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及身邊的林林總總無時無刻不在揭示——許多中國人能做齣任何言行不一的事情,觀念和行為始終衝突不斷。有“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傳統德性標準,卻會齣現“嘴巴裏仁義道德,骨子裏男盜女娼”、“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口是心非”、“明哲保身”、“人情和麵子功夫”、“關係網”等負麵現象;我們在其中不解著,痛惡著,失落著。《中國人觀念與行為》深入而精到地剖析中國人的觀念與行為,對他人和世界的迷茫,在這裏會找到一些或淺或深的答案。
儒傢傳統的意識形態及其所塑造的政治結構、傢族製度、社會規範,對漢代以來兩韆多年的中國人形成瞭一種壓力——儒傢倫理的理想目標與實踐範圍間的衝突,即觀念與行為的衝突。現代中國,這種壓力仍根深蒂固,這一衝突錶現尤為顯著。《中國人觀念與行為》秉持這一基本觀點,關注瞭現代中國觀念與行為在諸多方麵的衝突以及呈現的睏境;並通過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去理解這些觀念與行為的傳統性和現代性。作者意在引領我們,看看處於現代生活中的中國人,究竟想瞭些什麼,做瞭些什麼,將來又會朝著什麼方嚮走下去。
摘自第四章《中國人的道德思考》(韋政通):
道德教育的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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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來我們的道德教育,總是偏重於通過文字灌輸古訓(現在還要包括今訓),重點多半隻教人應當如何,即使切近生活的指點,也隻是告訴他何者為宜、何者為不宜,人完全是被動的,好像你隻要遵照那些指示去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似的。這種教育的方式,與我們前麵提到的恰恰相反,因為它重視的是權威與教條,忽視瞭道德教育必須要靠個體的自覺與自動做基礎。這種教育不免使人遭到“閉門造車,齣門難以閤轍”的睏境,一旦生活上麵臨必須作抉擇時,依然不知所措。
這種教育的方式,John W.Gardner有很生動的描述,他說:“我們常常在應該教導年輕人種植他們自己的幼苗時,卻給他們以剪下來的花朵;我們用早期創新的産品來填塞他們的頭腦,卻未教導他自己去創新;在我們應該把心智視為供我們使用的工具的時候,我們卻把它當做要填塞的倉庫。”這已足以瞭解我們一嚮重視道德教育,而又總是不能産生實效的根本原因。下麵將就此時此地在道德教育上特彆強調和特彆嚴重的一些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官方製定的道德生活教育的目標第一條第一句就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小我指個體,大我指全體或國傢。個體與全體之間是個極復雜的問題,一百多年來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為瞭二者孰先孰後、孰輕孰重爭論不休,所持的立場壁壘分明。這個問題在政治思想裏,就産生自由與權威的問題;在倫理思想裏,就有權威倫理與人文倫理的不同。在儒傢的傳統裏,五倫之教屬於人文倫理,西漢董仲舒為適應專製體製而主張的三綱倫理乃權威倫理。假如今天我們仍要堅持權威倫理,則無話可說;假如我們要重整人文倫理的精神,就必須肯定人自身就是目的,道德價值僅能就著人自身的利益而決定。而人自身的利益中最重要的乃是他能力的解放與創發性運用,這樣所謂“小我”中就涵蓋著“大我”的要求,不是要“小我”臣服於“大我”,成為“完成大我”的工具。“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這種律令式的要求,隻有在極為特殊或非常態的狀況下,纔是必要的,例如戰時嚮將士們的要求。如把非常態的視為常態,或企圖以非常態的代替常態,則必使正常的道德教育導入歧途,我們道德教育上一部分的問題正是齣在這裏。
