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经典系列：帝国 中信出版社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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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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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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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尔·弗格森
• 中信出版社
• 金融史
• 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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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29292

商品编码：1030302610

品牌：中信出版（Citic Press）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2-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8

内容简介

    短短400年间，大英帝国是如何崛起，并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的？今天的英国，它的主导地位已经结束了吗？
    英国最重要的金融历史学家之一尼尔·弗格森在新书中深入探讨了大英帝国的崛起以及对政治，经济和世界贸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个远眺欧洲大陆西北沿岸的多雨的群岛国家何以能在全球称霸？这不仅仅是英国历史所关注的，也是世界历史所需解释的基本问题。
    作者在这本书中无意详细描述大英帝国通史，只是想记录大英帝国以及殖民地推动下的全球化发展。《帝国》总体上以时间顺序为框架，主要以商品市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体全球化，资本市场全球化，战争全球化这六大主题为主线记述一个帝国崛起的原因，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深远影响。阅读《帝国》，必能帮你了解帝国的崛起以及帝国权力转移的微妙过程，同时从历史的视角，理解大英帝国的崛起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角色。

作者简介

    尼尔·弗格森，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著有畅销书《文明》、《虚拟的历史》、《顶级金融家》、《纸与铁》、《金钱交易》、《战争的悲悯》、《巨人》、《货币崛起》、《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还为多家报纸和杂志撰稿。此外，他还为英国第四频道撰写并制作了四部非常成功的电视纪录片：《帝国》、《美国巨人》、《世界战争》、《货币崛起》和《文明》。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英国何以强大？
海盗
英国蔗糖热
英国的商品贸易
战争中的人
帝国税收
第二章 白人祸患
种植园
黑人与白人
美国独立战
移居澳大利亚
第三章 帝国使命
维多利亚时期
文明的冲突
第四章 天之骄子
远距离战斗
远离印度平原
守旧主义
第五章 帝国的旗帜
大不列颠
帝国鼎盛
玛弗肯战略要地
第六章 帝国的衰落
世界大战
集体质疑
从主人到奴隶
权力的交接
后记

