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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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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29292

商品编码：1030302610

品牌：中信出版（Citic Press）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2-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8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短短400年间，大英帝国是如何崛起，并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的？今天的英国，它的主导地位已经结束了吗？
    英国最重要的金融历史学家之一尼尔·弗格森在新书中深入探讨了大英帝国的崛起以及对政治，经济和世界贸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个远眺欧洲大陆西北沿岸的多雨的群岛国家何以能在全球称霸？这不仅仅是英国历史所关注的，也是世界历史所需解释的基本问题。
    作者在这本书中无意详细描述大英帝国通史，只是想记录大英帝国以及殖民地推动下的全球化发展。《帝国》总体上以时间顺序为框架，主要以商品市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体全球化，资本市场全球化，战争全球化这六大主题为主线记述一个帝国崛起的原因，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深远影响。阅读《帝国》，必能帮你了解帝国的崛起以及帝国权力转移的微妙过程，同时从历史的视角，理解大英帝国的崛起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角色。

作者简介

尼尔·弗格森，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是极少数能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的专家之一。著有畅销书《文明》、《虚拟的历史》、《顶级金融家》、《纸与铁》、《金钱交易》、《战争的悲悯》、《巨人》、《货币崛起》、《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时还为多家报纸和杂志撰稿。此外，他还为英国第四频道撰写并制作了四部非常成功的电视纪录片：《帝国》、《美国巨人》、《世界战争》、《货币崛起》和《文明》。2004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

前言
第一章英国何以强大？
海盗
英国蔗糖热
英国的商品贸易
战争中的人
帝国税收
第二章白人祸患
种植园
黑人与白人
美国独立战
移居澳大利亚
第三章帝国使命
维多利亚时期
文明的冲突
第四章天之骄子
远距离战斗
远离印度平原
守旧主义
第五章帝国的旗帜
大不列颠
帝国鼎盛
玛弗肯战略要地
第六章帝国的衰落
世界大战
集体质疑
从主人到奴隶
权力的交接
后记

