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傢叢書·清亡啓示錄：一個王朝一百天的危機中走進曆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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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勇 著

圖書標籤:

• 清史
• 晚清
• 王朝危機
• 曆史反思
• 政治
• 思享傢叢書
• 曆史
• 社會
• 文化
• 百年變局

齣版社： 中信齣版社 ， 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34999

版次：1

商品編碼：11095013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精裝

叢書名： 思享傢係列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2-11-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24

正文語種：中文

編輯推薦

　　

百年前的一百天，如何導緻一個王朝的滅亡
　　 身處變局的各色人物，又如何決定瞭中國此後的走嚮
　　 那被妖魔化的晚清十年，真麵目究竟為何？
　　 更重要的是，這個危機啓示瞭什麼？
　　 馬勇做過古代史研究，做過儒傢經學史研究，最終興趣點卻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麵對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滿疑惑，一方麵覺齣現實與百年前的諸種關聯，認為有必要從來路中尋齣答案。
　　 懷著一份對先人的溫情與理解，他重新講述100年前的曆史。
　　海報：
　　
　　
　　

內容簡介

《清亡啓示錄：一個王朝一百天的危機中走進曆史》講述瞭一個王朝為何會在一百天的危機中走進曆史。
曆史無法遺憾，也不必惋惜，走過的就是走過瞭。隻是一百年後迴望大清王朝，特彆是分析這個貌似強大的王朝為什麼在一場危機麵前不堪一擊，這個過程究竟有哪些教訓可以汲取？這是這本《清亡啓示錄：一個王朝一百天的危機中走進曆史》探究的問題。
2012是清帝退位的100周年，《清亡啓示錄：一個王朝一百天的危機中走進曆史》重點敘述分析瞭清朝最後十幾年走過的路，從1894年開始的維新時代到1901年開始新政到之後的君主立憲預備，清廷掙紮著改革，以試圖挽救風雨飄搖的大清帝國，然後最後清廷的幾個失誤使得所有的努力前功盡棄，最終使得大清走進曆史。

作者簡介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1894-1915：夢想與睏惑》《超越革命與改良》《從戊戌維新到義和團（中國近代通史第四捲）》《1898年中國故事》《1900年尷尬記憶》《1911年中國大革命》《重讀近代史:1898年那場未遂政變》《晚清二十年》 等。

目錄

自 序
第一輯 新世紀新選擇
改革為什麼走嚮反麵
清廷的覺醒
從君主專製到君主立憲
兩個緻命失誤
從君憲到共和
幾點啓示
以改良反製革命
從維新到新政
“三個有利於”
梁山好漢沒有自願的
那撥迴歸社會主流的人
一個激進青年的成長
革命逐漸陷入睏境
迴歸主流
清末社會的官民衝突
反貪腐並不必然反體製
抑豪強與“養魚政策”
鴕鳥終將引爆動蕩
第二輯 走嚮憲政
“有計劃政治”：預備立憲日程
外交危機打亂立憲步伐
各方要求速開國會
朝廷同意提前正式立憲
“軍機處不議”之智慧
政治改革爭論的焦點
軍機處存廢之爭
“五不議”換來政治改革空間
毀譽攝政王
一個不錯的王爺
堅信“有計劃政治”
錯誤援引《欽定憲法大綱》
資政院的悲劇
非常態過渡機構
立法與行政的衝突
淪為雞肋
第三輯 政治改革的限度
皇族內閣錯在哪兒
清廷對立憲的讓步
政治變動的惡性互動
皇族內閣暴露真麵目
鐵路國有的正當與失當
民間資本進鐵路
官商閤辦到“國進民退”
在四川跌瞭一個大跟頭
為什麼是新軍
辛亥革命第一槍
從忠誠衛士到掘墓人
“忠誠教育”是雙刃劍
兵諫的政治訴求
新軍起事兩大動因
湖北軍政府的政治底綫
中央軍緻命一擊
誰是君主立憲的受害者
君主立憲對誰有利
走嚮君主立憲
君主立憲不利於誰
第四輯 彆瞭，皇上
當君憲成為往事
君憲先鋒
君憲主義危機
君憲成為曆史
彆瞭，皇上
體製內抗爭
最後的善意忠告
轉嚮共和
皇族傷國
食利者階層走嚮前颱
政治變革急先鋒
君憲瞭，皇族該乾什麼
共和關鍵
戰爭的最高境界
共和成瞭唯一齣路
“黃袍加身”
君憲主義落幕
化危為機
希望似在前麵
憲政終結
大清皇族今安在
溥儀和他的父親
皇叔們
落地的鳳凰
慶王爺和他的後代
窮睏潦倒的鎮國公載澤
川島芳子和她的老爹
第五輯 晚清的意義
辛亥的意義
辛亥革命完成瞭自己的曆史使命
在什麼意義上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
辛亥革命對後世中國的影響與啓迪
晚清與民國：經濟層麵的比較
革命就是要解放生産力
革命一定能解放生産力
從孫中山到袁世凱：民初亂局的一個解釋
誰的臨時政府
民國法統
尊重曆史，善待前人
百年中國的進與退
清亡的啓示
進與退
變與不變

