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以其非凡的想象性再创造力量,生动地揭示出这些被忽略和被误解的思想家的真正创见,并以此来捍卫生活多样性的理想和自由宽容的观念。
评分百年经典
评分第一章 人文主义 贞提利 就像我在导言里所说的,16世纪晚期欧洲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流行思想堕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当中。为了方便,它们就被习惯性地定义为“人文主义”传统和“经院哲学”传统,其实或许称之为“雄辩”传统和“神学”传统更为合适,因为第一个传统从古代世界的文艺作品和修辞作品(当然,首先是那些对许多哲学思想提出公开质疑的罗马雄辩家们的著作)中摄取了丰富养分,而第二个传统则是从早期基督教文学(结合了希腊哲学家和罗马系统法理学家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关于这两种传统让生活在16世纪末的人们对暴力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同看法,在16世纪90年代刊印的两部著作中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这两本书是根据在分处大陆两端并且当时处于相互交战状态的两个国家发表的系列演讲形成的。其中一部出自牛津大学民法教授贞提利之手,而另一部则出自在葡萄牙埃武拉的哲学和神学教授莫里纳之手。这两本书各自都可以作为那些形成其传统并为17世纪权利理论家所引用的全部文献的总纲。在本章中,我计划描述贞提利《战争法》中的战争思想(往往格外血腥),同时表明这些思想是如何与罗马作家关于战争的观念相契合的。在下一章,我将主要着手于莫里纳,到中世纪的法理学家和神学家当中去探究他的思想根源。 贞提利在安科纳区出生并长大,但家族的新教背景使他被迫离开意大利。他最终迁入英格兰,自1581年开始任教于牛津大学,并于1587年在那里成为牛津大学民法钦定讲座教授(他把大学形容为“无疑是世界上最庄严的”)。直到1605年,他才放下大学教职。在他晚年时期,可能年轻的塞尔登和霍布斯都曾在牛津大学听过他的讲演(两人分别于1600年和l603年到此定居)。也相当公开自己的意图,就是要在法学教学中溶入彻底的人文主义观点:16世纪9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就罗马帝国扩张的非正义性进行讲演,在一次讲演中反对罗马,而在另一次讲演中则支持罗马。这些讲演在1599年被结集并分为两卷公开出版,其总体效果完全像一个经典的人文主义对话,让读者弄不清楚作者的立场(尽管把它读做最终承认罗马追求帝国壮大的合法性似乎是最有理的。事实上,贞提利在《战争法》第79页中,把第二卷书描绘为“用完美的理性而不是通过演说样式”进行论证)。这种表现的原型推测起来可能是著名的怀疑论哲学家卡尼阿德斯(Carneades),他曾经在公元前155年的罗马发表过两篇类似的演说,分别支持和反对罗马的帝国主义。贞提利也曾在1585年发表的《论使节》中公开赞颂马基雅维利。对赞同他观点的人来说并不奇怪的是,他成为了埃塞克斯伯爵和其余主战派的亲密盟友,包括在伊丽莎白统治晚期议会中的弗朗西斯?培根。 他的主要著作是出版于1588年和1598年(大面积修订)的、献给埃塞克斯伯爵二世的《战争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文主义者和神学17家之间争论的所有问题。这场争论总体上不是战争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样的问题:除了早期基督徒和16世纪改革运动者中的激进分子以外,没有任何人会完全否认某些暴力形式的合理性。争论的焦点集中到了正当性的范围上,这也是我将要开始讨论的问题。
评分伯林文集,近年在大陆很火啊
评分京东的图书是没的说,价格便宜,物流速度快
评分柏林的书要读,还没读,先放着,以防再版涨价
评分帮朋友买的。品相不错。
评分大家之作,这套丛书的质量没得说,译者也很负责,好书!
评分译林出版社这套书定价不高,印刷还行,纸张稍薄一点也在情理之中,值得收入。在本书所收录的杰出论文中,伯林讨论了马基雅维利、维科、孟德斯鸠、哈曼、赫尔岑和索雷尔等现代思想史上伟大的“异见者”。这些反潮流者的思想至今仍在挑战着传统的智慧,但他们的贡献却远远不为人们所认知。伯林以其非凡的想象性再创造力量,生动地揭示出这些被忽略和被误解的思想家的真正创见,并以此来捍卫生活多样性的理想和自由宽容的观念。以赛亚•伯林(1909—1 997)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新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6)、《浪漫主义的根源》(1999)、《启蒙的三个批评者》(2000)、《苏联的心灵》(2004)等。伯林一直受牛津教育,后半生也一直任教、居住于牛津。他甚至成为牛津大学的一个学术象征,圣约翰学院的哈克博士回忆起60年代的牛津生活时,说“伯林论政治思想史的演讲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传奇。他在牛津大学最大的一个讲堂做演讲,那里总是被渴望求知的大学生挤得水泄不通。他侃侃而谈,不用笔记,向我们妙趣横生地介绍欧洲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全貌,那声音响彻讲堂,一出伟大的思想戏剧呈现在我们眼前,并不时被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姿态、热情而充满活力的语言所加强”。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伯林很少撰写大部头专著来阐发他的想法,他写的更多的是一些长篇文章,这些文章也非直接阐述理论,而是旁征博引地评论哲学史、观念史和各色思想人物。伯林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论述影响深远,他在1958年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中,区分了积极和消极自由,对以后的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所谓消极自由,是指在没有人或群体干涉我的行动程度之内,我是自由的,用伯林的话来讲,是回答了“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的问题;所谓积极自由是指源于个人要成为自己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和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是回答了“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这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尽管有时回答有可能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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