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内文,排版上的清晰度令人赞赏。字体选择恰当,行距适中,即便是面对动辄数万字的学术论述,阅读起来也不会感到疲劳。我尤其欣赏它在引用古籍时的规范性,那些密集的注释和旁证,如同清晰的指示牌,引导读者去追溯每一条论断的出处。这对于我们进行二次研究或者单纯想要核实某个说法的准确性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我阅读其他相关著作时,常有观点阐述得头头是道,但引文却模糊不清,使得论证力量大打折扣。这本书显然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学术地基。这种对细节的执着,反映出修订者对“史学”二字的敬畏之心。如果能在某些关键历史人物的生平与创作环境之间建立更具画面感的联系,那就更完美了,比如,某位戏曲大家的创作高峰期,他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是如何直接影响其剧作主题与风格的转向的,这些“软性”的历史细节,往往能让冰冷的史料变得鲜活起来。
评分总而言之,这本书散发出的那种沉甸甸的学术气质,让人感受到一种对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深度敬意。它仿佛是为那些真正想要“扎根”于中国戏剧肌理之中的研究者准备的“地图册”。我期待它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知识集合体,更是一部动态的、能够激发未来研究方向的“指南针”。好的史学著作,其价值在于它能为后人指出新的挖掘点和未被充分审视的角落。我希望在阅读完之后,我能够带着更清晰的理论脉络,重新审视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发现它们在历史长河中被时间磨损或遮蔽的另一重光彩。这是一次对深厚文化遗产的致敬,也是一次对学术严谨性的检验。
评分坦白讲,我对这种宏大的“史稿”总是抱持着一种既期待又审慎的态度。因为“史”的写作,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处理遗漏与取舍。中国戏剧史料浩如烟海,任何试图进行全面概括的尝试,都必然面临“割舍”的痛苦。我希望修订本在面对那些争议性较大的历史节点或流派时,能够展现出一种成熟的学术包容性。它不必强行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但至少应该清晰地呈现出主流观点与非主流观点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提供充足的文献依据来支撑每一种论述。比如,对于某些失传剧目的考证,究竟是倾向于保守的文献复原,还是大胆的推测性重建?这种在史料真空地带如何进行学术判断的策略,是衡量一部史学著作功力的重要标尺。我期待这本书能提供一种扎实、可靠、且富有批判精神的史学立场。
评分这本《中华戏剧学丛刊:中国戏剧学史稿(修订本)》的封面设计,乍一看上去,就带着一股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装帧的质感很扎实,摸上去那种略微粗糙的纸张触感,似乎能让人立刻联想到那些尘封已久的文稿和古老的剧场。我特别留意了扉页上的校订者信息,看得出这次修订并非简单的文字校对,而是投入了大量心血进行文献的重新梳理与考订。对于一个长期关注中国传统戏曲脉络的爱好者来说,这种严谨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我期待它能在梳理历代戏曲理论、演出实践及其社会影响的宏大叙事中,提供更加精细和准确的时代背景分析。比如,它对于宋元南戏和元杂剧的源流区分,是否能提供新的史料支撑,或者对明清传奇的流变给出更具洞察力的阶段划分?希望它不仅仅是罗列事实的编年史,更能深入剖析不同历史时期,戏剧思想是如何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气候相互激荡、彼此塑造的。这本书的体量本身就预示着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希望能在这趟回溯中国戏剧精神源头的旅程中,获得真正的学术滋养。
