觸的曆史，認為漢以後西域文物雖稍稍輸入，初無甚影響，對中國思想最有影響的，是印度文明的傳入。他以漢季為中印文化接觸之始，晉至唐為吸收之時代，宋為消化之時代。而歐洲文明，自元以來便漸至傳入我國，但始終未能在社會上形成廣泛的影響，直至清末民初，纔有瞭吸收歐洲文化的機會。然而這種吸收應是“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不可囫圇吞入。
在歐留學的經曆使他對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主張十分敬仰，認為這個口號與中國傳統對理想境界的追求是一緻的。“所謂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謂，乃謂正路既定，矢誌弗渝，不為外界勢力所徵服。孟子所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此也。準之吾華，當曰義。所謂平等，非均齊不相係屬之謂，乃謂如分而與，易地皆然，不以片麵方便害大公。孔子所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也。準之吾華，當曰恕。所謂友愛，義斯無歧，即孔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張子所稱‘民胞物與者’，是也。準之吾華，當曰仁。仁也，恕也，義也，均即吾中國古先哲舊所旌錶之人道信條，即徵西方之心同理同，亦當宗仰服膺者也。” 蔡先生以義、恕、仁來解釋自由、平等、博愛，既不是像當時國粹論者那樣以“古已有之”來拒絕和衊視西方文化思想，也不是像鬍適那樣以全盤西化來徹底打倒傳統文化，而是采取一種“和和” “中庸”的態度，指齣盡管地理不同，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世界前途之要求與渴望是相同的。他把儒傢的“義” “恕” “仁”擴充為一種對個人解放和社會改造的追求，作為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同時，在解釋自由、平等、博愛的意義時，他不僅保持瞭它們在西方文化中的原意，並進一步賦予它們以人格修養方麵的含義。中國傳統認為自由即是無拘束，這種自由觀與西方建立在社會契約基礎之上的自由觀不同，而且在中國這樣的父子、君臣有定位的社會中，思想被壟斷，個性被鉗製，根本談不上什麼自由。所謂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隻不過是一種人格理想。蔡先生指齣，自由並非“放恣自便之謂”，而是有責任在其中，為著這種責任去奮鬥不已，不為權貴淫威所懾，不為艱難睏苦所擾，一心朝著既定的目標，這纔是自由。自由意味著完成自己的責任，實現自己的生命。此一看法用諸學術，就是潛心研究，不求功名；用諸社會，就是力矯頹俗，振興國傢。作為“五四”時期的重要思想傢，蔡元培先生同樣懷著對民族前途和命運的憂慮，他感到，國傢所以“民俗日偷、士風日敝者，端由於師法墮落，學術消沉” 。在這種情勢下，如“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所以隻有個人束身自愛，以身作則，纔能力挽士風民俗於頹敗之間，而風俗正清，國傢纔能興旺。所以有識之士，應當恪守正道，為真理、為科學而獻身，即所謂“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蔡元培先生不僅是如此主張，更以自己的行為實踐之。在任北大校長的十年中，經曆無數惡劣境況，而先生從來未與任何惡勢力做過妥協。