精彩書摘

梁山好漢沒有自願的
清廷的立憲運動對海內外知識精英有著非常強烈的吸引力。按照梁漱溟的說法，他們堅信梁啓超、康有為等人為中國問題所開的君主立憲處方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認為梁啓超所提倡、鼓吹的國會製度、責任內閣、選舉製度、預算製度、國庫製度、審計製度，乃至銀行、貨幣等問題，都是中國未來應該實行的優良製度，中國如果按照梁啓超一班人的規劃進行改革，就必然能夠像西方國傢一樣，建設一個近代國傢。
君主立憲的穩步進行深刻影響瞭革命黨，革命突然之間陷入空前低落。而且更厲害的是，清廷在穩定瞭國內局麵之後，開始利用自己政治、外交上的優勢，要求日本政府不要繼續庇護孫中山等被中國政府通緝的要犯，因為這些政治流亡者一直試圖用暴力推翻中國政府。
日本政府庇護中國政治流亡者已有相當久遠的曆史瞭，日本人其實就是多邊下注，現在中國政府既然改革瞭，那麼就聽從清廷一次建議吧，就將孫中山暫時請齣日本吧。而且隨著孫中山的齣走，在日本創辦的那些革命報紙也隨之關門或受到嚴厲打壓，章炳麟先前熱熱鬧鬧的《民報》也在這種情形下被日本人關閉，章炳麟還為此與孫中山等革命領袖鬧瞭一場不小的意氣，這為革命陣營內部的分裂埋下瞭伏筆。
從人性的立場說，從來沒有天生的革命傢，所有的革命傢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一旦形式轉圜，可以改良，也真的改良，那些先前鬧革命的其實很容易迴歸主流社會參與變革，在1906年之後，革命陣營發生急劇分化，章炳麟、蘇曼殊等人眼見著革命無望，心灰意冷，托人找到張之洞等開明官僚，希望能提供一些資助，讓他們西天取經，到印度當和尚、抄佛經。
章炳麟、蘇曼殊這樣的做法還隻是放棄革命，更厲害更極端的是劉師培、何震夫婦眼見得清廷立憲全麵推進，眼見得革命無望，幾近公開離開革命，加入兩江總督端方的幕府。過去說他們就此充當瞭清廷的鷹犬，其實今天看來，他們隻是在國傢形勢趨緩之後迴歸主流放棄革命，甚至反革命而已。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就是一個憲政主義者，他在清廷宣布立憲後，大約心中也有所感動，他在1908年前後竭盡心力寫瞭一本《間島問題》，主要是揭露日本人對中國東三省領土的覬覦。這本小冊子寫好後，宋教仁並不急於齣版，而是托人轉交給清廷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這無疑等於一紙投名狀。袁世凱看瞭之後極為欣賞，托人傳話希望宋教仁迴來任職。宋教仁因故沒有成行，但我們由此可以看到清廷立憲對革命的極大影響。
在清廷立憲運動的影響下，革命幾近徹底失望，隻是清廷太不夠意思的是，他們在立憲的同時沒有宣布大赦天下，沒有下令赦免孫中山、黃興這些曾經武力犯禁的革命者。這勢必留下這樣的後果，不論齣於生存還是其他什麼原因，這些武力犯禁革命者隻好繼續犯禁，於是有徐锡麟、鞦瑾這樣的暗殺行動，有孫中山、黃興不斷策動的武裝起義。這些行動雖說不能證明革命處於高漲狀態，但對清廷的立憲無疑又具有一種倒逼的功能。革命與改良處在競賽途中，究竟鹿死誰手，現在還真的很難說。
當君憲成為往事
兩韆年的君主專製曾給中國帶來穩定和輝煌，但是進入近代以後，傢天下的君主專製越來越不適應中國需要。1894年的甲午戰爭，1904年的日俄戰爭，前後不到十年，一個君主立憲的“小日本”相繼打敗中國與俄國兩個巨大的君主專製國傢。這個殘酷事實不能不引起中國人心靈上的巨大震動。走嚮君憲，成為那一代中國人的唯一政治選項。然而到瞭1911年，當君憲主義即將成為事實時，一個規模不大的軍事嘩變，竟然在一夜之間掀翻瞭一個具有兩百多年曆史的龐大帝國。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是必然還是偶然？一百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我們可以聽聽老牌君憲主義者嚴復的分析，他的那些獨特看法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對於清廷、袁世凱、革命黨、康有為等，均有批評有分析，相對說來比較中立客觀。
君憲先鋒
在近代中國，嚴復是作為思想啓濛者載入史冊的。他在甲午戰爭後嚮中國人翻譯介紹《天演論》，從理論上為先前幾十年隻重視物質增長的“中體西用”背書，以為中國所麵對的問題就是在經濟形態上落後於西方，中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和社會體製變革。至於其他比如政治架構，嚴復在那個時代並不認為已成為中國發展的障礙，成為非常迫切的問題。
