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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著作权合法拥有者台湾老古公司授权
南师生前多次亲加审定,风行大陆三十载,今以全新版本推出平装版——大陆完备、经典的南师作品集!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论三大道,出入百家言。
谋略,中国古代文化又称之为纵横之术、长短之术、勾距之术。为总结历史的经验,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就中国古代谋略做过系统讲析,其讲记以“历史的经验”为名,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分两册出版。一册撷取赵蕤《长短经》、刘向《战国策》、桓范《世要论》精华,参以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实例,论述了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第二册是对《素书》《太公兵法》《阴符经》的逐句串讲。《素书》名为黄石公所传,张良辅佐刘邦,兴汉灭楚,兵机谋略,多得是书之助,张良之后,此书不知去向,至晋,有人盗张良墓,于玉枕处发现此书,始得再传于世。
本书重在其中经义的阐发,并将近一百五十则历史故事,铺注于原经文之后,供读者经史相参,从中悟得创业待人的道理。一九九〇年我社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历史的经验》两册合为一册(分上、下编),以“历史上的智谋”为名,改排出版,以供研究。一九九二年恢复原名再版。
兹经版权方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将老古公司二〇〇九年一月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内容简介《历史的经验》内容提要:
谋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又称之为纵横之术、长短之术、勾距之术。为总结历史的经验,南怀瑾先生就中国古代谋略做了系统讲析。上编撷取赵蕤《长短经》、刘向《战国策》、桓范《世要论》精华,参以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实例,论述了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下编是对《素书》《太公兵法》《阴符经》的逐句串讲。
作者简介南怀瑾先生简介
南怀瑾先生(1918—2012),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出生于浙江温州书香世家,自小接受私塾传统教育,少年时期就已读遍诸子百家的各种经典。他精研儒、释、道,将中华文化各种思想融会贯通。1969年创立东西精华协会,旨在促进东、西文化精粹之交流。1980年在台湾创办老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南怀瑾先生在台讲学三十六年,旅美三年,居港十数年,2004年落脚上海。2006年,他定居于江苏太湖之滨的太湖大学堂,终其晚年在这里讲学、授课,培养下一代文化种子。
南怀瑾先生毕生讲学无数,著作丰富,著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微言》《老子他说》等近六十部作品,并曾译成多国语言。他用“经史合参”的方法,讲解儒释道三教名典,旁征博引,拈提古今,蕴意深邃,生动幽默,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深受海内外各层次读者的喜爱,半世纪以来影响无数中外人士; 而南怀瑾先生融会东西精华、重整文化断层的心愿,亦将永续传承下去。
目录上编
话题
神谋鬼谋
春秋多权谋
正反相生(《长短经》——反经)
古今无定法
仁爱的流弊
仗义的流弊
信陵君的故事
讲礼的流弊
郭嘉论袁绍与曹操
乐乐的流弊
名器的流弊
重法制的流弊
刑赏的流弊
学识的流弊
盗窃死人以自豪
福利社会的事
孟子讲故事
楚灵王的故事
尚贤的流弊
姜太公论派系问题
不能善用所长的五反
姜太公论三明
专权与嫉妒
文武兼资论
人与牛的故事
匡衡论政风
更上一层楼的道理
京房的故事
庄子的著作权被盗
田成子窃齐的故事
晏子论权
圣盗同源
苏秦的历史时代
远见抵不住现实的短视
苏秦受到反教育
药不对症的言论
人情千古重多金
雏燕初飞
反复波澜的人世
人才与时代历史
牵涉到商鞅
外才与内用
张仪的故事
刺激的教育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引用历史的经验
