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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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民，方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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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汉民
• 近代思想史
• 中国近代史
• 政治思想
• 三民主义
• 国民革命
• 历史人物
• 传记
• 学术著作
• 中国文化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99030

版次：1

商品编码：11557092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28

内容简介

胡汉民是国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与理论家，一生著述甚丰。本书是1949年后在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胡汉民的文集，精选了胡汉民在辛亥革命、反对军阀政权、国共合作与南京政府诸时期的重要文章，力图全面反映其一生思想演进过程。文集来源十分广泛，包括晚清与民国时期的报刊、台湾地区的出版物、藏于美国与苏联的原始档案等，其中他访问苏联期间的文字与1932年后的文章，均为首次刊布。此文集的出版不仅对研究胡汉民的政治思想与生平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与国民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胡汉民（1879—1936），原名衍鸿，字展堂。国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与理论家。1902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为孙中山重要助手，编辑《民报》。辛亥革命后，担任首任广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秘书长。五四运动后，在上海参加创办《建设》杂志。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北上时，奉命代行大元帅职权。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建立，任外交部长，之后赴苏联考察。1927年后与蒋介石合作反共清党，担任立法院院长等党政要职。1931年被蒋介石短期囚禁。1932年后长驻香港，以“抗日、倒蒋、剿共”为主张领导西南与南京对抗。1935年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次年5月在广州病故。

编者简介

陈红民，山东泰安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组成员，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与当代台湾史，出版《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蒋介石的后半生》等著作，发表相关学术论文百余篇。

方勇，男，1973年生，湖南益阳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在站博士后，现为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华民国史研究。

