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三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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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著

图书标签:

• 北大
• 校长
• 中国文化
• 高等教育
• 文化史
• 人物传记
• 学术著作
• 周一良
• 蔡元培
• 蒋梦麟
• 中国近现代史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94482

版次：3

商品编码：12373084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北大记忆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5-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288

字数：240000

编辑推荐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三版）
　　11位北大老校长：孙家鼐、张百熙、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汤用彤、马寅初、翦伯赞、季羡林。
　　5位知名学者：陈独秀、梁漱溟、郑天挺、朱光潜、向达。
　　这16人的精彩人生，见证了北大从晚清走向现代的120年历史，奠定了北大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了解他们如何治身、治学与治校，将有助于今人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北大精神，把握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热点与脉搏。
　　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生动展示北大老校长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与教育理念。
　　第三版在文字上做了仔细校订，力求精准地呈现北大老校长的言行与思想，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献礼。

内容简介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三版）是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而策划的“北大记忆”丛书之一种。全书收录了从孙家鼐到季羡林等11位北京大学校长/副校长和陈独秀、朱光潜等5位北大知名学者的小传，讲述了这些知名学者/教育家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教育理念等。这些知名学者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
　　北大的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

作者简介

　　汤一介（1927—2014），生于天津，原籍湖北黄梅，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国学泰斗。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等。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儒道释与内在chaoyue问题》《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儒学十论及外五篇》《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等。

目录

目?录
出版说明 01
序一?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王?瑶 02
序二?自由的精魂与文化之关切 乐黛云 07
教育革新乃强国之本
——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大学士孙家鼐 罗筠筠 001
学者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钦命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 郭建荣 012
先驱者的探索追求与失落
——中西文化撞击中的严复 程漫红 026
倡学术自由，开一代新潮
——学界泰斗蔡元培 徐兰婷 043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
——关注现实的教育家蒋梦麟 戈国龙 059
他没有完成什么，却几乎开创了一切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胡适 乔清举 075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傅斯年先生的文化选择 杨立华 096
文化研究乃真理之探求
——汤用彤教授对中国文化之探讨 孙尚扬 108
“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
——马寅初校长精神不死 席大民 124
在真理问题上不能让步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教授 张传玺 137
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创的革新精神
——季羡林教授与东西文化研究 杨?深 156
附?录
新旧之间绝不可能调和两存
——陈独秀与中国传统文化 王?洪 176
一代儒学宗师
——梁漱溟在北大 王宗煜 196
历史研究在于求真求用
——郑天挺教授与北大 常建华 214
悲剧意识与庄玄精神
——朱光潜教授对中国现代美学的贡献 祝东力 238
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
——向达 阴法鲁?肖良琼 252
后?记 267
编后记 269