前言

英国如今控制着3.5亿海外殖民地居民的命运，如果没有一支强大军队的保卫，这些人无法获得有效保护，往往容易遭受掠夺和不公正的待遇。英国对殖民地居民的统治并非无懈可击，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我敢说，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宗主国能够给予其附属国人民如此礼遇。
乔治·M·朗教授，1909年
殖民主义导致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排外情绪，以及与之相关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非洲人民和非洲裔人民，以及亚裔人民和原住民都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并且至今仍受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影响……
《德班宣言》，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2001年
曾经有这么一个帝国，它统治着约占全球1/4的疆域和人口，以及几乎全部的海域。不用说，这个帝国就是英国，其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这个远眺欧洲大陆西北沿岸的多雨的群岛国家何以能在全球称霸？不仅英国历史关注这一问题，甚至世界历史也需要对此获得答案。同样的，这也是本书希望能够回答的问题之一。本书所要解答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帝国的存在究竟是人类的一大幸事，还是不幸，或许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如今我们普遍的说法是，总体来看英国的出现是人类的不幸。它之所以背负如此恶名，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它曾经参与了大西洋贩奴贸易，并支持奴隶制。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历史问题，它已经成为政治问题，也有可能成为法律问题。1999年4月，非洲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阿克拉召开会议，公开要求“西欧及美洲参与贩奴贸易，并从贩奴及殖民统治中受益的所有国家和机构”应该作出赔偿。根据“奴隶贸易中非洲损失的人口，以及殖民统治期间非洲被掠夺的黄金、钻石及其他矿产的价值估计”，赔偿总额应该达到777万亿美元。1850年之前，1 000万左右被运往大西洋各国为奴的非洲人中，有300万人是乘坐英国的船只漂洋过海的，因此，英国应承担的赔偿款可能高达150万亿英镑。
这样的巨额索赔看起来似乎不太现实。但是，这些观点在2001年夏于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上还是获得了声援。此次会议的最终报告“承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有违人道的犯罪”，“非洲人民和非洲裔人民，以及亚裔人民和原住民”都是“受害者”。在此次大会的另一项声明中，“殖民主义”被随意地与“奴隶制、奴隶贸易……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等放在一起谴责。该声明对联合国各成员国提出了一个号召，要求大家“尊重历史惨剧受害者的记忆”。它指出：“有些国家已经为它们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作出了道歉，并进行了必要的赔偿。”此次会议“呼吁那些尚未为恢复受害者尊严而作出任何努力的国家和个人，以合适的方式采取行动。”
这样的呼吁在英国也并未被人忽略。2002年5月，位于英国伦敦的智囊团的主任提议，英国女王应该“遍访世界各国，为英国曾经所犯的罪行道歉，这是提升英国政府职能和国际地位的第一步”。对此进行报道的媒体还增添了这样一条注释：“英国在1918年的鼎盛时期统治了世界1/4的疆域和人口，英国批评家声称，它的巨额财富是建立在压迫和剥削之上的。”
我写本书时，恰好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一个显然是面向学生的版块）上看到了一则针对英国历史的评述，这段评述同样也很深刻：
英国的辉煌是建立在屠杀和掠夺之上的：它的军队屠杀了无数军备实力较弱国家的人民，并掠夺了他们的国家，虽然这种方法后来有所改变：当英勇的革命者和抗议者圣雄甘地，以及像他那样的人开始关注人民的诉求时，穷兵黩武的制度……瓦解了，用机枪大肆屠杀的行为遭到了舆论的谴责。
近来，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节目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浓缩了当前人们对英国历史的传统思考和认识。他问道：“一个自认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了世界上如此广大的疆域……一个自由之国何以变成了一个奴役之国？”为什么“出自善意”的英国人却因“市场崇拜”，而牺牲了“共同人性”？
受益者
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才让我的亲戚现在遍布世界各地—加拿大的艾伯塔、美加交界的安大略地区、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的佩斯。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爷爷约翰才能在他刚满20岁时就到厄瓜多尔向印第安人贩卖五金器具和烈酒。我奶奶的起居室墙上挂着两幅很大的油画，就是爷爷当年带回来的，美丽的安第斯山脉的风景简直让家里光彩照人，我从小就是看着这两幅画长大的。我还记得奶奶的展示柜里有两个满脸愁苦的印第安娃娃，似乎是不堪背上木柴的重负，它们极不协调地摆在几个瓷器人偶旁边。也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外公汤姆·汉密尔顿才会在英国皇家空军当了3年多的军官，曾在印度和缅甸与日本人作战。他的家信一直被我的外婆珍藏着，这些信以敏锐的观察和雄辩的事实精彩地记录了战时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信中充满了对自由主义的怀疑，这几乎成为我外公的哲学理念的核心。我至今仍记得当年我翻阅外公驻防印度时所拍摄的那些照片时的喜悦，听他给我讲俯冲而下的鸢鹞鹰和炎热气候故事时的激动。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叔叔伊恩·弗格森在获得建筑师资格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位于加尔各答的公司工作。伊恩是在英国皇家海军中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之后，他辗转于非洲，后来又到了海湾各国，在国外度过了余生。对我来说，伊恩就是流放者、探险家的典型：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酗酒、极度愤世嫉俗。他也是第一个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就以大人的称谓称呼我的人，我早就领教了他满口亵渎神灵的语言，以及他的黑色幽默。
伊恩的兄弟—我的父亲也曾漂泊异乡。1966年，我的父亲在格拉斯哥学医结束后，不顾亲友的劝阻，带上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举家搬到了肯尼亚，他在内罗毕工作了两年，一边行医，一边教书。所以，多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童年记忆里才有了非洲殖民地的故事；虽然肯尼亚已经独立3年了，广播里也不停地播放肯尼亚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以其标志性的语调号召大家“让我们团结起来”，但那里的情况从“白色祸害”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当时，我们在那里建造自己的平房、拥有佣人，并且偶尔说一些斯瓦希里语。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安全感。那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外出觅食的印度豹、吉库尤女人的歌声、第一场雨的气息，以及熟透芒果的滋味，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怀疑，这也是我母亲过得最幸福的时光了。