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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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玲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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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26687

版次：1

商品编码：12373982

包装：精装

丛书名：启微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8-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76

字数：345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在连玲玲的笔下，近代上海百货公司的诸面向生动详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加上流畅的文笔，相信读者一定会觉得走入了民国的南京路。《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是“启微”品牌图书。“启微”，意取朱子“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各有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表格物致知之意。致力于向公共读者提供学术水平高、可读性强的优秀历史类图书。《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以“消费主义”为核心概念，探讨百货公司在近代中国的意义，特别思考这种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如何借由创造全新的消费经验，传播现代消费主义。百货公司与传统商店明显的差异在于规模：建筑之大，往往占据整个街区；商品之多，足以涵盖人生所有需求；而其经营原则乃以交易量大化，来达成利润大化的目标。不过，百货公司不只是人与物的集散地，也是观察社会关系的视镜及权力再现的空间。由于这个行业在阶级、国族、性别等层面有较为复杂的组成元素，我们可以借此打破许多既定的界线，重新析论上海城市文化的内涵。从“人”的角度来看，百货公司原意是对所有人出售所有物品的“环球供货商”，是华人/洋人、男人/女人、中产阶级/劳工阶级的交会处，然而在消费主义的运作逻辑下，不同的人群却得到不同的待遇。从“物”的角度来看，表面上看似“中性”的商品与消费行为，却在消费主义的实践中，被贴上阶级、国籍、性别的属性卷标。因此，五光十色的百货公司不仅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展示橱窗，也是我们理解城市文化的一把钥匙。如果说，近代上海的传奇建立在以消费主义为基础的人、物关系上，而百货公司正是人、物互动的实践场域，既充满了魅惑与欲望，也承载着矛盾和争议。

作者简介

连玲玲，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博士，师从彭慕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妇女史、城市文化史。

精彩书摘

1920年代少数商店，如中型百货店微微公司、香亚公司等开始雇用女店员。这些公司的主要动机是开拓女性市场，像英商惠罗公司为开拓本地市场，特增添华籍女店员。而在女权运动的号召下，也有公司宣称提供妇女就业机会。这些女店员多半被安排在“妇女部”，专门服务女顾客。至于永安公司雇用女职员的尝试，则是为了应付公司面临的工潮危机。1927年1月，上海百货公司职工曾掀起罢工风潮，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福利，并成立职工会，以获得合法权利与资方谈判。罢工期间，为支应人力，永安公司招来不参与罢工者的亲戚朋友，多半是股东夫人和小姐，连监督郭标和郭乐的女眷也前来协助。一时三四十名女子出现在柜台后面，充当售货员。这些“女店员”个个短发掩耳、装扮漂亮，吸引不少顾客上门。不过根据时人观察，这些夫人小姐对于业务并不熟练，像糖果部的几位女士，只知道一磅的价钱，若以盎司计价，或只买几毛钱的糖果，便不熟习于计算了。公司内部对这些“临时女店员”的评价不得而知。不过，这次的经验反映当时上海社会对女店员的接受程度已经日渐提升，百货公司对女店员的态度也开始转变。

1930年代大型百货公司正式起用女店员。这项政策目的应该不是想以较便宜的女性劳动力取代男性劳动力。事实上，某些有经验的女店员甚至可以争取到与男同事同等的待遇，国货公司的女店员接受访问时即表示，她们与男店员的薪资并无不同。因此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女店员的作用。她们的雇用标准可能透露了一些线索。