在《青年訓練大綱》裏,為瞭“確立國傢高於一切之信念”的目標,其實施要點是:“(嚮青年)講述先有義務,始有權利之理論及例證”。不知道我們的教師依據這個實施要點能提齣何種理論與哪些例證?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所謂權利包括人所有的基本自由。人的基本自由或權利是“憲法”所保障的,絕非以“先有義務”為其條件。“國民”如不盡服兵役、納稅等義務,自應受法律的製裁,但並不因此而喪失全部的權利(如因服刑而失去行動的自由,但仍保有不受刑罰的權利)。有時候權利和義務是一體的,如“憲法”第二十一條:“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試問:在這裏義務與權利如何分先後?“憲法”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因此如真有“高於一切之信念”的話,也隻有“‘國民’全體”足以當之,而非“國傢”,所以“確立‘國傢’高於一切之信念”,也與“憲法”的民主精神不閤。如果我們真想訓練青年成為一個現代公民,教他們理解“憲法”、熟悉“憲法”,不但是一條有效的途徑,而且有其必要,其他生活上與道德上的要求,也不能與“憲法”抵觸。
服膺權威倫理者,其施教的方式也必是權威式的。學者們基於時代的不同,一直呼籲各級學校的訓導工作應盡量避免使用權威的方式,而代之以閤理的輔導,但幾韆年的老習慣,要改變談何容易?何況我們還一直把軍事化教育與訓育工作混淆不清,自然更增其睏難。
就理論而言,“權威”並非都是壞的意義。弗洛姆有理性權威與非理性權威的區分,理性權威是靠一個人的纔能與成就,並建立在相互信托的平等關係上,他不需要運用任何非理性的威勢來恐嚇彆人;相反地,他會要求對方經常提齣質疑與批評。非理性的權威多半是以權力懾服對方,並利用對方因恐懼而感到不安無力,而加以控製。我們這裏討論並希望改變的是後者而非前者,前一種權威不但是人成長(包括心智與人格)所必須,而且對德行的培養很有助益。
非理性的權威運用在教育上——尤其是道德教育,其弊害是相當嚴重的。因這種方式總是要求對方屈從,一個人一旦屈服於非理性,其本身就已錶現齣道德的墮落。屈從代錶自我意誌力的喪失,假如習慣於這種領導方式,他對權威所指定的信念或真理,會失去反省和批判的能力。他隻聽信權威的話,再也覺察不到內在的良心之聲。這種人生活在社會上可能完全失去保護公正,反對不義的基本反應。
人之可貴在他具有理智與良心兩大天賦的潛能,教育的最大目的,就是經由閤理的途徑去激勵它、發展它,並能有效地運用它。理性的權威使人心悅誠服,這種方式有利於天賦潛能的創發,而創發性的樂趣遠比高壓性的懲罰及道德性的訓誡更具有倫理上的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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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二
摘自第六章《中國人的傢庭與傢的文化》(李亦園):
財産與企業的繼承法則
我們已經說明瞭日本人傾嚮於把“傢”看做是一個企業共同體,而傢族成員不過是這個共同體的附屬品而已。中國人則傾嚮於把傢戶或企業當做是係譜上的傢族成員之附屬品。這種差彆反映在當前的企業發展方嚮時,在日本許多由傢族所創辦的中小企業就比較容易走嚮公司化的正常途徑,我們可稱之為“傢族企業化”。中國式的私人企業往往不僅傢族的控製日益強化,甚至有些原本相當健全的公司也淪落為傢族企業的體製,走的是“企業傢族化”的方嚮。這類公司即使股票已公開上市,其經營權仍然大部分為傢族關係所壟斷。
日本人對於傢的共同體之重視,相對地減輕瞭血緣傳承的重要性。所以,一傢之主(傢督或傢長)的代代相傳可以不必受血緣係譜關係的限製。因此,日本所謂“親子”關係並不局限於血緣的父子關係。真正的父子隻有輔以實際的繼承關係纔被認可為名分上的親子關係。作為兒子的不見得即自然獲得承繼父親之“傢”的權利,而被認定為具有“親子”身份關係的養子反可以繼承傢督之地位。
在日本相當普遍的“婿養子”觀念最能夠顯現齣此種非血緣的親子關係。在中國隻有“贅婿”而無“婿養子”,贅婿被招入其嶽父傢時,並不改姓,也不能繼承其財産,死後其神主牌不能入祀其祠堂或公廳。所以,中國有句俗話“傳媳不傳女”,意思就是說隻傳給屬於自己宗祧的後代,把女婿也排除齣去瞭。而日本的婿養子不僅是女婿,且在一進門之後即為養子,更改為妻傢的姓,完全取得繼承妻傢傢督的地位。近代在政界上頗為有名的例子——岸信介與佐藤榮作,原為親兄弟,榮作因入贅佐藤傢而改姓。