目录

导言

论著

民报之六大主义（1906）

斥新民丛报之谬妄（1906）

告非难民生主义者

——驳《新民丛报》第十四号《社会主义论》
（1907）

中兴日报发刊词（1907）

强有力之政府辩（1914）

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1924）

就外交部长职演说词（1925）

华侨与革命（1926）

苏俄十月革命八周年纪念的感想（1926）

国民党的真解（1926）

二七纪念（1926）

胡汉民告别苏俄工农（1926）


三民主义之认识

——十六年四月为中央半月刊作（1927）



青年的烦闷与出路

——十六年六月为中央半月刊作（1927）


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

——十六年七月为中央半月刊作（1927）


三民主义的连环性（1928）


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

——十七年八月由欧洲归国作（1928）


党治的政府

——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对中央军校教授部政治科演讲词
（1928）


三民主义之立法精义与立法方针

——十七年十二月五日为立法院成立作（1928）



整理军队的十大意义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央线电播音台演讲
（1928）


党外政政外党

——十八年二月七日行政院党义研究会演讲词
（1929）


新民法的新精神

——十八年四月十五日立法院总理纪念周演讲词
（1929）


国民政府的经过及其将来

——十八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四周年纪念演讲词
（1929）



甚么是监察院的责职

——十八年九月十六日立法院总理纪念周演讲词
（1929）



从党义研究说到知难行易

——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立法院党义研究会成立会训词
（1929）


编纂法典是革命建设的基本工作

——十八年十一月四日立法院总理纪念周演讲词
（1929）


撤废领判权的现状与我们今后的努力（1930）


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

——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讲于南京新亚细亚学会
（1930）


考察新土耳其的经过和感想

——十九年九月二十日讲于南京新亚细亚学会
（1930）


谈所谓“言论自由”（1930）


二年来立法工作之回顾

——十九年十二月五日立法院二周年纪念会演讲辞
（1930）


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1933）



从苏俄建设想到总理的建国方略（1933）


三民主义的历史观

——序叶译贝尔Max Beer所著社会斗争通史
（1933）



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1933）


辟谬
——法茜斯蒂与立宪政治之检讨（1933）


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1933）



论均权制度（1934）


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1935）


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1936）


民族主义与自力更生（1936）



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1936）



函电稿


胡主席汉民致冯总司令玉祥青电稿（1927）


胡汉民致陈济棠萧佛成邹鲁等函稿（1933）

胡汉民致方振武函稿（1933）

胡汉民致张学良函稿（1933）

胡汉民致于学忠函稿（1933）

胡汉民致何子佩函稿（1933）

胡汉民致上海各同志函稿（1933）

胡汉民致邹鲁函稿（1934）

胡汉民致邹鲁函稿（1934）

胡汉民致刘芦隐函稿（1934）

胡汉民致《三民主义月刊》社函稿（1934）

胡汉民致刘湘函稿（1934）

胡汉民致邓泽如萧佛成邹鲁函稿（1934）

胡汉民致邹鲁函稿（1934）

胡汉民致邹鲁函稿（1934）

胡汉民致邓泽如邹鲁函稿（1934）

胡汉民致邹鲁等函稿（1934）

胡汉民致邹鲁函稿（1934）

胡汉民致陈融函

胡汉民致陈融函

胡汉民致陈融函

胡汉民致陈融函


日记（1928年2月—7月）



胡汉民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导言

经过一段辛勤的工作，《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胡汉民卷》终于编成。它是从国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与理论家之一胡汉民众多的论著中选编而成。在此，有必要对胡汉民的生涯事迹与论著出版情况做简要的介绍。