根据永安公司的规定，女售货员的应征条件包括学历、年龄、外表三部分。永安公司的售货员，不论男女皆需具备中学程度，并熟练珠算和笔算，同时由于公司时常须接待外国顾客，因此也须通晓英语会话。这与当时其他商店相比，要求较为严格。像1940年代的大新公司职工，33.49%为高小毕业，34.94%为初中程度。而先施公司的职工初小和高中毕业者分别为12.98%和8.55%，初中毕业者达40.7%；如果只考虑店职员的部分，则初中学历者占64.84%，其中女店员的平均学历又比男性来得整齐，初中毕业者达86.96%。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因为百货公司正式雇用女店员之时，也正是公司采取新人事制度的开始。先施与永安公司的第一代企业家，早年仅受数年私塾教育，关于企业经营的方法完全从实际工作经验摸索而来。1930年代第二代企业家上台，他们在父执辈栽培下，多半受新式高等教育，也因此采取标准化的雇用程序，对店职员的学历要求较高。女店员的教育程度高于全体的平均学历，正反映出1930年代百货公司的人事改革。

要求女店员中学程度，自然是出于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不过也和顾客的社会阶层有关。百货公司的主要顾客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大部分具有中学或大学程度，因而公司当局认为学历相当的店职员较能赢得顾客的信赖。此外，中学毕业的女店员对中产阶级男性亦有较大的吸引力。根据1921年陈鹤琴对东南大学师生的调查，以及1923年《妇女杂志》所制作的“我之理想的配偶”专号，多数中产阶级男性希望配偶具备中学程度。可以推论，具备中学程度的女店员对中产阶级男性较具吸引力。同时，在消费文化的催化下，中学女生被塑造成专注装饰的摩登女子形象，对某些注重外表的男性而言，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换言之，对男性顾客而言，女店员的中学程度不仅是一种知识的衡量标准，它本身就是媒合的条件。

除了学历以外，永安公司对女售货员的年龄和外貌也有相当的规定，应征者年龄在18~20岁，身高在157~163厘米，体重为45~54公斤，须“身家清白、五官端正、体格健全，……无近视目疾者”。对男售货员也有类似的规定，不同的是，男性的年龄限制在21~25岁，身高在163~170厘米，体重为50~63公斤，没有“身家清白”的要求。这可能与当时对美的认定有关。根据1934年“国际美容院”对女性标准美的定义，身高为165厘米，体重52公斤。可能鉴于东方女性身材较为娇小，故公司将女店员的身高、体重标准略为降低。男性通常比女性身材高大，因此身高体重的标准亦略有差异。有趣的是，永安公司的《本公司雇用职员简则》并未要求相关售货经验，意味着年龄和外表体态的条件比“经验老到”来得更重要。1939年，一位年轻人应征永安公司售货员，中英文考试全都通过，只因近视而未被录取。此处主要从规则来分析，并不代表公司不看重应征者的经验。事实上，永安公司开张时曾向洋货店挖角，即看重洋货店老职员的经验和固定客源。而有经验的女店员也的确可以恃其经验随意跳槽，以争取高薪。这除了表明百货公司意欲突显“年轻美丽”的企业文化外，也暗示百货公司的销售策略是将售货员的外表与商品结合，“以色诱人”。此一策略不仅应用在女店员身上，男店员也同样须以俊秀的面目吸引女客。事实上，早在1924年已有论者指出百货公司的“女色部”（即专售女性物品的部门）的伙友，均为年龄30岁以下的俊秀少年，以招徕女性顾客。不过，性别与商品的结合仍多表现在女店员身上，其中最极致的例子，莫过于以商品取代女店员本身原有的身份辨识符号。

1930年代商业界开始流行为女店员取“皇后”“西施”等绰号。究竟谁是始作俑者，已难以追查，但这却为百货公司的商品打响知名度。例如，永安公司推出总代理的美国康克令钢笔时，特地雇用一名年轻貌美女性加以推销，她因此得“康克令皇后”之称。根据新新公司李承基先生的回忆，由于“康克令皇后”名噪一时，该部生意畅旺，以至于一般只知该名女售货员为“康克令皇后”，而不知其真实姓名。这种广告手法随即蔚为风潮，如新新公司负责销售水仙花牌热水壶的女店员被称为“水仙花皇后”，荣光公司有“袜子皇后”，华强公司有“奶包西施”，爱利公司有“绢头美人”等。这些女性被冠以所销售商品的品牌名号，极度商品化她们的身份。事实上，她们并没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所有被选来担任销售这些商品者都可以冠上“皇后”“西施”的封号。从广告的角度来说，这些招数的确成功地让人记得商品名称，但这同时使女店员与商品结合在一起。当顾客消费该项商品时，他们也同时消费了女店员所展示的女性特质。尤有甚者，许多顾客乃因售货员的性别而前来消费商品，因此，售货员的性别成为商品的“附加价值”，女店员不但是商品的推销者，也成为商品的一部分。