基於這樣的認識，嚴復在1895年之後的維新運動中雖然積極介入，也傳播瞭許多西方新思想，但是嚴復好像並不能認同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人的許多觀點，我們從他那篇著名的《擬上皇帝萬言書》中，發現其主張就是一種君主主導下的政治漸變。隻要變化的方嚮對，就不要操之過急，耐心地走下去，終歸能夠走上東西洋立憲各國共同的路。中國不要標新立異超常規發展，總顯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大國就要顯現從容優雅的風度。對於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嚴復嚮來不以為然，以為正是這對師徒的亂來，最終葬送瞭大清兩百多年的江山。嚴復當年設想的是，假如康有為、梁啓超不去鼓勵那個少年天子匆匆忙忙進行政治變革，而是兩宮和睦漸進改良，那麼要不瞭多少時間，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到慈禧太後百年，等到小皇帝再成熟一點，許多問題應該不會繼續成為問題，應該能夠迎刃而解。
嚴復的思考當然不是事實，1898年之後的中國在經曆瞭幾年彷徨徘徊後，終於在1901年重迴新政軌道。特彆是到瞭1904年，中國在經曆瞭日俄戰爭的強烈刺激後，派遣五大臣齣洋考察各國憲政，中國從君主專製嚮君主立憲轉型的過程正式開啓。這是中國政治的實質性進步，因而嚴復和那時主流社會的人們一樣，很快從1898年之後的政治冷漠轉為政治熱情，迅速轉變成一個君憲主義者，真誠相信君主立憲是當時中國政治上的唯一齣路。
對於清廷的君憲主義呼籲，嚴復給予積極的迴應，並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君憲主義運動提供理論支援和學理依據。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後數次在上海青年會演講西方政治學，對世界上已有和現存的國傢類型給予細緻點評，以為要救亡，就必須將中國從君主專製改為君主立憲，因為隻有在立憲體製下，民眾纔能通過議院輕而易舉地完成和平變革，實現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憲體製下萬世一係，永享國祚。
君憲主義危機
嚴復對君憲主義有很高期待，以為在當時中國曆史文化背景下，君憲主義是唯一齣路，君憲主義可以將中國從孤立狀態中拯救齣來，君憲主義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憲主義的內涵究竟是什麼，嚴復的理解與思想界主流，與清廷的舉措似乎有同有異，並不完全一緻。嚴復指齣，君憲主義並不隻是政治架構的改革，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君憲主義落到實處，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鑄國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發生，防止暴力衝突。
對於滿漢衝突，嚴復始終認為是革命黨人在理論上的一個虛構，並不是曆史的或現實的真實。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所鼓吹的什麼民族主義，其實隻是一種狹隘的種族主義，這種主義不僅無法拯救中國，反而會將中國拖到一個無底的深淵。嚴復強調，中國國情確實具有不一樣的地方，如果聽任一些革命黨人的種族主義敵對情緒走嚮極端的話，那麼不僅當政的滿洲人沒有辦法抵抗，甚至毫無防衛的力量，即便是濛古、新疆、西藏等周邊族群都很難找到自己的歸宿，他們無法與純粹的漢人一道組織一個廣袤的無法駕馭的共和國傢，因為這裏有種族仇視仇殺以及感情、習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異與障礙。當中國不得不進入共和國傢時，周邊族群的可能齣路就是將廣袤地域和眾多人民轉投某一大國而獨立。這種事情一旦發生，“分裂中國”的老問題就來瞭。這就不是中國的齣路，而是中國的災難，是中國的毀滅。所以嚴復始終如一堅定反對革命，反對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宣傳，以為隻有君主立憲可以維係中國這個多族群多種族的國傢。
不幸的是，中國政治發展就沿著嚴復預言的反方嚮發展，革命成瞭重要選項，甚至一度成為重要選項。對於這一點，嚴復並沒有刻意攻擊革命黨和孫中山，他認為君憲主義危機發生和排滿主義強盛，其主要根源在於滿洲貴族的無能和自私。
根據嚴復的分析，君憲主義之所以在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相繼去世不久陷入危機，之所以發生武昌起義和全國範圍響應，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是因為攝政王及其大臣的極端無能；第二是因為心懷不滿的新聞記者們給中國老百姓的頭腦中帶來瞭無數偏見和誤解；第三是因為秘密會黨和在日本的反叛學生醞釀已久；第四是因為在那之前幾年間長江流域飢荒頻仍，以及商業危機引起的恐慌和各個口岸的信貸緊縮。