精彩书摘

倡学术自由，开一代新潮
——学界泰斗蔡元培
徐兰婷
1915年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吹响了全面批判传统封建文化的号角；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更迅猛地向前发展。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陈独秀引导发起的新人生思想则是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从此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和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就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了。胡适、陈独秀和其他也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人物，如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等，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师。由此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主体是北京大学的先进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是由蔡元培先生奠基的。蔡先生力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京大学吸引并容纳了一批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蔡先生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在北京大学的建设发展中，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一、从翰林院编修到北大校长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生于清穆宗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其叔父铭恩，是清末廪生，设塾授徒。先生受其指导读经史及小学等书。十三岁时受业于王子庄氏，王为经学名宿，尤服膺明儒刘宗周，因此先生对宋明理学修养甚深。十七岁时中秀才。二十岁在绍兴徐树兰家读书。徐氏藏书颇丰，先生得以博览群书，学乃大进。于己丑（1889）二十三岁时中举人，庚寅（1890）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壬辰（1892）又被点为翰林庶吉士，甲午（1894）补为编修。可见蔡元培先生有很深厚的儒学功底。
但孑民先生绝不是自封于旧学的人。当时，西学已经传入中国，西方的科学文化及政治都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蔡元培于1898年开始学习日文，同时为更好地吸收西洋文化，他决心到欧洲亲自观察。这个愿望在他四十一岁时才得以实现。1907年，先生抵德国，先补习德文。第二年进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心理学、美学等课。1919年蔡元培先生再度到莱比锡大学文化研究所听讲。在欧洲游历三年，后又到美国作环游旅行。在欧洲的学习使得蔡元培先生对于西学有较深入的了解，且他所从之师多为学问上宏深博大之辈，因而不仅所学知识甚多，而且在治学态度、人格修养等方面都深受影响。顾孟馀先生评价蔡元培先生学问时说：“先生生于中国有史以来世变最亟之时代，其所接触之人物，所闻见之事故，所观摩之学术流派，类别繁复，因之其思想亦最少受时地之限，而能融会贯通。”
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后曾任教育总长、中央研究院院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伦理学史》、《哲学纲要》、《石头记索隐》、《（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译）、《（科培尔）哲学要领》（译）等。另外，还有数百篇论文及演讲稿，其中重要的有：《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世界观与人生观》《哲学与科学》《教育独立议》《美育与人生》《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国文之将来》等。
作为一个贯通中西的学者，蔡元培先生主张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反对历史上那种独尊孔氏的学风，痛疾科举制度下知识只是作为加官进爵之途径的恶俗心理。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力整校风，改革教制，发表演说，宣传他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发展美育的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二、兼容并包，和而不同
在欧洲留学时，西方学者为追求真理而研究学问的精神曾给蔡元培先生以很深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知识分子总是与社会政治密切相连。求知的目的，从利己方面说，是为求功名利禄；从公共方面说，则为求治国平天下。“学”是手段，“仕”是目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社会中的实现便是科举制度的形成。科举制度的形成反过来又进一步维系“学”与“仕”之间的关系。于是读书人不以读书为本业，而以做官为鹄的。更有甚者，有的读书人到处钻营，争取投靠有权有势者，将来能仰人鼻息以求一官半职。蔡先生当时接管的北京大学就是一个汇集着官僚和纨绔子弟的腐败学堂。当时，“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先生首先从确立办学方针入手，指出：“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强调学术应独立于政治。蔡先生力图打破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学” “仕”密切相连的教育模式，提倡西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认为不可将大学“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更“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的结论便是“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只有教育从各党派的纷争中独立出来，才能使教育方针保持一贯而不会因政权交替屡屡变迁，这样教育才可能有实效，学术才可能有发展，学者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抱定学术自由之宗旨，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在学术上主要提倡兼容并蓄，学术自由。