前言

英国如今控制着3.5亿海外殖民地居民的命运，如果没有一支强大军队的保卫，这些人无法获得有效保护，往往容易遭受掠夺和不公正的待遇。英国对殖民地居民的统治并非无懈可击，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我敢说，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宗主国能够给予其附属国人民如此礼遇。
乔治·M·朗教授，1909年
殖民主义导致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排外情绪，以及与之相关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非洲人民和非洲裔人民，以及亚裔人民和原住民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并且至今仍受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影响……
《德班宣言》，反对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2001年
曾经有这么一个帝国，它统治着约占全球1/4的疆域和人口，以及几乎全部的海域。不用说，这个帝国就是英国，其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这个远眺欧洲大陆西北沿岸的多雨的群岛国家何以能在全球称霸？不仅英国历史关注这一问题，甚至世界历史也需要对此获得答案。同样的，这也是本书希望能够回答的问题之一。本书所要解答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帝国的存在究竟是人类的一大幸事，还是不幸，或许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如今我们普遍的说法是，总体来看英国的出现是人类的不幸。它之所以背负如此恶名，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它曾经参与了大西洋贩奴贸易，并支持奴隶制。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历史问题，它已经成为政治问题，也有可能成为法律问题。1999年4月，非洲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阿克拉召开会议，公开要求“西欧及美洲参与贩奴贸易，并从贩奴及殖民统治中受益的所有国家和机构”应该作出赔偿。根据“奴隶贸易中非洲损失的人口，以及殖民统治期间非洲被掠夺的黄金、钻石及其他矿产的价值估计”，赔偿总额应该达到777万亿美元。1850年之前，1 000万左右被运往大西洋各国为奴的非洲人中，有300万人是乘坐英国的船只漂洋过海的，因此，英国应承担的赔偿款可能高达150万亿英镑。
这样的巨额索赔看起来似乎不太现实。但是，这些观点在2001年夏于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上还是获得了声援。此次会议的最终报告“承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有违人道的犯罪”，“非洲人民和非洲裔人民，以及亚裔人民和原住民”都是“受害者”。在此次大会的另一项声明中，“殖民主义”被随意地与“奴隶制、奴隶贸易……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等放在一起谴责。该声明对联合国各成员国提出了一个号召，要求大家“尊重历史惨剧受害者的记忆”。它指出：“有些国家已经为它们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作出了道歉，并进行了必要的赔偿。”此次会议“呼吁那些尚未为恢复受害者尊严而作出任何努力的国家和个人，以合适的方式采取行动。”
这样的呼吁在英国也并未被人忽略。2002年5月，位于英国伦敦的智囊团的主任提议，英国女王应该“遍访世界各国，为英国曾经所犯的罪行道歉，这是提升英国政府职能和国际地位的第一步”。对此进行报道的媒体还增添了这样一条注释：“英国在1918年的鼎盛时期统治了世界1/4的疆域和人口，英国批评家声称，它的巨额财富是建立在压迫和剥削之上的。”
我写本书时，恰好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一个显然是面向学生的版块）上看到了一则针对英国历史的评述，这段评述同样也很深刻：
英国的辉煌是建立在屠杀和掠夺之上的：它的军队屠杀了无数军备实力较弱国家的人民，并掠夺了他们的国家，虽然这种方法后来有所改变：当英勇的革命者和抗议者圣雄甘地，以及像他那样的人开始关注人民的诉求时，穷兵黩武的制度……瓦解了，用机枪大肆屠杀的行为遭到了舆论的谴责。
近来，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节目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浓缩了当前人们对英国历史的传统思考和认识。他问道：“一个自认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了世界上如此广大的疆域……一个自由之国何以变成了一个奴役之国？”为什么“出自善意”的英国人却因“市场崇拜”，而牺牲了“共同人性”？
受益者
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才让我的亲戚现在遍布世界各地—加拿大的艾伯塔、美加交界的安大略地区、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佩斯。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爷爷约翰才能在他刚满20岁时就到厄瓜多尔向印第安人贩卖五金器具和烈酒。我奶奶的起居室墙上挂着两幅很大的油画，就是爷爷当年带回来的，美丽的安第斯山脉的风景简直让家里光彩照人，我从小就是看着这两幅画长大的。我还记得奶奶的展示柜里有两个满脸愁苦的印第安娃娃，似乎是不堪背上木柴的重负，它们极不协调地摆在几个瓷器人偶旁边。也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外公汤姆·汉密尔顿才会在英国皇家空军当了3年多的军官，曾在印度和缅甸与日本人作战。他的家信一直被我的外婆珍藏着，这些信以敏锐的观察和雄辩的事实精彩地记录了战时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信中充满了对自由主义的怀疑，这几乎成为我外公的哲学理念的核心。我至今仍记得当年我翻阅外公驻防印度时所拍摄的那些照片时的喜悦，听他给我讲俯冲而下的鸢鹞鹰和炎热气候故事时的激动。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叔叔伊恩·弗格森在获得建筑师资格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位于加尔各答的公司工作。伊恩是在英国皇家海军中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之后，他辗转于非洲，后来又到了海湾各国，在国外度过了余生。对我来说，伊恩就是流放者、探险家的典型：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酗酒、极度愤世嫉俗。他也是第一个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以大人的称谓称呼我的人，我早就领教了他满口亵渎神灵的语言，以及他的黑色幽默。
伊恩的兄弟—我的父亲也曾漂泊异乡。1966年，我的父亲在格拉斯哥学医结束后，不顾亲友的劝阻，带上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举家搬到了肯尼亚，他在内罗毕工作了两年，一边行医，一边教书。所以，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童年记忆里才有了非洲殖民地的故事；虽然肯尼亚已经独立3年了，广播里也不停地播放肯尼亚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以其标志性的语调号召大家“让我们团结起来”，但那里的情况从“白色祸害”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当时，我们在那里建造自己的平房、拥有佣人，并且偶尔说一些斯瓦希里语。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安全感。那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外出觅食的印度豹、吉库尤女人的歌声、第一场雨的气息，以及熟透芒果的滋味，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怀疑，这也是我母亲过得最幸福的时光了。尽管我们后来回到了格拉斯哥，不得不忍受灰蒙蒙的天空和寒冷潮湿的环境，不过我们的家里摆满了从肯尼亚带回来的物品。沙发上铺着羚羊皮，墙上挂着马赛武士的肖像，还有一个雕刻粗糙却装饰精美的脚凳，我和姐姐总爱坐在脚凳上。我和姐姐每人都有一个斑马皮做的鼓，一个蒙巴萨产的漂亮篮子，一个羚羊鬃毛制的苍蝇掸子，还有一个吉库尤玩偶。事实上，我们简直生活在一个小型的后殖民地博物馆中，尽管年少的我们一无所知。我至今还珍藏着一些河马、疣猪、大象和狮子的木雕，它们曾经都是我的  宝贝。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回到了英国，此后再也没有返回肯尼亚。唯一没有回英国的是我的姑奶奶阿格尼丝·弗格森（认识的人都叫她阿吉）。她出生于1888年，是我的曾祖父詹姆士·弗格森（他是一位园丁）和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要想知道帝国的梦想有多大的改变力量，看看阿吉就明白了。1911年，受图册上美丽的加拿大牧场风光的诱惑，她和她的新婚丈夫欧内斯特·布朗决定步其兄弟的后尘：离开他们在伐夫郡的家，离开他们的亲朋好友，向西行进。吸引他们的是萨斯喀彻温省160英亩无人问津的荒地。唯一的规定是，土地所有人必须在那里定居下来，并开垦土地。家族中曾经有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阿吉和欧内斯特原本是要乘坐泰坦尼克号出航的，但阴差阳错，他们并没有上船，倒是行李被送上了船，随着泰坦尼克号一同沉没。他们确实命大，可问题是这也意味着他们要从零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生活。如果阿吉和欧内斯特认为，他们就此将告别苏格兰可怕的冬天，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上当了。格兰岩是一片狂风肆虐的荒原，那里的温度会骤然降低，远比阴雨连绵的伐夫郡冷多了。欧内斯特在给他嫂子内尔的信中说，这里“简直冷得可怕”。他们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房子简陋极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鸡窝”。离他们最近的城镇穆斯乔在152公里之外。一开始，他们周边的邻居都是印第安人，不过他们还算友好。
不过，从他们每年圣诞节寄给亲戚们的黑白照片来看，照片里的他们和他们在“牧场的家”，无不述说着这对夫妇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故事。阿吉成了三个健康孩子的母亲，当初那位远离家乡的新娘脸上的愁苦已经烟消云散。欧内斯特也因长年辛苦农作而晒黑了脸庞，身体也变得结实不少；他刮掉了胡子，原本哭丧的脸也变得英俊起来。他们的“鸡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体面的木制农舍。渐渐地，附近的苏格兰人越来越多，这化解了他们初到时的寂寞感。在远离家乡的异地能与同乡共度新年，确实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因为，“在这些苏格兰人来之前，他们很少有过新年的感受”。如今，他们的10个孙辈生活在加拿大的不同城市。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比英国高出了近10%，仅次于美国。这些也多亏了英国当年的殖民统治。
如果说我是在英国的帝国阴影中长大的，恐怕你联想到的会是一片惨淡景象。但是对苏格兰人来说，英国的帝国统治代表着光明的太阳。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昔日的版图已经所剩无几，但是我的家族却依旧笃信帝国的理想，毫不怀疑它的重要性。确实，英国的帝国传奇无处不在，无人不知，我们已经将其视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了。在加拿大度假，也没让我们改变这种想法。天主教国家—爱尔兰—的持续丑化，也没有改变我们的观念。当时，克莱德南部的爱尔兰在我们的生活中仍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大后，我还沾沾自喜地认为，格拉斯哥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也从未质疑过赖德·哈格德和约翰·巴肯的小说；还喜欢英国特色的运动—最棒的就是“不列颠雄狮”队在澳大利亚、新泽西以及南非的巡回橄榄球赛（不过可惜的是，在南非的比赛后来被终止了）①。在家里，我们吃的是“英式饼干”；在学校，我们学的是“英式射击”。
反面例子
不可否认，当我十几岁的时候，身穿红制服，头戴圆帽盔，满脸严肃的英国人统治世界的印象差不多已成一个笑话，也成为电影中的素材。可能这种原型来自蒙蒂·派森电影《生活的意义》的一个片段：在与祖鲁人的战役中身受重伤、浑身血污的“汤米”神往地欢呼道：“我是说，我杀了15个坏蛋，先生。现在，如果我回去的话，我肯定会被吊死的！可是在这里，我还能得到奖章，先生！”
1982年我考上牛津大学时，英国的帝国梦想早已被人遗忘，甚至已经没人拿它作笑料了。那时，牛津的学联还会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比如“议会对殖民统治表示后悔”，年轻鲁莽的我立即对这个议题提出了反对，我的学生政治领袖生涯也因此早早地夭折了。事实上，我是在那时候才有所醒悟的：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对英国的过去怀有一种甜蜜的眷念。事实上，现在的很多人看到我竟然打算为英国的帝国统治作辩护，都会心生反感。当我热切地钻研这一课题时，我才发现，我和我的家庭竟然不幸地被误导了：英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成本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它所带来的利益。它的出现最终还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在此，我没有必要详细阐述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它们归结起来无非有两点：第一，殖民统治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了灾难；第二，殖民统治也给殖民者本身带来了恶果。前者是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先知穆塔吉赫林》（1789年）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高拉姆·侯赛因·汗，到《东方主义》（1978年）的作者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伊德，包括列宁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思想流派都体现了这个观点。后者属于自由主义观点，最早是由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亚当·斯密认为，多年来即使是从英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大英帝国的建立也只是“浪费金钱”。
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论点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剥削，从本质上讲，殖民统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欧洲人显然是真心实意地理解和研究原住民文化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被殖民者的剩余价值。而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则更加复杂。自由主义者认为，由于帝国主义运用了从军事武力、特惠关税到有利于宗主国商业垄断等种种手段，从而扭曲了市场力量，因此，即使是对宗主国自身的长远的经济利益来说也是不利的。这种观点认为，对世界经济的其他部分来说，自由的经济融合要比通过帝国主义手段实行强迫性融合更有效。因此，对英国来说，投资于国内的产业可能要比向遥远的殖民地一掷千金更有意义，因为如果没有开拓和保卫帝国巨大版图的开销负担，纳税人完全可以把这些钱花在购买现代消费品上。一位历史学家在《牛津大英帝国史》中甚至推算出，如果英国在19世纪40代中期就甩掉帝国的包袱，那么它将有望获得的“去殖民化红利”相当于减税25％。这笔节省下来的税赋可用于投资电力、汽车、耐用消费品行业，从而极大地促进家乡工业的现代化。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J·A·霍布森和伦纳德·霍布豪斯等人就进行过类似的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分别继承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理查德·科布登与约翰·布莱特的思想衣钵。在《国富论》（1776年）中，亚当·斯密也质疑了“建立一个国家，让整个国家的消费者不得不从其殖民统治下的各个产品生产国购买供应给他们的所有产品”的理念。但是，最早坚信英国在进行贸易扩张的同时，必须实行彻底不干涉外交政策的人还是科布登。他坚持认为，贸易本身就是一剂“万能良药”：
……