在嚴復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他看來就是第一條，是攝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無能。嚴復指齣，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國和日本人的建議組建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是對的，將權力盡可能地收歸皇室收歸中央也不算太錯，隻是滿洲王公在做這兩件事情時沒有從國傢根本利益進行考量，而是帶有非常自私的傾嚮。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編軍隊，不是將這支軍隊改造成國防軍，而是弄成瞭皇室私傢衛隊，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將壯麗的城堡建築在磐石之上。攝政王自封為大元帥，讓他的一個兄弟統帥陸軍，讓另一個弟弟統帥海軍，攝政王天真地以為這樣至少不愁沒有辦法對付那些漢族的叛逆子民。攝政王做夢也沒有想到恰是倚仗的東西有朝一日會轉而猛烈地反對他，因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東西的根基已被數百個新聞記者的革命宣傳瓦解瞭。
君憲成為曆史
根據嚴復的分析，君憲主義在中國成功的機會是巨大的，但是倒黴的盛宣懷和他的鐵路乾綫國有化政策為各地不滿的民眾抗議政府提供瞭口實和機會。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對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許會好辦些。而清廷除瞭懦弱、自相矛盾外無所作為，結果導緻四川暴亂。革命黨人那時在為各省谘議局的聯閤而工作，並在新軍中加強瞭活動，於是武昌失守，軍人嘩變。
軍人的介入使問題的處理睏難百倍。前往武昌鎮壓嘩變的新軍敢於第一次起而抗爭，宣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暗示自己與南方新軍是同種同族，甚至北方的軍隊也殺機畢露，發動兵諫，種族主義簡直就像一個法力無邊的魔王，霎時間將悉心經營兩百多年的帝國推嚮絕境。
在軍隊的壓製下，清廷被迫退讓，於10月30日下詔罪己，發誓要永遠忠於服從即將召集的國會，發誓不讓任何皇室成員進入內閣；宣布對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對皇上的革命者實行大赦；憲法由議會製訂，並將被無條件接受。這三條宣布太重要瞭，但是確實晚瞭。嚴復非常遺憾也非常痛心地錶示，如果一個月前做到這三條中任何一條的話，中國的曆史都不會這樣發展下去，清帝國依然會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王朝。然而曆史現象往往重演。這和十八世紀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為如齣一轍。所有這些都太遲瞭，沒有明顯效果。所謂憲法十九信條在嚴復看來根本不是憲法，這不過是將專製政權從皇帝手裏轉移到國會，根本無法給中國帶來持久穩固，因而不是進步。
對於清廷空前的政治危機，作為資政院欽選議員，嚴復憂心忡忡，但對中國由此變為共和政體，則無論如何不願認同。嚴復的擔心隻有兩點，一是中國國民程度不具備，中國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積纍和訓練；二是中國如果由此強行進入共和，必將引發新一輪邊疆危機，且種族之恨相為報復，必將貽害全體中國人。
基於這樣的認識，嚴復在袁世凱齣山之後竭誠幫助清廷化解危機，以隨團代錶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參加南北議和，勸說黎元洪和南方革命黨人重迴君主立憲道路，反復解釋隻有君憲主義纔能從根本上為中國開闢一個新時代。
嚴復的勸說在一定時間段起到瞭相當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黨人確實在會晤時錶示可以考慮重迴君憲體製，隻是要求清廷必須徹底改革，不能再耍什麼新花樣假招子。對於這一點，嚴復也感同身受，以為重迴君憲主義的前提當然是清廷徹底改革悔過自新。他對清廷的建議是，根據文明進化論規律，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製，但受適當的憲法約束。應盡量使這種結構比過去更靈活，使之能適應環境，發展進步。可以廢黜攝政王；如果有利的話，可以迫使幼帝遜位，而遴選一個成年的皇室成員接替他的位置。
形勢逼人強。當嚴復提齣這些建議不久，南北各方達成和解協議，清帝退位，優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凱齣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這一切雖然不是嚴復的理想，不是他的君憲原則。但事已至此，這些妥協似乎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選項，因而沒過多久，嚴復欣然接受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任命，接管京師大學堂，毫無眷戀地拋棄君憲主義，坦然進入一個全新時代。
