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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老照片（第88辑）》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并辅以简洁生动的文字，以崭新的视角回望历史，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老照片（第88辑）》内容包括：我的人生道路、我所认识的孙家绣、创办燕大之前的司徒雷登、麦文果在南通等。

目录

何子岚 我的人生道路
徐方 我所认识的孙家绣
沈建中 创办燕大之前的司徒雷登
朱江 麦文果在南通
沈宁 抗战中的战地记者
庞守义 我与石少华的一段交往
邹士方 溥杰先生二三事
黄豆米 父亲的“公有制”记忆
雷伟 “游泳领队”与“篮球教练”
姜波 又见济南火车站
张军勇 近代西方视野里的威海形象
楚泽涵 彭家往事：外祖父和外祖母
李岩 父亲“老豆”
尹淑金 叔叔尹舟
谭金土 梅兰芳、俞振飞《游园惊梦》剧照
蔡登山 也将柔情酬知己
冯克力 一座老站的消失
封面 1911年落成的济南火车站（姜波）
封二 在刘公岛度假的英国海军水兵（张军勇）
封三 彭家三姐妹（楚泽涵）

精彩书摘

　　我的人生道路何子岚口述陈卫平整理整理者小记：1981年，东京，一位五十六岁的中国教师走下飞机。他姓何，名子岚，应聘就任中文学校的教师，这他是三十六年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为何日本的学校要聘请一位年过半百的中国教师，而且还只是位在中国教中小学生物的教师？三十六年前他留学日本时，名何光澍，为何又改名何子岚？听说他回国后身经抗战后期、二二八事件和抗美援朝，他身处其中又有怎样的经历？一些年后，我与何老师有过多次交谈，于是有了下面的记录。
　　留日和女友我生于1925年，本名何光澍。因为1942年结识了一位日本女朋友，1944年她去世，为怀念她，我想改一个能记得起她的名字。最初考虑直接用她的名字，但“凤子”，听起来不似男性，接着考虑把顺序倒过来，叫“子凤”，念了几次，感觉拗口。后来从字形上考虑，定为“子岚”。
　　凤子的爷爷，叫宫崎滔天。滔天兄弟中多是名人。宫崎八郎（1851—1877），宫崎家次子。深受卢梭《民约论》影响，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先驱者，虽然死时年仅二十七岁，但对三个弟弟，即六子宫崎民藏（1865—1928）、七子宫崎弥藏（1867—1896）和八子宫崎虎藏（1871—1922，也称寅藏，日语中寅与虎同音。号滔天）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民藏兄弟三人都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但是弥藏早亡，民藏还要从事日本土地运动，只有滔天一生倾全力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被孙中山称为最可靠的朋友。另外，民藏之子宫崎世民（1902—1985）战后长期担任日中友协理事长，与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有交往。
　　滔天有两个儿子，长子宫崎龙介（1892—1971）和次子震作（1894—1936）。次子夫人名绫野。震作有两个女儿，次女就是凤子（1926—1944）。
　　我与凤子的结识，其实很简单。刚到东京留学时，我听说在目白车站附近，有一个为纪念孙中山与滔天友谊而盖的留学生宿舍。抱着半是好奇、半是崇敬的心情，我到了那里。进门就看见一块匾额，上面有孙中山写的三个大字：文虎社。文是孙文的文，虎自然是虎（寅）藏的虎，我决心要住进去，也就真的住进去了。
　　文虎社是一幢U字形木造两层楼，东西走向并向南边伸出。西边住的是管理宿舍的宫崎家人，中间（即南边）和东边分隔开十几个房间，住留学生。原来管理宿舍的是滔天的次子震作，但他过世很早，我去时是居孀的绫野夫人在管理。她只有两个女儿，长女不三子已结婚，常带着孩子来文虎社玩。小女儿叫凤子，比我小一岁，因为得了肺结核，从大学退学在家养病。我觉得人和人是有缘分的。一开始我在宫崎家就没有外人的感觉。我觉得和绫野夫人的关系像母子，和不三子的关系像姐弟，和凤子一直保持很深的很纯洁的感情。常常是吃完晚饭后，到起居室和她们三人一起消磨一段时光，总有说不完的话。夫人曾给我看滔天的著书《三十三年之梦》。滔天文笔流畅，文章一气呵成，有豪迈侠义的气概，表达了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和对孙中山的尊崇。夫人也常谈她所见闻的滔天和孙中山的友情。现在回想起来，她谈得较多的，是亚细亚主义思潮，我感觉绫野夫人与这一思潮是有共鸣的。那时常来她家的，还有一位印度客人，姓辛（音）。他对我也很和蔼，还教我唱印度歌。我现在只记得一首歌的第一句：冈贝玛达朗（音）。
　　“冈贝”，意即甘地，应该是首歌颂甘地的歌曲。绫野夫人还给我看一些与中国革命党人有关的物件。有一次拿出一个可套在手指上的藤环，她说这是孙中山送给滔天的。用一种咖啡色的植物细藤编织而成，编法很复杂，编得很精致。孙中山是在夏威夷时学会了编织。
　　我与凤子之间的感情基础，是音乐。我从小对音乐感兴趣，但缺乏这样的环境，只会欣赏一些轻音乐，是凤子把我带进了古典音乐的世界。她一个一个曲子地给我介绍她的体会，从乐曲的旋律谈到作曲家的生平，谈到作品的时代背景等等。
　　正是在她的引导下，我熟悉了几十首较大的曲子，养成了终生爱好古典音乐的兴趣。
　　凤子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后来又得了很麻烦的肠梗阻。医生来看了几次，说本来可以做手术，但凤子现在的身体已经不起手术了。绫野夫人在痛苦地思考了两天以后，终于同意了最后的办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安乐死。在凤子身上注射一种药物，让她就此长眠不醒。注射的那天早上，照顾凤子的老太太在凤子的床头放上了几枝白花，凤子看见白花说：“凤子是不是要死啊。”这是她最后的一句话。在给她守灵的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守到最后。火葬那天，捡骨灰的是绫野夫人和我两个人。我偷偷地把一两块骨灰藏了起来，以后装入一个精致的赛璐璐小盒，一直带在身上。1966年“文革”爆发，我估计红卫兵会来抄家，就把骨灰和绫野夫人送我的相片都处理掉了。因为照片上夫人穿的是和服，背面写给我的话是：我的儿子。
　　整理者附记：宫崎龙介（1892—1971），滔天长子。
　　1956年应邀访华，毛泽东接见他时提起，当年滔天先生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时，曾给他写过信，请他来为新民学会讲演。龙介回国后遍觅无着，十年后在一堆不起眼的文书中偶然发现这件手迹。后收入《毛泽东早年著作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杭州办报时间是1945年6月到10月。我们在杭州办了四期杂志，出了二十天报纸。时间虽短，但却是先由汪伪特务出钱，后又转手到国民党地下机关，但我们有办报的自主权。