精彩书摘

    英国何以强大？
    塞缪尔·约翰逊，《拉塞勒斯》
    欧洲人为什么变得如此强大；或者说，为什么他们能轻易踏上亚洲和非洲的土地，无论是开展贸易还是进行掠夺，为什么亚洲人和非洲人未能踏上欧洲人的海岸线，在欧洲人的港口建立殖民地，并在殖民地制定法律呢？要知道，把他们带回去的那阵风同样也能把我们带到那里。
    1663年12月，一个名叫亨利·摩根的威尔士男子驾船航行500英里，穿越加勒比海，奇袭了西班牙沿海前哨，尼加拉瓜湖北部的格兰纳达。这次冒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寻找和偷窃西班牙的黄金，或者其他可以搬运的财物。据牙买加总督向伦敦发回的报告得知，当摩根和他的手下登陆格兰纳达后，“他们猛开了一阵火，打死了18个神枪手……占领了士军长的驻地，里面都是当地人的武器和弹药，还在大教堂囚禁了300个青壮年……这场劫掠持续了16个小时，最后他们释放了所有关押的囚犯，击沉了所有的船只后扬长而去。”就此拉开了17世纪最令人瞩目的“打、砸、抢、掠”狂欢的序幕。
    别忘了，大英帝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家的：漂洋过海用暴力和劫掠的手段给当地人民带来灾难。当然，对于力求在异国建立英国式法律体制的帝国主义者，或者希望在海外开展新生活的殖民者来说，他们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对于他们来说，摩根和那帮“吃熏肉”①的同伙其实就是小偷，想要偷走其他帝国的利益。
    这帮海盗们自称“海岸兄弟会”成员，他们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分赃体系，包括伤病保险政策。从本质上说，他们从事的是有组织的犯罪。当1668年摩根再次在巴拿马发起对西班牙殖民地波特贝洛小镇的劫掠时，他带回来大量战利品—总共2 500枚金币—这些金币在牙买加完全可以当做合法钱币使用。采用这种方式，仅仅一次劫掠就相当于获得了6万英镑。英国政府不仅对摩根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积极地鼓励他。在伦敦政客的眼中，海盗行径只不过是向英格兰的欧洲宿敌西班牙发起的一场低成本战争。事实上，英国王室还给海盗们颁发了“武装民船”的执照，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身份，以便从他们的战利品中分得一杯羹。大英帝国的起家不仅靠官方的武装力量，也靠民间的掠夺力量，摩根的海盗生涯就是一个经典例子。
    海盗
    曾经有人认为，大英帝国是“不经意间”建立起来的。殊不知，英格兰的扩张远非机缘巧合，完全就是有意识地模仿。经济历史学家常常将英国称为“第一个工业国家”，但是，在欧洲各国争建帝国的竞赛中，英国绝对属于起步晚的。比如，英国直到1655年才统治了牙买加。那时，大英帝国的版图不过包括加勒比海的几座小岛，北美的几个“种植园”，以及印度的一些港口。而1.5个世纪之前，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已经在美洲建立了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帝国成为全世界觊觎的中心，它西起西班牙马德里，东到菲律宾马尼拉，还囊括了秘鲁和墨西哥—美洲大陆上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比西班牙帝国幅员更辽阔，但财富稍逊的则是葡萄牙帝国，西起大西洋的马德拉群岛和圣多美，东到巴西的广大领土，还在西非、印度尼西亚、印度，甚至中国建了无数的贸易港口。1493年，罗马教皇发出公告，将其在美洲的贸易转到西班牙，在亚洲的贸易转到葡萄牙。在殖民地统治中，葡萄牙人获得了糖、香料和奴隶。但是，最让英国人嫉妒的，是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发现的宝贝—黄金和白银。
    从亨利七世开始，英国人就开始梦想着找到他们的“黄金之国”，以期自己也能依靠美洲的贵金属发财。但长期以来，他们总是无功而返。获得财富的方法只是利用他们的航海技能去掠夺西班牙的船只和殖民地。早在1496年3月，显然是受3年前哥伦布代表西班牙王室发现美洲的故事所触动，亨利七世向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伯特颁发了许可证，全权授权他及其儿子开展以下行为：
    打着大英帝国的旗号乘船开赴太平洋东岸、西岸和北岸（南岸就不去了，以免与西班牙利益相冲突）的所有地区……以开发和探索那些对基督教教徒来说未知的、野蛮人和异教徒聚居的任何岛屿、国家、地区或者省份，无论它位于世界的哪个位置……从而攻克、占领和占据他们发现的任何有能力统治的城镇、城堡、城市和岛屿，因为我们在那里的封臣、代理总督和代表已经为我们获得了治理这些城镇、城堡、城市和岛屿的统治权、资格和司法权……
    宗教改革后，英国建立帝国的野心变得愈发强烈，当时一些支持英国与天主教西班牙开战的人开始声辩，英国负有建立一个新教帝国，以抗衡西班牙和葡萄牙“教皇”帝国的宗教责任。伊丽莎白时期的学者理查德·哈克卢特也声称，如果教皇能够赋予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以占领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你已经发现的，或者即将发现的……那些岛屿和土地”的权利，那么英国王室也有责任代表新教“扩大和推动……基督教信仰”。因此，英国建立帝国的初衷就是为了对抗老对手西班牙。大英帝国是建立在新教基础之上的，就像西班牙是建立在天主教基础之上一样。
    当然，两国的政治差别很明显。西班牙帝国是一个集权的独裁帝国。当国库中充满了从美洲掠夺来的贵金属时，西班牙国王便按捺不住一统世界的野心了。这些钱除了用来增添他的荣耀之外，还能干什么呢？英国的情况却不同，君王并非独享权力，相反，君王的权力是有限的。国内富有的贵族阶层，以及上下两院，都瓜分了君王的权力。1649年，一位英国国王甚至因为竟敢反抗议会的政治声明而遭到处决。由于在财政上依赖于议会，因此英国国王只能依靠民间的探险力量发动他们的战争。但是，英国王室的弱点从长远来看却成为一大优势。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权力越分散，财富也就越分散。同时，征税政策只有得到议会的批准才能实行。因此，有钱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不会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来强行征收他们的财产。事实证明，这成为探险者最重要的驱动因素。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英格兰应该在哪里建立起它的反西班牙统治权呢？1589年，哈克卢特从他同名同姓的堂兄弟那里看到了这种无尽的可能性：
    ……我发现（我堂兄的）桌子上躺着一张……世界地图。看到我好奇地瞅着这张地图，他便开始启发起一无所知的我。他告诉我，以前我们都将地球分为三部分，不过按照最近的更好的划分法，可分为更多的部分。他拿起一根棍子指向所有已知的海域、海湾、海峡、海角、河流、帝国、王国、公爵领地，以及其他各个地区，并告诉我这些地方有什么特产，或者缺什么东西，多亏了如今交通的发展和商人的介入，各地的物资都极大地丰富了。把地图放到一边，他又拿出了一本《圣经》，翻到《诗篇》第107页，指给我看23行和24行的句子：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还有他在深水中的奇事。
    但是，哈克卢特的堂兄并没有告诉他，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地方存在着未被占领的黄金和白银产地。
    历史上有记录的，以寻找金银矿为目的的首次英国探险发生在1480年，当时，意气风发的航海家乘船从英国西部港口布里斯托尔出发，寻找“爱尔兰西部的布拉希勒岛”。这次成功的探险并未被记录下来，这似乎有些令人困惑。威尼斯航海家约翰·科布登曾在1497年从布里斯托尔出发，成功地穿越大西洋，但是次年他就在海上失踪了。科布登自称发现了通向亚洲的新路线（导致他丧命的第二次海上探险的目的地是日本，当时被称做Cipango），不过在英格兰很少有人相信他这种说法。很可能，早年从布里斯托尔出发的船只抵达的目的地是美洲。当然，早在1501年，西班牙政府就开始头痛英国远征者会不会把西班牙人驱逐出墨西哥湾富饶的领地—西班牙政府甚至雇用了一支远征军，企图“阻止英国人前往那个方向探险”。如果说布里斯托尔的航海家，比如休·埃利奥特确实在早年就横渡大西洋，他们到达的应该是现在的加拿大纽芬兰，他们找到的也不是黄金。1503年，亨利七世的家谱中记录了支付给“从纽芬兰岛回来的劫掠者们”的酬金。对布里斯托尔的商人来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纽芬兰沿海广大的鳕鱼捕猎海域。
    当初，吸引理查德·格林维尔爵士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就是黄金。或者，就像1574年他在请愿书中所写，吸引他的是“从那些国家带回黄金、白银和珠宝等财宝的可能性，就像其他君王从类似地区获益一样。”3年后，同样也是“寻找黄金和白银的巨大希望”—更不用说寻找“香料、药材和胭脂虫”了—激励了弗朗西斯·德拉克爵士去南美洲探险。（“毫无疑问。”哈克卢特曾满怀激情地说道：“我们将为英格兰获得秘鲁的所有黄金矿藏……”）马丁·弗罗比舍在1576年、1577年和1578年的探险也是为了寻找珍贵的矿产。从1606年颁发给托马斯·盖茨爵士及其他人的许可证来看，发现和挖掘“黄金、白银和铜矿”也是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初衷。（直到1607年，人们仍对弗吉尼亚“富藏黄金和铜”抱有一线希望）这是当年人们的固定思维。沃特·罗利爵士在《广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以及黄金城市马诺的发现》中宣称：西班牙的伟大与“大宗的塞维利亚柑橘贸易……”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它在印度发现的黄金……威胁和扰乱着欧洲所有的国家”。罗利爵士在1595年尽职地航行到特立尼达岛，袭击了西班牙在圣何塞–德奥鲁尼亚基地，并抓获了东尼奥·德贝里奥。他认为此人一定知道“黄金之国”的方位。坐在奥里诺科三角洲一艘肮脏的船上，罗利哀叹道：“我敢打赌，英格兰没有任何监狱会比这更令人恶心和憎恶了，尤其是对我这样多年来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人来说。”