關於平等，先生指齣並非“均齊不相係屬之謂，乃謂如分而與，易地皆然，不以片麵方便害大公”。平等不是那種無條件的絕對平等，更不是中國曆史上的那些“等貴賤，均貧富”的空泛的理想，而是濃縮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八個字中。中國傳統中的所謂平等大多為追求起碼的日常生計之滿足且流於平均主義。這種平等觀是對小農經濟生活的反映，在一個生産不發達的社會中，這種平等觀如得到實施，其結果必然是社會的普遍貧睏。蔡先生根據西方的平等觀念，認為平等應是個人在權利、精神上的平等，即每個人都有爭取自由和幸福的權利，而這是以個人保持和發展個性，同時又尊重他人的獨立為基礎的。他反對抹殺個性，奢談群性，他認為教育就是培養個性的最好方式，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展的，它與政黨不同。政黨隻要求群性，要求服從；教育則要培養獨立個性，要求自由思想。他反對舊道德的那種傢長作風，說：“舊日道德，隱然有一種魔力，法規所定，無論當否，無絲毫違抗改變餘地。國之君主，傢之傢長，私塾之師，其令之嚴，被動者惟有服從，無所謂自由其思想，使居於判斷是非之地。” 蔡先生感到，平等的風氣，應首先從教育界入手，校風正則國風會漸好。因此在就任北大校長時，他以自己的平等待人受到全體師生員工的愛戴，同時他又尊重和相信學生的獨立判斷和思考能力，讓他們對不同學術流派自行消化與吸收。
談到博愛，蔡元培以中國傳統思想的“仁”說明之。他認為“仁”的核心在於愛，而此種愛首先是親子之愛，由此推廣則是“泛愛眾”，則是墨子所謂“兼愛”，張子（載）所謂“民胞物與”。他提倡愛人之心。學生對教師應敬愛，學生之間應有手足之情，並將敬愛師友作為對北京大學學生的三項要求之一。他認為博愛是由平等推暨而來的，“不承認平等之義者，即不能再望以博愛”。蔡元培認為，道德的根本，就在於自由、平等、博愛；中國倫理思想的基本信條，也就在於仁、恕、義。這三者與人類心理的意、智、情相連。意誌是人生的主體，它又需智與情的翼助。如果意誌錶現為道德的話，那麼決定人心道德之嚮背的，惟有科學與美學。“二五之為十，雖帝王不能易其得數，重墜之趣下，雖兵甲不能劫之反行，此科學之自由性也。利用普乎齊民，不以優為貴；立術超乎攻取，無所黨私。此科學之平等性及友愛性也。若美術者，最貴自然，毋意毋必，則自由之至者矣。萬象並包，不遺貧賤，則平等之至者矣。並世相師，不問籍域，又友愛之至者矣。故世之重道德者，無不有賴乎美術及科學，如車之有兩輪，鳥之有兩翼也。” 正由於科學與美學集中體現瞭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因此成為陶鑄道德之要具，國傢的振興既然依賴於道德之重建，便更有賴於科學與藝術之提倡。
“自由、平等、博愛”，見諸行動上，則是一勤二儉。“勤則自身之本能大，無需於他；儉則生活之本位廉，無入不得，是含自由義。且勤者自瞭己事，不役人以為工；儉者自享己分，不奪人以為食，是含平等義。勤者輸吾供以易天下之供，儉者省吾求以裕天下之求，實有燭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真諦，而不忍有一不剋緻社會有一不獲之夫，是含友愛義。” 應當說，這種剋勤剋儉的主張，既是傳統思想中安貧樂道思想的發揮，又融閤瞭對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的追求。