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如辜鸿铭在民国已经建立了几年之后，还是带着辫子，穿着清朝衣冠，公开主张帝制，但他的英文水平很高，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蔡先生到校仍未改变这一事实，反而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那就是刘师培。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袁世凯在计划复辟帝制时，为了欺骗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鼓吹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在六人中，学术界有两个知名人士，一是严复，一是刘师培。袁世凯被推翻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保守派。就在此时，蔡先生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陈独秀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蔡先生便请陈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极力扶持陈的工作。他又请了胡适之、刘半农等人任教授。这种情况，正如马寅初先生所说的：“当时在北大，以言党派，国民党有先生及王宠惠诸氏，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诸氏，被目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李石曾氏，憧憬于君主立宪、发辫长垂者有辜鸿铭氏；以言文学，新派有胡适、钱玄同、吴虞诸氏，旧派有黄季刚、刘师培、林损诸氏。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绝无偏袒。更于外间之攻讦者，在《答林琴南氏书》中，表其严正之主张。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成巨观。” 蔡先生认为，对于教员，应以学诣为主，无论何种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以自由讲学。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民主办学的方针，使得北大讲坛吸引了一大批名流学者，一时间，北大人才济济，一跃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蔡先生“兼容并包”的学术民主的方针不是毫无原则的。对于复辟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人，蔡先生是让他们讲其所长的学术，而绝不容许他们在讲坛上宣扬帝制复辟，这就是“和而不同”。罗家伦在回忆“五四”时期求学北大的一段经历时说，蔡先生“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不主张，而且反对。……经学教授中新帝制派的刘师培先生，为一代大师，而刘教的是三礼、尚书和训诂，绝未讲过一句帝制。英文教授中有名震海外的辜鸿铭先生，是老复辟派，他教的是英诗（他把英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等类，我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十分难过，却是十分欣赏），也从未讲过一声复辟” 。
蔡先生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在他一生的言行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如：1923年为了反对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他发表了著名的不合作主义宣言；1928年至1929年因耻与国民党上层官僚集团为伍，他屡次坚辞国民党政府授予他的监察院院长的职务；1933年因胡适顽固反对民权保障同盟的章程及活动，他和宋庆龄坚决主张把胡适清除出同盟等。
蔡先生的“兼容并包”的思想除源于上述的他对教育、学术研究的看法外，还在于蔡先生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富有人道主义意味的忠恕、仁爱、信义等思想，又接受了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把这两方面的思想结合起来，以儒家思想中的仁、恕、义去解释博爱、平等、自由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自己的“兼容并包”的人格精神。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正是出于这种自然率真的人格精神，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才具有了强烈的感化人的力量。凡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受到这种无形的力量。冯友兰先生在回忆他初次见到蔡先生的印象时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不独冯先生为然，柳亚子先生也有此种印象，他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兼容并包”的方针，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前进的道路。历史事实证明，蔡先生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革命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陈独秀当了文科学长之后，引进了许多进步教授，还把他在上海办的《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改名为《新青年》，成为北京进步教授发表言论的园地。此后，毛泽东、邓中夏等人也是沿着蔡先生开辟的道路来到北大的。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新生的力量愈益壮大，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的高潮。
三、求传统之创新
蔡元培先生主张西学与中学融会贯通。他认为，研究学术，“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以求传统文化的创新。而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创新，关键在于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古国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腊之文明；高卢、日耳曼诸族吸收希腊、罗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欧洲诸国文明。中国文化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和发展，也必须吸收外来文化。蔡元培考察了中外文化接触的历史，认为汉以后西域文物虽稍稍输入，初无甚影响，对中国思想最有影响的，是印度文明的传入。他以汉季为中印文化接触之始，晋至唐为吸收之时代，宋为消化之时代。而欧洲文明，自元以来便渐至传入我国，但始终未能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影响，直至清末民初，才有了吸收欧洲文化的机会。然而这种吸收应是“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不可囫囵吞入。