    如果他们最终发现了那些金灿灿的贵金属，那么所有的困难还算是值得的。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如愿以偿。弗罗比舍只带回来一个爱斯基摩人；而罗利期望发现“广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帝国”的梦想也没有实现。罗利在奥里诺科河上看到的最令人愉悦的东西并非黄金，而是一个当地女人（我此生从未见过比她更迷人的女人：不高不矮、黑色的眼眸、丰腴的身材、姣好的面容……我在英格兰也见过像她一样漂亮的女人，但是像她这样肤色的，我敢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卡罗尼河口，他们找到了一些铁矿，但没有发现黄金。据他妻子回忆，他“带着最高荣誉”回到了英国普利茅斯港口，但是“带回的财宝却不多”。女王很失望。同时，在了解到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纽波特的人在弗吉尼亚发现的一处矿产后，罗利彻底打消了寻找黄金的念头。正如沃特·科普爵士在1607年8月13日向沙利斯伯利勋爵报告说：“以前我们都向您汇报黄金的信息，而现在，我们最多只能汇报一些铜矿的消息，我们的探索证明，这块土地是我们的迦南地①，而不是奥斐②……最终所有一切都将归于尘土。”同样，1618~1621年间，远赴冈比亚寻找黄金的三次旅程都一无所获；事实上，他们还损失了5 600英镑。
    西班牙在征服秘鲁和墨西哥后，发现了大量白银。而英国人找遍加拿大、圭亚那、弗吉尼亚和冈比亚，却一无所获。因此，不走运的英国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掠夺西班牙人。16世纪70年代，德雷克就是靠这种方法在加勒比海和巴拿马挣钱的。这是霍金斯在1581年袭击亚述尔群岛的原因，也是德雷克在4年后袭击喀他赫纳（哥伦比亚的一个海港）和圣多明各的主要目的。通常来说，如果探险过程中出现问题—就像汉弗莱·吉尔波特爵士在1578远赴西印度群岛探险途中，船只在爱尔兰沿海不幸沉没—幸存者往往当海盗赚钱生存。罗利爵士也是依靠这种方式为他寻找“黄金之国”的探险之旅筹措资金—他指示他的船长埃米雅斯袭击了加拉加斯、里奥阿查和圣玛尔塔。1617年，罗利在说服詹姆士一世将他从伦敦塔中释放出来（从1603年起，他就被以叛国罪关在了里面），并再次进行探险努力时，也是通过在海上打劫筹钱的。罗利好不容易筹集了3万英镑，并集结了一个舰队。但此时，西班牙在当地的军备已经非常先进，军备管理也极其森严，结果此次探险以悲剧告终。罗利的儿子违背了他对詹姆士一世的承诺（即不再制造任何与西班牙的摩擦），袭击了西班牙控制下的圣多美，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次运气不佳的探险的唯一收获就是两块金条（还是从圣多美总督的保险箱中拿出来的），还有一些银盘、一些祖母绿宝石和一些烟草，另外还抓了一个印度人，因为罗利希望此人能够知道那个虚无缥缈的金矿所在。西班牙大使谴责罗利和他的手下是“海盗、海盗、海盗！”（这么说其实也很公正），罗利在回国后便被如期处死。他至死都还相信，“圣多美方圆4.8公里之内……肯定有金矿”。罗利在绞刑架上宣称：“我全心全意地寻找黄金，为的就是国王陛下的利益，以及那些追随我的人，和我所有同胞的利益。”
    即使英国船只远征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价值远不如黄金的其他货物，它们与其他列强的利益冲突仍不可避免。当约翰·霍金斯在16世纪60年代试图参与西非的奴隶贸易时，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与西班牙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以无耻的海盗传统为基础，英国发展了“武装民船”或民间海战制度。面对西班牙的直接威胁—强盛的西班牙发展起了强大的“无敌舰队”，以及更强大的国力—伊丽莎白一世作出了一个显然很敏感的决定，准许了这种民间海盗行为，反正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就这样，掠夺西班牙就成了一项战略行动。英国在1585~1604年间与西班牙多次发生战事，每年差不多有100~200艘船负责在加勒比海骚扰西班牙船只，抢夺回来的财物每年至少价值20万英镑。这是彻底的海上大混战，同时，英国的“暴力复仇船只”会攻击任何一艘离开或者驶入伊比利亚港口的船只。
    “海洋是唯一一个自然归属于我们的帝国。”英国萨尔托恩的作家安德鲁·弗莱彻曾在17世纪末这样写道。在18世纪初叶，詹姆斯·托马斯也曾写道，英国建立了一个“当之无愧的海上帝国”。可以说，大英帝国崛起的关键就在于无敌舰队建立后的1个世纪里，海上帝国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为什么英国人是抢夺高手？要知道，他们必须克服很多自然劣势。比如，大西洋的风和洋流呈顺时针流动，使得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比较容易到达伊比利亚半岛和中美洲地区。相比而言，大西洋东北部的大部分时间吹的是西南风（来自西南方向），这使得去北美洲的英国船只不得不顶风行驶。如果他们顺着南大西洋常见的东北风开往加勒比海，就比较容易。长期以来，在沿海活动的水手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掌握海洋航行的技巧，而葡萄牙人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相当娴熟。1586年德雷克原本打算从卡塔赫纳到古巴的西印度群岛探险之旅，也因为航海失误和磁罗经的综合作用，在16天后以返回喀他卡塔告终。
    在航海技术上，英国人也落在了后面。从速度上来说，葡萄牙人是最快的。在15世纪末叶，他们就懂得了建造三桅帆船，一般以方形的船帆作为前帆，主帆和一个三角形的船帆作为后帆，这样船更容易根据风向抢风航行。他们也是轻型帆船的开创者，这种船是在一个坚实的内部框架的基础上建造的，而不是以鱼鳞迭接的方式建造。这么做不仅成本低，而且能够容纳下一个防水的炮眼。但它的问题就在于，当时海上交战是很频繁的事。如果论海上射击，利比里亚轻型帆船远不是威尼斯巨型舰的对手，因为后者可以负载更重的辎重。1513年，亨利八世就亲眼目睹了地中海巨型舰在布列塔尼沿海轻而易举地击沉了他的一艘船只，并将另一艘船只损毁，他的海军部长也因此牺牲。威尼斯巨型舰可以发射重达60英磅的炮弹。直到16世纪40年代，英国和苏格兰海军才懂得制造带有专门填补弹药的轻型帆船式军舰，能够负载足够多的军火。
    但是，英国人在航海技术上也奋起直追。到伊丽莎白一世时，一种“帆船式巨型舰”的结合体，或者说大型帆船诞生了，上面能够装载四门朝前开火的大炮，这种大型帆船成为英国舰队的主力。它的打击力或许不如巨型舰，但是在速度和军火装运方面已经完全可与之媲美了。在船只设计不断进步的同时，英国的枪炮也随着铁矿的发现和铁用途的增加而得到了改进。英国人自己生产的铁制加农炮虽然很难发射，但造价便宜（是一般加农炮价格的1/5）。这就意味着“每英镑打出的炮”更多，这种技术优势差不多持续了一个世纪。另外，随着德特福的港务局重组、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应用、对磁罗经以及磁极认识的提高，以及对诸如《水手的镜子》等书中用荷兰语绘制图表的翻译，和一些更加精确的地图的出版（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就提到过“新增了东西印度群岛的新版地图”），英国水手的航海技术也逐渐提高了。
    英国人对海员健康的关注和改善，也开了先河。在欧洲人的探险之旅中，疾病在很多方面都被证明是所有困难中最折磨人的。1635年，卢克·福克斯曾这样描写水手的命运，说水手们“只能忍受和忍耐坚硬的船舱、冷咸肉、常常被打搅的睡眠、发霉的面包、湿漉漉的衣服，以及没有火的生活”。坏血病是长途海航过程中常见的疾病，因为传统的水手食物中缺乏维生素C；另外，船员也很容易得脚气病和食物中毒，瘟疫、斑疹伤寒症、疟疾、黄热病和痢疾（可怕的“便血”）。乔治·沃特森在1598年出版的一本书《偏远地区的疾病治疗》，是这方面的第一本教科书，虽然它的用处不大（因为他的治疗方法多半是放血或者改变饮食）。直到18世纪下半叶，医疗方面才算有了突破。当然，大不列颠岛似乎从来不乏能够忍受海上艰难生活的强壮男人—比如莱姆豪斯的克里斯托夫·纽波特，他是从一个普通的水手成长为一个富有的船主。最早，纽波特在西印度群岛打劫为生；1599年，他袭击了墨西哥的塔瓦斯科，在与西班牙人的作战中失去了一只胳膊。看来，亨利·摩根式的人物还真不少。
    摩根对格兰纳达的袭击只是他无数次入侵西班牙帝国中的一次。1688年，他袭击了古巴的太子港、巴拿马波特贝洛、委内瑞拉库拉索岛和马拉开波岛。1670年，摩根占领了普罗维登斯岛，越海踏上大陆海岸线，并穿过地峡占领了巴拿马。我们不应该对其行动的规模夸大其辞。事实上，参与行动的船只往往都是些手划小船，1688年在摩根掌控之下的最大的船只也不过50英尺长，上面只架设8门炮。充其量，摩根的行为只不过“骚扰”了西班牙商业的发展。即便如此，也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富翁。
    不过，最令人称奇的是摩根用他掠夺来的资金所做的事情。本来他完全可以回到蒙默思郡，过上安逸的退休生活，就像他说的，成为“高贵优雅的绅士”。但是，他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投资了牙买加的房地产，在米尼奥河流域（现在是摩根河谷）购置了836英亩土地。后来，他在圣伊丽莎白教区又添置了4 000英亩土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都是种植甘蔗的理想土地。而这正是英国的海外扩张本质发生普遍改变的一个关键因素。大英帝国以掳掠黄金起家，但是却在甘蔗种植中得以发展。