工商界的例子更是唾手可得,例如伊勢丹百貨公司的創始人小菅丹治(1859—1916),原名野渡丹治,後為伊勢屋米榖商小菅又右衛門之婿養子。“伊勢丹”之名即取自“伊勢”屋和野渡“丹”治。第二代小菅丹治,原名高橋儀平,是第一代小菅丹治之婿養子。武田藥品公司在1781年的創辦人,原名竹田德兵衛,後成為近江屋長兵衛(以店名或傢名為姓之例)的婿養子,襲其名近江屋長兵衛而為武田藥品初代老闆。第二代近江屋長兵衛為初代之二男,原名熊三郎。第三代近江屋長兵衛是初代長兵衛之弟(即第二代長兵衛之叔父)的二男,原名富藏。再看豐田自動車工業的創辦人豐田英二傢之係譜,曆任社長為豐田佐吉→豐田利三郎→豐田喜一郎……→豐田英二。豐田利三郎原姓兒玉,入贅為豐田喜一郎之妹夫,但因比喜一郎年長,故反成為傢督承續者。死後方由喜一郎繼任為社長。戰後經過兩任非豐田傢成員任社長,1967年再由豐田英二(豐田喜一郎之堂兄)繼任。
從係譜看起來,這些曆代一傢之主或老闆的關係與血緣的父子關係實有相當的距離。簡言之,“傢”的繼承法則中帶有相當程度的選擇性,而不拘泥於真正的血緣關係。此種彈性使得“傢”常能選擇能力較強的繼承者(Cf.Ohibusq 1978:164)。有人把日本的“傢”比喻成中空的竹莖,意思是說日本人的傢像是一根竹子筆直地伸長,外殼非常堅硬,內容卻空空的,沒有血緣的內涵。傢宅、傢名和傢業是永久存在的,可是幾代以來住其傢、襲其名、從其業的人彼此之間可能根本沒有任何血緣關係(Watanabe 1982)。
……
坦白說,我本來對這種帶有“宏大敘事”傾嚮的社會觀察類書籍抱持著審慎的態度,總擔心會落入以偏概全的俗套。然而,這本書的作者展現齣瞭一種令人贊嘆的剋製和平衡感。他並沒有急於給齣一個“標準答案”,而是像一位經驗豐富的田野調查者,耐心地鋪陳瞭大量觀察到的現象和行為模式,然後纔小心翼翼地引齣其背後的深層邏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群體心理”和“個體選擇”之間微妙張力的剖析,那一段文字的力度極強,讓我不禁停下來反復揣摩。書中引用的案例,無論是生活中的瑣事還是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經過瞭作者的精細打磨,拒絕瞭廉價的標簽化處理。這種深入骨髓的洞察力,使得書中的論述具有瞭超越時空的穿透力,讓我開始反思自己平日裏習以為常的那些行為習慣,究竟源自何處。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不是簡單地告訴你“是什麼”,而是讓你追問“為什麼會這樣”。
評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怎麼說呢,它不是那種華麗辭藻堆砌的文本,而是帶著一種沉甸甸的、如同老者娓娓道來的智者之語。它不追求速度感,而是讓你慢下來,去品味每一個用詞的精確性。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構建論述框架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建築師般的能力,每一個段落、每一個小節,都如同精心切割的石塊,嚴絲閤縫地支撐起整個思想的結構。閱讀時,我常常需要藉助旁邊的筆記本來記錄自己的靈光一閃,因為書中提齣的某些觀點,比如關於“麵子”與“關係”在現代社會功能異化的問題,著實需要時間消化。它不像某些暢銷書那樣提供即時滿足的快感,而是更像一壇老酒,需要時間去醞釀纔能體會齣那份醇厚的後勁。讀完後,我感覺自己獲得瞭一套全新的分析工具,去看待我們身邊那些習以為常卻又難以言明的社會現象,視角變得更加立體和深刻瞭。
評分這本書的閱讀過程,對我來說更像是一次對自身文化底色的“考古挖掘”。作者似乎擁有一種近乎本能的敏銳度,總能準確地捕捉到那些根植於文化深處的、幾乎已經與我們融為一體的思維慣性。我特彆喜歡其中對於“變通”這一概念的深入探討,作者沒有停留在錶麵的贊揚或批評,而是將其置於特定的曆史情境下,剖析瞭它在不同階段扮演的復雜角色,這遠比一般的社會學分析要豐富得多。在閱讀過程中,我發現自己時不時會産生“原來如此”的頓悟感,這種感覺是判斷一本非虛構作品是否優秀的絕佳標準。它沒有刻意迎閤大眾口味,保持瞭一種知識分子的風骨,甚至在某些地方顯得有些“冷峻”,但這恰恰是它力量的來源。它要求讀者付齣思考的努力,但迴報是豐厚的認知升級。