前言/序言

序一?
希望看到這樣一本書
王?瑤
1925年北大校慶二十七周年的時候，魯迅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觀北大》（見《華蓋集》）。魯迅認為北大有著優良的“校格”，而且以被人視自己為“北大派”而自豪。他認為北大的“校格”有兩條，“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現在北大已經在慶祝自己的九十周年校慶瞭，迴顧九十年來的曆史，總的看來，它的經曆是同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同步的，充滿瞭如魯迅所說的棄舊圖新的改革精神；特彆是在學術文化領域，如果要考察中國現代思潮的變化發展的脈絡和軌跡，是不能忽略北大在其中所發生的重要作用的。
近年來由於我國執行對外開放政策，中外學術文化的交流十分頻繁，於是探討和比較中外文化思想的特點、異同，以及彼此間的交流和影響的文章日漸增多，甚至有人稱之為“文化熱”。其實就文化學術思想的變遷而言，這個過程至少從戊戌維新運動就開始成為震撼社會的思潮瞭，而“京師大學堂”的成立就是一個重要的標誌。應該說，這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我們今天仍然處在這個曆史過程之中，因此它引起人們廣泛的重視和思考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在進行理論的、思辨的探討的同時，認真考察一下清末以來的曆史進程，無疑是會得到許多有益的啓示的。因為像如何汲取外來學術文化而使之現代化這類重大問題，並不是今天纔發生的，前人也曾為此做過深邃的思考，在某些方麵還有過艱辛的實踐，無論其成敗得失，他們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而言都是寶貴的。由於我們今天仍然處在這個曆史進程之中，因此要寫齣一本高質量的學術思想史或文化史還有很多睏難，甚至像黃宗羲《明儒學案》、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這類綜觀全局的書籍，一時也還難以齣現，而我想如果隻選擇一個適當的角度或審視點，來考察中國在學術文化方麵的現代化過程，可能是既具體有徵而又能體現發展軌跡的，在現階段也比較容易著手。我是從一個關心這方麵問題的讀者的需要提齣這個希望的，並且認真想瞭一下，覺得如果把北大作為考察的角度或審視點，是相當典型的，容易說明全局性的問題和曆史進程。我設想這本書的名字可以叫作《從曆屆北大校長看中國現代思潮》，我覺得中國現在需要這樣一本書，我自己也希望看到這樣一本書。
我這個想法是受到兩方麵的啓發的。第一，20世紀30年代法國著名作傢巴比塞訪問蘇聯之後，曾寫過一本書，叫作《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實際上是通過斯大林來介紹蘇聯，當時曾轟動一時；現在看來，不論其觀點是否正確，這種通過某一審視點來總攬全局的寫法是可取的，這本書就寫得很漂亮。魯迅也曾計劃用“茶、酒、女、佛”四個字來作為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專章題目，同樣是想通過典型的曆史現象的角度來綜述這一時期文學史的全貌；足見如果選擇得當，這種方法是可取的。第二，馮友蘭在他的《三鬆堂自序》中記述瞭曾任北大校長多年的蔣夢麟對他說的一段話，很值得我們深思。蔣夢麟說：“在大學中搞瞭幾十年，經過許多風潮，發現瞭一個規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閤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這裏說明瞭他多年當校長的體會。大學中也確實存在這麼三派勢力，因此馮友蘭對之頗加贊許。但他言猶未盡，值得再深入分析。從邏輯上說，三派勢力中兩派的聯閤共有三種可能：其中校長聯閤學生反對教授一種，事實上沒有可能，也從未在任何大學發生過；就北大學生方麵而論，不僅“五四”運動以來就有“民主堡壘”之稱，直到今天，“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口號是北大學生首先提齣的，“小平，您好”的標語是他們高高舉起的，不能設想居領導地位的校長會聯閤學生來反對教授。至於校長聯閤教授反對學生的事，舊社會在一些反動勢力很強的學校裏的確發生過，但在北大這樣的學校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北大的教授人數很多，集中瞭各種學科的專傢學者，用錶彰的口氣說是“人纔薈萃”，帶點貶義的說法是“知識分子成堆”，或者如“十年動亂”時期的斥之為“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其實這些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說他們是一個在學術上都有一定成就的群體；他們勤懇地教書育人，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盡管由於年齡、經曆和修養的不同，在對某些事物的看法上可能與學生有較大的差彆，但從來也不曾想到要同自己愛護的學生處於對立的地位。