    17世纪70年代，英国王室花了几千英镑在牙买加的罗亚尔港修筑了防御工事，以保护这里的港口。这些城墙如今依然屹立（不过由于一次地震改变了海岸线，这些城墙离海更远了）。由于当年的牙买加很快成为一个海盗根据地，因此，这笔投资看上去还是很有必要的。英国王室已经从牙买加的蔗糖进口关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该岛已经成为英国的一个经济基地，因此值得不惜成本进行防御。不可思议的是，在罗亚尔港监察工事建造的不是别人，正是亨利·摩根—此时的他已经被封为亨利爵士了。就在他袭击格兰纳达之后的几年内，摩根不仅变成了一个大种植园主，还成为罗亚尔港驻军的副海军上将和司令官，英国海军部法庭的法官、治安法官，甚至牙买加代理总督。曾经的摩根只是一个得到官方许可的海盗，一个民间探险家，如今却受雇于大英帝国，可以统治一个殖民地。不过，1681年在“一次醉酒后……由于反复发表种种夸张言论”，他失去了所有的官职。不过，他最终还是体面而光荣地退休了。他在1688年8月去世时，罗亚尔港的船只依次鸣炮22响向其致敬。
    摩根的生涯生动地体现了大英帝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只有从海盗国家转变为政治强国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如果国内没有发生一些革命性事件的话，这个变化也不可能出现。
    英国蔗糖热
    丹尼尔·笛福是一位伦敦商人的儿子，也是畅销书《鲁滨孙漂游记》和《摩尔·弗兰德斯》的作者。他对当时英国人的生活曾有深刻而尖锐的洞察。在他的眼里，18世纪初叶的英格兰正孕育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世界上第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笛福在《英国商人手册》（1725）中写道：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外国商品消费国，它从多个产地进口货物……这些进口物资除了棉花、靛蓝、大米、姜、甘椒或牙买加胡椒、可可或者巧克力、朗姆或者糖蜜之外，主要还有糖和烟草，在大不列颠，这些物资的消费量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大英帝国的崛起与其说与新教道德伦理或者英国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播相关，还不如说与英国人嗜甜的口味相关。在笛福的一生中，糖的年进口量涨了一倍，而这还只是最大的一次消费激增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只是富有精英家庭珍藏的物资逐渐成了平民百姓普通生活的一部分。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糖就超过外国亚麻制品成了英国最大的进口物资，直到18世纪20年代才落后于原棉的进口量。到了18世纪末，英国的人均糖消费量是法国（每人每年的消费量为20磅）的10倍。英国人对进口物品贪得无厌的胃口是欧洲其他国家所无法企及的。
    尤其是，英国消费者喜欢的是将糖与一种极易上瘾的可卡因口服药共同饮用，同时再吸入一种同样很容易上瘾的物质—尼古丁。在笛福的眼里，茶、咖啡、烟草和糖都是新物品，而所有这些商品都是进口的。
    英国人寻找茶叶的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615年6月27日威克姆先生（东印度公司在平户岛的代理）写给他在澳门的同事伊顿的一封信。信中威克姆先生请澳门的同事给自己寄一些“口味上佳的茶”。但是，直到1658年，英格兰才出现了第一则茶叶广告，茶后来也就逐渐成为英国的国饮。这则广告刊登在一本官方资助的周刊《政治信使》9月30日这版中，内容为：“所有医生都推崇的绝好的中国饮料，中文称做茶，其他国家称为Tay或者Tee……现在伦敦皇家交易所旁，斯威汀斯–伦茨大楼内的咖啡店有售。”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咖啡店的主人托马斯·加拉韦又刊登了一整版文章，题为“茶的生长、质量和益处详解”，声称喝茶能够治疗“头疼、胆结石、尿结石、水肿、便秘、坏血病、失眠、失忆、消化不良、多梦和肠绞痛”等疾病。他还信誓旦旦地对潜在客户们说：“如果与蜂蜜而非糖混合食用，有助于净化肾脏、清洁尿道；如果加水冲泡并混入牛奶，则有助于消除便秘。如果你身材肥胖，喝茶有助于消脂；如果你饮食过度，它又能够促进消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查理二世的葡萄牙籍皇后也是茶的忠实拥趸：埃德蒙·瓦勒曾在这位皇后的生日赋诗一首以表祝贺：“茶，是缪斯女神的密友，功效多么奇妙。热腾腾的蒸汽笼罩着我们的脸庞，让灵魂的殿堂平静安详。”1660年9月25日，英国作家和政治家塞缪尔·佩皮斯喝了他的“第一杯茶”（一种中国饮料）。
    不过，英国以足够低的价格大量进口茶叶要追溯到18世纪初叶，由此开创了茶叶的大众市场。1703年，一艘名为“肯特”的船载着65 000英磅茶叶抵达伦敦，一艘船所运载的茶叶量几乎接近于上一年度英国进口的茶叶总量。茶叶的“国内消费量”在18世纪40年代初的年均不足80万英磅，到1746~1750年这一数字飙升至250多万英磅，这期间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1756年，喝茶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中一个普遍的习惯，以至于汉韦写下“关于茶”一文对此现象大加奚落：“因为喝茶，妙龄少女们的脸颊都失去了往日红润的光泽。”（塞缪尔·约翰逊则予以驳斥，虽然对茶叶，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他自称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但永不后悔的茶客”）。
    争议更多的是烟草。烟草是沃特·罗利爵士引入的，也是罗阿诺克占领弗吉尼亚计划（这是被人反复谈论的少数几个话题之一）失败后的产物（见第二章）。与茶叶一样，烟草的推广者也坚称烟草具有医疗功效。1587年，罗利的仆人托马斯·埃利奥报告说，这种“草药”在晒干和点燃后，“会散发出大量的烟和呛人的气味，从而打开身体的所有毛孔和经络：这样不仅防止血脉阻塞，而且……能在短期内打通经络：因此他们能够保持健康，远离疾病，帮助我们的国人抵御疾病的侵袭。”早期的一则广告宣称，烟草能够“保护我们的健康，减少我们的痛苦。让我们找到感官的享受，放松我们劳累的大脑。”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信这套。对詹姆士一世来说—他在其他方面的想法也超越了他的那个时代—这种燃烧的杂草 “看上去令人生厌，闻上去令人作呕，既损害大脑，又危害双肺。”但是，随着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州的烟草种植迅速扩大，烟草的价格也急剧下跌（从17世纪20年代每磅4英镑36便士降至17世纪60年代每磅的1便士），烟草逐渐成了一种大众消费品。17世纪20年代一般只有绅士阶层才有资格吸烟，到了17世纪90年代，吸烟成了一种“习惯和时尚—所有农民都抽着烟斗”。1624年，詹姆士将他对烟草的狐疑放到一边，建立起了烟草贸易的皇家垄断权；只要能从烟草进口中攫取的利润迅速飙升，显然让国人吸入更多这种“有害”的气体也值得，虽然全面实行垄断最终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这些新的进口商品改变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国民的生活方式。笛福在他的《英国商人手册》说：“淑女们偏好的茶室和绅士们喜欢的咖啡店似乎都是新的发明……”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新的饮品，是因为它们所提供的刺激不同于欧洲的传统饮品—酒。酒可以作为一种镇静剂，而葡萄糖、咖啡因和尼古丁则在18世纪承担了酒的功能。总的来说，这些新饮品带给英国社会莫大的冲击；可以说，大英帝国是建立在对糖、咖啡因和尼古丁的狂热需求之上—这种狂热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
    同时，英格兰—尤其是伦敦—成为这些新刺激商品在欧洲的中心。到18世纪70年代，85%的进口烟草和94%的进口咖啡实际上都被英国再进行出口，主要出口到北欧。这部分内容反映出当时不同进口货物在关税上的差异：对咖啡征收的沉重进口税限制了国内咖啡的消费，使得茶叶行业迅速发展起来。英国人的许多特点都和他们的财政政策相关，他们喜欢喝茶胜过喝咖啡也是源于这个因素。
    通过将他们从西印度和东印度进口的商品部分出口到大陆市场，英国人赚了足够的钱来满足他们另一个长期压抑的欲望，即服饰的革命，这也是新消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彼得·斯塔布斯在1595年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世界上没有人比英国人对新款衣服抱有更强烈的兴趣。”在他看来，英国消费者对新款服装需求越来越多，这种需求到了17世纪初叶，甚至导致了一整类立法的失效。这就是奢侈品禁令，该禁令规定，英国男人和女人只能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选择他们的穿着。笛福再一次注意到了这个趋势，他在他的文章“众人负责等于无人负责”中写道：
    ……朴实的乡村女孩摇身一变，变成了精致的伦敦贵妇，会喝茶、吸鼻烟，品位越来越高、越来越挑剔。她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就像她的女主人一样；原来寒酸褴褛的亚麻、羊毛混织小外套也换成了上好的丝绸衣服，至少得有4码或5码宽。