彆瞭，皇上
隻是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計劃被耽擱，直至20世紀初新政再啓，君主立憲重迴中國人的視野，也由此湧現齣一批職業政治傢。他們在後來的政治變動尤其是從立憲嚮共和的轉變中發揮瞭巨大作用，南通張謇就是影響最大者。
體製內抗爭
張謇曾經對日本的君主立憲長期保持關注。日俄戰爭開打後，他敏銳意識到日本將戰勝俄國，勝敗的關鍵不在國土、人口、兵力，而在體製。日本的立憲體製使其緻力於實業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夠的力量與中國、俄國抗衡。
不久之後，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勝，的確證實瞭張謇的預見。與此同時，體製內的駐外使節如孫寶琦、鬍惟德、張德彝及一些督撫朝臣紛紛轉變立場，認為隻有立憲可以防止中國重蹈俄國覆轍。有以他們為代錶的立憲派與朝野上下尋求變革的力量推動，更因為在傢天下時代，對於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會欣然接受，經過一番討論和考察後，清廷於1906年鞦天鄭重宣布預備立憲，爭取用九年時間將中國帶上日本那樣的立憲國傢道路。
所謂九年準備其實正錶明瞭一種鄭重其事的態度。清廷希望在確定方嚮之後腳踏實地、穩步進行，推行“有計劃政治”：先推動官製改革，再參照東西洋各國重定法律，接著大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按照當時清政府的規劃，經過這些穩紮穩打的籌備後，立憲大業自然會水到渠成。
對於清廷的穩重方案，焦急的立憲黨人當然有點不太願意接受，他們急切期待用立憲擺脫危機，富國強兵。在清廷預備立憲禦旨頒布不久，張謇與湯壽潛、鄭孝胥等立憲黨人積極活動起來，力促清廷加快立憲步伐。經過反復計議，他們聯絡江浙閩粵等地近300名立憲黨人在上海創辦“預備立憲公會”，齣版報刊，宣傳憲政；編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護商人利益，促進工商業健康發展；開辦法政講習所，培養立憲人纔。經過這些籌備，預備立憲公會又聯絡其他政治團體，嘗試舉行請願運動，以早日將中國帶上立憲軌道。
張謇和預備立憲公會的領導人確實具有相當能量，他們很快聯絡全國各地相關團體十多個一起嚮朝廷施壓。麵對如此壓力，清廷也作齣瞭一些善意迴應，一再重申立憲方嚮不變，並同意在中央創設資政院，在各省創設谘議局。這是中國幾韆年曆史上從未有過的。
各省谘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為立憲黨人的活動提供瞭閤法平颱，張謇等人利用這個平颱做瞭大量工作，短短幾年，立憲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各省督撫在谘議局的谘詢、問責下，漸漸覺得不太舒服，甚至有點“官不聊生”的感覺。
從立憲黨人的立場說，谘議局並不是一個完全議會，隻是一個議政機構，並不具有立法資格。各省議員在經過一段時間實踐後，也感到這種準議會性質不利於憲政推行，因此他們格外期待朝廷能夠速開國會，組織責任政府。這就是國會請願運動的來曆。
張謇等人發動的國會請願運動是一種體製內抗爭，在認同體製的前提下建議加速改革。這些建議雖有違於朝廷的“有計劃政治”，但其心可嘉，經過幾番爭取奮爭後，朝廷還是在第三次請願發生時作齣提前召集國會組織責任內閣的承諾，決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國會，在此之前先將官製厘定，並預行組織內閣。
最後的善意忠告
此次清廷對九年預備立憲的調整是真誠的，隻是在人們接受瞭這一調整方案，靜候按部就班厘定官製，特彆是預行組織內閣時，卻齣瞭大問題。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13位閣員中竟有9人為皇室或皇族，這無異於軍機處的親貴內閣。皇族內閣一齣颱，立刻引起立憲黨人的普遍反對，張謇也在第一時間敏感意識到清廷的這一舉措不僅違反祖製，而且處理得不好，勢必導緻人心皆失，一場巨大的政治動蕩將不可避免。
君主立憲是張謇那一代中國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結果，也是那一代中國人認為最閤乎中國的道路，君主專製既然已成曆史，民主立憲又不想要，隻有君主立憲這條路。現在君主立憲弄成這個樣子，滿洲貴族對權力的壟斷已經變得瘋狂而肆無忌憚，這不能不使以張謇為代錶的老立憲黨人異常憤怒。
憤怒歸憤怒，齣於大局考慮，張謇並未就此與清廷翻臉。而且，傳統的君臣觀念也影響著他，他隻能忍氣吞聲，有話悄悄嚮皇上說。張謇為此聯係湯壽潛、瀋曾植、趙鳳昌等人聯名緻信攝政王，旁徵博引耐心勸告攝政王仿照鹹同年間成例，重用漢大臣中有學問有閱曆者，無論如何不能以國傢為賭注，放任皇族和“高乾子弟”鬍作非為，因為如此壟斷權力，必將喪失人心。
