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第三版）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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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一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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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26

商品介绍

齣版社：北京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1294482

版次：3

商品編碼：12373084

包裝：平裝

叢書名：北大記憶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8-05-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288

字數：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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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描述

編輯推薦

　　《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第三版）
　　11位北大老校長：孫傢鼐、張百熙、嚴復、蔡元培、蔣夢麟、鬍適、傅斯年、湯用彤、馬寅初、翦伯贊、季羨林。
　　5位知名學者：陳獨秀、梁漱溟、鄭天挺、硃光潛、嚮達。
　　這16人的精彩人生，見證瞭北大從晚清走嚮現代的120年曆史，奠定瞭北大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貢獻。瞭解他們如何治身、治學與治校，將有助於今人更好地理解和傳承北大精神，把握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的熱點與脈搏。
　　圖文並茂，可讀性強，生動展示北大老校長的生平事跡、學術貢獻與教育理念。
　　第三版在文字上做瞭仔細校訂，力求精準地呈現北大老校長的言行與思想，為北京大學120周年校慶獻禮。

內容簡介

　　《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第三版）是為北京大學120周年校慶而策劃的“北大記憶”叢書之一種。全書收錄瞭從孫傢鼐到季羨林等11位北京大學校長/副校長和陳獨秀、硃光潛等5位北大知名學者的小傳，講述瞭這些知名學者/教育傢的生平事跡、學術貢獻、教育理念等。這些知名學者也是某一時期學術文化界的代錶人物，在他們身上集中地反映瞭當時思潮的熱點和重心。如果把他們聯係起來作為一條發展綫索來考察，那麼他們的活動和貢獻就構成瞭現代中國學術文化思想發展中的一個曆史環節。
　　北大的曆屆校長都是著名的學者，他們不僅是北大的校長，而且也是某一時期學術文化界的代錶人物，在他們身上集中地反映瞭當時思潮的熱點和重心。

作者簡介

　　湯一介（1927—2014），生於天津，原籍湖北黃梅，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傢、教育傢、國學泰鬥。曾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國文化書院院長等。主要著作有《郭象與魏晉玄學》《儒道釋與內在chaoyue問題》《早期道教史》《佛教與中國文化》《儒學十論及外五篇》《新軸心時代與中國文化的建構》等。

目?錄
齣版說明 01
序一?希望看到這樣一本書王?瑤 02
序二?自由的精魂與文化之關切樂黛雲 07
教育革新乃強國之本
——京師大學堂創辦人、大學士孫傢鼐羅筠筠 001
學者當以天下國傢為己任
——欽命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大臣張百熙郭建榮 012
先驅者的探索追求與失落
——中西文化撞擊中的嚴復程漫紅 026
倡學術自由，開一代新潮
——學界泰鬥蔡元培徐蘭婷 043
敵機轟炸中談中國文化
——關注現實的教育傢蔣夢麟戈國龍 059
他沒有完成什麼，卻幾乎開創瞭一切
——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鬍適喬清舉 075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傅斯年先生的文化選擇楊立華 096
文化研究乃真理之探求
——湯用彤教授對中國文化之探討孫尚揚 108
“為真理而死，壯哉！為真理而生，難矣！”
——馬寅初校長精神不死席大民 124
在真理問題上不能讓步
——馬剋思主義史學傢翦伯贊教授張傳璽 137
廣闊的文化視野，獨創的革新精神
——季羨林教授與東西文化研究楊?深 156
附?錄
新舊之間絕不可能調和兩存
——陳獨秀與中國傳統文化王?洪 176
一代儒學宗師
——梁漱溟在北大王宗煜 196
曆史研究在於求真求用
——鄭天挺教授與北大常建華 214
悲劇意識與莊玄精神
——硃光潛教授對中國現代美學的貢獻祝東力 238
中國敦煌學的開拓者
——嚮達陰法魯?肖良瓊 252
後?記 267
編後記 269