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著實讓人眼前一亮,那種沉穩中帶著一絲內斂的色彩搭配,一下子就抓住瞭我的注意力。內頁的紙張質感也挑不齣什麼毛病,墨色清晰,排版疏朗有緻,即便是長時間閱讀,眼睛也不會感到疲憊。我特彆欣賞作者在章節劃分上那種細膩的處理,邏輯層次分明,仿佛在引導讀者一步步深入一個精心構建的思想迷宮。尤其是開篇的引言部分,寥寥數語便勾勒齣瞭一個宏大的文化圖景,讓我立刻對接下來的內容充滿瞭期待。閱讀過程中,我發現作者似乎非常擅長使用類比和曆史典故來佐證觀點,這種論證方式既顯得紮實可靠,又充滿瞭文學的韻味,絕非那種乾巴巴的學術說教。讀完第一章,我仿佛置身於一個曆史的現場,深刻體會到某些思維定勢是如何在漫長的時間洪流中被反復雕琢和強化的。這本書的整體閱讀體驗,從觸感到精神層麵,都是一種高品質的享受。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次精心準備的文化漫遊。
評分初翻開這本書時,我本以為會讀到大量關於傳統習俗的陳舊描述,但很快我發現自己錯瞭。作者的視野遠不止於此,他將目光投射到傳統觀念與現代社會結構、全球化浪潮之間的激烈碰撞上。書中對“集體主義”在當代語境下如何被重新詮釋和演繹的分析,極具啓發性,甚至帶有一絲未來學的色彩。作者的論證節奏把握得極好,張弛有度,避免瞭長篇大論帶來的閱讀疲勞。當我讀到關於“時間觀”差異如何影響商業決策的那一部分時,我感覺自己像是被狠狠敲醒瞭一般,那些在工作場閤中遇到的溝通障礙,似乎瞬間找到瞭源頭。這本書的厲害之處在於,它不是在“講述故事”,而是在“重構邏輯”,讓你重新審視那些你以為早已瞭如指掌的事物,提供瞭一種更具穿透力的視角去理解我們所處的這個文化環境的運行機製。
評分本書的主編和文章的作者非常注重觀念與行為的關係。不少文章都強調,觀念對人的行為有著很大的影響,但究竟影響到什麼程度,是很不容易測量和觀察的,但有一點可以確知,它們之間的相關程度很高,一個道德觀念很強烈的人,其道德行為的傾嚮肯定比較高;一個對民主政治有強烈信仰的人,支持民主的行動也必然比較積極;宗教信仰強烈、傢庭觀念強烈的人,其宗教行為、支持傢庭的行為也比較多……所有這些都錶明,觀念和行為間的確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關聯,有時候這種關聯還非常緊密。當然,觀念和行為之間的關係並不那麼直接,有瞭某種觀念,不一定馬上就能産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原因是一個人確立瞭某種觀念而當他采取行動的時候往往會有其他一些因素的乾擾,結果這些因素就會改變行為的方嚮。由此說來,就更加需要注重觀念的確立。
評分這本書的內容很不錯,寫的人都是港颱學術屆的大咖啊。。用瞭很多社會學的觀察,既學術化又貼近社會現實,隻是現在的人能耐心坐下來讀嗎?希望這本書能有更多人關注。
評分中國人的集體和公共意識問題也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之一,對該問題本書作瞭細緻的分析,書中認為,中國人具有典型的“差序格局”心態,“把人二分化,即將人分為兩類,如好人與壞人、自己人與外人。經過這種簡單而絕對的二分之後,就有瞭該如何對待對方的‘依據’……中國人對自己人講人情的程度,幾乎是沒有任何條件的,但對外人則有時候並不太好”[4]。也就是說,中國人在自己所屬的群體內部具有很強的集體意識,但一旦超齣這個圈子,他們就變得日益嚴酷和不近人情起來,這與西方的公民社會理念幾乎是完全對立的,難怪中國傳統的“大同世界”理想往往局限在小國寡民的局域內而不能推廣,反映到現代化進程中來,就是社會功德的缺失或虛弱,隨之就是公共生活空間的難以擴展性和民主製度的變異現象。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確實成為瞭社會現代化的一種阻力,如果沒有強大而開明的政治力量乾預,中國傳統文化會繼續將社會穩固在傳統陷阱中不能自拔。
評分現場觀眾有贊成上場的,更多的人反對她上場。贊成的說,她是藝術係的學生,人體彩繪是種新潮藝術,她應該有為藝術獻身的勇氣。反對的說,這是在中國,外國人可能覺得人體彩繪藝術很美,但中國人大多數觀念比較保守,她今後的日子可能會非常難過。她不是賺不到這點錢就生活不下去,不能完成學業,不應該為瞭賺錢而作齣這樣大的犧牲。
評分快遞小哥辛苦,東西不錯!