尽管我们后来回到了格拉斯哥，不得不忍受灰蒙蒙的天空和寒冷潮湿的环境，不过我们的家里摆满了从肯尼亚带回来的物品。沙发上铺着羚羊皮，墙上挂着马赛武士的肖像，还有一个雕刻粗糙却装饰精美的脚凳，我和姐姐总爱坐在脚凳上。我和姐姐每人都有一个斑马皮做的鼓，一个蒙巴萨产的漂亮篮子，一个羚羊鬃毛制的苍蝇掸子，还有一个吉库尤玩偶。事实上，我们简直生活在一个小型的后殖民地博物馆中，尽管年少的我们一无所知。我至今还珍藏着一些河马、疣猪、大象和狮子的木雕，它们曾经都是我的宝贝。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回到了英国，此后再也没有返回肯尼亚。唯一没有回英国的是我的姑奶奶阿格尼丝·弗格森（认识的人都叫她阿吉）。她出生于1888年，是我的曾祖父詹姆士·弗格森（他是一位园丁）和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要想知道帝国的梦想有多大的改变力量，看看阿吉就明白了。1911年，受图册上美丽的加拿大牧场风光的诱惑，她和她的新婚丈夫欧内斯特·布朗决定步其兄弟的后尘：离开他们在伐夫郡的家，离开他们的亲朋好友，向西行进。吸引他们的是萨斯喀彻温省160英亩无人问津的荒地。唯一的规定是，土地所有人必须在那里定居下来，并开垦土地。家族中曾经有人流传这样一种说法，阿吉和欧内斯特原本是要乘坐泰坦尼克号出航的，但阴差阳错，他们并没有上船，倒是行李被送上了船，随着泰坦尼克号一同沉没。他们确实命大，可问题是这也意味着他们要从零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生活。如果阿吉和欧内斯特认为，他们就此将告别苏格兰可怕的冬天，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上当了。格兰岩是一片狂风肆虐的荒原，那里的温度会骤然降低，远比阴雨连绵的伐夫郡冷多了。欧内斯特在给他嫂子内尔的信中说，这里“简直冷得可怕”。他们为自己建造的第一座房子简陋极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鸡窝”。离他们最近的城镇穆斯乔在152公里之外。一开始，他们周边的邻居都是印第安人，不过他们还算友好。
不过，从他们每年圣诞节寄给亲戚们的黑白照片来看，照片里的他们和他们在“牧场的家”，无不述说着这对夫妇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故事。阿吉成了三个健康孩子的母亲，当初那位远离家乡的新娘脸上的愁苦已经烟消云散。欧内斯特也因长年辛苦农作而晒黑了脸庞，身体也变得结实不少；他刮掉了胡子，原本哭丧的脸也变得英俊起来。他们的“鸡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体面的木制农舍。渐渐地，附近的苏格兰人越来越多，这化解了他们初到时的寂寞感。在远离家乡的异地能与同乡共度新年，确实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因为，“在这些苏格兰人来之前，他们很少有过新年的感受”。如今，他们的10个孙辈生活在加拿大的不同城市。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比英国高出了近10%，仅次于美国。这些也多亏了英国当年的殖民统治。
如果说我是在英国的帝国阴影中长大的，恐怕你联想到的会是一片惨淡景象。但是对苏格兰人来说，英国的帝国统治代表着光明的太阳。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昔日的版图已经所剩无几，但是我的家族却依旧笃信帝国的理想，毫不怀疑它的重要性。确实，英国的帝国传奇无处不在，无人不知，我们已经将其视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了。在加拿大度假，也没让我们改变这种想法。天主教国家—爱尔兰—的持续丑化，也没有改变我们的观念。当时，克莱德南部的爱尔兰在我们的生活中仍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大后，我还沾沾自喜地认为，格拉斯哥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也从未质疑过赖德·哈格德和约翰·巴肯的小说；还喜欢英国特色的运动—最棒的就是“不列颠雄狮”队在澳大利亚、新泽西以及南非的巡回橄榄球赛（不过可惜的是，在南非的比赛后来被终止了）①。在家里，我们吃的是“英式饼干”；在学校，我们学的是“英式射击”。
反面例子
不可否认，当我十几岁的时候，身穿红制服，头戴圆帽盔，满脸严肃的英国人统治世界的印象差不多已成一个笑话，也成为电影中的素材。可能这种原型来自蒙蒂·派森电影《生活的意义》的一个片段：在与祖鲁人的战役中身受重伤、浑身血污的“汤米”神往地欢呼道：“我是说，我杀了15个坏蛋，先生。现在，如果我回去的话，我肯定会被吊死的！可是在这里，我还能得到奖章，先生！”
1982年我考上牛津大学时，英国的帝国梦想早已被人遗忘，甚至已经没人拿它作笑料了。那时，牛津的学联还会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比如“议会对殖民统治表示后悔”，年轻鲁莽的我立即对这个议题提出了反对，我的学生政治领袖生涯也因此早早地夭折了。事实上，我是在那时候才有所醒悟的：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对英国的过去怀有一种甜蜜的眷念。事实上，现在的很多人看到我竟然打算为英国的帝国统治作辩护，都会心生反感。当我热切地钻研这一课题时，我才发现，我和我的家庭竟然不幸地被误导了：英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成本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它所带来的利益。它的出现最终还是人类的一大悲剧。
在此，我没有必要详细阐述反对帝国主义的论点，它们归结起来无非有两点：第一，殖民统治给殖民地的人民带来了灾难；第二，殖民统治也给殖民者本身带来了恶果。前者是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先知穆塔吉赫林》（1789年）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高拉姆·侯赛因·汗，到《东方主义》（1978年）的作者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伊德，包括列宁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思想流派都体现了这个观点。后者属于自由主义观点，最早是由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亚当·斯密认为，多年来即使是从英国自身的角度来看，大英帝国的建立也只是“浪费金钱”。
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论点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剥削，从本质上讲，殖民统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欧洲人显然是真心实意地理解和研究原住民文化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被殖民者的剩余价值。而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则更加复杂。自由主义者认为，由于帝国主义运用了从军事武力、特惠关税到有利于宗主国商业垄断等种种手段，从而扭曲了市场力量，因此，即使是对宗主国自身的长远的经济利益来说也是不利的。这种观点认为，对世界经济的其他部分来说，自由的经济融合要比通过帝国主义手段实行强迫性融合更有效。因此，对英国来说，投资于国内的产业可能要比向遥远的殖民地一掷千金更有意义，因为如果没有开拓和保卫帝国巨大版图的开销负担，纳税人完全可以把这些钱花在购买现代消费品上。一位历史学家在《牛津大英帝国史》中甚至推算出，如果英国在19世纪40代中期就甩掉帝国的包袱，那么它将有望获得的“去殖民化红利”相当于减税25％。这笔节省下来的税赋可用于投资电力、汽车、耐用消费品行业，从而极大地促进家乡工业的现代化。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J·A·霍布森和伦纳德·霍布豪斯等人就进行过类似的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分别继承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理查德·科布登与约翰·布莱特的思想衣钵。在《国富论》（1776年）中，亚当·斯密也质疑了“建立一个国家，让整个国家的消费者不得不从其殖民统治下的各个产品生产国购买供应给他们的所有产品”的理念。但是，最早坚信英国在进行贸易扩张的同时，必须实行彻底不干涉外交政策的人还是科布登。他坚持认为，贸易本身就是一剂“万能良药”：
……

