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本书的体验,远超我当初的想象。起初只是抱着一种“了解一下”的心态,但很快就被作者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洞察力所折服。文笔流畅而不失严谨,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我穿梭于晚清文学的迷宫。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一些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那些我曾经读过但未能深入体会的细节,在作者的笔下焕发了新的生命。比如,某某作品中某个人物的命运,我以前只觉得是时代的悲剧,现在才意识到,那其中也包含着个体对既定命运的呐喊与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是多么的微弱和隐秘。作者巧妙地将这些个体经验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语境下,勾勒出“现代性”是如何在不经意间,甚至是带着痛苦与扭曲,渗透进那个时代的文学肌体。书中对“压抑”的探讨,并非简单地指责社会制度或文化藩篱,而是深入到人物内心,剖析了他们面对新思潮、新观念时的彷徨、矛盾与自我审查。这种层层递进的分析,让我对晚清小说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不再是孤立的文学作品,而是时代精神的折射,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互动的生动体现。
评分坦白说,一开始我对“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个书名有些距离感,觉得可能比较学术化,不太容易读懂。但翻开之后,完全被打消了顾虑。作者的叙述方式非常吸引人,将宏大的理论概念巧妙地融入到对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之中,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我尤其喜欢书中对晚清小说中那些“边缘人物”和“次要情节”的关注,往往正是这些被忽略的部分,最能体现出作者所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痕迹。比如,书中对某部小说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人物,是如何因为接触了西方的一些观念而产生内心挣扎的细致描写,让我印象深刻。这种“压抑”并非全然负面,它也孕育着一种内在的张力,一种对变革的渴望,一种对自我价值的探索。这本书让我意识到,理解一个时代,需要看到它表面之下的暗流涌动,而晚清小说,正是解读这种暗流的绝佳窗口。它让我对那个时代的文学,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对“现代性”的形成过程,有了更具层次感的理解。
评分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并没有简单地罗列晚清小说的名目,而是通过一个核心概念——“被压抑的现代性”——构建起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框架。这一点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非常友好。它不是枯燥的学术堆砌,而是以一个个鲜活的小说叙事为切入点,来阐释作者的观点。当我读到书中关于某位作家如何用笔触描绘社会变迁,以及那些人物在时代洪流中如何挣扎求存时,我仿佛亲眼目睹了那个时代的阵痛。作者对“现代性”的定义也十分开阔,不局限于政治或经济上的变革,而是将其延伸至个体意识的觉醒,比如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传统道德的质疑、对自由的向往等等,这些在当时的小说中,往往是以一种非常含蓄、甚至是以“不合时宜”的方式出现的。正是这种“压抑”,使得这些现代性的种子在黑暗中悄然萌发,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今天读来,更令人心生敬意。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眼光去评判过去,更不能忽视那些在压抑中依然闪耀的思想火花。
评分这本书提供了一种看待晚清小说非常独特且富有启发性的视角。我一直认为,文学作品是那个时代社会情绪的晴雨表,而晚清小说,正是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承载了太多复杂的情感和思想。作者通过“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概念,精准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精髓。当我阅读到书中对不同作品的深入分析时,我发现,那些我曾经觉得晦涩难懂或者人物行为逻辑奇怪的情节,现在都变得豁然开朗。原来,那些“压抑”不仅仅是外部环境的限制,更是人物内心深处对未知、对新事物的恐惧和抗拒,是对既有社会秩序和个人价值的微妙平衡的维系。这种“压抑”使得现代性的显露充满了张力,也使得小说的叙事充满了内敛而深刻的力量。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那些我曾经忽略的细节,也让我对那个时代的小说家们,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尊重。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很有意思,那种带有历史厚重感的纸张质感,配上烫金的字体,第一眼就吸引了我。拿到手沉甸甸的,仿佛捧着一段尘封的时光。