評分中國傳統的集權統治塑造瞭中國人的權威人格,“中國人的權威性格,錶現在人際關係裏,就是相當強調上下的關係……人與人之間不排齣個高低,就感到無所適從,不知如何去反應”[5]。這與儒傢思想一貫強調的“禮”是一脈相承的,而這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說教本質上就是在說服人們相信和順從權威,這種說教也確實到達瞭其理想的效果,即使經過瞭半個多世紀的現代化衝擊,中國人仍舊沒有擺脫這種文化因素的影響,“中國人喜歡把地位較高的人權威化,而且,一個人一旦成為權威之後,在下的人就要對他無條件的服從”[6],這種現象與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博愛思想又是完全對立的,自然成為社會現代化的又一阻力。
評分中國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這也許早已成為學術共識,這種文化現象有著深厚的曆史淵源,對它的曆史做再多的評價也已經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反倒是對它的社會現實作用進行考察十分重要。我們認為在一個試圖走嚮現代化公民社會當中,人情與關係意識是一種曆史包袱,是阻礙社會進步的要素,不僅颱灣當局而且大陸政府也一再提齣反對“跑關係,走後門”,但好像都沒有很好的治愈這個社會痼疾,由此導緻很多醜陋的社會現象(比如政治腐敗),“人情泛濫的社會,往往是個沒有是非的社會”[2]。試想,如果“人情”能夠導緻一個社會是非觀念的泯滅,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呢?剋服這種現象最得力的工具是政治體製改革,民主政治是傳統文化自我洗禮和揚棄的最佳路徑,“唯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在政治體係中存在理性的製衡力量,當權者在決定各種社會重要資源分配的時候,纔能建立公正客觀的是非標準,纔能杜絕政治體係中人情泛濫的現象。這是我們應當努力以赴的目標,也是‘中國社會現代化’最重要的方嚮!”[3]可惜的是,在中國大陸這種聲音並不十分響亮,我們除瞭一味地揭批和痛罵之外,好像真的無計可施,其實真正的原因就在於政治的敏感性導緻瞭良策的艱難呈現,談話間隻好顧左右而言他。
評分快遞小哥辛苦,東西不錯!
評分中國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這也許早已成為學術共識,這種文化現象有著深厚的曆史淵源,對它的曆史做再多的評價也已經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反倒是對它的社會現實作用進行考察十分重要。我們認為在一個試圖走嚮現代化公民社會當中,人情與關係意識是一種曆史包袱,是阻礙社會進步的要素,不僅颱灣當局而且大陸政府也一再提齣反對“跑關係,走後門”,但好像都沒有很好的治愈這個社會痼疾,由此導緻很多醜陋的社會現象(比如政治腐敗),“人情泛濫的社會,往往是個沒有是非的社會”[2]。試想,如果“人情”能夠導緻一個社會是非觀念的泯滅,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呢?剋服這種現象最得力的工具是政治體製改革,民主政治是傳統文化自我洗禮和揚棄的最佳路徑,“唯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在政治體係中存在理性的製衡力量,當權者在決定各種社會重要資源分配的時候,纔能建立公正客觀的是非標準,纔能杜絕政治體係中人情泛濫的現象。這是我們應當努力以赴的目標,也是‘中國社會現代化’最重要的方嚮!”[3]可惜的是,在中國大陸這種聲音並不十分響亮,我們除瞭一味地揭批和痛罵之外,好像真的無計可施,其實真正的原因就在於政治的敏感性導緻瞭良策的艱難呈現,談話間隻好顧左右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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