　　当时，我们八个广东籍留学生，在1945年初回国。领头的是关世雄（整理者按：关世雄1921—1998，祖籍番禺，生长在北京。回国后参加中共地下党，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关的文笔很好。大家的想法是赶上抗日最后一班车。有人想去大后方，有人想去延安，但都苦于没有关系。这时有一个留日同学，叫李幼汉，台湾人，邀我们到杭州办报。
　　他父亲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头目之一，叫李文。在日军头目根本博手下任职。李幼汉在杭州的日本特务机关任职，不过他是一个浪荡公子，基本是挂名。他知道我们不喜欢日本，见面时，他拿下墙上的照片，打开后面镜框，里面有一面青天白日旗，他告诉我们，自己也有另一面。为出报刊，他向日本人要钱，我们再去也找他要钱。以后，也是广东老乡的欧阳可亮到杭州，与我们一起办报。此人曾在日本人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教中文，并利用结交的日本关系，在沦陷后的上海出版《国风报》。
　　到杭州后，一个伙伴认识国民党地下工作的头头庄保庆，把他介绍给了我们。庄保庆怕我们不相信，就拿出委任状给我们看。至今记得很清楚，这是我看过的最小的委任状，只有巴掌那么大。也许因地下工作的关系，不能弄太大吧。上面写着：中将衔参议。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大印。他是在沦陷区公开活动的，给了我们一千万元，我们只收到五百万（被中间人私吞了一半）。我们拿国民党的钱出一份名叫《河山》的杂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取岳飞“大好河山”之意。
　　《河山》8月1日出刊，为避日伪迫害，7月31日我们就跑到上海去了。庄给我们找了一栋小洋房，还派了一个厨子给我们做饭。住了十天左右，大约8月10日前后，庄来到上海，把我们叫到国际饭店，他说昨天美国在长崎扔了一个杀伤力很大的炸弹，大概日本支持不下去了，让我们到杭州办报，叫《大汉报》。8月11日开始出地下版，关世雄每天写一篇社论，我负责收听延安和重庆的电台，记录下来，作为报纸的新闻。白天在街上向市民散发报纸，晚上在街头刷大标语（有人在路口望风）。四天以后是“八一五”，抗战胜利了，我们把地下版改成了地上版，版式改为四开，但出了一周左右就散伙了。推测原因，大约两条：一是关世雄与庄保庆谈不拢，因为我们办报只想要钱，不想被人控制；二是在庄的方面，地位不稳（接收时出了问题）。庄要发给我们三个月的遣散费，我们一分钱不要，跟他的缘分就此为止。
　　这期间还有个小插曲。一个叫卢志彬的台湾人，和我们同住。大家怀疑他是李幼汉派来监视我们的。我们用广东话商量，要把他活埋了。我们以为他听不懂广东话，不料他听了走过来说，他和李没有关系。上世纪80年代我来日本后，碰见一个当年留日的同学，他说卢回台湾后参加了共产党，1950年代被逮捕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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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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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6年创刊期期必买，88册摞起来也有一米多高了，无言感谢老照片，在纷乱的杂志市场上为它投票，永远会购买、阅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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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正品的哦很好正品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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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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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是一种陆续出版的丛书，每年出版六辑。专门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关的文章，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本书已是《老照片》第八十八辑，其中有一篇故时风物，《又见济南火车站》令人深思。一个人假如活到八十多岁，又没有遭受多少痛苦而离去，会被认为寿终正寝，民间甚至还把高寿老人故去称作“喜丧”。而一幢建筑的寿命该有多长呢？依据目前国家颁布的相关法令，私人住宅的土地使用期限为七十年，这无形中也就为这类建筑的寿命做出了限定。因为这些已经超过七十年的民宅，国家将来收回后也不可能再拿去出售，只能推到再盖信的楼房。为什么是七十年，而不是五十年或八十年甚至更长？想来是参考了杜甫“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感叹，大致上与人的寿命同步吧。这是民宅，至于公共建筑的寿命，就不好说了。比如济南的那座老火车站，从1911年落成，到1992年拆除，前后共存活了八十一年。它的被拆除，倒不是因为寿限到了，而是要在原址上建设新站，以适应时代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需求。按说，相比人的寿命，一座八十多年的老车站，也算高寿。可这座典型的日耳曼风格的车站，偏偏是件公认的建筑艺术品，虽经战乱蹂躏和岁月剥蚀，依旧风姿卓然。因此，当初对老火车站到底是拆除还是改建，颇有一番争论。然而，这座堪称省会地标的建筑，还是从此在济南的版图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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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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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y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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