精彩书摘

    英国何以强大？
    塞缪尔·约翰逊，《拉塞勒斯》
    欧洲人为什么变得如此强大；或者说，为什么他们能轻易踏上亚洲和非洲的土地，无论是开展贸易还是进行掠夺，为什么亚洲人和非洲人未能踏上欧洲人的海岸线，在欧洲人的港口建立殖民地，并在殖民地制定法律呢？要知道，把他们带回去的那阵风同样也能把我们带到那里。
    1663年12月，一个名叫亨利·摩根的威尔士男子驾船航行500英里，穿越加勒比海，奇袭了西班牙沿海前哨，尼加拉瓜湖北部的格兰纳达。这次冒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寻找和偷窃西班牙的黄金，或者其他可以搬运的财物。据牙买加总督向伦敦发回的报告得知，当摩根和他的手下登陆格兰纳达后，“他们猛开了一阵火，打死了18个神枪手……占领了士军长的驻地，里面都是当地人的武器和弹药，还在大教堂囚禁了300个青壮年……这场劫掠持续了16个小时，最后他们释放了所有关押的囚犯，击沉了所有的船只后扬长而去。”就此拉开了17世纪最令人瞩目的“打、砸、抢、掠”狂欢的序幕。
    别忘了，大英帝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发家的：漂洋过海用暴力和劫掠的手段给当地人民带来灾难。当然，对于力求在异国建立英国式法律体制的帝国主义者，或者希望在海外开展新生活的殖民者来说，他们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对于他们来说，摩根和那帮“吃熏肉”①的同伙其实就是小偷，想要偷走其他帝国的利益。
    这帮海盗们自称“海岸兄弟会”成员，他们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分赃体系，包括伤病保险政策。从本质上说，他们从事的是有组织的犯罪。当1668年摩根再次在巴拿马发起对西班牙殖民地波特贝洛小镇的劫掠时，他带回来大量战利品—总共2 500枚金币—这些金币在牙买加完全可以当做合法钱币使用。采用这种方式，仅仅一次劫掠就相当于获得了6万英镑。英国政府不仅对摩根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积极地鼓励他。在伦敦政客的眼中，海盗行径只不过是向英格兰的欧洲宿敌西班牙发起的一场低成本战争。事实上，英国王室还给海盗们颁发了“武装民船”的执照，为他们提供了合法的身份，以便从他们的战利品中分得一杯羹。大英帝国的起家不仅靠官方的武装力量，也靠民间的掠夺力量，摩根的海盗生涯就是一个经典例子。
    海盗
    曾经有人认为，大英帝国是“不经意间”建立起来的。殊不知，英格兰的扩张远非机缘巧合，完全就是有意识地模仿。经济历史学家常常将英国称为“第一个工业国家”，但是，在欧洲各国争建帝国的竞赛中，英国绝对属于起步晚的。比如，英国直到1655年才统治了牙买加。那时，大英帝国的版图不过包括加勒比海的几座小岛，北美的几个“种植园”，以及印度的一些港口。而1.5个世纪之前，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已经在美洲建立了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帝国成为全世界觊觎的中心，它西起西班牙马德里，东到菲律宾马尼拉，还囊括了秘鲁和墨西哥—美洲大陆上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比西班牙帝国幅员更辽阔，但财富稍逊的则是葡萄牙帝国，西起大西洋的马德拉群岛和圣多美，东到巴西的广大领土，还在西非、印度尼西亚、印度，甚至中国建了无数的贸易港口。1493年，罗马教皇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