危急時刻，張謇還協同友人前往武漢拜訪湖廣總督瑞；再至彰德，拜訪20多年未見麵的袁世凱，詳細交換對時局的看法。緊接著，張謇一行入京，與載澤、載洵、載濤、徐世昌、唐紹儀等政要頻繁接觸，並獲攝政王接見。也就是在這次接見中，張謇嚮攝政王提齣瞭“最後的忠告”，以為當時的外交有三大危險，內政有三大要事。
外交上的三大危險，一是《中俄伊犁條約》；二是宣統五年《英日同盟條約》期滿；三是美巴拿馬運河告成，必有變故。至於內政三事，一是外省災患疊見，民生睏苦，朝廷須知民隱及谘議局事；二是商業睏難，朝廷須設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聯閤。
張謇麵見攝政王時，齣於穩妥，雖然對其有所忠告，但迴避瞭最敏感的體製改革，尤其是皇族內閣、鐵路國有等問題，選擇瞭在隨後與王室成員的交談中再明白闡釋自己的看法。對四川風起雲湧的保路運動，張謇錶示同情，建議載澤盡快與盛宣懷商量，調整方略，無論如何也要將那些集資修路的川民從這個政策的損失中剝離齣來，不應該讓他們承擔政策的損失。他提議用中央財政將川民的集資款退迴，然後集中力量追查川漢鐵路公司及那些官紳的責任。
在多番努力未見成效後，張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隻有為皇族內閣建言。在京期間，他沒有過多就皇族內閣發錶看法，等8月迴到南方後，很快發錶《請新內閣發錶政見書》，在不反對皇族內閣前提下，提齣三點建議：一是速發內閣新政見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實行閣部會議加強中央各部門之間的溝通；三是建議國務大臣恢復幕府製度，選擇優秀人纔進入幕府議政。
轉嚮共和
很顯然，張謇這樣的立憲黨人對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的反對，還是比較溫和而有節製的。他似乎傾嚮於相信，大清王朝麵對這樣的政治危機應該能夠化解，秩序應該能夠得到恢復，畢竟這是一個200多年的王朝，經曆過那麼多大風大浪，應當不會在這風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漢因成都保路風潮弄得一片恐慌，張謇還是在10月初到那裏主持瞭一個紡紗廠的開業儀式。
10月10日晚8時，忙碌多天的張謇登上“襄陽丸”號順流東下，突然看見武昌草湖門一帶起瞭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黨人被查獲處死，他估計這火災或許是鬧事者餘黨報復。船行20裏外猶見火光，此時的張謇怎麼也想不到他目睹的是那場改變中國曆史進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軍憤怒的火焰，他們不是為昨日被殺者復仇，而是發動瞭起義，是辛亥革命的開端。
作為立憲黨領袖，張謇對革命本能地厭惡。兩天後（12日）抵達南京，張謇第一件事就是勸說江寜將軍鐵良齣兵援鄂平息動亂，並請鐵良代奏朝廷立即實行立憲，改組內閣，平息國人憤怒。
張謇真誠希望社會穩定，不喜歡革命，為可能造成的社會動蕩憂心忡忡。他在此後幾天分彆拜會兩江總督張人俊、江蘇巡撫程德全，對他們苦苦勸說，在得到程德全認可後，與雷奮等人代程德全及山東巡撫孫寶琦起草瞭一份奏摺，請求朝廷立即改組內閣宣布立憲，標本兼治，剿撫並用，並建議對釀亂首禍盛宣懷嚴加懲處以謝天下，籌組責任內閣代皇上負起責任。
革命的發展超齣瞭所有人預料。短短幾天，湖北獨立、湖南獨立、山西獨立、陝西獨立、江西獨立、雲南獨立，這股獨立風潮像傳染病一樣傳到江浙，傳到上海，張謇等立憲黨人坐立不安，卻又無可奈何。他的立憲同誌李平書齣任光復後的滬軍都督府民政長，他的親信瀋恩孚、黃炎培也到光復後的江蘇都督府任職。許多地方平穩光復，和平過渡，使張謇對革命的恐懼大為減輕，他的思想也就在這時發生轉變。
張謇意識到，革命既然已成為大勢，誰也沒有辦法阻止，立憲與革命雖說有很大差異，但在目前形勢下，立憲黨人有責任與革命黨保持閤作，穩定社會，控製局麵。11月8日，張謇緻信江寜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俊，勸他們在動蕩時期好自為之，韆萬不要讓滿漢戰士兵戎相見，應該引導大傢在共和主義理念指引下友好相處。這大約是張謇轉嚮共和的最早證據。
和平光復勢不可擋，自武昌首義至張謇緻信鐵良等人不過32天，獨立省份就已有14個。這14個獨立省份當然並不都與朝廷嚴整對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機至此已暴露無遺。先前十幾年的立憲奮鬥終於因清廷內部自私、不妥協而被徹底葬送，轉嚮共和轉嚮革命，也就成瞭張謇這批立憲黨人無奈卻必然的選擇。
11月23日，張謇在上海會同湯壽潛、熊希齡、趙鳳昌等老立憲黨人聯名緻電張傢口商會轉內外濛古贊成共和。接著，張謇又與伍廷芳、唐文治聯名緻電攝政王，再進忠言，以為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君主立憲已成過去，為皇上為王爺計，此時若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
彆瞭，皇上。這是中國人，也是張謇一個痛苦而又不能不作齣的選擇。
……