评分从整体的结构上看,这套丛刊的编排逻辑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似乎采取了一种宏观叙事与微观个案相结合的方式。不同于那种纯粹以朝代划分的传统史书,我感觉它可能在章节设计上更加注重“思潮”的演进。比如,它会不会在探讨“戏曲文学性”与“表演本体性”这对永恒矛盾时,设置专门的章节进行深入对比分析?这种跨越时空的比较研究,往往能揭示出中国戏剧发展史上一些不易察觉的内在驱动力。如果修订本能进一步强化这种横向的、主题式的梳理,而不是仅仅做线性时间推进,那么它对现代戏剧研究者的启发价值将是巨大的。我们期待看到,它如何处理那些介于“文学”和“舞台实践”之间的灰色地带,如何平衡文人和艺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对剧目最终形态的影响。这本书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能提供一个多维度的观察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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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中华戏剧学丛刊:中国戏剧学史稿(修订本)》是中华戏剧学丛刊(第一辑)第一种,是叶长海先生代表作,曾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首届文化部直属艺术院校专业教材奖”,是一部颇受学生欢迎的戏剧学教材。该书主要以中国戏剧理论发展史为脉络,详细解析了历代最富盛名的戏剧学理论著作,如钟嗣成的《录鬼簿》、周德清的《作词十种》、王骥德的《曲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等。其书最大特点戏剧理论、戏剧资料与戏剧表演三者有机地融入在戏剧理论发展史中,因此,该书不仅资料翔实,理论扎实,还有指导性与实践性。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还在书后附录了一份人名书名索引,以方便读者查阅
评分在《中国戏剧学史稿》中,有文云:戏曲家钟嗣成所作《录鬼薄》是一部记录戏曲作家事迹和作品目录的著作,也是一部戏曲作家评论的专著。元·钟嗣成云: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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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他回忆说,在欧洲,“人们追求以艺术排斥自然,铲平山丘,干涸湖泊,砍伐树木,把道路修成直线一条,花许多钱建造喷泉,把花卉种得成行成列。而中国人相反,他们通过艺术模仿自然。因此,在他们的花园里,人工的山丘形成复杂的地形,许多小径在里面穿来穿去”。 耶稣会传教士、法国画家王致诚曾在清廷如意馆作画,参与绘制圆明园四十景图。1743年,他曾写信寄往巴黎,信中说,在中国园林里,“人们所要表现的是天然朴野的农村,而不是一所按照对称和比例的规则严谨地安排过的宫殿。……道路是蜿蜒曲折的……不同于欧洲那种笔直的美丽的林荫道。……水渠富有野趣,两岸的天然石块或进或退,……不同于欧洲的用方整的石块按墨线砌成的边岸。”游廊“不取直线,有无数转折,忽隐灌木丛后,忽现假山石前,间或绕小池而行,其美无与伦比”。 欣赏与赞叹之后便是模仿。在欧洲,首先是英国,18世纪中叶,一种所谓自然风致园兴起了;后来传到法国,在自然风致园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中国式的题材和手法,如挖湖、叠山、凿洞,建造多少有点类似中国式的塔、亭、榭、拱桥和楼阁等建筑,甚至还有孔庙,例如1730年伦敦郊外的植物园,即今皇家植物园。仅巴黎一地,就建起了“中国式”风景园约20处。同时也传到意大利、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但不久以后欧洲人就发现,要造起一座真正如中国园林那样水平的园林有多么的困难。 苏格兰人钱伯斯(1723~1796年)曾到过中国广州,参观过一些岭南园林,晚年任英国宫廷总建筑师。岭南园林算不上中国最好的园林,但仍然引起了他无比的赞赏,在好几本书里他都描写过中国园林,不只是浅层的外在形象的描述,而是对中国的园林精神有了较深的体会。他说:“花园里的景色应该同一般的自然景色有所区别”,不应该“以酷肖自然作为评断完美的一种尺度”。中国人“虽然处处师法自然,但并不摒除人为,相反地有时加入很多劳力。他们说:自然不过是供给我们工作对象,如花草木石,不同的安排,会有不同的情趣”。“中国人的花园布局是杰出的,他们在那上面表现出来的趣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
评分在《中国戏剧学史稿》中,有文云:戏曲家钟嗣成所作《录鬼薄》是一部记录戏曲作家事迹和作品目录的著作,也是一部戏曲作家评论的专著。元·钟嗣成云: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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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在《中国戏剧学史稿》中,有文云:戏曲家钟嗣成所作《录鬼薄》是一部记录戏曲作家事迹和作品目录的著作,也是一部戏曲作家评论的专著。元·钟嗣成云: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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