一

胡汉民，初名衍鹳，后名衍鸿，字展堂，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并以此行世。
胡家原籍江西吉安府延福乡青山村（胡晚年与密友通信时，常自署“延福乡人”，“延”、“福”与“大福佬”等）。祖父宦游至广东，遂定居于此。其父胡文照曾担任“刑名”等小官职，他秉性耿介，恃才自傲，抱持“合则留，不合则去”，常难容于上司，游幕于广东的番禺、博罗、茂名等处。胡文照的个性对胡汉民有较大的影响。其母文氏出生于江西望族，受过良好的教育，对琴棋书画略有所通，她长年随夫流寓各地，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生活清贫而所怨。
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胡汉民出生于广东番禺。在兄弟姐妹七人之中，排行第四。胡汉民的童年是在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中度过的，他聪颖好学，在母亲教导下能背诵大量的诗词。但他13岁时，父亲胡文照病逝。15岁时，疼爱他的母亲文氏离开人世。家境中落，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及两个弟弟均因钱医病而遽然离世。短短几年中，胡汉民接连失去六位亲人，这对他是巨大的打击。由此也养成了他在逆境中不屈求生，争强好胜的性格。
为求生存，胡汉民自16岁起就与长兄一起充当私塾老师，开始了舌耕养家的“小先生”生涯。教书之余，他仍发愤读书，终于考取了学海堂。学海堂是两广总督阮元于1824年倡办，是广东当时的最高学府，学风别具一格，招生严格，忽视传统空洞的理学，注重引导学子从事“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胡汉民不仅学业上大有长进，眼界也开阔了，结识了史坚如（后为配合孙中山的反清起义而牺牲）等有为青年朋友，更重要的是，他在此听说了孙中山的名字，了解到孙中山的反清事迹。他开始从家庭的不幸中走出来，关注国家的兴衰与民族的命运。接连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等事件，对胡汉民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他产生了对清廷的不满与改造社会的理想。20岁那年，胡汉民决心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他去广州的《岭海报》做记者。报社记者在当时是个非常新的职业。
在晚清各种救国的潮流中，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对胡汉民最具吸引力。他了解到日本东京是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乃决心东渡留学，去寻找革命同志与救国道路。1902年春，胡汉民与其好友陈融的妹妹陈淑子结婚，陈淑子后来也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反清武装起义活动。5月，胡汉民即满怀激情地奔赴海外革命党人聚集的东京，开始了由一个爱国、愤恨清廷统治的青年向革命党人的转变。
胡汉民到日本后，选择了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弘文学校师范科学习，当时黄兴也在此校学习，但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此时有交集。胡汉民初到国外，言语不通，“苦求不得革命之方略”，决定从教育入手，以达到中国之独立富强。然而，这次精心筹备的留学生活，只有两个月就遽然结束。这年8月，留日学生因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迫害学生而发起反对风潮，部分激进留学生更以“退学”向日本当局施压，胡汉民即其中之一。事情到最后，不少人退缩了，耿直固执的胡汉民独自写了“退学书”，愤然归国。这次留学时间很短，但对胡汉民的思想影响颇大。回国后，他即将“教育救国”的初衷付诸实践。
1903年，胡汉民应聘于广西梧州中学，担任总教习兼师范讲习所所长，主讲国文、修身等课程。他制定了校训5条，戒律7条，其中包括“吾人当铭记此身为中国之国民”、“不可爱国心而甘为他人之奴隶”等等。他在授课时，巧妙地将民族革命贯穿其中，宣传革命思想，学生深受影响。胡的活动，受到当地官僚的忌恨，有人向上级举报胡在学校里提倡革命、诋毁孔孟、蹂践上谕。胡汉民被迫提出辞职。但接受了新思想的学生拥护胡，派出代表到广州抗争，结果胡获留任。胡在梧州中学的任职时间也不长，但他在学生中宣传的进步思想，播下了种子。辛亥革命期间，广西从事革命的青年中许多人是他的学生。
1904年冬，胡汉民作为广东省的官费留学生再次赴日留学。同行者中有汪精卫、朱执信、古应芬、陈融等，这批追求进步的广东青年人，因年龄、观念等方面相近，结成了挚友，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胡汉民选择了攻读政法，他进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习，这是一种两年制的短期大学，主要开设法律、政治、理财、外交方面的课程。胡汉民全面系统地接触与学习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与伦理等方面的理论，思想有了质的飞跃，从一个反满爱国的知识分子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者。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时，胡汉民恰巧利用暑假回国接妻子、妹妹到日本留学，未能参加成立大会。他闻讯后，立即与廖仲恺等赶回日本。9月1日晚，他们请孙中山到其寓所。孙向这批景仰他的广东青年讲述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与三民主义政治主张，胡汉民表示“革命本素志，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俱丝毫疑义矣，惟民生主义，犹有未达之点。”孙中山便对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详加细说。大家越谈越投机，不觉间竟至天明。当晚，即由孙中山主盟，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宣誓加入同盟会。
胡汉民的才华为孙中山所赏识，不久即被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协助处理本部日常事务，掌管机要文件，有了大量与孙中山接触、参与重要活动筹划的机会。此后长期的患难与相逢，他们之间形成了“领袖—助手”的亲密关系。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孙中山指派胡主持《民报》的编辑工作，《民报》的名称也是依胡汉民建议而确定的。