在欧留学的经历使他对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十分敬仰，认为这个口号与中国传统对理想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孟子所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此也。准之吾华，当曰义。所谓平等，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孔子所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此也。准之吾华，当曰恕。所谓友爱，义斯无歧，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张子所称‘民胞物与者’，是也。准之吾华，当曰仁。仁也，恕也，义也，均即吾中国古先哲旧所旌表之人道信条，即征西方之心同理同，亦当宗仰服膺者也。” 蔡先生以义、恕、仁来解释自由、平等、博爱，既不是像当时国粹论者那样以“古已有之”来拒绝和蔑视西方文化思想，也不是像胡适那样以全盘西化来彻底打倒传统文化，而是采取一种“和和” “中庸”的态度，指出尽管地理不同，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世界前途之要求与渴望是相同的。他把儒家的“义” “恕” “仁”扩充为一种对个人解放和社会改造的追求，作为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同时，在解释自由、平等、博爱的意义时，他不仅保持了它们在西方文化中的原意，并进一步赋予它们以人格修养方面的含义。中国传统认为自由即是无拘束，这种自由观与西方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自由观不同，而且在中国这样的父子、君臣有定位的社会中，思想被垄断，个性被钳制，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所谓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只不过是一种人格理想。蔡先生指出，自由并非“放恣自便之谓”，而是有责任在其中，为着这种责任去奋斗不已，不为权贵淫威所慑，不为艰难困苦所扰，一心朝着既定的目标，这才是自由。自由意味着完成自己的责任，实现自己的生命。此一看法用诸学术，就是潜心研究，不求功名；用诸社会，就是力矫颓俗，振兴国家。作为“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家，蔡元培先生同样怀着对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忧虑，他感到，国家所以“民俗日偷、士风日敝者，端由于师法堕落，学术消沉” 。在这种情势下，如“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所以只有个人束身自爱，以身作则，才能力挽士风民俗于颓败之间，而风俗正清，国家才能兴旺。所以有识之士，应当恪守正道，为真理、为科学而献身，即所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蔡元培先生不仅是如此主张，更以自己的行为实践之。在任北大校长的十年中，经历无数恶劣境况，而先生从来未与任何恶势力做过妥协。
关于平等，先生指出并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平等不是那种无条件的绝对平等，更不是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等贵贱，均贫富”的空泛的理想，而是浓缩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八个字中。中国传统中的所谓平等大多为追求起码的日常生计之满足且流于平均主义。这种平等观是对小农经济生活的反映，在一个生产不发达的社会中，这种平等观如得到实施，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普遍贫困。蔡先生根据西方的平等观念，认为平等应是个人在权利、精神上的平等，即每个人都有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而这是以个人保持和发展个性，同时又尊重他人的独立为基础的。他反对抹杀个性，奢谈群性，他认为教育就是培养个性的最好方式，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它与政党不同。政党只要求群性，要求服从；教育则要培养独立个性，要求自由思想。他反对旧道德的那种家长作风，说：“旧日道德，隐然有一种魔力，法规所定，无论当否，无丝毫违抗改变余地。国之君主，家之家长，私塾之师，其令之严，被动者惟有服从，无所谓自由其思想，使居于判断是非之地。” 蔡先生感到，平等的风气，应首先从教育界入手，校风正则国风会渐好。因此在就任北大校长时，他以自己的平等待人受到全体师生员工的爱戴，同时他又尊重和相信学生的独立判断和思考能力，让他们对不同学术流派自行消化与吸收。
谈到博爱，蔡元培以中国传统思想的“仁”说明之。他认为“仁”的核心在于爱，而此种爱首先是亲子之爱，由此推广则是“泛爱众”，则是墨子所谓“兼爱”，张子（载）所谓“民胞物与”。他提倡爱人之心。学生对教师应敬爱，学生之间应有手足之情，并将敬爱师友作为对北京大学学生的三项要求之一。他认为博爱是由平等推暨而来的，“不承认平等之义者，即不能再望以博爱”。蔡元培认为，道德的根本，就在于自由、平等、博爱；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信条，也就在于仁、恕、义。这三者与人类心理的意、智、情相连。意志是人生的主体，它又需智与情的翼助。如果意志表现为道德的话，那么决定人心道德之向背的，惟有科学与美学。“二五之为十，虽帝王不能易其得数，重坠之趣下，虽兵甲不能劫之反行，此科学之自由性也。利用普乎齐民，不以优为贵；立术超乎攻取，无所党私。此科学之平等性及友爱性也。若美术者，最贵自然，毋意毋必，则自由之至者矣。万象并包，不遗贫贱，则平等之至者矣。并世相师，不问籍域，又友爱之至者矣。故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也。” 正由于科学与美学集中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因此成为陶铸道德之要具，国家的振兴既然依赖于道德之重建，便更有赖于科学与艺术之提倡。
“自由、平等、博爱”，见诸行动上，则是一勤二俭。“勤则自身之本能大，无需于他；俭则生活之本位廉，无入不得，是含自由义。且勤者自了己事，不役人以为工；俭者自享己分，不夺人以为食，是含平等义。勤者输吾供以易天下之供，俭者省吾求以裕天下之求，实有烛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真谛，而不忍有一不克致社会有一不获之夫，是含友爱义。” 应当说，这种克勤克俭的主张，既是传统思想中安贫乐道思想的发挥，又融合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的追求。

