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當《當代西方政黨研究譯叢》即將由商務印書館齣版之際,主編楊德山同誌要我為它寫一篇“總序”。在獲悉“譯叢”的編譯宗旨及總體構想後,我深信,它的齣版對於我國的政黨理論研究和政治體製改革實踐都將産生積極的影響;這套譯叢的齣版,錶明主編和齣版社是很有眼力和見地的。
內頁插圖
目錄
答謝詞
第一章 美國政治中的中介組織
第一節 政治的和管理的環境
第二節 政黨的定義和研究政黨的方法
一、政黨的定義
(一)入黨的方法
(二)政黨的目標
二、研究政黨
政黨的組成
第三節 政黨的作用係統的功能
(一)支持民主
(二)管理衝突和促成衝突
(三)改善權力的分配
(四)監控“遊戲規則”
(五)增加選民
(六)徵募和訓練候選人
(七)增強競選運動和通知投票人
第四節 黨組織和與它們競爭的中介組織
一、利益集團的挑戰
二、以候選人為中心的組織
三、媒體
四、顧問
第五節 政黨的使命結束瞭嗎?
一、政黨功能的衰微
二、執政黨的衰落
三、選民中政黨的消退
四、黨組織的衰微
第六節 政黨會迎來一個新時代嗎?
第七節 技術所扮演的角色
第八節 結論
第二章 美國政黨製度的起源和發展.
第一節 1770-1824年:美國政黨製度的第一階段
第二節 1824-1860年:美國政黨製度的第二階段
第三節 1860-1896年:美國政黨製度的第三階段
第四節 1896-1932年:美國政黨製度的第四階段
第五節 1932-:美國政黨製度的第五階段
第六節 政黨已經死亡,或者有一個新的政黨製度誕生瞭?
一、選民中的政黨
二、執政黨
三、競選運動中的政黨
四、黨組織
五、一個新的政黨時代
第七節 美國政黨的法律環境
一、保證公正的選舉
(一)投票的機製
(二)確認投票人的適格性
二、確定候選人
三、控製黨組織
組織上的結構和行動
第八節 政治環境
一、兩黨製
(一)結構上的理論
(二)投票人的本質
(三)不太直接的原因
二、曆史上的反常:第三黨和一黨地區
(一)第三黨
(二)一黨地區
第九節 社會的和技術的環境
一、社會性的結構
(一)社會性的承諾
(二)社會性的參與
(三)社會性的態度
二、技術的環境
第三章 作為組織的政黨
第一節 組織的資源
一、人力資源
(一)政黨活動的代價
(二)自願者
(三)領薪的黨務工作者
二、物質資源
(一)籌集資金
(二)政黨可能得到的物質資源的總量
三、非物質資源
(一)政黨支持者的本質
(二)政黨形象
第二節 政黨結構
一、地方政黨
政黨機器
二、州的黨組織
三、國傢的政黨
(一)全國代錶大會和全國委員會
(二)國會競選運動委員會
第三節 政黨活動的層次
第四節 組織上的變化和政黨層次之間的關係
一、政黨的非集權化的傳統
二、政黨國傢化的路途
(一)民主黨:規則的國傢化
(二)共和黨:通過服務實現國傢化
……
第四章 政黨和候選人提名
第五章 投票人:政黨意欲影響的目標
第六章 政治的競選運動:最終的考驗
第七章 執政黨
第八章 技術年代政黨的未來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代錶製的民主對公民的影響程度各不相同,不過,無一例外都具有某些共性。認識到在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社會中並不是所有的居民,能夠,或者願望,主動地參與政治,代錶民主製就體現瞭一種勞動的分工。一組相對少的個人被選舉齣來代錶其他的公民。為使選舉具有意義,就必需確定政府關注的主要問題領域,為投票人提供一些候選人,為投票人做齣判斷提供足夠的信息,使相當一部分投票人參加投票,保證獲得多數票的候選人成為勝利者。這些步驟都不會自然發生,大多數的條件——從確定問題,招募候選人,通知選民,到通知投票人和確保公正的選舉——都由政府之外的組織更好地處理著。給予現存的官員隊伍選擇其繼承人程序上排他的控製權,會增加欺騙的潛在性,減少變更領導集體的可能性。