二

胡汉民在《民报》上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文立论，探奥撅微，莫不以阐发此三大主义为任”
胡汉民：《南洋与中国革命》，载《新亚细亚》，第1卷第6期。。胡汉民在传播三民主义，与保皇派论战方面，冲锋陷阵，在此过程中，他也不断地学习，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由孙中山口授、胡汉民执笔的民报《发刊词》，首次高揭了“民族、民权与民生”三大主义。此后，胡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文章，更细致地阐述三民主义。他主持《民报》期间，该刊行文通俗易懂，反清革命的思想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之后，胡汉民参与在新加坡筹办《中兴日报》，担任过主编，在南洋地区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他在《中兴日报》上共发表20余篇文章，深入浅出地宣传革命，驳斥保皇派，孙中山称赞其文“非惧外媚满者所能置辩也”
孙中山：《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误用时务者》，载《中兴日报》，19080912。。
胡汉民直接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1907年春，胡汉民到达河内组织机关，策应黄冈、惠州起义。10月的镇南关起义时，胡汉民随孙中山到达前线参与。这一时期的反清起义，都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而失败。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后，胡汉民等革命党人的活动受到法国警察的限制，他们被迫离开河内。为加强对南洋革命力量的统一领导，1908年秋，同盟会建立南洋支部，孙中山委胡汉民为支部长，具体负责。1909年春，同盟会再建南方支部，以有效领导南方各地的斗争，胡汉民出任支部长，他在同盟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在此期间，胡为筹划和领导广州新军起义、“三二九起义”倾注了大量心血。1911年“三二九起义”时，胡汉民差点在广州被捕，侥幸脱险回到香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响应。胡汉民等人利用形势，策反清军将领，实现了广东的和平光复。11月9日，广州各界开会宣布独立。胡汉民当选为光复后的首任广东都督。新政权建立，百废待举，胡汉民等人面临着财政与军事的巨大困难，他们采取各种措施，不仅稳定了广东的军政局面，还组织北伐军出师，援助北方的起义省份，对扩张革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这段短暂的执政经历，对胡汉民是极好锻炼。
12月下旬，孙中山从美国转道欧洲回到香港，准备北上。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专程去香港迎接，他们希望孙能留在广东，建立根据地，然后北伐抵定全国。此主张被孙中山否定，他坚持北上，且要求胡汉民随行。胡遂以大局为重，匆匆写信委托陈炯明代理都督，而随孙中山到达上海。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任命34岁的胡汉民为临时政府秘书长，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胡汉民在任内，勇于任事负责，体现出行政才能，他致力于各种民主法制新制度的建立，对旧衙门作风进行改革，分担了孙中山的繁重工作，被人称为“二总统”。在“让位”于袁世凯的问题上，胡汉民与孙中山看法一致，促成此事。
胡汉民随孙中山辞职后，于1912年4月初返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他以建设“模范省”的目标，力图在广东全面试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贯彻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未落实的政策。其中包括，禁止种植鸦片与吸食鸦片，推动农业发展，采取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与行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等。胡汉民在广东的作为，为袁世凯所嫉恨，他利用陈炯明的政治野心，抬陈以压制胡汉民，使广东内部不团结，“都督府徒负虚名”，这也使得胡汉民第二次督粤虽取得局部性的成绩，但总体上没有大的作为。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步步紧逼，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遇刺。6月，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广东都督职，调为西藏宣抚使。胡一度答应，但终未就职。孙中山决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任都督的江西、广东、安徽等省先后宣布独立。然而，在袁强大的攻势之下，“二次革命”维持了不到20天即速败，孙中山、胡汉民等遭到通缉。8月2日，胡汉民随孙中山再次离国，流亡日本。
为继续革命事业，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胡汉民虽对孙所提党员绝对服从其个人的规定有所不满，还是配合孙的建党工作。1914年7月，孙中山任总理的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正式成立，胡汉民出任政治部长，其职责是物色与培育政才、规划地方自治、筹备中央政府等，而当务之急的工作，是进行反袁宣传，重新集结革命力量。胡汉民担任中华革命党党刊《民国》的主编。《民国》以捍卫中华民国为号召，揭露袁世凯倒行逆施，背叛“民国”的种种恶行。1916年4月，胡汉民从日本潜回国内，到上海协助陈其美策动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国内政治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在此期间，胡汉民一直追随孙中山，参加其在南方领导的反对军阀的各项斗争。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下设6部，胡汉民任交通总长。护法战争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护法军政府内部矛盾重重，1918年5月，孙中山被迫通电辞去大元帅职。胡汉民随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胡汉民在沪闲居，读书、吟诗、练字。他对曹全碑产生兴趣，专心临摹，得其精髓。期间，他也曾代表孙中山出席南北“议和”的会议。
1919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并亲撰发刊词。《建设》是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刊物，胡汉民担任总编辑，且是主要撰稿人，他在一年多时间里，共发表了约15万字的论著、演说与通信，内容驳杂，但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与宣传，在当时独树一帜。胡汉民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与重要意义，对非难攻击唯物史观的观点进行驳斥，并试图用唯物史观作为基本方法，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这显示胡汉民面对国民党不断的失败与新思潮的冲击，开始了全新的思考。唯物史观对胡汉民的思想方法影响颇深，他后来的一些论著中也用经济决定政治及阶级观点等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分析问题。
1920年9月，陈炯明率粤军攻克广州，迎接孙中山回粤。次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胡汉民在新政府中担任总参议兼文官长、政治部长。孙中山在广西建立大本营，希望出师北伐，统一全国。陈炯明则希望能先建设两广，反对孙的北伐计划，两人矛盾渐显。孙宣布免除陈的粤军总司令等职，激起陈下属的强烈反抗。1922年6月16日，陈的下属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迫使孙离开广州。此时在韶关的胡汉民心急如焚，试图率部救援，未果。只得自己转道由闽至沪。孙中山的事业再次受挫。1923年初，孙中山又一次受邀回广东，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胡汉民则被任命为总参议，主持大本营的日常工作，且可在孙中山出征期间，代行大元帅职务。胡汉民勇于任事，他帮助孙稳固后方，筹措军饷粮草，平衡各方关系，使得广东根据地能够初步稳定。