我对晚清小说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情结,总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挣扎的转折点,而小说作为当时最生动的载体,一定承载了许多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复杂情感和思想。我特别好奇作者是如何挖掘那些被遗忘的故事,又是如何解读那些在历史洪流中似乎微不足道的文字,从中提炼出时代的脉络与人性的深度。尤其是“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充满了张力,让我忍不住想知道,在那个看似保守封闭的年代,到底潜藏着怎样一股想要突破、想要变革的力量,又是被什么所压抑,以至于我们今天回望时,能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压抑”感。这本书会不会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理解那个时代小说的新视角?它能否让我看到,那些曾经的文字,即便写于百年前,却依然能在今天引起我们的共鸣,甚至引发对当下社会的思考?我期待着书中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能够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揭示出晚清小说背后隐藏的现代意识萌芽,以及它们如何艰难地生存与挣扎。
评分如上所述,《被压抑的现代性》其研究的对象是晚清小说,在陈平原主任将晚清文学纳入现代文学学科体制之前,《被压抑的现代性》照理说应该算是一本古代文学著作,而我和我的导师偏偏又归当代文学教研室管。《被压抑的现代性》贯穿古代现代当代这一事实本身,除了证明现代学科建制的局限或曰扯淡之外,大概也可以说明这部著作的丰富与驳杂,我这篇小文亦打算以学科建制为维度对《被压抑的现代性》做一点粗浅的介绍。我自知没有庖丁解牛的功夫,免不了抄起屠刀给人家大卸八块,这样对人家不好,对读者同学也不好,因此开刀之前我先给大家鞠个躬,赔个不是;不过话说回来,反正屠刀不是我做的,再怎么说也不该算是我的全责。
评分世教官所由来。汉武帝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由各郡举荐人才上京考试,被举荐者便叫“贤良文学”。“贤良”是指品德端正、道德高尚的人;“文学”则指精通儒家经典的人。魏晋以后有“文学从事”之名。唐代于州县置“博士”,德宗时改称“文学”,太子及诸王以下亦置“文学”。明清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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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不错,现在基本不去书店了。读书可供消遣,可供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为消遣而读书,常见于独处退居之时,为装饰而读书,多用于高谈阔论之中;为增长才干而读书,主要在于对事物的判断和处理。 读书费时太多是怠惰,过分的藻饰装璜是矫情,全按书本条文而断事是十足的学究气。读书使天然得以完善,又需靠经验以补其不足,因为天生的才能犹如天然的树木,要靠后来的学习来修剪整枝,而书本上的道理如不用经验加以制约,往往是泛泛而不着边际的。 读书不可专为反驳作者而争辩,也不可轻易相信书中所言,以为当然如此,也不是为了寻找谈话资料。而应当权衡轻重,认真思考。有些书浅尝即可,另一些不妨吞咽,少数书则须咀嚼消化。这就是说,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可以大致浏览,少数则须通读,读时要全神贯注,勤奋不懈。有些书也可请人代读,取其所需作摘要,但这只限于题材不大重要和质量不高的作品。 第一,循序渐进。
评分明 唐寅《落花诗》(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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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1923年发表“大禹是条虫”的论点。顾颉刚引《说文》的“禹,虫也,从禸,象形”及“禸,兽足蹂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5]。此一论点受到刘掞藜[6]、胡堇人[7]等人的批评。1940年时,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提出禹的生日可不可考的问题。顾颉刚说:“禹是神话中的人物,有无其人尚不能定,何从考出他的生日来。不过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懋、汶一带地方,他们习惯以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的。”后来国民政府订于6月6日为工程师节,当天报纸上刊出陈立夫的一篇演说,说:“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来了,是6月6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8]。后来陈立夫说:“你不是说大禹是条爬虫,怎么会有生日!”顾反驳:“你只叫我考证生日,我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出来的,我是从学术考察,不是从爬虫考察。” 鲁迅与顾颉刚曾在厦门大学同事,但在广州中山大学两人并没有共事,因顾来时鲁迅已离开。两人在厦大时已有很深矛盾。