长短纵横
人臣之道
六种正臣的典范
恕臣之道
反派臣道的型态
防邪之道
忠奸之辨
下编
前记
素书六章
太公兵法
阴符经(〔汉〕张良等注)
附录一
张良传
附录二
《素书》原序
附录三
太公《阴符经》述要
精彩书摘话题
“历史的经验”这个题目,是贵会负责人出的,大得无可比拟。若想要就这个题目研究,同时可走几种路线:一个是应用的方面,怎样用得上历史的经验。一个是纯粹的推论,研究学理的一方面,这是历史学家的事。现在大学中的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大概向这一方面走,偏重研究学理,不大讲应用。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性质,是要偏重于讲应用的。
历史的经验,如果我们以逻辑的立场来看,这个题目的本身就是答案,因为历史的本身就是经验。如果我们以学术的观点看历史,所谓历史,全部不过是两个问题: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事的问题。历史的记载,不外人与事。从人的方面来讲,大概又分两个方向来立论,拿旧的观念说:一个是经,一个是权。经是大原则,不能变动,权又叫作权变,就是运用的方法。从事的方面来讲,西方文化现在是二十世纪,只有两千年,但在中国来说,已经上下五千年了,所看到的事,似乎有现代与古代的不同,假使我们对历史有真的了解,就没有什么不同了。“风月无今古,情怀自浅深。”宇宙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的太多不同,它永远是这样的太阳、这样的月亮、这样的风、这样的雨,只是人的思想观念上感受不同,发生了情感、思想上不同的形态,我们中国人用文学来表达,就成了这样的诗句。古人主张多读书,就是在于吸收历史上许多经验。
今日我们讲“历史的经验”这个课程,应该向哪一方面讲?这就要先有一个立场了。应该先问问我们今日工作上、业务上需要的是什么?就在这个观点去找历史的经验,这是一个立常假如我们是在大学里,从学术的立场去看历史的经验,又是另外一个讲法。因此,今日我们以应用的立场来讲历史的经验就相当的复杂了。当商量决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好玩,就一口答应下来。我有一大毛病,到老改不了“童心未涡”,始终贪玩。等到真正临讲以前,一个星期以来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没有东西可讲;这是一个创新的课程,国内外各大学,还没有这样一门课程,无成规可循。其次包括的资料太多,假使编一本书,一定很有趣,编得现代化一点,销路一定不坏。但没有这个准备和时间,它的范围牵涉到二十五史内外许多学问,什么都用得上,这是一个精神上感到负担很重的地方。其次站在这个立场来讲这个题目,责任上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这里要讲的“历史的经验”,实际上就是讲“谋略”,看到现在学校里专讲“谋略学”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七十二变、三十六计都拿出来了,还有人专门写这类的书。但我觉得讲“谋略学”必须要严格的负责,因为“谋略”是一把刀,它的本身没有善恶,用得好是救人的,用不好,的确是害人的。我们受旧文化的影响很深,因果的观念根深抵固,去不了的。假使有人听了以后,用来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害了别人,自己好像就会背上很大的因果责任,良心上很难受,所以觉得负担很重。
神谋鬼谋
真讲“谋略学”,要先有几个方面的认识,以前讲《论语》时曾提到过,中国文化大致分为君道、臣道和师道。君道是领导的哲学与艺术,臣道也包括了领导的艺术,不过,比较有承上接下的哲学与艺术;至于师道又另当别论。可是说到师道,我们中国文化历史上有句成语,在曾子这本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原则:“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我们的历史经验,“用师者王”像周武王用姜太公,称之为尚父,这称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当然不是现代所说干爹的意思,但非常非常尊重,是对尊长一辈的人,才能称呼的。历史上列举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吕望(姜太公),都是用师,就是领导人非常谦虚,找一个“师”来“用”,便“王天下”成大功。至于齐桓公用管仲,汉高租用陈平、张良之流,刘备用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者霸”的好例子。至于“用徒者亡”,是指专用服从的、听命的、乖乖的人,那是必然会失败的。这是曾子体察古今的历史经验,而后据以说明历史兴衰成败的大原则,由此可知师道也很难讲。
