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学术文库: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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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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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故宫出版社
ISBN:9787513403405
版次:1
商品编码:11206392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明清史学术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37
字数:299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明清史学术文库:清代赋税政策研究(1644-1840年)》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清朝政府对田赋地丁的处理方面。清代财政基本收入包括田赋地丁、关税、盐课、杂赋等。在1840年前,虽然田赋地丁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有下降的趋势,但它始终是清代财政收入的主体,并且是清政府制定支出政策的直接依据。在清统治者的眼里,也是只把田赋、地丁两项视为赋税正项。

作者简介

  何平,1965年5月生。湖北省咸丰县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货币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表了多篇有价值的经济史和金融理论论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科研项目《现代财政金融理论的中国渊源》等多个项目。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参与的《本硕连读金融实验班》教改项目,2005年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第二类特色专业《金融学国际化人才培养》(2007)和国家级教学团队(2008)《金融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学冈队》项目工作。2009年9月,参与的教学改革项目《财政金融专业国际性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6年11月、2011年11月先后当选海淀区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两届均兼任海淀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委员。

内页插图

目录

再版前言清代财政与货币问题研究的新取向
导言
上篇 满足经常军需国用的政策目标
一 原额观念与政策目标
(一)万历原额与军需筹措
(二)国用已足与钱粮蠲免
(三)整顿财政目标不变
(四)地丁稳定与收入格局
二 赋税征解中的三大关系
(一)存留和起运的比例关系
(二)赋税承担者之间负担轻重的关系
(三)赋税征收与货币币值变动的关系

中篇(上) 定额化赋税制度及其缺陷
一 清初赋税征收原则的确立
(一)《赋役全书》的编纂与赋税应征额的形成
(二)赋役合一运动与赋税征收项目的简化
二 定额化赋税制度的建立
(一)“永不加赋”及其内涵
(二)摊丁入地与赋税的定额化
三 不完全财政与定额化赋税制度
(一)不完全财政及其表现
(二)不完全财政与定额化赋税征收
(三)不完全财政的危害与养廉银制度
(四)加派浮收与地丁正项的亏空拖欠

中篇(下) 赋税日常调整与赋额变动趋势
一 赋税调整的类型及原则
(一)赋额调整的类型及原则
(二)赋则的调整及其原则
(三)赋税调整税种举例
二 赋税调整对赋额变动影响的个案分析——清前期直隶正定府田赋结构及赋额变迁
(一)资料的选择及研究方法
(二)各州县田赋结构和赋额变迁
(三)几点结论
三 全国赋额变迁趋势与赋税调整
(一)几个特殊省份的赋额变迁
(二)全国地丁银总额的变动趋势

下篇 赋税政策的传导途径及其制约因素
一 赋税征收工具及其变迁
(一)实征红簿与征税依据
(二)易知由单的行用与停止刊刻
(三)串票(截票)与版串的行用与弊端
(四)滚单催征与顺庄编里
……

结语
引用书目与参考文献
后记
明清纪元简表
编后说明

精彩书摘

  若匀人现在田亩,不惟小民额征久定未便,一旦加赋,且恐摊派滋扰。伏思丁银既经匀入地亩,地缺则丁亦并缺,地豁则丁亦当豁”。请求将缺额丁银特赐豁除,乾隆帝允准。此类丁银缺额,倘若数额不大,清政府是准许减除的。
  (3)新垦地亩的丁银摊派。丁银摊入地亩,雍正年间各直省是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数为基准,根据本地区实行摊丁时的地亩或地粮数的多少分别摊派。但地亩是有变化的。对新增地亩的丁银摊派问题,以湖北巡抚陈辉祖在乾隆三十八年所上奏折为发端,开启了在各直省高级官员间的大讨论。
  陈辉祖在奏折中指出,民屯新垦丁银已停编审,请随年摊征以清赋额。户部议覆,各省应否照湖北省一例办理之处,各就本省情形妥议具奏。各省纷纷奏报了本地区对新垦地亩丁银摊派的处理情况的意见。直隶总督周元理称,直隶“凡省新垦升科地亩,丁随粮计,即按此数(按:指直隶地粮银每两所摊丁银二钱七厘余之数,加摊,如遇除粮,丁银亦一体豁免,统于各本案内随时题咨入于本年奏销册,分别增除办理,迄今五十余年,遵行已久”,主张“毋庸另行定议”。广西巡抚熊学鹏奏称,“粤西通省丁粮递年奏销册报额征民屯人丁二十二万五千六百一十九丁一分三厘,编征不等,每年额征丁银四万九干七百五十六两六钱五分五厘。内实征成熟丁二十一万零六百六十九丁九分九厘,熟丁银四万六干三百零七两八钱九分一厘。
  ……