《故事新编·理水》里的“鸟头先生”这个角色,被认为就是影射顾颉刚(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 顾氏又提出推翻信史必须具备的四项标准: (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二)、打破地域一统的观念 (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在1926年的《自序》里,顾颉刚认为他“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来源有四:第一是自刘知几至崔述的辨伪传统,第二是康有为为代表的清代今文经学,第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第四是故事传说、民间歌谣的暗示。[3]顾氏一开疑古之风,学者蜂起跟随,若将疑古学者分类,概有信古派、疑古派、考古派、释古派。胡秋原则认为钱玄同是古史辨运动的关键人物,不但引导顾颉刚“把今古文的黑幕一齐揭破”,否定尧舜、否定六经、否定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甚至否定《说文》,就是要通过“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来达到“废孔教灭道教”的目的。依据顾颉刚日记而将他与傅斯年友谊破裂的原因归于性格不同,不始于余序,此前已见于顾氏二女所著年谱和传记。被余先生认为“大致可信”的顾氏称傅斯年“旨在提高”而自己“注意普及”的解释,出于1973年的大段补记。从解放初开始,就有新一轮基于识字课本的文化普及运动兴起,而到70年代正有工农兵上大学和以工农为老师的时尚,顾氏跳不出时代局限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顾颉刚倡导了一生而最后主编出版的《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仅是由方诗铭以及顾的儿子、女学生等编写的若干20页小册,余先生应当了解,顾颉刚“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的见解只是他的一个瞑想。 余序第一节还照例引用了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这封写自欧洲、未经本人同意而发表的长信,认为傅对顾氏疑古史学方法的推崇“句句都出自肺腑”。实则关于顾、傅关系学者早有不少新论。杜正胜认为傅斯年不同意发表旧信“其中透露的信息应该相当明白”,“真实的原因恐怕是傅斯年变了”,“他回国之时,已经不再是‘疑古的傅斯年’了”。而由王汎森从傅斯年档案中发现的题为《戏论》的短篇讽刺小说草稿可知,他“针对《古史辨》最核心的方法论‘层累造成说’,极尽揶揄嘲讽之所能事”。在中山大学,傅斯年写出《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被王汎森称为“足以破解疑古思想的论述”。30年代在北平,傅斯年写出《史学方法导论》,推许王国维、陈寅恪、钱大昕、吴大澂等范例,就连非主流的钱穆也已看出“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而傅斯年也亲口告诉钱穆说,顾颉刚是“中年失节”。 余先生评顾颉刚:“傅的影响笼罩了他的一生。”实际上可能恰好相反,是疑古的出现使在欧洲学习西洋理工的傅斯年找到了自己的真正旨趣。顾颉刚从文献上疑古,傅则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殷墟的考古学发掘;顾颉刚质疑古史年代“茫昧无稽”,傅则写出《夷夏东西说》,转由空间方面予以重建;顾颉刚要彻底毁灭传统史学,傅则给史学加上“史料学”的形式予以保存。这期间的顾颉刚和傅斯年恰如春秋时代的伍子胥和申包胥,伍子胥曰“我必覆楚”,而申包胥曰“我必存之”! 和没有参加五四却对五四念念不忘的顾颉刚形成反差,傅斯年参加了五四却因“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而“从来不曾谈过五四”。直到54岁突发脑溢血去世,傅斯年对顾颉刚只有“迁怒”,并未对疑古说予以正面批评,大概亦同此心。 在顾氏一面,余先生举出文革期间顾颉刚“居然敢读‘战犯’的旧作”一例,用以说明顾氏的情谊,也不易成立。因为顾氏有博览的习惯和嗜好,文革中他不仅敢看“战犯”傅斯年的旧作,而且也看了胡适的《论学近著》、《水浒传考证》、《井田辨》、《文存》、《留学日记》,看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直到他去世的前二年,还在翻看《说儒》、《诸子系年考辨》,并且翻看了新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
评分要说头一次听到王德威这个名字还得再往前倒两年,我上当代文学史的时候,贺桂梅老师提到一句荡气回肠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说这句话在当今学界鼎鼎大名,它是一个叫王德威的人说的。我当时暗暗下定决心:下了课就去图书馆把这本书找来翻翻,后来因为和宿舍同学吃饭把这茬给忘了。再后来是令我受益匪浅的师兄丛治辰君跟我谈保研面试,其间提起李杨老师冷不丁问了他一句:谈谈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理解!师兄跟我讲起这个段子的时候表情一半后怕一半庆幸。我当时再次暗暗下定决心:吃完这顿饭就去图书馆把这本书找来翻翻,后来好像因为喝高了又把这茬给忘了。等轮到我自己保研面试的时候,我猛然在那个干燥多风的上午想起一个叫做王德威的家伙和一句唤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名言,当时冷汗忽地出了一身,等进到当代文学教研室没有看到李杨老师方才作罢。再后来李杨老师就成了我的导师。一波三折,好事多磨,直到研究生一年级跟着导师研究晚清小说的时候,我才终于买来了这本《被压抑的现代性》,顺带读完了关于晚清小说研究的所有重要著述。从这次时隔三年的还愿看来,我这个人虽然言出必贱,倒也同时还言出必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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