春秋多权谋
那么我们对于谋略学,该怎样讲法?走什么样的路线呢?我们先看谋略的本身。讲到“谋略”两个字,大体上大家很容易了解。假使研究中国文化,古代的书上有几个名词要注意的,如纵横之术、勾距之术、长短之术,都是谋略的别名。古代用谋略的人称谋士或策士,专门出计策,就是拿出办法来。而纵横也好,勾距也好,长短也好,策士也好,谋略也好,统统都属于阴谋之术,以前有人所说的什么“阴谋”、“阳谋”,并不相干,反正都是谋略,不要把古代阴谋的阴,和“阴险”相联起来,它的内涵,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所谓阴的,是静的,暗的,出之于无形的,看不见的。记载这些谋略方面多的,是些什么书呢?实际上《春秋左传》就是很好的谋略书,不过它的性质不同。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一方面的东西,尤其是和现代国际问题有关的,就该把《战国策》、《左传》、《史记》这几本书读通了,将观念变成现代化,自然就懂得了。现在再告诉大家一个捷路:把司马迁所著《史记》的每一篇后面的结论,就是“太史公日”如何如何的,把它集中下来,这其间就有很多谋略的大原则,不过他并不完全偏重于谋略,同时还注意到君子之道,就是作人的基本原则。
研究这几本书的谋略,其中有个区别。像《战国策》这本书是汉代刘向著的,他集中了当时以及古代关于谋略方面的东西,性质完全偏重于谋略,可以说完全是记载智谋权术之学的。这本书经过几千年的抄写刻板,有许多字句遗漏了,同时其中有许多是当时的方言,所以这本书的古文比较难读懂。左丘明著的《左传》,如果从谋略的观点看这本书,它的性质又不同,它有个主旨——以道德仁义作标准,违反了这个标准的都被刷下去,事实上对历史的评断也被刷下去了。所以虽然是一本谋略的书,但比较注重于经——大原则。至于《史记》这一本书,包括的内容就多了。譬如我们手里这本《素书》中,就有一篇很好的资料——《留侯世家》,就是张良的传记,我想大家一定读过的,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上为张良所写的传记。如果仔细研究这一篇传记,就可自这一篇当中,了解到略谋的大原则,以及张良作人、做事的大原则,包括了君道、臣道与师道的精神。
正反相生(《长短经》——反经)
反经在领导哲学的思想上很重要,我们看过去很多的著作。乃至近七、八十年来的著作,都不大作正面的写法。所以,我们今日对于一些反面的东西,不能不注意。
反经的“反”字,意思就是说,天地间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非。这个原理,在中国文化中,过去大家都避免谈,大部分人都没有去研究它。这种思想源流,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很早就有,是根据《易经》来的,《易经》的八卦,大家都晓得,如“三”是坤卦,它代表宇宙大现象的大地,“三”乾卦,它代表宇宙大现象的天体,两个卦重起来,“囗”为天地“否”卦,否是坏的意思,倒霉了是否,又有所谓“否极泰来”,倒霉极点,就又转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倒过来看这个卦,就不是“囗”这个现象,而变成了“囗”地天“泰”卦,就是好的意思。《易经》对于这样的卦就叫作综卦,也就是反对卦,每一个卦,都有正对反对的卦象。(其实《易经》的“变”是不止这一个法则,这都叫卦变。)
这就说明天地间的人情、事情、物象,没有一个绝对固定不变的。在我的立场看,大家是这样一个镜头,在大家的方向看,我这里又是另外一个镜头。因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坏。归纳起来,有阴就一定有阳,有阳一定有阴。阴与阳在哪里?当阴的时候,阳的成分一定涵在阴的当中,当阳的时候,阴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阳的里面。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坏的因素已经种因在好的里面。譬如一个人春风得意,得意就忘形,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去了当一个人失败时,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未来新的成功种子,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败的时间机会与空间形势。