前言/序言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明清时期赋税制度的学术著作的简介,重点放在其涵盖的领域和研究方法,但不包含您提供的具体书名信息。 《帝国肌理:明清赋税制度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影响(1368-1911)》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立足于社会经济史、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综合性研究,旨在深入剖析自明初洪武年间至清末宣统年间,长达五百余年的中国封建王朝赋税制度的演变轨迹、内在逻辑及其对国家结构与社会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本书突破了传统上将赋税视为单纯财政工具的局限,将其置于帝国权力运作、社会阶层变动与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一、研究范畴与时间脉络 本书的时间跨度覆盖了明代中前期的大一统格局重建,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兴起,直至清代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及其后西方冲击下税制改革的艰难历程。在空间上,研究不仅聚焦于核心京畿地区,更着力于对江南、湖广、西南等不同经济区域税负差异及其适应性调整的比较分析。 二、明代赋税制度的奠基与重构 明初的赋税制度,尤其“一条鞭法”的推行,标志着中国传统税制从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白银)征收的重大转型。本书详细梳理了这一转型背后的政治动因——削弱地方豪强、强化中央集权。重点探讨了“丁银”、“田银”的合并过程,分析了白银货币化的初期阶段,地方官僚在执行层面如何应对不同地区白银流通速度与购买力的差异。此外,本书对明中后期出现的“代征”、“包揽”等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史料挖掘,揭示了基层社会在税收压力下,士绅阶层与胥吏群体如何形成复杂的利益共同体,以及这种共同体对赋税公平性的侵蚀。 三、清代赋税制度的成熟与内在张力 清代赋税制度是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进行“因时制宜”的调整。本书深入分析了清初的“摊丁入亩”政策。这一看似简单的制度变革,实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赋税革命,它彻底将人头税(丁银)转化为财产税(田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对人口的控制模式,也为人口的自由流动创造了制度空间。 研究聚焦于“摊丁入亩”在不同地域的实施难度。在经济高度发达、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摊派相对平稳,但对地方绅富的依赖性增强;而在西南、东北等“新辟”地区,税制的落地则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清丈与安抚过程。本书特别关注了清代“火耗归公”的推行及其影响。火耗,作为地方政府在钱粮折算中获取的隐性收入,其从非法走向合法化、并最终被纳入国家财政体系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实际利益之间的博弈。我们探讨了“耗羡归公”对地方官吏酬禄制度(养廉银)的深刻影响,揭示了它如何试图重塑官僚阶层的经济激励结构。 四、社会经济后果与帝国财政的稳定性 本书不仅仅关注税率的变化,更着重于分析税收政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赋税制度作为帝国分配资源的核心杠杆,直接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自耕农、佃农、士绅、商人)的剩余占有率。通过对清代田亩册籍、赋役黄册以及地方志中财政记录的交叉比对,本书论证了在特定时期内,税制如何通过价格波动和地方差异,加剧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尤其关注了税收压力与社会反抗的关联。研究表明,在赋税征收环节的“层层加码”和吏治腐败的背景下,即使国家层面的法定税率相对稳定,基层的实际负担也可能急剧上升,从而成为引发民变的重要诱因。 五、制度的僵化与晚期帝国的挑战 进入清代中后期,随着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固化,“摊丁入亩”的有效性开始减弱。本书讨论了制度惰性在面对新挑战时的困境:人多地少导致人均负担加重,而土地兼并加剧使得税基(田亩)的实际控制者与纳税义务人相分离。此外,对外战争和内乱(如太平天国运动)对既有赋税体系的冲击,以及地方自主性税收(如厘金、附加捐费)的兴起,被视为帝国中央财政能力衰退的显著标志。本书总结了清末旨在“修补”旧制的改革(如厘金制度的推广与中央财政的重组)的历史局限性。 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基于对中央档案、地方志、族谱、科举记录以及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非官方记录进行深度研读。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特定省份的人丁与田亩数据进行长期追踪,辅以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考察赋税征管中的权力互动关系。 结论 本书认为,明清赋税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精细、最成熟的农业税收体系之一,其对白银的依赖和对人丁的“解放”,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晚期帝国的经济形态。然而,这一体系的内在矛盾——即对人丁与田亩的刚性划分,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最终成为限制帝国财政弹性与社会公平的关键因素。对赋税制度的考察,即是对帝国肌理最直接的触摸。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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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深得我心,封面采用了一种沉稳的墨绿色调,搭配烫金的字体,显得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现代的简洁。初次捧读时,就能感受到它作为“学术文库”的严谨与专业。内页的纸张选择也很考究,触感温润,油墨印刷清晰,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让眼睛感到疲劳。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排版,章节划分清晰明了,注释和引文都处理得非常规范,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便利。书中那些手绘的、或是仿制的古代地图和图表,更是锦上添花,让复杂的历史脉络变得直观易懂。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精心制作的艺术品,摆在书架上,本身就是一种视觉享受,让人每次拿起它,都有一种对知识的敬畏和探索的渴望。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充分体现了出版方对这部著作的重视程度,也让我对书中的内容更加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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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算是大致“啃”完了这本书的初稿,坦白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极具挑战性的,但绝非令人枯燥的。作者在叙述清初到嘉庆年间中央财政制度变迁时,那种层层递进的逻辑推演,简直像在解开一个结构精密的古老迷宫。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述赋役制度改革时,并未停留在对法令条文的简单罗列,而是深入挖掘了地方执行层面的博弈与张力。比如,书中对“摊丁入亩”政策在不同省份推行时的具体差异化表现,分析得细致入微,那种将宏观政策与微观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笔法,令人拍案叫绝。阅读过程中,我常常需要频繁地在不同章节间来回查阅,以确保理解其复杂的因果链条,这过程虽然耗费心神,但每一次成功串联起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时,那种豁然开朗的成就感,是阅读一般历史普及读物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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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学术视野之开阔,绝对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原以为它会更侧重于传统史学中的赋税数字和官员奏折研究,但作者显然跳出了这个窠臼,引入了大量经济史学和社会史学的分析工具。