精彩書摘

倡學術自由，開一代新潮
——學界泰鬥蔡元培
徐蘭婷
1915年開始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吹響瞭全麵批判傳統封建文化的號角；而1919年的“五四”運動則推動瞭新文化運動更迅猛地嚮前發展。鬍適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乾，陳獨秀引導發起的新人生思想則是新文化運動的靈魂。正是在他們的倡導下，從此以道德革命和文學革命為內容和口號的新文化運動就以披荊斬棘之姿、雷霆萬鈞之勢洶湧澎湃地發展起來瞭。鬍適、陳獨秀和其他也在新文化運動中發揮瞭很大作用的人物，如李大釗、錢玄同、吳虞、周樹人、周作人、劉半農等，當時都是北京大學的教師。由此可以看齣，“五四”運動的主體是北京大學的先進知識分子，“五四”運動的中心在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是由蔡元培先生奠基的。蔡先生力主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使北京大學吸引並容納瞭一批中國當時最優秀的知識分子。蔡先生在“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中，在北京大學的建設發展中，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一、從翰林院編修到北大校長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生於清穆宗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其叔父銘恩，是清末廩生，設塾授徒。先生受其指導讀經史及小學等書。十三歲時受業於王子莊氏，王為經學名宿，尤服膺明儒劉宗周，因此先生對宋明理學修養甚深。十七歲時中秀纔。二十歲在紹興徐樹蘭傢讀書。徐氏藏書頗豐，先生得以博覽群書，學乃大進。於己醜（1889）二十三歲時中舉人，庚寅（1890）二十四歲時中進士，壬辰（1892）又被點為翰林庶吉士，甲午（1894）補為編修。可見蔡元培先生有很深厚的儒學功底。
但孑民先生絕不是自封於舊學的人。當時，西學已經傳入中國，西方的科學文化及政治都引起中國學者的廣泛注意。蔡元培於1898年開始學習日文，同時為更好地吸收西洋文化，他決心到歐洲親自觀察。這個願望在他四十一歲時纔得以實現。1907年，先生抵德國，先補習德文。第二年進萊比锡大學研讀文學、哲學、人類學、文化史、心理學、美學等課。1919年蔡元培先生再度到萊比锡大學文化研究所聽講。在歐洲遊曆三年，後又到美國作環遊旅行。在歐洲的學習使得蔡元培先生對於西學有較深入的瞭解，且他所從之師多為學問上宏深博大之輩，因而不僅所學知識甚多，而且在治學態度、人格修養等方麵都深受影響。顧孟馀先生評價蔡元培先生學問時說：“先生生於中國有史以來世變最亟之時代，其所接觸之人物，所聞見之事故，所觀摩之學術流派，類彆繁復，因之其思想亦最少受時地之限，而能融會貫通。”
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後曾任教育總長、中央研究院院長，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國倫理學史》、《哲學綱要》、《石頭記索隱》、《（泡爾生）倫理學原理》（譯）、《（科培爾）哲學要領》（譯）等。另外，還有數百篇論文及演講稿，其中重要的有：《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以美育代宗教說》《世界觀與人生觀》《哲學與科學》《教育獨立議》《美育與人生》《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國文之將來》等。
作為一個貫通中西的學者，蔡元培先生主張學術民主、思想自由，反對曆史上那種獨尊孔氏的學風，痛疾科舉製度下知識隻是作為加官進爵之途徑的惡俗心理。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他力整校風，改革教製，發錶演說，宣傳他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發展美育的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
二、兼容並包，和而不同
在歐洲留學時，西方學者為追求真理而研究學問的精神曾給蔡元培先生以很深的影響。在中國社會，知識分子總是與社會政治密切相連。求知的目的，從利己方麵說，是為求功名利祿；從公共方麵說，則為求治國平天下。“學”是手段，“仕”是目的。“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在社會中的實現便是科舉製度的形成。科舉製度的形成反過來又進一步維係“學”與“仕”之間的關係。於是讀書人不以讀書為本業，而以做官為鵠的。更有甚者，有的讀書人到處鑽營，爭取投靠有權有勢者，將來能仰人鼻息以求一官半職。蔡先生當時接管的北京大學就是一個匯集著官僚和紈絝子弟的腐敗學堂。當時，“學生對於專任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且被反對；對於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彆歡迎。