最後一種可能就是全體師生聯閤起來反對校長瞭，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一些大學裏也發生過，而且當然是為校長以及有權任命校長的執政當局所最不願發生的。所以蔣夢麟的經驗和體會實際上是從校長的地位考慮的，就是說作為校長，一定要用全力來防止第三種情況的發生；因為如果引起全校師生的一緻反對，校長就必然會當不成的。其實這也是當權者在遴選校長時，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因為選任大學校長畢竟同任用其他政府官員不同，任命者必須考慮到這個人選在教授和學生中所可能引起的反應；特彆是像北大這樣的學校，他必須選擇學術地位很高、能孚眾望的知名人士來擔任，以便除瞭希望能夠體現當權者的意圖之外，還能緩和與調整學校內部的關係。就校長本人說，雖然一個大學在整個社會中確實隻是一個小的單位，所謂“廟小” “池淺”也不無道理，但它的影響卻是彌漫於全社會的；因此作為校長，他也必然會珍視這種地位，以學校的名義和聲望進行活動。舉例說，最初主持京師大學堂校政的孫傢鼐，他是鹹豐時的狀元、光緒帝的師傅，當時聲望很高，至少在錶麵上是支持變法維新的，因此纔有設置西學、開辦譯書局等措施；但他又不是維新派，與康、梁等人不同，他還是近代工業（紗廠）的開創者，因此考察他與維新思潮的衍變關係是符閤中國現代思潮的曆史進程的。又如“五四”時期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實際上當時“五四”愛國運動是以學生為主的，新文化運動是以教授為主的，校長並沒有公開齣麵倡導，但林琴南《緻蔡鶴卿太史書》仍以校長為主要攻擊對象，就因為他主張大學應“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而且認為大學不僅為“按時授課”之所在，且“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見《答林琴南書》）。可見如果我們認為北大可以作為考察中國現代思潮的一個適宜的審視點的話，那麼曆屆校長的聲望、思想和學術貢獻等是可以作為北大的社會影響的適當代錶的。而且教授和學生都是群體，其構成比較參差復雜，而校長則為個人，在總體上是可以代錶學校某一時期的社會影響的。因此我覺得從曆屆北大校長來考察中國現代思潮的進程這一設想，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這一設想的著重點是考察中國現代思潮，而不是北大校史的變遷。北大的曆屆校長都是著名的學者，他們不僅是北大的校長，而且也是某一時期學術文化界的代錶人物，在他們身上集中地反映瞭當時思潮的熱點和重心。舉例說，孫傢鼐與戊戌維新的關係，嚴復對《天演論》《法意》《群學肄言》等的翻譯及其政論著述對社會産生的巨大影響，蔡元培的美學思想和教育思想，鬍適的主張白話文以及倡導用近代科學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麵的嘗試，都不隻是屬於一個學校的事情。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現在不是仍然懷念和思索馬寅初在20世紀50年代所主張的市場經濟和人口計劃是符閤中國社會的實際的嗎！如果隻把他們的主張和行為單獨地作為孤立現象來考察，那麼這些隻是個彆曆史人物的貢獻和成就，但如果把他們聯係起來作為一條發展綫索來考察，那麼他們的活動和貢獻就構成瞭現代中國學術文化思想發展中的一個曆史環節；其所以如此，除瞭他們個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們作為北大校長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為他們不隻是一個著名的全國學術中心的代錶人物，而且周圍還有一大群知名學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贊同他們的主張。所以從這個角度審視和考察中國現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經曆的艱難麯摺的前進步伐。
去年（1987）紀念“八一”建軍節六十周年的時候，上映瞭一部論述人民解放軍成長壯大的曆史紀錄片，片名是“讓曆史告訴未來”，我覺得這個片名起得很好！因為無論就哪一方麵做曆史的考察和研究，都是為瞭從中得到啓示、有益於今天和明天的。曆史總是不斷前進的，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這樣，北大也是這樣。在今後的年代裏，北大當然要發揚自己的光榮傳統，發揚棄舊圖新的改革精神的“校格”，纔能無愧於時代所賦予的使命。現任北大校長提齣要發展基礎科學、把北大建設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大學，這個提法本身就是富有時代特色的，它說明我們的視野已經和過去不同，而是麵嚮世界、麵嚮未來的。我相信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過程中，在促使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各種學科的研究都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努力中，北大是一定會擔負起它所應該擔負的曆史使命的。
1988年1月5日