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作者对“士绅阶层”在赋税征收与抗争中的隐形作用进行了深入剖析。书中详实地展示了,在中央权力相对薄弱的时期,地方精英如何通过复杂的社会网络,对税收负担的分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为理解清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的积累提供了全新的动力学模型。它不再是教科书里那种简单的“皇帝下令,百姓服从”的线性叙事,而是充满了权力渗透、利益交换与群体反应的立体图景,读来让人感到历史的复杂性和鲜活性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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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是相当“内敛”和“克制”的,它不追求华丽的辞藻或煽情的叙事,而是以一种近乎冷峻的学术腔调,呈现出无可辩驳的论证力量。我个人对这种风格非常偏爱,因为它将所有的情感和判断都内嵌在了严谨的数据和无可挑剔的史料支撑之中。比如,作者在批判某些既有研究成果时,其措辞之审慎,往往是在提出一个强有力的反驳证据后,用一句轻描淡写的总结收尾,但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力量,远比直接的驳斥更为震撼人心。读完后,我感觉自己仿佛完成了一次高强度的智力训练,脑海中关于那个时代财政运作的认知结构被彻底重塑和巩固了。它要求读者拿出同样的专注和耐心来回报作者的深厚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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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清代制度史的读者,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在史料的“挖掘”和“整合”方面做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作者似乎将近乎所有重要的档案、地方志残篇、以及清代中后期的各级衙门报告都“犁了一遍”。我特别留意了书中引用的那些来自中央档案馆中相对冷门的“内务府档案”和“户部题本”,很多细节是此前研究中鲜有触及的。比如,书中关于漕运过程中的损耗与“灰色收入”的详细测算,其精确度让人难以置信。这本书无疑为未来的清史研究设立了一个极高的门槛,任何想要在此领域进行后续探讨的学者,都必须将其视为一个不可绕开的基石。它不是一本可以随意翻阅的休闲读物,而是扎根于田野调查般的史料搜集,是献给专业学者的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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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因为科举取士毕竟是封建社会下层文人仕进的唯一出路。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是三甲,不能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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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苏州石刻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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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因为科举取士毕竟是封建社会下层文人仕进的唯一出路。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是三甲,不能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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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不错,明清史专业的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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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二年(1568),六十三岁的归有光迁顺德通判。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归有光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既是刚正不阿,又是守职安分,这是归有光性格的两个方面。他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隆庆四年(1570),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但仍然留在北京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归有光正恨“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而现在却时来运转,能入内阁藏书楼,读到内阁所藏异书。不幸,正在这大开眼界准备显露自己的才华,以遂平生之愿的时候,却被病魔缠身。他虽然带病坚持了一段时间,但终于在第二年(隆庆五年,即公元1571年)抱恨死于北京,时年六十六岁。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但是其主要成就则在散文创作上。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钝翁类稿》里,从散文发展的角度评价了归有光的贡献:“明自永、宣以下,尚台阁体;化、治以下,尚伪秦、汉;天下无真文章者百数十年。震川归氏起于吾郡,以妙远不测之旨,发其淡宕不收之音,扫台阁之肤庸,斥伪体之恶浊,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又不相沿袭,盖文之超绝者也。”归有光的散文“家龙门而户昌黎”,(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严肃的“载道”之古文中来,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这样,就容易使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给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使览者恻然有隐”。几百年来,人们读到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项脊轩志》、《先妣事略》、《亡儿?孙圹志》、《女二二圹志》、《女如兰圹志》等文,无不为之深深感动。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在当时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给人以美的享受,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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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因为科举取士毕竟是封建社会下层文人仕进的唯一出路。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是三甲,不能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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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了几件好事,深受百姓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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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因为科举取士毕竟是封建社会下层文人仕进的唯一出路。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是三甲,不能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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