我们在就反经之前,提起卦象,是说明人类文化在原始的时代,还没有文字的发明,就有这些图像、重叠的图案。这种图案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原理:宇宙间的事没有绝对的,而且根据时间、空间换位,随时都在变,都在反对,只是我们的古人,对于反面的东西不大肯讲,少数智慧高的人都知而不言。只有老子提出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祸没有绝对的,这虽然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高深的慧学修养,但也导致中华民族一个很坏的结果。(这也是正反的相对。)因为把人生的道理彻底看通,也就不想动了。所以我提醒一些年轻人对于《易经》、唯识学这些东西不要深入。我告诉他们,学通了这些东西,对于人生就不要看了。万一要学,只可学成半吊子,千万不要学通,学到半吊子的程度,那就趣味无穷,而且觉得自己很伟大,自以为懂得很多。如果学通了,就没有味道了。(一笑。)所以学《易经》还是不学通的好,学通了等于废人,一件事情还没有动就知道了结果,还干嘛去做!譬如预先知道下楼可能跌一跤,那下这个楼就太没道理了。《易经》上对人生宇宙,只用四个现象概括:吉、凶、悔、吝,没有第五个。吉是好。凶是坏。悔是半坏、不太坏、倒霉。吝是闭塞、阻凝、走不通。《周易·系传》有句话,“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告诉我们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通人事的道理尽在其中了。人生只有吉凶两个原则。悔吝是偏于凶的。那么吉凶哪里来?事情的好坏哪里来?由行动当中来的,不动当然没有好坏,在动的当中,好的成分有四分之一,坏的成分有四分之三,逃不出这个规则,如乡下人的老话,盖房子三年忙,请客一天忙,讨个老婆一辈子忙,任何一动,好的成分只有一点点。
这些原理知道了,反经的道理就大概可以知道。可是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对于反经的道理是避而不讲的。我们当年受教育,这种书是不准看的,连《战国策》都不准多读,小说更不准看,认为读这方面的书会学坏了。如果有人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大人们会认为这孩子大概想造反,因此纵横家所著的书,一般人更不敢多看。但从另一观点来说,一个人应该让他把道理搞通,以后反而不会做坏人,而会做好人,因为道理通了以后,他会知道,做坏的结果,痛苦的成分占四分之三,做好的,结果麻烦的成分少,计算下来,还是为善划算。
其次所谓反,是任何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好坏,因此看历史,看政治制度,看时代的变化,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就是我们拟一个办法,处理一个案件,拿出一个法规来,针对目前的毛病,是绝对的好。但经过几年,甚至经过几个月以后,就变成了坏的。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一等人晓得要变了,把住机先而领导变;第二等人变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变都变过了,他还在那里骂变,其实已经变过去了,而他被时代遗弃而去了。反经的原则就在这里。
古今无定法
现在看《长短经》的本文,举了很多历史的例子: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王王治世之术。
这是大原则,这里列举中国上古三代的亡去,这个亡不要一定看成亡国的亡,时代过去了,没有了,都称亡,如昨天已经过去了。用古文可写成“昨日亡矣。”这里的写法,不能认为昨天亡掉了,亡者无也,是过去了,没有了的意思。所以三代的成为过去,并不是因为政治上法治有什么不好而亡的。而是说不管走法家的路线、儒家的路线或道家的路线,一切历史的创造在于人,如现在讲民主,民主是很好,但统御这个民主制度的,还是在于人,如果人不对,民主制度也会被用坏了。专制也是一个政治制度,是一个“法”,法本身没有好坏,统御法的人,领导的人不对,就会弄坏。所以从这里的论断来说,民主也好,法治也好,专制也好,独裁也好,这些都是历史文化的陈述,都成了过去,实际上做坏做好,还是要靠人。
仁、义、礼、乐、名、刑、赏、罚,是中国文化所处处标榜的,可是在反经的纵横家看来,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家所讲的“道德”这些名称,都不过是政治的一种措施、一种方法而已,他们认为儒家、道家标榜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方法,有什么好标榜的!