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不討厭。因有此師生關係，畢業後可為奧援。所以學生於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彆預備外，對於學術並沒有何等興會”。在這種情勢下，蔡元培先生首先從確立辦學方針入手，指齣：“大學也者，研究學問之機關。”“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強調學術應獨立於政治。蔡先生力圖打破中國曆史上延續下來的“學” “仕”密切相連的教育模式，提倡西方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認為不可將大學“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更“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傢之人格”。他的結論便是“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與教育傢，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隻有教育從各黨派的紛爭中獨立齣來，纔能使教育方針保持一貫而不會因政權交替屢屢變遷，這樣教育纔可能有實效，學術纔可能有發展，學者纔可能成為獨立的知識分子。
抱定學術自由之宗旨，蔡先生在北京大學實施瞭一係列的改革。他在學術上主要提倡兼容並蓄，學術自由。教授之所以為教授，在於他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在他本行中是個權威，並不在於他在政治上有什麼主張。如辜鴻銘在民國已經建立瞭幾年之後，還是帶著辮子，穿著清朝衣冠，公開主張帝製，但他的英文水平很高，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請他教英文。蔡先生到校仍未改變這一事實，反而又加聘瞭一個反動人物，那就是劉師培。劉師培齣身於一個講漢學的舊傢。袁世凱在計劃復闢帝製時，為瞭欺騙輿論，辦瞭一個“籌安會”，鼓吹隻有實行帝製纔可以使中國轉危為安。籌安會有六個發起人，當時被譏諷地稱為“六君子”。在六人中，學術界有兩個知名人士，一是嚴復，一是劉師培。袁世凱被推翻後，這六個人都成瞭大保守派。就在此時，蔡先生聘請劉師培為中國文學教授，開的課是中國中古文學史。陳獨秀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蔡先生便請陳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極力扶持陳的工作。他又請瞭鬍適之、劉半農等人任教授。這種情況，正如馬寅初先生所說的：“當時在北大，以言黨派，國民黨有先生及王寵惠諸氏，共産黨有李大釗、陳獨秀諸氏，被目為無政府主義者有李石曾氏，憧憬於君主立憲、發辮長垂者有辜鴻銘氏；以言文學，新派有鬍適、錢玄同、吳虞諸氏，舊派有黃季剛、劉師培、林損諸氏。先生於各派兼容並蓄，絕無偏袒。更於外間之攻訐者，在《答林琴南氏書》中，錶其嚴正之主張。故各派對於學術，均能自由研究，而鮮摩擦，學風丕變，蔚成巨觀。” 蔡先生認為，對於教員，應以學詣為主，無論何種學派，隻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以自由講學。正是這種“兼容並包”的民主辦學的方針，使得北大講壇吸引瞭一大批名流學者，一時間，北大人纔濟濟，一躍而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蔡先生“兼容並包”的學術民主的方針不是毫無原則的。對於復闢帝製的辜鴻銘、劉師培等人，蔡先生是讓他們講其所長的學術，而絕不容許他們在講壇上宣揚帝製復闢，這就是“和而不同”。羅傢倫在迴憶“五四”時期求學北大的一段經曆時說，蔡先生“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藉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隻不主張，而且反對。……經學教授中新帝製派的劉師培先生，為一代大師，而劉教的是三禮、尚書和訓詁，絕未講過一句帝製。英文教授中有名震海外的辜鴻銘先生，是老復闢派，他教的是英詩（他把英詩分為《外國大雅》《外國小雅》《外國國風》《洋離騷》等類，我在教室裏想笑而不敢笑，十分難過，卻是十分欣賞），也從未講過一聲復闢” 。
蔡先生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在他一生的言行中也錶現得非常明顯。如：1923年為瞭反對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彭允彝乾涉司法、蹂躪人權，他發錶瞭著名的不閤作主義宣言；1928年至1929年因恥與國民黨上層官僚集團為伍，他屢次堅辭國民黨政府授予他的監察院院長的職務；1933年因鬍適頑固反對民權保障同盟的章程及活動，他和宋慶齡堅決主張把鬍適清除齣同盟等。
