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得寸進尺,步步進逼。繼“九一八”侵占東三省後,1933年初又占領瞭山海關和熱河。此後它的侵略魔爪進一步伸嚮華北,全中國逐漸陷入到亡國滅種的危險之中。而此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竟置全中國的安危於不顧,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中共領導的紅軍進行圍剿,這種對日的不抵抗政策引起瞭所有愛國人士的不滿。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36年12月12日聞名世界的西安事變爆發瞭,以張學良、楊虎城為代錶的愛國將領在臨潼華清池蔣介石下榻之所將其控製起來,對他進行“兵諫”,希望能以此迫使蔣介石與中共閤作共同抗日。西安事變經過多方的積極努力,最終得到瞭和平解決,促進瞭國共兩黨第二次閤作的實現,同時也迎來瞭全國人民一緻抗日的大好局麵。
   《西安事變史話》將為大傢講述西安事變事件中發生的故事。     
作者簡介
     李義彬,1931年5月生於河北省饒陽縣。1958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曆史係,並留校任教。粉碎“四人幫”後不久,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後在民國史研究室和現代史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曾任現代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齣版的學術著作主要有《偉大的開端》(閤著)、《從內戰到抗戰》(主編)、《震驚世界的一幕——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二捲)、《從淞滬抗戰到盧溝橋事變》(閤著)、《圖說近代中國》(主編之一)。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
  
     目錄
   一  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
 1.岌岌可危的華北河山
 2.洶湧澎湃的抗閂潮流
 3.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方針的確定
 4.南京政府對日政策趨嚮強硬
 二  西北地區“三位一體”局麵的形成
 1.張、楊在西北“剿共”接連失利
 2.中共爭取張學良聯閤抗日
 3.中共爭取楊虎城聯閤抗口
 4.西北地區“三位一體”局麵的形成
 三  西安事變的焊發
 1.張、楊與蔣矛盾的激化
 2.蔣介石逼張、楊繼續“剿共”
 3.事變前夜
 4.臨潼捉蔣
 5.捉蔣後西安的軍政措施
 四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1.南京討伐派掀起的“討逆”惡浪
 2.張、楊的和平誠意
 3.南京主和派的營救活動
 4.地方實力派的態度
 5.民眾團體和知識界的反應
 6.國際上對西安事變的反應
 7.中國共産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8.西安談判與釋蔣
 9.“審張”、“赦張”、“管束張”
 10.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形成
 參考書目      
精彩書摘
     南京政府此時開始改變對日態度,與下述情況有關。日本侵入華北,國民黨當局因失土有責,繼“九一八”後,再次受到國人的嚴厲譴責和猛烈抨擊;日本在華北大肆掠奪經濟資源,猖獗進行走私活動,使中國的關稅、財源大量流失,導緻南京政府的財政收入銳減,這些都使南京政府的統治受到威脅;日本侵入華北,再次損害瞭英美等西方國傢的在華利益,它們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這種狀況對主要由親英美派掌權的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不能不發生影響。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得手,中央紅軍被迫退齣南方各根據地並在長徵中大量減員。蔣介石認為,轉移到陝甘的紅軍餘部已構不成他的“心腹大患”,“腹背受敵”的局麵已結束,他可以騰齣手來對付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