代錶製的政府並不僅僅停留於投票箱。選舉之後重要的是,保證被選舉的和被指定的官員仍然對選民們負責,保證他們有辦法製造政策製定的聯盟,來實現公民們的優先選擇。在選舉之間對公民的需求做齣迴應極為重要,尤其是在一個錯綜復雜的社會裏,在這裏,選舉是在一般性的基礎上競爭,而政策又在特彆的標準上製定和執行。例如,1974年能源危機時為瞭節省汽油,規定瞭55英裏每小時的速度限製,這導緻瞭十多年的公民反應。
前言/序言
當《當代西方政黨研究譯叢》即將由商務印書館齣版之際,主編楊德山同誌要我為它寫一篇“總序”。在獲悉“譯叢”的編譯宗旨及總體構想後,我深信,它的齣版對於我國的政黨理論研究和政治體製改革實踐都將産生積極的影響;這套譯叢的齣版,錶明主編和齣版社是很有眼力和見地的。
顧名思義,“西方政黨”就是除瞭我國之外的其他歐美國傢的政黨,其涵蓋麵是相當寬泛的。顯然,“譯叢”的編者有意構築一個寬大的平颱,以便為讀者提供盡可能豐富多彩的譯著,這自然是明智之舉。然而,鑒於歐美政黨在世界政黨發展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當今世界政黨研究的實際情況,並考慮到列入本譯叢的第一批名著是5位西方政治學傢(即: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莫裏斯·迪韋爾熱[Maurice Duverger]、喬萬尼·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利昂·愛潑斯坦[Leon Epstein]和史蒂芬·弗蘭澤奇[StephenFYantzich])的著作,因而這個“總序”,在顧及“西方政黨”總體情況的前提下,將著重探討歐美政黨發展和政黨研究中的一些問題。
首先,讓我們放眼世界,綜觀當今國外政黨的概貌。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世界上大約90%的國傢有政黨,其餘的國傢尚無政黨。
《技術浪潮下的政治變革:重塑權力格局的時代敘事》 第一章:數字原住民的崛起與政治參與的轉型 “技術年代”並非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深刻影響我們生活方方麵麵的現實。尤為顯著的是,它正在重塑政治參與的形態,尤其是在那些被戲稱為“數字原住民”的年輕一代身上。他們伴隨互聯網、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長大,對信息獲取、交流互動以及社會動員的方式有著與前輩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實踐。 數字原住民的政治參與,首先體現在他們對傳統政治渠道的疏離與創新。傳統的遊說、集會、政治捐款等方式,在他們看來,效率低下且缺乏直接的互動性。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更傾嚮於利用社交媒體平颱,如Twitter、Instagram、TikTok等,來錶達觀點、形成社群、組織綫上綫下活動。這些平颱打破瞭時間和空間的限製,使得政治信息的傳播速度呈指數級增長,也降低瞭參與政治的門檻。一句精心設計的口號,一個引人注目的視頻,一段充滿激情的文字,都可能迅速引發廣泛的討論和響應,甚至促成大規模的綫下行動。 這種參與的轉型,帶來瞭新的挑戰和機遇。一方麵,它為公民社會注入瞭新的活力,使得 marginalized 的聲音更容易被聽到,一些長期被忽視的議題也因此獲得瞭前所未有的關注。例如,氣候變化、社會公正、性彆平等等議題,往往通過網絡上的集體討論和動員,迅速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並嚮政治決策者施壓。社交媒體成為瞭一個巨大的“意見晴雨錶”,也成為瞭動員和組織抗議、請願、甚至直接政治行動的重要工具。 另一方麵,這種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參與模式也帶來瞭新的睏境。信息的真假辨彆變得更加睏難,虛假信息和“後真相”現象的蔓延,為政治的理性討論和共識的形成設置瞭障礙。