蔡先生的“兼容並包”的思想除源於上述的他對教育、學術研究的看法外，還在於蔡先生繼承瞭中國傳統中富有人道主義意味的忠恕、仁愛、信義等思想，又接受瞭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他把這兩方麵的思想結閤起來，以儒傢思想中的仁、恕、義去解釋博愛、平等、自由的原則。在此基礎上，他形成瞭自己的“兼容並包”的人格精神。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齣的：“關於蔡先生兼容並包之量，時下論者多能言之，但我願指齣說明的：蔡先生除瞭他意識到辦大學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麵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後兼容並包，不免是人為的（僞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並包是可學的，齣於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學的。有意兼容並包，不一定兼容並包的瞭；唯齣於真愛好，而後人傢乃樂於為他所包容，而後盡管復雜卻維係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正是齣於這種自然率真的人格精神，蔡先生的“兼容並包”纔具有瞭強烈的感化人的力量。凡和他接觸過的人，無不感受到這種無形的力量。馮友蘭先生在迴憶他初次見到蔡先生的印象時說：“我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聽過蔡元培的講話，也沒有看見他和哪個學生有私人接觸。他所以得到學生們的愛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學傢們講究‘氣象’，譬如說周敦頤的氣象如‘光風霽月’。又如程頤為程顥寫的《行狀》，說程顥‘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製，和而不流。……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這幾句話對於蔡元培完全適用。這絕不是誇張。我在第一次進到北大校長室的時候，覺得滿屋子都是這種氣象。” 不獨馮先生為然，柳亞子先生也有此種印象，他說：“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
“兼容並包”的方針，在一定時期內，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闢前進的道路。曆史事實證明，蔡先生的“兼容並包”在當時是為新的革命的東西開闢道路的。因為陳獨秀當瞭文科學長之後，引進瞭許多進步教授，還把他在上海辦的《青年》雜誌搬到北京，改名為《新青年》，成為北京進步教授發錶言論的園地。此後，毛澤東、鄧中夏等人也是沿著蔡先生開闢的道路來到北大的。正是在他們的領導下，新生的力量愈益壯大，終於導緻瞭“五四”運動的高潮。
三、求傳統之創新
蔡元培先生主張西學與中學融會貫通。他認為，研究學術，“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以求傳統文化的創新。而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創新，關鍵在於吸收和消化外來文化。希臘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諸古國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臘之文明；高盧、日耳曼諸族吸收希臘、羅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歐洲諸國文明。中國文化要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和發展，也必須吸收外來文化。蔡元培考察瞭中外文化接觸的曆史，認為漢以後西域文物雖稍稍輸入，初無甚影響，對中國思想最有影響的，是印度文明的傳入。他以漢季為中印文化接觸之始，晉至唐為吸收之時代，宋為消化之時代。而歐洲文明，自元以來便漸至傳入我國，但始終未能在社會上形成廣泛的影響，直至清末民初，纔有瞭吸收歐洲文化的機會。然而這種吸收應是“擇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不可囫圇吞入。
在歐留學的經曆使他對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主張十分敬仰，認為這個口號與中國傳統對理想境界的追求是一緻的。“所謂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謂，乃謂正路既定，矢誌弗渝，不為外界勢力所徵服。孟子所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此也。準之吾華，當曰義。所謂平等，非均齊不相係屬之謂，乃謂如分而與，易地皆然，不以片麵方便害大公。孔子所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此也。準之吾華，當曰恕。所謂友愛，義斯無歧，即孔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張子所稱‘民胞物與者’，是也。準之吾華，當曰仁。仁也，恕也，義也，均即吾中國古先哲舊所旌錶之人道信條，即徵西方之心同理同，亦當宗仰服膺者也。” 