   對土肥原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南京政府開始采取一定的抵製態度。當土肥原逼迫宋哲元限期宣布“自治”的緊要關頭,蔣介石11月20日在南京接見日本大使有吉,拒絕瞭日方關於“華北自治”的無理要求。有吉威脅說:華北與日、“滿”關係密切,南京如不允許華北“自治”,既要遭到華北當局的反對,日本關東軍也不會袖手旁觀。蔣介石當即駁斥說:“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多是日方策動,中國方麵並無此事。”兩天後,南京外交部奉命嚮有吉聲明:中國“絕不能承認華北獨立之自治運動”,要求日本迅速將土肥原調離華北。25日,南京外交部就一名日軍參謀催逼河北省當局參加“自治”和日人在天津參與並指揮所謂自治請願團活動照會日本大使有吉,嚴正指齣:“此種不法行為,足以破壞中國統一,危及中國領土主權,中國政府及人民決難容忍”,要求日本當局“對於此等日本軍人之非法行為,立予嚴切製止,並飭令土肥原即日離境,以遏亂源”。殷汝耕在通縣剛剛掛齣“自治”招牌,南京政府即發齣對殷的“免職懲辦令”。土肥原在平津猖獗活動,而宋哲元態度曖昧、華北河山岌岌可危時,蔣介石一麵派親信趕往華北,阻止他宣布“自治”,同時嚮蘇皖豫一帶增派軍隊,擺齣宋如宣布“自治”南京將派武力北上鎮壓的架勢。後來,蔣介石派何應欽北上,為委麯求全,成立瞭一個日本有很大影響力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但土肥原之流賣力策劃的“華北自治”圖謀終未得逞。
   南京政府對日態度的改變,還反映在拒絕日本的“廣田三原則”。蔣介石認為,這三條原則從形式上看似乎問題不大,但從內容上看事關重大,意義深重,實際上它是變相要求中國“脫離國聯、承認僞國與聯盟對俄”,所以“不得不鄭重考慮”。在後來一年多的中日交涉、談判中,南京政府頂住日本壓力,一直沒有承認它。
   在1936年下半年的中日“調整國交”談判中,南京政府拒絕瞭日方提齣的種種無理要求,並針鋒相對地提齣一些反要求。針對日方要求“取締排日”問題,外交部長張群說: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激起的,要“除去這種惡感,日本方麵要避免以武力乾涉或高壓手段來對待中國”,“須錶示尊重中國的主權及行政之統一”。張群強調,隻有如此,纔能恢復友好關係,除去對日惡感。關於“華北問題”,張群明確指齣:中國自身根本沒有問題,隻因近年來日方造成種種特殊狀態,纔引起問題。日方不是本著平等互惠的精神進行經濟閤作,而是要從政治與經濟方麵造成華北的獨立與半獨立政權,顯然這是破壞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對此,絕無商討餘地。在9月23日和12月3日的會談中,張群根據蔣介石指示,嚮日方提齣反要求:取消“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取消冀東僞組織;取締察綏僞匪軍;停止華北走私活動。他並錶示,這是中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應同時解決”。
   在中日“調整國交”談判期間,蔣介石10月8日在南京接見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對他說:根本調整兩國國交,實有必要,“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領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權與行政完整之尊重”。中日兩國間的一切問題,“應根據絕對平等及互尊領土、主權及行政完整之原則,由外交途徑,在和平友善空氣中從容協商”。蔣還嚮川樾茂鄭重聲明:“華北行政必須及早恢復完整。”
   ……      
前言/序言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化曆史的古老國度,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探尋、創造的腳步。長沙馬王堆齣土的輕若煙霧、薄如蟬翼的素紗衣嚮世人昭示著古人在絲綢紡織、製作方麵所達到的高度;敦煌奠高窟近五百個洞窟中的兩韆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繪壁畫又嚮世人顯示瞭古人在雕塑和繪畫方麵所取得的成績;還有青銅器、唐三彩、園林建築、宮殿建築,以及書法、詩歌、茶道、中醫等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産,它們無不嚮世人展示瞭中華五韆年文化的燦爛與輝煌,展示瞭中國這一古老國度的魅力與絢爛。這是一份寶貴的遺産,值得我們每一位炎黃子孫珍視。
  曆史不會永遠眷顧任何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傢,當世界進入近代之時,曾經一韆多年雄踞世界發展高峰的古老中國,從巔峰跌落。1840年鴉片戰爭的炮聲打破瞭清帝國“天朝上國”的迷夢,從此中國淪為被列強宰割的羔羊。一個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不僅使中國大量的白銀外流,更使中國的領土一步步被列強侵占,國庫虧空。民不聊生。東方古國曾經擁有的輝煌,也隨著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轟擊而煙消雲散,中國一步步墮入瞭半殖民地的深淵。不甘屈服的中國人民也由此開始瞭救國教民、富國圖強的抗爭之路。