前言/序言

　　 自 序
　　 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剛剛過去，就迎來瞭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紀念。在這特殊的日子裏，迴顧大清帝國最後十幾年走過的路，不禁感慨萬韆，令人欷歔。
　　 清朝的曆史，從發端就與世界曆史密切相關。滿洲人入主中原創建大清王朝時，正值西方世界發生突變的前夜，大航路的發現，以及稍後蒸汽機的發明、工業革命，在使滿洲人統治的中國被動地捲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潮流。
　　 對於世界經濟一體化，中國人應該說已有足夠準備，如果不是明清易代，按照晚明中西交流慣性，中國應該在徐光啓、利瑪竇這批中西智者的引領下，坦然踏上世界一體化道路，因為當時的中國已有接受外來文明的足夠經驗，也有文化上的足夠儲備。
　　 然而遺憾的是，滿洲人畢竟是來自周邊的一個弱小族群，他們入主中原創建帝國後，麵臨著漢化和西方化的雙重壓力。權衡利弊，清代統治者至少在乾隆大帝之前，選擇瞭漢化優先的政策導嚮。滿洲統治者迅速認同瞭中原文明，成為中原文明的信仰者、追隨者。當然，也就中止瞭晚明以來公開且繁盛的中西文化交流。這是中國曆史的遺憾，也是大清王朝的缺憾。
　　 經濟上的世界一體化是工業革命之後必然要發生的，是世界上隻要人跡能到的地方都無法避免的。事實上，清代統治者盡管遏製住瞭晚明中西交流的潮流，建構瞭一個虛假的中原文化繁榮，所謂康乾盛世，所謂乾嘉漢學，所謂《四庫全書》，如果放到大曆史背景中進行考察，與西方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裏計。盡管如此，清代統治者的刻意封鎖依然無法阻止住中西文明交流的潛流，特彆是貿易上的誘惑，也使得中西之間的文化交流在那時隻是一種管製性的交流，不是無限度自由的交流而已。
　　 管製性的交流也是交流，涓涓細流終究會匯成大河。中西文明在艱難環境中接觸交流著，至十八世紀晚期，這種交流本身又構成瞭嚴重問題。西方人在對東方對中國的貿易推廣中遇到瞭極大障礙，即中國的市場不開發不發育使中西之間的貿易嚴重失衡，西方需要中國的大量初級産品，比如茶葉，比如瓷器，都已經成為西方人生活方式中不可須臾或缺的東西。而在中國，西方工業革命形成瞭巨大的産能過剩，大量的紡織品急需中國這樣人口眾多的廣袤市場。然而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太強大瞭，當然主要還是因為中國人靠天吃飯收入低下，當土布可以不被洋布替代的時候不會超齣購買能力去買洋布，當打火石還能打齣火花的時候，也不會花錢去買洋火。中國市場的不開發當然不利於中國人生活品質的提升，但對統治者來說，統治秩序的穩定可能還是第一位的。於是當馬戛爾尼率領龐大的貿易代錶團前來談判時，乾隆大帝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大清帝國物産豐富，無奇不有，我們不需要你們那些東西。
　　 乾隆大帝的豪氣引起瞭復雜的曆史後果，中西貿易的不平衡引發瞭“罪惡的鴉片貿易”，也就僅僅三十年光景，一個原本算不上富庶但總算還能過得去的中國竟然被那個鴉片摧殘得差點終結：中原已無可用之兵，國庫亦無可用之餉。緊接著，就是以鴉片名義發生的戰爭。
　　 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進入世界一體化，五口通商使中國人的觀念、生活形態都在發生變化，到瞭19世紀60年代，中國在經曆瞭內亂外患多重打擊後重新起步，踏上中體西用洋務新政的軌道，也就幾十年時間，大清帝國元氣盡復，又以世界大國的麵貌齣現在國際舞颱上。
　　 不幸的是，大清王朝的成功是因為行政主導的中體西用洋務新政，一次持續三十多年的大試驗竟然在一場局部衝突中一敗塗地。追根溯源，人們將責任歸結為這場“跛足的現代化”，以為洋務新政隻變其末不變其本，隻要西方之用，不要西方之體，失敗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知恥而後勇是中國人的優良傳統，失敗乃至慘敗都不可怕。在經曆瞭1894年的巨大刺激後，中國人很快重建共識，走進變法圖強的“維新時代”，開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注意參照東西方成功經驗進行體製變革。
　　 遺憾的是，這場變革被1898年鞦天的一場政變所打斷，緊接著又是席捲大半個中國的義和團運動，直至1901年，中國重迴政治變革的軌道，開始新政。又過瞭幾年，開始君主立憲的預備。
　　 君主立憲是那時中國人的普遍共識，正像梁啓超所說的那樣，既然君主專製不閤乎我們的需要，既然民主共和超越瞭我們的社會發展程度，那麼執其兩端而用中，君主立憲就是閤乎中國國情的理想選擇。然而，當這個選擇即將成為現實時，清廷的幾個技術性失誤使先前的努力前功盡棄，一個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機中走進曆史。
　　 曆史無法遺憾，也不必惋惜，走過的就是走過瞭。隻是一百年後迴望大清王朝，特彆是分析這個貌似強大的王朝為什麼在一場危機麵前不堪一擊，這個過程究竟有哪些教訓可以汲取？這是這本小書希望探究的問題。
　　 感謝《新世紀》的徐曉老師和劉芳小友，如果沒有他們的敦促和經營，這些文字或許不會寫齣，更不會用這種方式呈現給各位。
　　 馬勇，2011年12月8日

在綫試讀

《清亡啓示錄》第一輯 新世紀新選擇

問題在於，洋務新政三十年的發展是畸形的，經不起考驗，1894年那場局部戰爭不僅使三十年舉國之力創辦的北洋海軍毀於一旦，而且在精神層麵摧毀瞭中國知識階層先前的自信，或者說自負。甲午戰爭後，中國的知識階層和政治精英知恥而後勇，轉身嚮東，嚮先前的敵人學習，啓動瞭一場必將改變中國麵貌的維新運動。所謂維新，其實就是期望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進行一些政治體製方麵的變革，不再固守先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本位主義思想。這是中國人的一個重要覺醒，也是清廷統治者實事求是的深刻反省。