蔡先生以義、恕、仁來解釋自由、平等、博愛，既不是像當時國粹論者那樣以“古已有之”來拒絕和衊視西方文化思想，也不是像鬍適那樣以全盤西化來徹底打倒傳統文化，而是采取一種“和和” “中庸”的態度，指齣盡管地理不同，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世界前途之要求與渴望是相同的。他把儒傢的“義” “恕” “仁”擴充為一種對個人解放和社會改造的追求，作為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礎。同時，在解釋自由、平等、博愛的意義時，他不僅保持瞭它們在西方文化中的原意，並進一步賦予它們以人格修養方麵的含義。中國傳統認為自由即是無拘束，這種自由觀與西方建立在社會契約基礎之上的自由觀不同，而且在中國這樣的父子、君臣有定位的社會中，思想被壟斷，個性被鉗製，根本談不上什麼自由。所謂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隻不過是一種人格理想。蔡先生指齣，自由並非“放恣自便之謂”，而是有責任在其中，為著這種責任去奮鬥不已，不為權貴淫威所懾，不為艱難睏苦所擾，一心朝著既定的目標，這纔是自由。自由意味著完成自己的責任，實現自己的生命。此一看法用諸學術，就是潛心研究，不求功名；用諸社會，就是力矯頹俗，振興國傢。作為“五四”時期的重要思想傢，蔡元培先生同樣懷著對民族前途和命運的憂慮，他感到，國傢所以“民俗日偷、士風日敝者，端由於師法墮落，學術消沉” 。在這種情勢下，如“非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所以隻有個人束身自愛，以身作則，纔能力挽士風民俗於頹敗之間，而風俗正清，國傢纔能興旺。所以有識之士，應當恪守正道，為真理、為科學而獻身，即所謂“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蔡元培先生不僅是如此主張，更以自己的行為實踐之。在任北大校長的十年中，經曆無數惡劣境況，而先生從來未與任何惡勢力做過妥協。
關於平等，先生指齣並非“均齊不相係屬之謂，乃謂如分而與，易地皆然，不以片麵方便害大公”。平等不是那種無條件的絕對平等，更不是中國曆史上的那些“等貴賤，均貧富”的空泛的理想，而是濃縮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八個字中。中國傳統中的所謂平等大多為追求起碼的日常生計之滿足且流於平均主義。這種平等觀是對小農經濟生活的反映，在一個生産不發達的社會中，這種平等觀如得到實施，其結果必然是社會的普遍貧睏。蔡先生根據西方的平等觀念，認為平等應是個人在權利、精神上的平等，即每個人都有爭取自由和幸福的權利，而這是以個人保持和發展個性，同時又尊重他人的獨立為基礎的。他反對抹殺個性，奢談群性，他認為教育就是培養個性的最好方式，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展的，它與政黨不同。政黨隻要求群性，要求服從；教育則要培養獨立個性，要求自由思想。他反對舊道德的那種傢長作風，說：“舊日道德，隱然有一種魔力，法規所定，無論當否，無絲毫違抗改變餘地。國之君主，傢之傢長，私塾之師，其令之嚴，被動者惟有服從，無所謂自由其思想，使居於判斷是非之地。” 蔡先生感到，平等的風氣，應首先從教育界入手，校風正則國風會漸好。因此在就任北大校長時，他以自己的平等待人受到全體師生員工的愛戴，同時他又尊重和相信學生的獨立判斷和思考能力，讓他們對不同學術流派自行消化與吸收。
談到博愛，蔡元培以中國傳統思想的“仁”說明之。他認為“仁”的核心在於愛，而此種愛首先是親子之愛，由此推廣則是“泛愛眾”，則是墨子所謂“兼愛”，張子（載）所謂“民胞物與”。他提倡愛人之心。學生對教師應敬愛，學生之間應有手足之情，並將敬愛師友作為對北京大學學生的三項要求之一。他認為博愛是由平等推暨而來的，“不承認平等之義者，即不能再望以博愛”。蔡元培認為，道德的根本，就在於自由、平等、博愛；中國倫理思想的基本信條，也就在於仁、恕、義。這三者與人類心理的意、智、情相連。意誌是人生的主體，它又需智與情的翼助。如果意誌錶現為道德的話，那麼決定人心道德之嚮背的，惟有科學與美學。“二五之為十，雖帝王不能易其得數，重墜之趣下，雖兵甲不能劫之反行，此科學之自由性也。利用普乎齊民，不以優為貴；立術超乎攻取，無所黨私。此科學之平等性及友愛性也。若美術者，最貴自然，毋意毋必，則自由之至者矣。萬象並包，不遺貧賤，則平等之至者矣。並世相師，不問籍域，又友愛之至者矣。故世之重道德者，無不有賴乎美術及科學，如車之有兩輪，鳥之有兩翼也。” 正由於科學與美學集中體現瞭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因此成為陶鑄道德之要具，國傢的振興既然依賴於道德之重建，便更有賴於科學與藝術之提倡。
“自由、平等、博愛”，見諸行動上，則是一勤二儉。“勤則自身之本能大，無需於他；儉則生活之本位廉，無入不得，是含自由義。且勤者自瞭己事，不役人以為工；儉者自享己分，不奪人以為食，是含平等義。勤者輸吾供以易天下之供，儉者省吾求以裕天下之求，實有燭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真諦，而不忍有一不剋緻社會有一不獲之夫，是含友愛義。” 應當說，這種剋勤剋儉的主張，既是傳統思想中安貧樂道思想的發揮，又融閤瞭對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