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周健，1983年生于浙江萧山，2001年进入南开大学学习，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目前关注清代以来的赋税、财政与社会，晚清漕务变革，近代中央与省、州县财政关系等问题。已在《近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清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内容简介】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它长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田赋联系着皇帝、官僚、绅衿与小民，以其为切入点，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清朝以“永不加赋”为祖训，雍乾之际“耗羡归公”后，田赋正额的规模相对固定 。在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吏从田赋等税收中建立起额外收支体系，以应对18世纪中期以降日益显著的额定经费缺口。咸同年间的一系列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基本结构。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之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对于当日之吏治民生与国家治理产生重要而深远之影响。
本书依据大量的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贯通“古代”与“近代”，结合制度、人物与史事，对清代田赋制度、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坚实的讨论。
【推荐语】
《维正之供》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推翻前人成说，发为翻案之论，而在于在前人研究业绩基础上，以多维、平衡、缜密的思路，爬梳丰富史料，既旁征博引，亦复细针密线，解读论析，微观宏观兼顾，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发之覆，为这一重要研究领域添补一更为完整全面而周延的解释。
————何汉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用户评价
作为奥斯曼史票友，看大清的财政史，有这么几点观感：1.早期近代的“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不道德”的现象。相反，腐败者自身反而也需要负担很大一部分公共开支，这在清代和奥斯曼是类似的。区别在于，Ottomanist对此的解释是“早期近代社会公私财产界限不明晰”，本书对清代陋规的解释是“通胀导致养廉银和正规报销制度失效，中央不承认地方财政的存在而地方经费又需要陋规和浮收来维持”。这两种解释或许可以互相借鉴：奥斯曼也有过通胀对财政的严重冲击，包税人和地方土豪也承担了很多地方公共开支，而大清的事实地方财政也能反应公私财产界限不明的问题。2.我过去一直以为清代没有普遍的包税制度，这本书颠覆了我的既往认知。不同点在于，清代的包征包解，似乎一直没有得到典章制度的承认，也没有成型的拍卖制度。字数限制先到此为止
评分##田赋在清朝关系国计民生甚巨：它长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田赋联系着皇帝、官僚、绅衿与小民，以其为切入点，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清代的税收与财政制度是怎样制定的，运作过程中又是怎样变通的，财税问题对清...
评分 评分##清中后期田赋制度运行的背景是耗羡归公建立的以养廉银为核心的地方财政体系失去原有意义。嘉道以降，官僚政治始终是在陋规的基础上运行的。由于财政结构的缺陷，额定财政无法提供地方政府行政的必要经费，额外财政的存在又成为必然，而额外财政极易滋长官吏的中饱私囊，又成为额外财政扩张的动力。州县官吏借助货币换算或直接加征，以高于法定的征价征收钱漕。政府田赋收入中的盈余属于额外财政体系，实际上成为“地方财政”。“第二次耗羡归公”——钱漕新章主要在于调整不合时宜的收支定章，对书差包征为主的征收结构及随之而来的征收弊端触动不多，限于治理成本与技术，地方政府享有较多实际控制权，财政管理呈现明显分散性，实际上是户部-省-州县等各级政府间的“包征包解”。中央政府过度集中财权，州县势必通过附加税解决经费问题。
评分##我们拆尼斯别的平平，在折腾与被折腾上是真的行。
评分##道咸年间漕运的崩溃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制度是如何自我毁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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