三

孙中山在不断受挫之际，决定接受苏联的援助，实行“联俄”，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事先，他曾经专门召集其主要干部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征询意见。胡汉民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深知国民党的困难处境，只有借助苏联的帮助才能走出困境；另一方面他对国民党在吸收了更有活力的中共党员之后能否保持其地位信心不足。故他提出要有条件地与共产党合作，在真正信仰国民党主义的前提下，吸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2年9月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起草国民党的改进宣言。1923年10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具体负责改组工作，胡汉民是9位执行委员之一。他的具体职责是负责上海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并参与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胡汉民是大会主席之一，负责大会宣言的审查工作。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要禁止国民党员隶属于其他政党，即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胡汉民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说明，只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必限制。他的意见客观上保证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权利。大会结束前，孙中山选定24位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名列第一位。会后，胡汉民被派往上海拓展党务，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常委兼组织部长。毛泽东一度担任组织部秘书，执行部的会议，通常是胡汉民主持，毛泽东记录。胡汉民不仅与共产党人友好相处，还曾著《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一文，表示国民党欢迎共产党员的加入，诚恳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与批评，并对社会上对国民党改组的种种批评加以澄清。
以上史实显示，在国民党实施改组的过程中，胡汉民对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政策是有限度支持的，即在保持国民党“独大”与三民主义主导的前提下，吸收共产党人共同奋斗，以往论著中认定胡汉民一开始就是“反共”的老右派，与事实不符。
1924年4月，孙中山电召胡汉民回粤，再次将大本营事务交其处理。不久，孙赴韶关准备北伐，命胡留守广州代理大元帅，并兼理广东省长。此时，广东商团气焰嚣张，挑战革命政权权威。胡汉民试图以妥协方式处理，商团变本加厉，枪杀群众，胡汉民等遂遵孙中山命令，果断地平定了商团叛乱。是年底，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启程前，他宣布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并代理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统治后方”
《胡汉民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一—1。，充满了对胡的信任。
孙中山于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国民党的事业与胡汉民的人生均由此而进入新的阶段。之前，胡汉民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是通过辅佐孙中山折射出来的，然而，他缺乏在复杂的局面中独当一面的领袖气质与才干，这使他在孙中山去世后，在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很快受到挑战。
国民党改组后迅速发展，胡汉民对苏联与共产党的不满却逐渐上升。首先是他认为苏联一面援助国民党，一面通过第三国际直接联络共产党而对国民党保密的做法是藐视国民党的尊严，他也看不惯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的作风。同时，他也对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心存疑虑。反过来，鲍罗廷也将胡汉民视为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代表，有诸多不满。孙中山去世后，鲍罗廷对国民党事务的影响力更大。1925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名义发表了《革命政府改组宣言》等文件。此举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但削弱胡汉民地位的意图也十分明显。胡基本被架空，排除在了实际操作之外。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胡汉民辞去代理大元帅和广东省长职，出任国民政府的5位常委之一，兼任外交部长。国民政府主席由汪精卫出任。胡的地位明显下降。
更大的厄运随后而至。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鲍罗廷等即以胡汉民与涉案的胡毅生等人关系密切为由，派兵搜查胡的住宅，胡暂时失去自由。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派胡汉民赴苏联，接洽协商“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但是，论是胡汉民本人还是不少后来的论者，都认为这是将胡汉民排挤出国民党最高领导层的步骤之一，胡作《楚囚》诗一首，自比为失势被放逐的屈原。
胡汉民抵达苏联时，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当地政府组织了有近6万人参加的欢迎式。他在苏联有半年的时间，会见过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苏联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参加过共产国际的会议，也到处参观苏联的各类机关与建设情形。胡汉民积极宣传国民党的历史与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其目的是想让国民党直接加入共产国际，以取代共产党。他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过申请，他对斯大林说：“你们如果承认国民党是同志，就应该正式联络，断断不可用暗昧的手段。……如果要联合，那我们只有直接参加第三国际。”