消费女售货员的，还不只是专程到百货公司“看看而已”的男性顾客，也包括报纸的读者。20世纪初期起，上海出现一种习称“小报”的出版品，以提供读者趣味性消息及休闲性文艺为主旨，相当受到一般市井小民的欢迎。因此在小报出现的女性形象很难与娱乐或情色划清界限。晚清到1920年代，小报的兴趣主要放在花界和戏曲界；1930年代电影工业兴起，电影明星便成为小报记者追逐的焦点。与此同时，各大百货公司以年轻貌美的女店员作为招徕，她们的动态也成为小报消息的来源之一，而各公司的“西施”“皇后”更是不能放过的对象。例如，《大都会》便曾经这样调侃国货公司玩具部的女店员：

素有“玩具西施”雅号之某大国货公司女职员郑××小姐，对于面部修饰，极为精究，尤于衣着一门，实不下电影明星，而美神不情，竟在郑小姐嘴角上〔留〕下一银角大之疮疤，晨钟暮鼓，不免对镜自惜，然郑小姐既精于美容，于是异想天开，最近在疤痕上贴了一块橡皮胶，接连旬余，同事等异之，有问者﹕“唉！郑小姐的疮疤呢？”“唔……”郑小姐的面上像关老夫子一样的赤化了。

从作者署名“多嘴”可以看出，这样的一则新闻目的只在博君一笑，调侃女店员的爱美，也提供读者茶余饭后的谈资。

各小报记者最有兴趣的话题，可能要数永安公司的“康克令女郎”了。1931年《上海生活》的创刊号即以“康克令皇后”谈曼丽女士的照片为封面，并介绍曰：

不知是谁替谈女士起了这样一个俏皮的外号，因了这件事，意使她离开商店的柜台，而重新回到学校里去。是的，她是太美丽了，一个女子太美丽是会惹是非的。太聪明了也会多烦恼的。但是她又是一个聪明而年青〔轻〕的人。

她现在慕尔堂念书，交际场中很难见到她的踪迹了。而外面对于女士的音讯，好像也断绝了，然而他那清波流云般的倩影却不能使我们忘却。

——第六章“消费女性”