算法推薦機製可能導緻信息繭房的形成,加劇社會群體的隔閡和對立。此外,網絡暴力、人肉搜索等負麵現象,也可能對參與者的積極性造成打擊,甚至威脅到個人的安全。 更深層次而言,數字原住民的政治參與方式,正在挑戰傳統的權力結構和政治議程設置。他們不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主動的創造者和傳播者。他們通過自身的網絡影響力,能夠直接挑戰主流媒體的敘事,甚至繞過傳統政治精英,直接與大眾對話。這種“由下而上”的政治力量,迫使政治組織和政治人物必須重新審視他們的溝通策略和組織模式,以適應這一新的政治生態。 “技術年代”的政治參與,意味著政治不再是精英的專屬領域,而是人人都可以參與、人人都可以發聲的公共空間。理解數字原住民的崛起及其政治參與的轉型,是洞察未來政治格局的關鍵。這不僅僅是技術工具的改變,更是政治文化、政治動員方式以及權力運作邏輯的深刻變革。 第二章:信息洪流下的意識形態重塑與政治極化 數字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改變著信息的傳播方式,這股強大的信息洪流不僅衝擊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更在深刻地重塑著意識形態的形成和演變,並直接催生瞭令人擔憂的政治極化現象。 在“技術年代”到來之前,信息傳播主要依賴於傳統的媒體,如報紙、電視、廣播等。這些媒體雖然也存在一定的立場和傾嚮,但其信息生産和傳播相對集中,編輯和內容審核機製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證信息的質量和可信度。然而,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徹底打破瞭這種格局。信息不再是單嚮的、由少數精英傳播的,而是呈現齣多源、碎片化、即時化、互動化的特點。 這種變化對意識形態的形成帶來瞭根本性的衝擊。首先,信息的爆炸式增長使得個體能夠接觸到更廣泛的信息來源,理論上這應該能夠促進更全麵的認知和更理性的判斷。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算法推薦機製和社交媒體的傳播邏輯,卻往往將用戶推嚮符閤其已有觀點的信息,形成瞭所謂的“信息繭房”或“迴聲室效應”。在這種環境下,個體的信息攝入被過濾和強化,原有的觀點被不斷印證,而相反的觀點則被屏蔽或邊緣化。久而久之,個體的認知邊界被不斷壓縮,思維方式也變得愈發狹隘。 其次,社交媒體的傳播特性,如情緒化錶達、簡化敘事、以及對眼球效應的追求,極大地助長瞭意識形態的極端化。在信息傳播過程中,那些能夠引發強烈情緒反應的內容,無論是憤怒、恐懼還是興奮,更容易獲得傳播的動力。這使得政治議題的討論往往脫離瞭理性的分析和復雜的論證,而被簡化為非黑即白的對立。極端化的言論和觀點,通過網絡空間的放大效應,變得更加醒目和具有影響力,從而吸引瞭更多持相似觀點的個體,進一步鞏固瞭群體內部的認同,並對外部群體産生瞭強烈的排斥。 這種意識形態的重塑,直接導緻瞭政治極化的加劇。政治極化指的是,社會在政治立場上的分歧日益擴大,溫和派的聲音被邊緣化,左右兩翼的立場越來越尖銳,不同政治派彆之間的敵意和不信任感不斷加深。在“技術年代”,這種極化尤為顯著。社交媒體成為瞭意識形態交鋒的主戰場。政治團體和個人利用平颱傳播有利於自身意識形態的內容,攻擊對手,並積極進行意識形態的“戰術性”傳播。那些看似不經意的網絡評論、分享或轉發,都可能成為意識形態傳播的微小節點,最終匯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意識形態的極化,往往伴隨著對事實的漠視和對科學的懷疑。當個體完全沉浸在符閤自身意識形態的“信息宇宙”中時,他們對與之相悖的證據和事實會産生天然的抵觸。所謂的“僞科學”、“陰謀論”等,也更容易在特定意識形態群體中找到土壤,並獲得傳播的動力。這不僅阻礙瞭社會對復雜問題的理性認知和有效解決,也嚴重侵蝕瞭社會共識的基礎。 “技術年代”的信息洪流,雖然帶來瞭前所未有的信息獲取便利,但也成為瞭意識形態重塑和政治極化的催化劑。理解這種信息傳播模式如何影響我們的認知,如何塑造我們的政治觀念,以及如何加劇社會的分裂,是應對當前政治挑戰的關鍵。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更是關於人類認知、社會結構以及民主治理模式的深刻反思。 第三章:算法治理的崛起與政治權力的新邊界 在“技術年代”,算法不再僅僅是代碼和數據,它們已經悄然滲透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麵麵,並開始扮演起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形成瞭所謂的“算法治理”。這種新的治理模式,不僅改變瞭政治決策的流程和方式,更在重塑政治權力的邊界,引發瞭關於透明度、問責製以及公民權利的新一輪討論。 算法治理的核心在於,利用復雜的算法模型,通過對海量數據的分析,來識彆模式、預測趨勢、優化決策,甚至直接執行某些治理任務。例如,在城市管理中,算法可以用於交通流量優化、犯罪風險預測、公共資源分配等;在經濟領域,算法可以用於市場監管、金融風險控製;在政治傳播中,算法則負責內容推薦、輿情分析、甚至輔助選舉策略的製定。 算法治理的吸引力在於其“效率”和“客觀性”的承諾。理論上,算法能夠處理比人類更龐大的信息量,做齣更快速、更一緻的判斷,並且不受個人情感、偏見或利益驅動的影響。這使得一些人相信,算法治理能夠減少人為錯誤,提高治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甚至能夠實現某種形式的“技術烏托邦”。 然而,算法治理的崛起也帶來瞭深刻的權力重塑和新的倫理挑戰。首先,算法本身並非天然“客觀”的,它們是人類設計和編碼的産物,不可避免地會包含設計者的價值觀、偏見甚至隱含的歧視。例如,用於預測犯罪風險的算法,如果基於曆史數據訓練,可能會因為曆史上的不公和歧視,而對特定族裔或社區産生係統性的偏見,從而導緻不公平的執法和資源分配。這種“算法歧視”是算法治理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其次,算法的“黑箱”特性,即其內部決策過程難以被普通人理解和解釋,極大地挑戰瞭政治權力的透明度和問責製。當重要的公共決策由算法做齣時,公眾如何瞭解其依據?當算法齣錯導緻不良後果時,誰應該為此負責?是算法的設計者?是使用算法的政府部門?還是算法本身?這種責任的模糊性,為政治問責帶來瞭巨大的難題。 此外,算法治理正在悄然改變政治權力的邊界。那些掌握算法技術和數據資源的公司或機構,實際上獲得瞭巨大的影響力。它們能夠通過算法操縱信息的傳播,影響公眾的認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治議程。例如,大型科技公司通過其平颱算法,決定用戶看到什麼信息,從而間接影響瞭政治討論的走嚮和選舉結果。這種“技術巨頭”的權力,是否應該受到限製?它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又應該如何界定? 更進一步,算法治理可能導緻“算法集權”的風險。當越來越多的權力被委托給算法,決策過程變得更加自動化和去人化,傳統的民主參與和監督機製可能麵臨失效的風險。公民如何監督算法的運行?如何參與算法的製定和評估?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技術年代”的算法治理,是政治權力運作方式的一次深刻變革。它既帶來瞭提升治理效率的潛力,也潛藏著加劇不公、侵蝕民主的風險。理解算法治理的本質,審視其對政治權力邊界的影響,並積極探索建立有效的監管和問責機製,是確保技術進步服務於公共利益、維護民主價值的關鍵。這不僅是對技術本身的挑戰,更是對我們如何構建未來社會治理模式的深刻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