探索中華文明的深邃脈絡：一部超越時空的文化對話 圖書名稱：《中華文明的宏大敘事：從上古神話到現代轉型》 內容提要： 本書旨在為讀者構建一部宏大而精微的中華文明發展史。我們不滿足於簡單的年代羅列或事件復述，而是力求深入挖掘支撐這一悠久文明持續演進的核心精神、內在邏輯與關鍵轉摺點。全書以時間為軸，以思想、製度、藝術和民生為經緯，勾勒齣中華文明從多元起源走嚮統一整閤，再到麵對全球化衝擊時如何進行自我革新與重塑的完整圖景。 第一編：文明的熔爐——遠古起源與奠基時代的精神圖譜 本編聚焦於中華文明的“創世紀”階段。我們詳細考察瞭仰韶、河姆渡等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所揭示的早期農耕社會結構、宇宙觀的萌芽以及地域文化間的互動與融閤。重點分析瞭巫術、圖騰崇拜如何演化為早期的神聖秩序感。 隨後，我們將筆觸投嚮夏商周三代。周代的“天命”思想，作為中國政治哲學最核心的基石，被置於深入剖析的地位。我們不僅僅闡述瞭“敬天法祖”的字麵含義，更探討瞭它如何在權力閤法性、道德約束和社會責任感之間搭建起長達韆年的結構性張力。青銅禮器、甲骨文的符號體係，被視為早期國傢意識形態的物質載體。春鞦戰國時期，百傢爭鳴的盛況被視為對周代僵化禮樂製度的反叛與深刻反思。我們詳盡梳理瞭儒傢、道傢、法傢、墨傢等諸子思想的邏輯起點、核心關切及其對後世社會治理模式産生的不可磨滅的影響。例如，法傢“以法治國”的實踐如何與儒傢“德主刑輔”的理想産生微妙的互補與衝突。 第二編：帝國的整閤與思想的定型——秦漢至隋唐的製度化曆程 秦朝的統一，被視為中華文明第一次意義重大的“形態鎖定”。我們分析瞭郡縣製的曆史必然性，以及秦律、文字、度量衡的統一如何塑造瞭日後兩韆年的政治地理與文化認同。 漢代是儒傢思想國傢化的關鍵時期。本書著重探討瞭董仲舒“天人感應”如何巧妙地將神學解釋權融入皇權結構，完成瞭思想上的嫁接與製度上的固化。同時，絲綢之路的開闢不僅是經濟通道，更是中原文明與域外文化（如犍陀羅藝術、佛教思想）初次大規模深度接觸的“文化接口”。 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並非簡單的衰落期。我們將其視為一次“民族大遷徙與文化重塑期”。遊牧民族的血液、玄學（清談）的興起、佛教的本土化進程，共同為隋唐盛世的文化大融閤奠定瞭深厚的土壤。 隋唐帝國，達到瞭古典文明形態的頂峰。本書細緻考察瞭三省六部製的精妙運作，以及科舉製度的革命性意義——它如何為不同社會階層提供進入權力核心的通道，同時又如何固化瞭對特定經典文本的權威依賴。唐代的文化，是開放性與民族融閤的集大成者，長安城的多元麵貌，是本書著墨重彩描繪的文化景觀。 第三編：內斂與精細化——宋明理學的興起與世俗文化的繁榮 宋代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充滿矛盾的時期：軍事上的積弱與市民經濟和科技的空前繁榮並存。我們深入剖析瞭理學的誕生，特彆是硃熹集大成後的“存天理，滅人欲”，這不僅僅是一種哲學思辨，更是對唐代自由精神的一種內嚮性修正，旨在通過道德的自我約束來重建社會秩序的穩定性。 元代的異族統治，提供瞭觀察“文化韌性”的絕佳案例。濛古帝國龐大的疆域，反而加速瞭技術和知識（如天文、醫藥）的跨區域傳播。 明代是中華文明的“集大成與僵化”的並存期。資本主義萌芽的齣現，王陽明“心學”對心性本體論的迴歸與強調，是士大夫階層對程硃理學過度外嚮化治理的反撥。市民階層文學（如《金瓶梅》、《西遊記》的早期形態）的興起，反映瞭文化重心嚮世俗生活和個人情感的下沉。 第四編：西風東漸與文明的再造——近代轉型期的陣痛與探索 清代中期的“乾嘉學派”被視為對明代心學的一種“迴歸經典”的矯正，但其學術範式已然過於內斂，無法有效應對外部世界的劇變。 1840年後的近代史，被描繪為中華文明與其數韆年形成的核心價值體係之間發生的劇烈“結構性斷裂”。本書拒絕將近代史簡單視為西方的“衝擊”與中國的“被動接受”。我們強調，從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維新變法的製度探索，再到辛亥革命對“君主製”這一政治圖騰的徹底顛覆，都是中國人基於自身文明的資源，對現代性做齣的主動而艱難的適應與迴應。 我們詳細審視瞭新文化運動中對傳統文化的“體”與“用”的激烈爭論，從對漢字的懷疑到對白話文的擁抱，再到對“國民性”的深刻反思，展現瞭知識分子群體在重建文化自信過程中的復雜心態和巨大犧牲。 結語：麵嚮未來的文化自覺 本書的最後部分，探討瞭現代中國在吸收全球現代性成果後，如何重新定位自身的文化傳統。我們分析瞭當代中國在社會治理、價值體係構建中，如何重新激活被長期壓抑或忽視的傳統資源，例如，在全球治理中提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其深層邏輯與中國古代的“天下”觀之間存在著怎樣的曆史迴響。 《中華文明的宏大敘事：從上古神話到現代轉型》不僅僅是一部曆史書，它更是一部關於“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我們將往何處去”的深刻思想探尋錄。通過對關鍵思想的辨析、製度演變的考察以及藝術錶達的解讀，讀者將獲得一個更具深度、更少偏見的文化全景圖，理解支撐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強大精神內核。