前言/序言

序一?
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王?瑶
1925年北大校庆二十七周年的时候，鲁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观北大》（见《华盖集》）。鲁迅认为北大有着优良的“校格”，而且以被人视自己为“北大派”而自豪。他认为北大的“校格”有两条，“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现在北大已经在庆祝自己的九十周年校庆了，回顾九十年来的历史，总的看来，它的经历是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充满了如鲁迅所说的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特别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如果要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变化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是不能忽略北大在其中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
近年来由于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于是探讨和比较中外文化思想的特点、异同，以及彼此间的交流和影响的文章日渐增多，甚至有人称之为“文化热”。其实就文化学术思想的变迁而言，这个过程至少从戊戌维新运动就开始成为震撼社会的思潮了，而“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过程之中，因此它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和思考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在进行理论的、思辨的探讨的同时，认真考察一下清末以来的历史进程，无疑是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的。因为像如何汲取外来学术文化而使之现代化这类重大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前人也曾为此做过深邃的思考，在某些方面还有过艰辛的实践，无论其成败得失，他们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而言都是宝贵的。由于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有很多困难，甚至像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类综观全局的书籍，一时也还难以出现，而我想如果只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审视点，来考察中国在学术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过程，可能是既具体有征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在现阶段也比较容易着手。我是从一个关心这方面问题的读者的需要提出这个希望的，并且认真想了一下，觉得如果把北大作为考察的角度或审视点，是相当典型的，容易说明全局性的问题和历史进程。我设想这本书的名字可以叫作《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本书，我自己也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我这个想法是受到两方面的启发的。第一，20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访问苏联之后，曾写过一本书，叫作《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实际上是通过斯大林来介绍苏联，当时曾轰动一时；现在看来，不论其观点是否正确，这种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的写法是可取的，这本书就写得很漂亮。鲁迅也曾计划用“茶、酒、女、佛”四个字来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专章题目，同样是想通过典型的历史现象的角度来综述这一时期文学史的全貌；足见如果选择得当，这种方法是可取的。第二，冯友兰在他的《三松堂自序》中记述了曾任北大校长多年的蒋梦麟对他说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蒋梦麟说：“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这里说明了他多年当校长的体会。大学中也确实存在这么三派势力，因此冯友兰对之颇加赞许。但他言犹未尽，值得再深入分析。从逻辑上说，三派势力中两派的联合共有三种可能：其中校长联合学生反对教授一种，事实上没有可能，也从未在任何大学发生过；就北大学生方面而论，不仅“五四”运动以来就有“民主堡垒”之称，直到今天，“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北大学生首先提出的，“小平，您好”的标语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不能设想居领导地位的校长会联合学生来反对教授。至于校长联合教授反对学生的事，旧社会在一些反动势力很强的学校里的确发生过，但在北大这样的学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北大的教授人数很多，集中了各种学科的专家学者，用表彰的口气说是“人才荟萃”，带点贬义的说法是“知识分子成堆”，或者如“十年动乱”时期的斥之为“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其实这些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在学术上都有一定成就的群体；他们勤恳地教书育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尽管由于年龄、经历和修养的不同，在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上可能与学生有较大的差别，但从来也不曾想到要同自己爱护的学生处于对立的地位。最后一种可能就是全体师生联合起来反对校长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一些大学里也发生过，而且当然是为校长以及有权任命校长的执政当局所最不愿发生的。所以蒋梦麟的经验和体会实际上是从校长的地位考虑的，就是说作为校长，一定要用全力来防止第三种情况的发生；因为如果引起全校师生的一致反对，校长就必然会当不成的。其实这也是当权者在遴选校长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为选任大学校长毕竟同任用其他政府官员不同，任命者必须考虑到这个人选在教授和学生中所可能引起的反应；特别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他必须选择学术地位很高、能孚众望的知名人士来担任，以便除了希望能够体现当权者的意图之外，还能缓和与调整学校内部的关系。就校长本人说，虽然一个大学在整个社会中确实只是一个小的单位，所谓“庙小” “池浅”也不无道理，但它的影响却是弥漫于全社会的；因此作为校长，他也必然会珍视这种地位，以学校的名义和声望进行活动。举例说，最初主持京师大学堂校政的孙家鼐，他是咸丰时的状元、光绪帝的师傅，当时声望很高，至少在表面上是支持变法维新的，因此才有设置西学、开办译书局等措施；但他又不是维新派，与康、梁等人不同，他还是近代工业（纱厂）的开创者，因此考察他与维新思潮的衍变关系是符合中国现代思潮的历史进程的。又如“五四”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实际上当时“五四”爱国运动是以学生为主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教授为主的，校长并没有公开出面倡导，但林琴南《致蔡鹤卿太史书》仍以校长为主要攻击对象，就因为他主张大学应“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且认为大学不仅为“按时授课”之所在，且“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见《答林琴南书》）。可见如果我们认为北大可以作为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一个适宜的审视点的话，那么历届校长的声望、思想和学术贡献等是可以作为北大的社会影响的适当代表的。而且教授和学生都是群体，其构成比较参差复杂，而校长则为个人，在总体上是可以代表学校某一时期的社会影响的。因此我觉得从历届北大校长来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进程这一设想，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这一设想的着重点是考察中国现代思潮，而不是北大校史的变迁。北大的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举例说，孙家鼐与戊戌维新的关系，严复对《天演论》《法意》《群学肄言》等的翻译及其政论著述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和教育思想，胡适的主张白话文以及倡导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面的尝试，都不只是属于一个学校的事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现在不是仍然怀念和思索马寅初在20世纪50年代所主张的市场经济和人口计划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的吗！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孤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的贡献和成就，但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其所以如此，除了他们个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们作为北大校长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学术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赞同他们的主张。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前进步伐。
去年（1987）纪念“八一”建军节六十周年的时候，上映了一部论述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历史纪录片，片名是“让历史告诉未来”，我觉得这个片名起得很好！因为无论就哪一方面做历史的考察和研究，都是为了从中得到启示、有益于今天和明天的。历史总是不断前进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这样，北大也是这样。在今后的年代里，北大当然要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发扬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的“校格”，才能无愧于时代所赋予的使命。现任北大校长提出要发展基础科学、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这个提法本身就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它说明我们的视野已经和过去不同，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我相信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在促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的研究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努力中，北大是一定会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的。
1988年1月5日