    但在17世纪，有品位的英国消费者只愿去一个地方买衣服，那就是印度人的服装店。从质量、设计、做工和技术方面来说，印度织品非常符合英国人的需求。当英国商人开始从印度购买丝绸和印花棉布，并将其带回英国后，几乎在国内掀起了一场服饰革命。1663年，佩皮斯陪同妻子伊丽莎白到伦敦最时尚的购物区康希尔购物，“在一番精挑细选之后，我太太终于为她的新书架配了一块印花棉布，也就是印染着图案的一种印度棉布，确实非常漂亮。”在等候一位艺术家约翰·海耶斯时，佩皮斯还特地去租了一套时尚的印度丝绸晨袍穿在身上。1664年，英格兰进口的印度棉布达25万匹。当然，孟加拉丝绸、平纹皱丝织品，以及纯白薄细棉布的需求量也与印度棉布不相上下。笛福在1708年1月31日的《每周评论》中说：“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家，我的衣橱、我的卧室、窗帘、垫子、椅子，最后连床都铺满印度棉布或者印度的织品。”
    这些进口织物的一大优势在于，它们的市场简直是无穷大的。说到底，一个人能够消费的茶和糖都是有限的，可是他对新衣服的渴求永远是贪得无厌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既然笛福笔下“朴实的乡村女孩”都能买得起印度织物，这就意味着，喜欢畅饮茶的英国人如今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穿着也更体面、漂亮了。
    早期进口贸易的经济情况相对简单。17世纪的英国人找不到多少印度人自己不生产的物品可以与印度人进行以物易物。因此，他们一般都用在其他贸易中赚到的黄金来购买印度的产品。如今，我们将这一过程的推广称为全球化，意思是将全世界连接成同一个市场。但是，17世纪的全球化还是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如今的全球化存在差异。把黄金运到印度，再把印度的商品运回来，就这么一个买卖的过程就意味着需要走19 200公里左右的路程，而每公里都会因风暴、沉船、海盗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充满危险。
    然而，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挂着骷髅头旗帜的海盗船，而是在于，其他欧洲人也试图在做同样的事情。因此，亚洲即将成为争夺市场份额这场残酷战争的中心。
    而这次的全球化则是由炮舰开路的。
    英国的商品贸易
    宽阔浑浊的胡格利河是孟加拉恒河三角洲最大的一条支流，也是印度最古老的一条贸易动脉之一。从它在加尔各答的河口，你可以溯流而上到达恒河，随后经过帕坦纳、瓦拉纳西、阿拉哈巴德、坎普尔、阿格拉和德里。另一个方向在孟加拉湾，顺着季候风和海道，你就能到达欧洲了。所以，当欧洲人到达印度做生意时，胡格利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可以说，它就是进入南亚次大陆的经济关卡。
    如今，加尔各答北部钦苏拉镇还可以零星地看到一些西方古建筑，它们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首个前哨留下的遗迹。100多年来，该公司占领了亚洲贸易的交通要道，几乎垄断了从香料到丝绸的各类产品的贸易。
    但是，这个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并非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钦苏拉那些荒废的别墅和仓库当初都不是为了英国人建造的，而是为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建造的。这些荷兰人在亚洲做生意的历史要比英国人久远多了。
    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正是当年大规模的金融革命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先进、最有活力的城市。自从在1579年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荷兰就一直站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前端。荷兰创建了公债体制，使其政府得以以很低的利率从公民手里借钱。它建立了现代央行的雏形，它的货币体系很健全。它的税收体系—主要基于货物税—也是简单有效的。荷属东印度公司则是商业组织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直到1796年解散，荷属东印度公司为它的原始股东带来的是年平均18%的收益率，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保持着如此高的回报确实非常惊人。
    当然，在伦敦也有一群商人筹集了3万英镑，准备“组织一次前往东印度和附近其他岛屿和国家……的旅行”，他们只等着获得皇家的垄断授权；1600年9月，伊丽莎白一世向“远赴东印度做贸易的伦敦商人公司”授予15年的东印度贸易垄断权；次年，一支由四艘船组成的船队开往苏门答腊岛。但是，从1595年开始，荷兰商人已经经由好望角前往印度开展贸易了。到1596年，他们已在爪哇岛万丹扎下了根基，1606年，首批发往欧洲市场的中国茶叶就是从这里运出的。另外，荷属东印度公司还是一家永久性股份制公司，这点与英属东印度公司不同，后者到了1650年才成为永久性股份制公司。虽然比英属东印度公司晚两年建立，但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很快就主导了与印度尼西亚摩鹿加群岛的香料贸易（曾经被葡萄牙垄断），利润丰厚。荷兰人做生意的规模很大：他们向亚洲派出的船只数量是葡萄牙船只数量的5倍，是英国船只数量的2倍。部分原因在于，荷兰公司与英国公司不同，它根据净收入而非净利润对经理们进行激励，这就鼓励了后者增加交易量。17世纪，荷兰扩张迅速，在印度东海岸的玛苏里帕特纳姆、西海岸的苏拉特以及锡兰的贾夫纳建立了基地。但到了17世纪80年代，荷兰运回国的货物中最多的就是来自孟加拉的织物。钦苏拉几乎要成为荷兰在印度贸易基地的首都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两家东印度公司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它们等同于现代的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更像是由国家许可的垄断公司，另外，它们也比加勒比海的海盗联盟更为复杂和微妙。创建这两家公司的荷兰人和英国人都能够在政府的垄断政策保护下，汇集所有的资源以进行大规模、高风险的冒险事业。同时，公司也允许政府将其海外扩张项目私有化，从而将大量的风险转嫁出去。如果赚了钱，公司就要上缴一部分收益，或者更常见的是提供一些贷款，以换取许可延期。而私人投资者也大可放心，因为公司能够百分之百地获得市场份额。
    这两家公司的经营模式并非第一家，当然也不可能是最后一家。还有一家公司成立于1555年（从商的探险者为开拓未知的地区、领土、岛屿和地方建立的公司），它就是与俄国进行贸易的俄国公司。1592年，威尼斯和土耳其公司合并成立利凡特公司。1588年和1592年，分别希望在西非的塞内冈比亚和塞拉利昂获得贸易垄断权的公司获得了授权。继它们之后是1618年的几内亚公司（伦敦探险者为进入西非各港口进行贸易而创建的公司），1631年，该公司重新获得了为期31年的西非贸易垄断权。到了16世纪60年代，一个强大的新公司—皇家探险者非洲公司—诞生，获得了几乎持续1 000年的垄断权许可。这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公司，因为就是在这里，英国人找到了黄金—终于找到了；虽然当地出口量最大的还是奴隶。在气候截然相反的地区，我们则能看到1670年创立的哈德逊湾公司（英格兰探险者为进入哈德逊湾进行贸易而创建的光荣公司），垄断了加拿大的皮毛贸易。1695年，苏格兰人效仿英格兰人，建立了进入非洲和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的苏格兰贸易公司。1710年又建立了南海公司，旨在垄断与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的贸易。
    但是，授予这些公司的垄断权是否真的有效呢？以两家东印度公司为例，麻烦就在于，它们不可能同时拥有在亚洲与欧洲进行贸易的垄断权。那种提出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实行不同商品贸易的主张简直就是荒谬之极，虽然荷兰和英格兰市场相距很近。161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西北海岸的苏拉特立足，显然目的就是为了在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如果香料出口量缺乏弹性，那么它只有将生意从荷属东印度公司中抢过来才算胜利。这就是当时许多人的假设，用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威廉·佩蒂的话来说：“世界各国的贸易量占比总是一定的。”东印度公司的总监约西亚·蔡尔德就希望“其他与我们在同一业务上竞争的公司不要将我们的生意抢走，希望我们的生意能够继续并繁荣，而他们的交易量随之减少”。经济就是一个零和游戏，这就是所谓重商主义的核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香料出口量是有弹性的，那么对英格兰的香料供给量势必增加，从而抑制了欧洲的香料价格。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首次苏拉特贸易之旅就赚得盆满钵满，利润率高达200%。但是此后，盎格鲁–荷兰竞争还是带来了一个不难预测的效应，即压低了价格。那些第二批投资东印度公司（在1617~1632年间投资160万英镑）的人最终都亏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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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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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