飞檐上的时光：霓虹映照下的老上海公共空间变迁史本书将带领读者深入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这座充满魔力的城市肌理之中，探寻那些承载着市民集体记忆与现代生活想象的公共空间，如何随着时代的洪流起伏沉浮、重塑其意义与功能。我们将聚焦于那些超越单一商业属性的场所，它们是社会阶层、性别观念、文化风尚乃至政治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阵地。本书的核心议题，在于剖析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多义性”与“动态性”。在短短几十年间，上海从一个沿江的通商口岸迅速崛起为远东的国际大都会，这一过程中，各种空间形式——从传统的园林、会馆、里弄，到新生的公园、影院、俱乐部、车站，乃至于街头巷尾的茶馆、烟榻——都经历了深刻的改造与意义的重构。这些空间不仅是人们进行日常物质交换的场所，更是现代性观念得以传播、生活方式得以试验、身份认同得以建构的“剧场”。第一部分：空间的地理与身体的移动我们将首先考察上海城市肌理的物理性构建，特别是殖民者规划与本土发展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独特空间格局。聚焦于租界与华界之间的“断裂与渗透”。租界划定的林荫大道、封闭式花园洋房与华界内部密集、垂直生长的里弄群，形成了鲜明的空间对比。这种地理上的区隔，如何影响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日常路径、交往模式和对“城市”的整体认知？本书细致梳理了不同交通工具对于空间序列的重塑。电车轨道网络如同城市的神经系统，将原本分散的居住区、工作区和娱乐区连接起来，创造了全新的“通勤者”身份。步行、自行车、黄包车，每一种移动方式都与特定的空间和阶层气质相关联。我们追溯了“马路”这一核心公共空间的演变——从泥泞的土路到铺设沥青的宽阔大道，马路不再仅仅是交通走廊，它变成了展示新潮服饰、进行政治宣传、以及进行“闲逛”艺术的T型舞台。第二部分：消费主义的诞生与空间符号学在现代商业的驱动下，许多传统空间被赋予了全新的商业符号和审美价值。我们跳脱出单一的“购买行为”，转而关注空间如何“诱导”和“塑造”欲望。书中重点分析了“新式娱乐场所”的兴起，例如西式电影院、新式茶楼和高级酒廊。这些空间通过灯光、音乐、陈设和特定的服务规范，建立起一套新的“在场”礼仪。在电影院里，观众学习如何观看世界，如何模仿银幕上的现代人；在茶楼里，生意人洽谈商业机密，文人雅士进行文化批判。这些场所成为中产阶级进行“品位教育”的微型社会。我们还将探讨“橱窗文化”对城市景观的入侵。橱窗不再仅仅展示商品，它们是凝固的叙事，是关于“好生活”的视觉宣言。读者将了解到，人们是如何学会“阅读”这些现代符号，并将之内化为自我身份建构的一部分。第三部分：性别、阶层与空间的隐秘政治公共空间从来不是中立的，它们是社会权力运作的敏感地带。本书深入剖析了不同群体在空间中的可见性与禁区。女性角色的变化是本书关注的重点。随着新式教育的推广和公共娱乐的兴起，女性开始走出闺阁，出现在公园、图书馆、咖啡馆等空间。然而，这种“可见性”是充满张力的。我们考察了社会如何通过“道德警察”和舆论，来划定女性在公共空间中被允许的行为边界，例如对“摩登女郎”的审视与规训。“租界”这一特殊地带，在为某些群体提供庇护的同时，也成为了异质性文化和边缘性生活方式的试验场。此外，本书还细致对比了“上层俱乐部”的封闭性与“平民弄堂”的开放性。高级俱乐部通过严格的会员制度和私密的建筑设计，构建起一个排他性的精英社群空间。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里弄不仅是居住地，更是一个充满声音、气味和日常琐碎的“生活共同体”，其半开放的特质，使得阶层间的互动和摩擦更为直接和频繁。第四部分：日常的审美化与记忆的容器最后，本书将目光投向那些看似微小、却深刻影响市民情感的日常空间：街头巷尾的小贩摊位、公共澡堂、以及特定的节日庆典场地。这些空间反映了大众文化对现代性的消化与改造。例如，城市中的“露天市场”，如何在高效的商业逻辑中，依然保留了传统市井的热闹与人情味。我们分析了广告牌、标语和公共告示如何侵入视觉空间，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城市噪音”，塑造着公众的集体情绪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本书旨在描绘一幅复杂、多维的上海公共空间图景——它既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也是传统生活方式的顽强留存地。通过对这些场所的细致考察，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上海的市民是如何在物理空间的重塑中，学会了如何成为现代“城市人”的。这些飞檐上的时光，记录了中国城市如何学习、模仿、抗拒和最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现代性轨迹。