仁爱的流弊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
譬如仁就是爱,普遍地爱大家,当然是好事。可是爱的反面,就有私心,有爱就有偏私,这里并举出,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是文化的原则。但家与国是要分开的,所给某一家的义务不能普及到全国,给某一家的鼓励,也不能普及于全国。在位服务公家的人,虽然为官大夫,但对公家的公名公利,绝不能归于己有。如宋史上有名的宰相王旦,他提拔了很多人,可是当面总是教训人,等他死了以后,大家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他提拔过。当时范仲淹曾经问他,为什么提拔了而不让人知道?王旦说,他提拔人,只是为国家遴选人才,何必让被提拔的人来感谢他私人,所谓“授爵公朝,感恩私室”的事不干,这是大夫不收公利的例子。
接着又举孔子的话:“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仁爱有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范围,就变成私了,如果有偏心,他对我好,我就对他仁爱,这是不可以的,只要偏重仁爱,偏私就会来。自古府主败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项羽、梁武帝等人,其例甚多。
仗义的流弊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议曰:亡身殉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此正义也。若赵之虞卿,弃相捐君,以周魏齐之危。信陵无忌,窃符矫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度,故毛公数无忌曰:于赵刚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得。凡此之类,皆华伪者。
义有正反面,如对朋友讲义气,讲了的话,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对朋友有义,这个节操品行很好,但是处理不当,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了。而且变成“华伪”,表面上很漂亮,实际上是假的,这就是反义。从历史的经验来说,义的正面是国家有困难,社会有困难,为了救社会,为了救国家,为了帮助很多的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在要紧的地方,绝不投降,绝不屈服,这才是正义,在义的正的一面,便是大义。
可是历史上有许多事情,看起来是讲义,实际上都错了。
如战国时候,赵国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战国策》,或《史记·虞卿列传》里都有记载)。虞卿这个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书——《虞氏春秋》,比吕不韦写的《吕氏春秋》还要早一点——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平民出身,游说诸侯,得到赵王的信任当辅相,而在当时国际之间,那么紊乱的情形,他起码比现在的基辛格更高明。这个人非常讲义气,他已经当了赵国平原君极为信任的辅相,而他的朋友,魏国的公子魏齐,在魏国出了事情被通缉了,逃到赵国来找他。按当时的魏赵之间的关系,赵国是应该把魏齐送回魏国去的。可是虞卿是赵国的辅相,魏齐以当年未发达时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制的立场,虞卿应该把这件事报告赵玉,把魏齐引渡到魏国去。而虞卿认为如果这样做太不够义气了。魏齐是自己年轻未发达时的好朋友,今天他在魏国政治上遇到这样大的困难,偷偷来投奔,如果把他送回魏国,就太不够义气,因此“弃相捐君”,连宰相都不当了,偷偷离开了赵王,带魏齐一起跑了。这件历史上的故事,从作人方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讲义气,但对公的大义而言,这种义气是不对的。
前言/序言 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型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它、歌颂它或讥刺它。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
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作为自己的参考,甚之,借以效法它、模仿它。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便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司马重辑编著这一部史书的方向,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作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所谓“资治”的涵义,是比较谦虚客气的用词。资,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一部历史经验。因此,平常对朋友们谈笑,你喜欢读《资治通鉴》意欲何为?你想做一个好皇帝,或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臣和名臣吗?当然,笑话归笑话,事实上,《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的书。我讲历史的经验,时在一九七五年春夏之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时兴之所至,信口开河,毫无目的,也无次序地信手拈来,随便和“恒庐”的一帮有兴趣的朋友谈谈。既不从学术立场来讨论历史,更无所谓学问。等于古老农业社会三家村里的落第秀才,潦倒穷酸的老学究,在瓜棚豆架下,开讲《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小说,赢得大众化的会心思忖而已。不料因此而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促成老古文化出版公司搜集已经发表过的一部分讲稿,编排付印,反而觉得有欺世盗名的罪过。因此,联想到顾祖禹的一首诗说:“重瞳帐下已知名,隆准军中亦漫行。半世行藏都是错,如何坛上会谈兵。”我当忏悔。
一九八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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