    他的书包罗万象，令人称奇，同时它也呈现了一种深邃而新颖的观点，为此类主题增添了一个多元的视角，让我们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这个主题。而且他的文笔总是那么流畅……不可思议。
    ——《金融时报》

    绝妙的作品……在这个超越历史领域的课题上，弗格森拿出了一份一流的研究成果。对帝国的研究热情将再度掀起。
    《独立报》 通俗历史作品中的佼佼者。
    ——《华盛顿邮报》

    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睿智和热情，张驰有度。
    ——《卫报》

    对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的优雅而深刻的调查。
    ——《星期日电讯报》

    通俗历史应如此写就：优雅、睿智、平易近人。同时，这本书还激发思辨、诙谐幽默、不落俗套，引人入胜。
    ——《泰晤士报》

《大变局：世界格局的重塑与未来趋势》 作者：[此处填写一位与尼尔·弗格森风格相似，但观点和侧重点不同的知名历史学家或国际关系学家的名字，例如：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或 斯蒂芬·沃尔] 出版社：[此处填写一家与中信出版社定位类似，但在国际视野上有所侧重的知名出版社名称，例如：XX大学出版社 或 国际文化出版社] --- 内容提要： 本书深入剖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权力结构所经历的剧烈震荡与深刻转型。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旧有的霸权秩序正在松动，新兴力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技术革命正在重塑地缘政治的版图，而全球化进程本身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反噬。作者摒弃了线性进步的历史观，转而采用一种多维度、跨学科的视角，审视当代世界的复杂性、断裂性与不确定性。 全书围绕“权力衰减、技术颠覆、文明冲突的再定义、以及全球治理的失效”这四大核心主题展开，通过对关键历史节点和当代案例的细致梳理，描绘出一幅宏大而又充满细节的历史长卷。本书不仅是对过去三十年世界格局的总结，更是对未来数十年人类社会可能走向的深刻预警与理性探讨。 第一部分：权力真空与多极化迷思 第一章：后冷战的“单极幻觉”及其终结 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一度沉浸在历史终结论的喜悦之中，认为自由民主模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然而，作者指出，这种“单极时刻”是短暂且虚幻的。真正的权力是分散且流动的，而非集中于单一实体。本章追溯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长期战略失误，分析了这些干预行动如何削弱了自身的软实力，并为其他地区性大国的崛起创造了战略空间。我们将探讨欧洲一体化的停滞、俄罗斯的战略反弹，以及日本和印度在地区事务中角色的微妙变化。权力真空并非意味着无人填补，而是意味着竞争者数量的增加和规则制定权的模糊。 第二章：新兴经济体的“赶超”与体系的张力 本书将焦点投向了金砖国家乃至更广阔的南方世界。我们不仅关注经济数据的增长，更深入分析了这些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对西方既有范式（如人权标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和重塑。重点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如何带来利益分配的新的不平等，以及这种经济实力的增长如何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诉求，尤其是在南海、中东和非洲的能源及基础设施竞争。讨论将超越简单的“中西对决”，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非结盟”的战略空间。 第二部分：技术的双刃剑与社会契约的崩塌 第三章：信息霸权的转移：从媒体垄断到算法控制 技术是推动历史变革的核心引擎，但其作用是极其复杂的。本章不再仅仅关注互联网的连接功能，而是深入剖析了数据作为新的“石油”的战略价值。我们审视了社交媒体平台如何从信息传播工具演变为认知战的前沿阵地，如何加剧了政治极化，并模糊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重点分析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各国政府如何试图控制关键技术供应链（如半导体、人工智能）以保障国家安全，以及这如何反过来威胁到全球科学合作的根基。 第四章：不平等的幽灵与民粹主义的回潮 全球化带来的财富效应并未均匀分配。本章侧重于发达国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对过去二十年“铁锈地带”和“被遗忘的阶层”的深入研究，作者阐释了技术进步、去工业化与收入停滞如何共同催生了对现有政治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回归，而是对未能兑现的全球化红利的结构性抗议。我们将探讨这种社会内部的撕裂如何转化为对外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 第三部分：地缘政治的新棋局与文明的再审视 第五章：边疆的复活：从海洋到网络空间的战略缓冲区 冷战后被视为过时的“地缘政治”概念正在以新的形式回归。本章聚焦于传统地理空间与新兴虚拟空间中关键战略要地的争夺。我们将分析“第一岛链”的动态变化、北极航道的战略价值、以及关键海底电缆和太空资产所代表的未来制高点。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对比，揭示在权力转移时期，对物理边界和关键通道的控制依然是国家安全的核心。 第六章：文明的张力：身份政治与全球叙事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论调在当代语境下被滥用，但其背后反映的深层身份认同危机不容忽视。本章旨在超越亨廷顿的框架，分析宗教、民族主义与历史记忆在当代政治动员中的作用。重点讨论了后殖民叙事如何在全球南方产生共鸣，以及文化主权与普世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不是关于宗教战争的预言，而是关于不同文明群体如何在新秩序中争取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的复杂博弈。 结语：在不确定性中寻找锚点 本书的结论并非宿命论，而是对未来选择的呼吁。作者认为，面对权力的分散和技术的不确定性，国家和国际组织不能再依赖旧的战略惯性。有效的应对之道在于：重建国内社会契约以恢复政治稳定；发展“适应性治理”而非僵硬的长期规划；以及在竞争中保持必要的务实对话渠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风险的时代，但风险管理和审慎的战略远见，才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 --- 本书特点： 跨学科视野： 融合了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技术哲学，提供超越传统国际关系分析的深度。 案例扎实： 结合了从柏林墙倒塌至今的众多具体政策、经济数据和军事冲突案例进行论证。 批判性思维： 不盲从主流叙事，对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新兴大国模式均保持冷静的批判性审视。 宏大叙事与微观细节结合： 既有对全球趋势的把握，又不失对关键人物决策和政策细节的描绘。