胡汉民：《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见《胡汉民选集》，79页。然而，胡汉民的主张并未被采纳。
或许是受到环境的影响，或许是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胡汉民在苏联期间的言论出乎意料的“左倾”，是其一生最“激进”的时期，他对苏联革命进行称赞，对共产国际进行称赞。他在为《真理报》所写的《苏俄十月革命的感想》一文中说：“苏俄十月的革命是二十世纪的第一件大事，是产阶级解放第一声，是宣告资本帝国主义死刑的第一法庭，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第一福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第一幕，是人类真正历史的第一篇。”
胡汉民：《苏俄十月革命的感想》，见《胡汉民先生在俄演讲录》，第1集，1页。他在文章中还列举了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的诸多启示与帮助。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发言时高呼：“全世界产阶级团结万岁！”“全世界共产党万岁！”当时，旅苏华人出版的《前进报》是莫斯科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以赞成国民革命、支持“联俄”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为宗旨。胡汉民在《前进报》上共发表13篇文章，4篇演讲，均以称赞苏联，宣传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为主旨，“可作为研究胡汉民左倾言论的好材料”
余敏玲：《出版缀语》，见《前进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9），2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6。。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全大会”在广州召开，缺席的胡汉民却以全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内一些反对与共产党合作的人士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要求驱逐共产党。胡汉民与西山会议派的首领有不错的私人友谊，但他从国民党团结的立场出发，反对西山会议派的行径。3月，胡汉民离开莫斯科，在回国途中得知中山舰事件发生。4月中旬，他回到广州。胡汉民回到广州后，立即提出“党外党，党内派”的主张，意在排斥中共。此也为胡之后坚定反共的先声。胡的主张暂未被蒋介石等人采纳，他只得再到上海，“闭户读书”，静观形势变化。胡在苏联期间有非常左倾的言论，何以在回国之后却急骤地转向反对苏联与中共？原因颇为复杂，其中之一就是他在苏联期间希望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排挤中共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也在实地考察中看到斯大林的独断专行，看到苏联领导层的内部矛盾、经济困难等。但是，苏联党政的组织动员能力，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给胡留下深刻印象，以致1930年以后他还写过关于苏联建设与孙中山建国方略关系的文章。
1927年4月，蒋介石等人决定实行反共清党政策，另立门户。为对抗武汉的汪精卫，蒋要联合在党内有地位的胡汉民。4月18日，以蒋介石与胡汉民合作为基础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成立仪式上，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受信印，他成为南京实际主持人（有人曾称他为“胡主席”）。他不仅积极推行反共清党政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反共清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然而，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使得当年8月蒋介石下野，胡汉民失去凭藉，也宣布“议席让步”，退出南京到了上海。1928年初，胡汉民与孙科等赴欧洲考察。他的首次欧洲之行持续了7个月，先后去过东南亚、印度、伊朗、埃及、土耳其、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他在土耳其考察两周，对其国家复兴之路与党政制度极有兴趣，认为可为中国之榜样。他在与法、英等国领导人见面时，均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6月，北伐军到达北京，国民党统一全国的局面基本形成，面临执政与建设国家的任务。胡汉民从巴黎寄回《训政大纲案》，提出未来国家将依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程序，进入“训政”阶段，要实行“以党治国”的方针。国民党接受了胡的主张。8月胡汉民回到国内，立即着手与蒋介石合作，他熟悉孙中山思想并有民国初年执政的经验，在国民党转变为全国性执政大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决定在“训政”时期组建五院制的国民政府。1928年10月，胡汉民出任立法院长。之后的两年多中，他督促立法委员们勤勉工作，共制定了民法、刑法、土地法、公司法等16种法律，奠定了国民政府法律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主持国民党的党务，在纷乱的政争及蒋介石平定各路军阀的过程中，帮助镇守后方。他与蒋介石一文一武，配合颇默契。
1930年底，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后，回应各方的要求，提出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胡汉民则认为，根据孙中山的“遗教”，训政时期可以召开国民会议，但须再定约法。蒋、胡二人的矛盾由此激化。“约法之争”的背后，既包含着二人政见政略的不同，也有深厚的权力之争色彩，加上二人个性均要强，不肯退让，因而愈演愈烈，从最初的私下较劲，变成公开的争论，最后成为政潮。蒋介石为压制胡汉民的反对声，于1931年2月28日以邀请去总司令部赴宴为名，强行扣留胡汉民。胡汉民不肯屈服，据理力争。他气恼惊吓，加之彻夜未眠，血压升高，几至昏厥。次日，胡汉民被软禁于汤山。此后，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会议，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并以胡汉民“积劳多病”，“准辞”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本兼各职。胡汉民的政治生涯再度陷入低谷。