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從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人民屢敗屢戰,終於認識到瞭“隻有社會主義纔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纔能發展中國”這一道理。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瞭新中國,從此飽受屈辱與蹂躪的中國人民站起來瞭。古老的中國煥發齣新的生機與活力,擺脫瞭任人宰割與欺侮的曆史,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華兒女應當瞭解中華民族數韆年的文明史,也應當牢記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曆史。
  當我們步人全球化大潮的21世紀,信息技術革命迅猛發展,地區之間的交流壁壘被互聯網之類的新興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麵前。世界上任何一個區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兩種以上文化的交匯與碰撞,但不可否認的是,近些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大潮,西方文化撲麵而來,有些人唯西方為時尚,把民族的傳統丟在一邊。大批年輕人甚至比西方人還熱衷於聖誕節、情人節與洋快餐,對我國各民族的重大節日以及中國曆史的基本知識卻茫然無知,這是中華民族實現復興大業中的重大憂患。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中華民族之所以曆數韆年而不分離。根基就在於五韆年來一脈相傳的中華文明。如果丟棄瞭韆百年來一脈相承的文化,任憑外來文化隨意浸染,很難設想13億中國人到哪裏去尋找民族嚮心力和凝聚力。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大力弘揚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揚中華文化的愛國主義傳統和民族自尊意識,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價值體係,光大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遠的事業。
  當前,我國進入瞭經濟體製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新的曆史時期。麵對新的曆史任務和來自各方的新挑戰,全黨和全國人民都需要學習和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進一步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範,打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思想道德基礎,形成全民族奮發嚮上的精神力量,這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保證,,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國傢社會科學研究的機構,有責任為此作齣貢獻。我們在編寫齣版《中華文明史活》與《百年中國史話》的基礎上,組織院內外各研究領域的專傢,融閤近年來的最新研究,編輯齣版大型曆史知識係列叢書——《中國史話》,其目的就在於為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較為完整、準確地介紹中國曆史和傳統文化的普及類係列叢書,從而使生活在信息時代的人們尤其是青少年能夠瞭解自己祖先的曆史,在東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於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在中國與世界各國愈來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與特色,將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永遠發揚下去。
  《中國史話》係列叢書首批計200種,每種10萬字左右,主要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哲學、藝術、科技、飲食、服飾、交通、建築等各個方麵介紹瞭從古至今數韆年來中華文明發展和變遷的曆史。這些曆史不僅展現瞭中華五韆年文化的輝煌,展現瞭先民的智慧與創造精神,而且展現瞭中國人民的不屈與抗爭精神。我們衷心地希望這套普及曆史知識的叢書對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瞭解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發揮應有的作用,鼓舞廣大人民群眾特彆是新一代的勞動者和建設者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不斷闊步前進,為我們祖國美好的未來貢獻更大的力量。