用户评价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本身就带着一种引人入胜的复古气息，仿佛能透过纸张闻到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味道。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本纯粹的商业史或城市经济分析，毕竟标题里提到了“百货公司”和“近代上海”。然而，当我沉浸其中时，发现它远不止于此。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尤其在描绘那个时代消费文化兴起时，那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张力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橱窗艺术”和“公共空间”如何被重新定义的那几个章节。它不仅仅是在罗列事实，更是在讲述一个关于“观看”与“被观看”的社会心理变迁。那些关于衣着、化妆品、家庭用品如何成为身份象征的论述，让我联想到当代消费主义的影子，仿佛历史只是换了一层外衣，内核从未改变。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断在脑海中构建出一个个流光溢彩的场景，那些高耸的、装饰华丽的大楼，里头涌动着追求新奇的市民阶层，那种充满活力与躁动的气质，这本书捕捉得非常到位，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仿佛亲历了那个黄金年代。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和语言风格，有一种独特的迷人之处，它平衡了学术的严谨性和文学的感染力。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历史细节时那种近乎“侦探小说”般的考据精神。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城市景观或商业习俗，经过作者的梳理和挖掘，都展现出了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复杂历史脉络。比如，关于特定商品广告语的演变，书中用了不少篇幅来解析，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迁，实则折射出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转向，从传统的“实用主义”向“享乐主义”的悄然过渡。我合上书本时，脑海中浮现的不再是模糊的历史图像，而是一幕幕具体的、有声有色的生活片段：电梯里陌生的交谈声、香水柜台前人们的犹豫、以及收银机发出的清脆响声。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时间线，而是有血有肉的“在场感”。

评分☆☆☆☆☆

我得说，这本书在学术深度上是令人惊喜的。我原本对上海城市史有些了解，但这本书通过聚焦“百货公司”这个核心载体，提供了一个极其独特的切入点来审视社会结构的重塑。它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繁荣景象，而是深入挖掘了商品流通背后的权力关系和阶层流动。例如，作者对不同百货公司目标客户群体的细致区分，以及这些区分如何反映了当时社会阶层之间微妙的界限和互动，这部分的分析非常犀利。特别是关于“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转变，书中提到，消费能力的提升如何赋予了她们在家庭决策中的新的话语权，这在以往的宏大叙事中是很少被强调的侧面。这让我开始重新思考，现代性的构建，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日常的、微观的消费行为完成的。它的论证逻辑严密，引用了大量原始资料，读起来虽然需要集中精神，但每读完一个论点，都会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绝对不是那种浮光掠影的通俗读物。

评分☆☆☆☆☆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工具箱，用以分析当前我们所处的消费社会。作者巧妙地将上海近代百货公司的发展，置于全球消费资本主义扩张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并没有将上海视为一个孤立的文化孤岛。那种东西方商业智慧的碰撞、本土化适应的挣扎，被描绘得极其生动。特别是在谈到百货公司如何通过“服务”和“环境设计”来制造一种“理想生活”的幻觉时，我深有感触。它教导我们去审视那些我们日常光顾的场所，它们是如何设计我们的行为模式，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审美标准和生活期望。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上海历史的书，它更像是一部关于现代性如何通过商业空间渗透到个体意识层面的深刻研究报告，让我对未来如何审视城市发展和消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了更具批判性的视角。

评分☆☆☆☆☆

坦率地说，这本书的视角非常新颖，它成功地将“物质文化”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我一直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内核，不能只看政治宣言或精英思想，更要看普通人如何花钱、如何打扮自己。这本书就是通过百货公司这个“容器”，完美地展示了“物质”如何参与塑造了“精神”世界。作者对不同族群（比如本土商人与外商背景的百货公司）在经营理念上的冲突与融合的分析，揭示了上海作为“移植”和“混血”城市的独特气质。读完后，我对于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符号消费”的形成机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让我意识到，我们今天对“品牌”和“潮流”的追逐，其源头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百货公司是开启这场“欲望游戏”的第一个大型剧场。这种对历史源头的追溯，让人感到既亲切又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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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微书系的三本书，开本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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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微系列，选材小众，装订精美，感觉比甲骨文系列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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