探索中华文明的深邃脉络：一部超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图书名称：《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从上古神话到现代转型》 内容提要： 本书旨在为读者构建一部宏大而精微的中华文明发展史。我们不满足于简单的年代罗列或事件复述，而是力求深入挖掘支撑这一悠久文明持续演进的核心精神、内在逻辑与关键转折点。全书以时间为轴，以思想、制度、艺术和民生为经纬，勾勒出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走向统一整合，再到面对全球化冲击时如何进行自我革新与重塑的完整图景。 第一编：文明的熔炉——远古起源与奠基时代的精神图谱 本编聚焦于中华文明的“创世纪”阶段。我们详细考察了仰韶、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揭示的早期农耕社会结构、宇宙观的萌芽以及地域文化间的互动与融合。重点分析了巫术、图腾崇拜如何演化为早期的神圣秩序感。 随后，我们将笔触投向夏商周三代。周代的“天命”思想，作为中国政治哲学最核心的基石，被置于深入剖析的地位。我们不仅仅阐述了“敬天法祖”的字面含义，更探讨了它如何在权力合法性、道德约束和社会责任感之间搭建起长达千年的结构性张力。青铜礼器、甲骨文的符号体系，被视为早期国家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被视为对周代僵化礼乐制度的反叛与深刻反思。我们详尽梳理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思想的逻辑起点、核心关切及其对后世社会治理模式产生的不可磨灭的影响。例如，法家“以法治国”的实践如何与儒家“德主刑辅”的理想产生微妙的互补与冲突。 第二编：帝国的整合与思想的定型——秦汉至隋唐的制度化历程 秦朝的统一，被视为中华文明第一次意义重大的“形态锁定”。我们分析了郡县制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秦律、文字、度量衡的统一如何塑造了日后两千年的政治地理与文化认同。 汉代是儒家思想国家化的关键时期。本书着重探讨了董仲舒“天人感应”如何巧妙地将神学解释权融入皇权结构，完成了思想上的嫁接与制度上的固化。同时，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是经济通道，更是中原文明与域外文化（如犍陀罗艺术、佛教思想）初次大规模深度接触的“文化接口”。 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并非简单的衰落期。我们将其视为一次“民族大迁徙与文化重塑期”。游牧民族的血液、玄学（清谈）的兴起、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共同为隋唐盛世的文化大融合奠定了深厚的土壤。 隋唐帝国，达到了古典文明形态的顶峰。本书细致考察了三省六部制的精妙运作，以及科举制度的革命性意义——它如何为不同社会阶层提供进入权力核心的通道，同时又如何固化了对特定经典文本的权威依赖。唐代的文化，是开放性与民族融合的集大成者，长安城的多元面貌，是本书着墨重彩描绘的文化景观。 第三编：内敛与精细化——宋明理学的兴起与世俗文化的繁荣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军事上的积弱与市民经济和科技的空前繁荣并存。我们深入剖析了理学的诞生，特别是朱熹集大成后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辨，更是对唐代自由精神的一种内向性修正，旨在通过道德的自我约束来重建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元代的异族统治，提供了观察“文化韧性”的绝佳案例。蒙古帝国庞大的疆域，反而加速了技术和知识（如天文、医药）的跨区域传播。 明代是中华文明的“集大成与僵化”的并存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王阳明“心学”对心性本体论的回归与强调，是士大夫阶层对程朱理学过度外向化治理的反拨。市民阶层文学（如《金瓶梅》、《西游记》的早期形态）的兴起，反映了文化重心向世俗生活和个人情感的下沉。 第四编：西风东渐与文明的再造——近代转型期的阵痛与探索 清代中期的“乾嘉学派”被视为对明代心学的一种“回归经典”的矫正，但其学术范式已然过于内敛，无法有效应对外部世界的剧变。 1840年后的近代史，被描绘为中华文明与其数千年形成的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发生的剧烈“结构性断裂”。本书拒绝将近代史简单视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被动接受”。我们强调，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维新变法的制度探索，再到辛亥革命对“君主制”这一政治图腾的彻底颠覆，都是中国人基于自身文明的资源，对现代性做出的主动而艰难的适应与回应。 我们详细审视了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体”与“用”的激烈争论，从对汉字的怀疑到对白话文的拥抱，再到对“国民性”的深刻反思，展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在重建文化自信过程中的复杂心态和巨大牺牲。 结语：面向未来的文化自觉 本书的最后部分，探讨了现代中国在吸收全球现代性成果后，如何重新定位自身的文化传统。我们分析了当代中国在社会治理、价值体系构建中，如何重新激活被长期压抑或忽视的传统资源，例如，在全球治理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深层逻辑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回响。 《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从上古神话到现代转型》不仅仅是一部历史书，它更是一部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往何处去”的深刻思想探寻录。通过对关键思想的辨析、制度演变的考察以及艺术表达的解读，读者将获得一个更具深度、更少偏见的文化全景图，理解支撑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强大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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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三版）》这个书名时，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求知欲。我始终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最能体现其精髓和生命力的，往往在于那些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思想变革的人物。北京大学，作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她的校长们，无疑是中国文化与思想领域的重要推动者。我渴望在这本书中，看到他们是如何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定义中国文化的价值，又是如何以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塑造了北大的独特气质。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我穿越时空，去感受那些校长们面对文化挑战时的思考，去领略他们如何以中国文化为根基，构建起现代学术体系，培养具有民族自信和世界眼光的下一代。