评分☆☆☆☆☆

这套书的装帧设计着实抓人眼球，初次在书店看到时，那沉甸甸的分量感和封面材质的细腻触感就让人忍不住想捧起来细细端详一番。中信出版社在图书制作上的用心，从纸张的选用就能窥见一斑，翻阅起来不仅没有廉价感，反而有一种阅读经典作品应有的庄重与厚实。我特别喜欢那种略带纹理的哑光纸，它让文字看起来更加沉静有力，不像光面纸那样容易反光，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也不会感到那么疲惫。而且，这个系列的字体排版也处理得非常到位，行距和字间距拿捏得恰到好处，即便是面对一些复杂的历史论述，也能保持阅读的流畅性。虽然内容本身是宏大叙事，但书籍的物理形态却提供了极佳的阅读体验，这对于我这种喜欢把书拿在手上感受墨香的人来说，简直是加分项。他们似乎明白，一本厚重的历史著作，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更应该是一种值得收藏和反复摩挲的物件。那种拿到手里就觉得“有分量”的感觉，真的不是随便什么出版商都能做到的。这套书的品控，从侧边切口都能看出其严谨，没有多余的毛边或溢胶，体现了出版社对细节的执着。

评分☆☆☆☆☆

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震撼，在于它对历史必然性与人类能动性之间关系的探讨。作者在展示那些看似无法抗拒的结构性力量——比如气候变化、瘟疫传播、技术瓶颈——如何塑造了文明的走向时，那种历史的洪流感是极其强烈的，让人感到个体的渺小。然而，紧接着，他又会细腻地描绘出在这些巨大压力之下，某些关键人物在某个转折点上所做的微小选择，如何最终引发了连锁反应，改变了历史的航道。这种对宏观趋势与微观决策之间辩证关系的捕捉，使得整部作品既有历史的宿命感，又不失对人类意志的肯定。我总觉得，历史不是一条预设好的轨道，而是在无数次结构性约束与个体选择的碰撞中艰难前行的。读完后，我对“选择”这件事的态度都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更加理解每一个决策背后的沉重代价和深远影响。这套书成功地将冰冷的史实包裹上了一层关于“人”的复杂性，让人在敬畏历史的同时，也对当下充满了一种更为深沉的责任感。

评分☆☆☆☆☆

我花了整整一个多月才勉强读完这套书中的第一册，那种感觉，就像是攀登一座知识的珠穆朗玛峰，每向上一步都伴随着深刻的思考和偶尔的迷茫。作者的叙事手法极其老练，他不是简单地罗列历史事件，而是像一位高明的棋手，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维度巧妙地布局在棋盘上，让你不得不跟着他的思路去推演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尤其是在探讨权力结构演变的那几个章节，他那种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的论证方式，简直让人拍案叫绝。他会突然抛出一个挑战你固有认知的观点，然后用大量看似毫不相干的史料来支撑，初读时你会感到挑战，但当你跟随他的逻辑链条走完后，又会产生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感。这种阅读体验是极其耗费精力的，因为它要求读者保持高度的专注，稍有分神，就可能错过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导致后续的理解出现偏差。坦白说，我好几次在深夜读到关键部分时，都会停下来，合上书，在房间里踱步许久，试图消化那种复杂而又精妙的历史逻辑。这绝不是能囫囵吞枣的书籍，它需要你全身心地投入。

评分☆☆☆☆☆

作为一名对地缘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我发现这本书在处理不同文明和国家间互动关系时的视角非常独特且不落俗套。太多历史著作在描述帝国兴衰时，容易陷入“西方中心论”或是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窠臼，但这本书似乎努力在搭建一个更为多维度的观察框架。作者在分析某个地区冲突时，往往能跳出单纯的民族情感或意识形态对立，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的资源分配、技术迭代以及地理限制等“硬性条件”是如何塑造决策的。我特别欣赏其中对于信息不对称在历史进程中扮演角色的论述，这比单纯归结于“英明领袖”或“愚蠢的群众”要深刻得多。比如，书中对远洋航行技术成熟后，权力转移速度的描述，简直像是一部关于信息传播效率的加速史。读完后，我对当前国际局势的理解也变得更为审慎，不再轻易被媒体的头条所煽动，而是试图去探究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这种提升思维层次的能力，是这本书最宝贵的馈赠。

评分☆☆☆☆☆

我得承认，这本书的阅读门槛确实不低，尤其是对于那些初次接触严肃历史研究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一定的挫败感。其中引用的各种学术术语和对古典文献的频繁提及，有时候会让人感到有点“晕头转向”。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尝试过，但大多在读了前三分之一时就因为跟不上作者的节奏而放弃了。不过，对于我个人而言，这种挑战性恰恰是它魅力的一部分。我常常需要借助其他辅助材料，比如在线的地图集或者相关的背景百科知识，来辅助理解作者描绘的那个庞大而复杂的历史图景。这种“主动学习”的过程，虽然慢，但带来的知识积累却是扎实而不可替代的。我尤其喜欢那种需要停下来查阅的细节，它们往往指向了更广阔的历史知识海洋，让你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延伸自己的知识边界。这本书就像一位严厉但公正的导师，它不会把知识点嚼碎了喂给你，而是要求你亲自去挖掘、去构建理解的框架，这对于提升自我学习能力非常有益。

评分☆☆☆☆☆

hhhhhhhhhhh

评分☆☆☆☆☆

一套好书，活动也不错

评分☆☆☆☆☆

刚到货了还没有看应该是不错的书

评分☆☆☆☆☆

书不错

评分☆☆☆☆☆

好评，质量不错，现在正在看。

评分☆☆☆☆☆

很棒的一套书。

评分☆☆☆☆☆

还没看，看完了再来评论吧

评分☆☆☆☆☆

挺好的，以前重来不去评价的，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积分，自从知道评论之后京豆可以抵现金了，才知道评论的重要性，京豆的价值，后来我就把这段话复制了，走到哪里，复制到哪里，既能赚京东，还非常省事，特别是不用认真的评论了，又健康快乐又能么么哒，哈哈哈

评分☆☆☆☆☆

质量挺好的，还没开看，看看纸质版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