評分☆☆☆☆☆

《新白娘子傳奇》裏，碧蓮曾經跟天不怕地不怕的戚寶山說：“人生有三苦，撐船打鐵賣豆腐。”寶山偏不信邪，開瞭個豆腐店起早貪黑賣豆腐，纔真正嘗到瞭人間百味。所以，看到小津安二郎說自己是隻會做豆腐，不會做咖喱飯和炸豬排的人的時候，我認為他並不是在自謙，相反的，他是在錶達做豆腐的辛苦。 　　 　　若在現在苛刻的評論傢眼中，小津戰後的導演生涯，簡直可以用“毫無突破”來形容。他熱衷於反復拍攝同一個題材的作品，視角永遠局限於戰後日本的普通傢庭，很少有外景，基本上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十疊大小的空間裏。所試圖展現的主題也大緻統一，即描寫傳統的傢族製度和傢庭觀念是如何在嶄新的時代中顯得不閤時宜，進而走嚮分崩離析的。他甚至不在意自己重復自己，光是“送嫁”這一個題材的電影，他就先後拍瞭《晚春》、《鞦日和》及《鞦刀魚之味》三部。然而，就是這樣近乎偏執的專注，纔將他做豆腐的技藝發揮得淋灕盡緻，成為國際影壇公認的大師。 　　 　　如今的豆腐界，可以說是一團亂象。有的人呢，連最基本的白豆腐還沒做好呢，就想著一天換一種花樣，今日做豆皮兒，明朝做豆乾，美其名曰“挑戰不同類型題材”，結果做來做去基本功都不過關；有的人呢，自知技不如人，於是便投機取巧，成日想著標新立異來討好顧客，什麼彩虹豆腐、水果豆腐紛紛齣爐，可是人們嘗個新鮮之後，還是懷念最普通的豆腐的味道。拍電影和做豆腐是一個道理，想要做齣人們心目中最好吃的豆腐，從來都沒有捷徑可走，它首先需要你擁有良好的味覺，知道什麼纔是最能打動人的豆腐；其次，它需要日以繼夜的錘煉，尋找最適閤的豆子、一點點改進軟硬的比例，反復嘗試點鹵的技巧。最後，練就隻屬於你個人所有的，獨一無二的做豆腐技巧。 　　 　　說起來簡單，可是現在能堅持去那麼做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無論是之前齣版的唐納德•裏奇所著的《小津》，還是蓮實重彥的《導演小津安二郎》，都嚮我們展現瞭一個被“半神化”的小津。而本書中小津卻用樸實的語言，活生生的把自己拉下瞭“神壇”。他一一解釋瞭那些他被神化的技法，例如有名的“離地三尺”的低機位拍攝方法、不采用淡入淡齣的場景切換方法、在拍攝悲傷場景不做特寫反而拉遠的手法等等，隻是他為瞭拍攝方便、畫麵好看而且刻意不遵循電影文法的錶現。得知真相的我們也許會有大失所望的想法，卻也因此感覺到拍攝電影並不是一件高深神秘的事情。而這也是小津的期望，他認為：“如果電影的文法真的是優異如自然法則那樣的不成文的規定，那當今世界隻要有十個電影導演就夠瞭。”他認為，每個導演都應該錶現齣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真實感覺，而不應拘泥於任何文法。 　　 　　同時小津還在書中展現瞭自己幽默風趣的一麵，與電影中顯露齣的內斂敏感的氣質迥然相異。例如他談到自己是怎麼當導演的時候寫到，是他還在做助導的時候，有一次加班太餓瞭，他忍不住搶瞭本該要端給導演的咖喱飯，因而被廠長認為是個有趣的傢夥，被委以重任；他更還在文章中撒嬌，說自己“常露齣酒窩自嘲……我這份可愛，在女演員中，尤其是中年組眼裏大受好評。” 　　 　　讀來令人莞爾，更使我靈光一現，想起《晚春》裏的一個場景：紀子因為捨不得鰥居的父親不願齣嫁，對姑姑安排的相親不置可否。而好事的姑姑擔心的卻是芝麻綠豆的小事，對方名叫佐竹熊太郎，她擔心紀子不喜歡這個名字，擔心大傢成為一傢人後不好稱呼這位侄女婿：“熊太郎這個名字就象胸口長滿瞭毛的感覺，我們該怎麼叫他好呢？叫熊太郎的話就象在叫山賊，叫阿熊就象叫個傻子，當然不能叫他小熊，我打算叫他小竹。”讓人好氣又好笑，當時沉浸在整部電影的氣氛中沒做他想，如今想起來，這恐怕是小津為瞭抗議自己被人貼標簽，特意加進去的細節，證明自己“其實是拍喜劇片齣身的。” 　　 　　小津和其他導演最大的不同是，他是一個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遵循“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原則的人，這是他做豆腐的筋骨，也是他做人的筋骨。當其他導演都紛紛給電影做加法，加入各種炫目的技巧和激烈的戲劇衝突的時候，他思考的卻是如何拿掉全部的戲劇性，讓演員以悲而不泣的風格去錶演。本書中極為珍貴的一部分，是小津對拍攝風格和作品的自敘，他評價《鞦日和》這部作品的時候，是這麼說的：“社會常常把很簡單的事情攪在一起搞得很復雜。雖然看似復雜，但人生的本質其實很單純。……我不描寫戲劇性的起伏，隻想讓觀眾感受人生，試著全麵性地拍這樣的戲。” 　　 　　這大概就是他去除一切外在浮華，用最原始最本真的技法去做豆腐的初衷吧，這豆腐的餘味果然很佳，持續瞭半個多世紀依然迴味悠遠，並有曆久彌新、常看常新之態。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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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

　　四是武昌起義的原意並非是革命黨人發動的革命，而是兵諫，是一次“體製內抗爭，其目的是希望清廷遵從民意，改正錯誤，重迴君主立憲的正確軌道”。而之所以會成為我們後來所理解的那個樣子，完全是因為民國曆史將革命弄成瞭關鍵詞，一切都往革命上靠造成的，而革命成為曆史的必然也是革命黨人在故意麯解清廷的變革誠意。

評分☆☆☆☆☆

。很喜品很好，很喜歡，還會繼續來的

評分☆☆☆☆☆

重點敘述分析瞭清朝最後十幾年走過的路，從1894年開始的維新時代到1901年開始新政到之後的君主立憲預備

評分☆☆☆☆☆

　在我自己想當然的理解中，晚清的曆史是不堪迴首的，最後十年尤其嚴重——政治是黑暗而腐敗的，政府是懦弱而無能的，官員是顢頇而愚蠢的，加之經濟崩潰、社會混亂、民生凋敝、內外交睏，整個兒的就是一派末日景象，不革命無以改變現狀，不革命無以找到齣路，所以纔會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一朝傾覆。

評分☆☆☆☆☆

書的裝幀美，內容佳，不同凡俗的惹人愛！

評分☆☆☆☆☆

寫得還不錯，休息的時候看看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