评分☆☆☆☆☆

读到《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三版）》这个书名，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幅宏大的画面：在历史的长河中，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思想的摇篮，它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演进紧密相连。而那些卓尔不群的北大校长们，他们不仅是教育的领航者，更是时代的思想者，他们的言行、他们的学识、他们的理想，无不打上了深刻的中国文化烙印。我迫切地想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校长们是如何理解和诠释中国文化的？他们又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将中国文化的精华融入到北大精神之中，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中国人？这本书，对我而言，不单单是一本书，更像是一扇窗口，让我得以窥见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脉络，以及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北大校长们的思想光辉。我希望能够从这本书中，获得一种关于中国文化如何在时代变迁中保持生命力，又如何不断焕发新生的深刻洞见。

评分☆☆☆☆☆

这本书的名字叫《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三版）》，光听这名字，我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我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读者，一直渴望能有这样一本厚重的著作，能够系统地梳理和解读中国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在历代北大校长们与中国文化之间产生的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想象一下，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治校理念，是如何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又反过来如何影响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走向。这本书给我带来了这样的可能。我期待它能像一位博学的老者，娓娓道来，让我沉浸在中国文化的悠长历史之中，感受那些先贤的智慧光芒，理解北大作为一所百年学府，在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对诸如“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等北大精神的深刻阐释，并看到这些精神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渊源。即使书里没有直接讲述某些具体的文化元素，但我相信，通过北大校长们的视角，我一定能触及到更深层次的文化肌理。

评分☆☆☆☆☆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三版）》这个书名，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一直觉得，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的字面意思，更要去看那些引领时代思想的精英们是如何思考和践行的。而北京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乃至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校长们，更是那个时代最闪耀的群星。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揭示，这些伟大的教育家们，是如何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如何将儒家的仁爱、道家的道法自然、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治国理念，以及后来西方思想的冲击与融合，体现在他们的教育思想、治校方略之中。即使书里没有直接列举某个特定的文化符号，但我相信，通过对校长们的人生轨迹、学术思想、教育理念的解读，我一定能深刻理解他们如何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融入到北大这所百年学府的 DNA 里。

评分☆☆☆☆☆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三版）》这个书名，瞬间点燃了我对中国文化深入探索的兴趣。我一直坚信，要真正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关注那些在历史关键时期，引领思想潮流、塑造精神品格的杰出人物。而北京大学的校长们，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的群体。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呈现，这些校长们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理解、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他们是如何将中国文化的智慧，融入到教育体系之中，从而影响一代代北大学子，并进一步辐射到整个社会的？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触摸到中国文化的脉搏，理解它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即使书里没有详尽描述某个具体的神话传说或诗词典故，但我相信，透过校长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定能感受到中国文化那深沉而博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