評分☆☆☆☆☆

讀到《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第三版）》這個書名，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一幅宏大的畫麵：在曆史的長河中，北京大學作為中國思想的搖籃，它的發展與中國文化的演進緊密相連。而那些卓爾不群的北大校長們，他們不僅是教育的領航者，更是時代的思想者，他們的言行、他們的學識、他們的理想，無不打上瞭深刻的中國文化烙印。我迫切地想知道，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這些校長們是如何理解和詮釋中國文化的？他們又如何在教育實踐中，將中國文化的精華融入到北大精神之中，培養齣瞭一代又一代傑齣的中國人？這本書，對我而言，不單單是一本書，更像是一扇窗口，讓我得以窺見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的脈絡，以及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北大校長們的思想光輝。我希望能夠從這本書中，獲得一種關於中國文化如何在時代變遷中保持生命力，又如何不斷煥發新生的深刻洞見。

評分☆☆☆☆☆

這本書的名字叫《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第三版）》，光聽這名字，我就被深深吸引住瞭。我是一個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鍾的讀者，一直渴望能有這樣一本厚重的著作，能夠係統地梳理和解讀中國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在曆代北大校長們與中國文化之間産生的那種韆絲萬縷的聯係。想象一下，那些在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治校理念，是如何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又反過來如何影響和塑造瞭中國文化的走嚮。這本書給我帶來瞭這樣的可能。我期待它能像一位博學的老者，娓娓道來，讓我沉浸在中國文化的悠長曆史之中，感受那些先賢的智慧光芒，理解北大作為一所百年學府，在中國文化傳承與創新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我希望能在這本書中找到對諸如“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等北大精神的深刻闡釋，並看到這些精神與中國傳統哲學、文學、藝術等方麵的淵源。即使書裏沒有直接講述某些具體的文化元素，但我相信，通過北大校長們的視角，我一定能觸及到更深層次的文化肌理。

評分☆☆☆☆☆

《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第三版）》這個書名，瞬間點燃瞭我對中國文化深入探索的興趣。我一直堅信，要真正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必須關注那些在曆史關鍵時期，引領思想潮流、塑造精神品格的傑齣人物。而北京大學的校長們，無疑是中國近代以來，在文化傳承與創新方麵扮演著至關重要角色的群體。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呈現，這些校長們是如何在不同的曆史語境下，理解、傳承和發展中國文化的？他們是如何將中國文化的智慧，融入到教育體係之中，從而影響一代代北大學子，並進一步輻射到整個社會的？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觸摸到中國文化的脈搏，理解它如何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展現齣持久的生命力。即使書裏沒有詳盡描述某個具體的神話傳說或詩詞典故，但我相信，透過校長們的思想和行動，我定能感受到中國文化那深沉而博大的力量。

評分☆☆☆☆☆

當我看到《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第三版）》這個書名時，內心湧起一股強烈的求知欲。我始終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最能體現其精髓和生命力的，往往在於那些站在時代潮頭、引領思想變革的人物。北京大學，作為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的先驅，她的校長們，無疑是中國文化與思想領域的重要推動者。我渴望在這本書中，看到他們是如何在東西方文明碰撞的時代背景下，重新審視和定義中國文化的價值，又是如何以博大的胸懷，兼容並蓄，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與現代教育理念相結閤，塑造瞭北大的獨特氣質。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我穿越時空，去感受那些校長們麵對文化挑戰時的思考，去領略他們如何以中國文化為根基，構建起現代學術體係，培養具有民族自信和世界眼光的下一代。

評分☆☆☆☆☆

《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第三版）》這個書名，簡直是為我量身定做的。我一直覺得，理解一個國傢的文化，不能僅僅停留在書本的字麵意思，更要去看那些引領時代思想的精英們是如何思考和踐行的。而北京大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乃至在中國思想史上，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的校長們，更是那個時代最閃耀的群星。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揭示，這些偉大的教育傢們，是如何從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中汲取養分，如何將儒傢的仁愛、道傢的道法自然、墨傢的兼愛非攻、法傢的治國理念，以及後來西方思想的衝擊與融閤，體現在他們的教育思想、治校方略之中。即使書裏沒有直接列舉某個特定的文化符號，但我相信，通過對校長們的人生軌跡、學術思想、教育理念的解讀，我一定能深刻理解他們如何將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融入到北大這所百年學府的 DNA 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