  陳奎元
  2011年4月  
				
 
				
				
					鐵血與硝煙中的抉擇:民國軍閥沉浮錄  一本關於那個風雲變幻、英雄輩齣、更充斥著無盡陰謀與掙紮的時代的深度剖析。  本書並非專注於某一個特定的曆史事件,而是以宏大的敘事視角,描繪瞭自清末亂局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夜,中國近代史上那群手握重兵、呼風喚雨的軍閥群像及其所塑造的時代軌跡。我們探究的,是權力如何腐蝕人心,是理想如何被現實的槍炮碾碎,以及在國傢存亡之際,那些不同派係、不同齣身的軍事強人,如何在“統一”與“割據”、“抗日”與“攘外必先安內”的矛盾中做齣他們的最終抉擇。   第一部分:舊秩序的崩塌與新勢力的崛起(1912-1920年代初)  開篇追溯瞭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如何憑藉北洋的軍事機器攫取權力,並最終走嚮獨裁的悲劇。重點剖析瞭北洋集團內部的權力結構與派係紛爭——從皖係(段祺瑞)的保守與強硬,到直係(馮國璋、曹錕、吳佩孚)的“正統”訴求與軍事實力。  書中詳盡梳理瞭“府院之爭”的幕後交易,揭示瞭第一次直皖戰爭(1920年)的深層原因——不僅僅是政治路綫的分歧,更是對南方政府認可度與控製權的爭奪。我們不會停留於簡單的戰役描述,而是深入分析曹錕賄選大總統事件,揭示在軍閥時代,“閤法性”是如何被金錢和武力赤裸裸地踐踏。  此外,本捲也關注瞭地方軍事力量的萌芽與發展,如奉係在東北的迅速崛起,張作霖如何利用地理優勢與日本勢力周鏇,為他日後成為“東北王”奠定基礎。   第二部分:軍閥混戰的高潮與國民革命的浪潮(1920年代中期)  本部分聚焦於直係與奉係之間的激烈碰撞,特彆是第二次直奉戰爭(1924年)中,孫傳芳所屬的“浙係”如何漁翁得利,以及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的復雜動機。我們試圖還原那個權力更迭如走馬燈般的北京城,以及“府院”更迭背後,列強勢力暗中施加的影響。  隨後,筆鋒轉嚮南方——國民革命軍的誕生與北伐的籌備。本書細緻考察瞭黃埔軍校的建立過程,分析瞭蔣介石如何從一個地方軍事領導者,通過精心的政治布局和軍事部署,逐漸整閤分散的軍事力量。  北伐戰爭被視為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整閤運動。書中詳細辨析瞭北伐軍內部的政治分歧,例如革命派與舊軍隊的融閤難題。重點分析瞭“四一二”分共事件,不是簡單地評價其對錯,而是將其置於當時復雜的軍事、政治、意識形態的交叉點上,探討瞭國民黨在統一中國道路上,所做的關鍵性、不可逆轉的軍事與政治抉擇。   第三部分:南京政府的十年——統一下的暗流湧動(1928-1937)  “形式上的統一”是本捲的核心議題。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並未終結軍事強人的時代,而是將“軍閥”的概念進行瞭重新包裝與收編。  結構性衝突的分析:  1.  新舊派係的整閤與摩擦: 探討蔣介石如何平衡與收編“新桂係”(李宗仁、白崇禧)、“西北軍”(閻锡山、馮玉祥殘部)以及“東北軍”(張學良)的關係。著重分析瞭“中原大戰”(1930年),這場規模空前的內戰,如何耗盡瞭國民政府的元氣,並鞏固瞭蔣介石的最高軍事指揮權。 2.  地方割據的變體: 詳述瞭“西南王”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廣西建立的強大軍事體係,以及他們與南京中央軍之間既閤作又製衡的微妙關係。閻锡山在山西的“模範省”建設,實際上也是一種在中央高壓下的軍事自治。 3.  對“剿共”軍事行動的軍事學評估: 本部分以客觀的視角,分析瞭國民黨軍隊在第五次“圍剿”中的戰術運用與後勤保障,及其與紅軍戰略戰術的對比。這部分內容著重於軍事力量的運用效率,而非意識形態的爭論。   第四部分:外部壓力與軍事重心的轉移(1931-1937)  隨著日本侵略的步步緊逼,軍閥問題逐漸退居次要地位,但曆史的慣性仍在發揮作用。  本書深入分析瞭“九一八事變”後,奉係軍閥的“不抵抗政策”背後的復雜考量——張學良在東北的兵力部署、對日軍實力的低估、以及對南京中央政府“先安內”戰略的服從。  隨後,重點考察瞭一·二八事變和長城抗戰中,地方軍閥部隊(如十九路軍)在缺乏中央有效協調下所錶現齣的血性與孤立。這部分揭示瞭在國傢麵臨外侮時,內部軍事力量的整閤效率是如何被長期的軍閥割據所削弱的。  最終,本書以國民政府在“一·二八”後推行的軍事改革為收尾,討論瞭軍事工業和中央軍建設的努力,以及這些改革成果,如何在全麵抗戰爆發前夕,被證明是如此的倉促與不足。  本書的價值在於: 它提供瞭一個去意識形態化的軍事史視角,將中國近代史理解為一係列軍事強人為瞭生存、權力與國傢安全而進行博弈的殘酷過程。讀者將清晰地看到,在那個“槍杆子決定一切”的時代,每一個重要的政治決策背後,都隱藏著軍事力量的對比與製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