四

蒋介石擅自扣押胡汉民，不仅未能平息争论，反而引起了国民党内反蒋派更激烈的反抗，他们在广州召集“非常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形成“宁粤之争”。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内外交困，胡汉民的处境有所改善，至10月14日，胡汉民结束七个半月的软禁生活，重获自由，到达上海。10月22日，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这三位国民党的巨头在上海见面，胡汉民拒绝了蒋介石“和解”的要求，坚持在“宁粤和谈”中的“中立”立场。在其他场合，胡汉民则表明蒋介石必须下野，幻想能在上海与汪精卫合作，控制政局。
然而，支持胡汉民的粤方首先发生分裂，粤方的“四全大会”几乎中断，胡汉民只得南下广州处理危机。结果是汪精卫等人脱离粤方，自行在上海召开“四全大会”。在胡汉民与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于12月12日通电下野。12月24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被推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与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主持会议。为了照顾胡汉民等的特殊利益，四届一中全会还决定在广州建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与国民政府西南执行委员会，分别代表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两机关由胡汉民“主持一切”。但是，胡汉民所支持的行政院长孙科法支撑局面，转而呼吁蒋、胡、汪联合出山。蒋介石遂不再理睬胡汉民，与汪精卫联袂入京，形成了蒋汪合作的局面。胡汉民被挤出国民党最高决策圈，成为党内的“在野派”。他在1932年1月中旬发表谈话，宣布与蒋、汪决裂。从此，他基本偏居香港，以两广为依托，宣传自己的抗日反蒋主张，进行相关的政治活动。
胡汉民曾对自己晚年的政治主张有如下表述：“自东北事变发生以还，余以国内政治，厥持三义：曰抗日、曰剿共、曰反对军阀政治。”他的主要活动集中在进行抗日宣传和从事反蒋两个方面。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抗日救国成为当务之急，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断高涨。胡汉民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他坚决支持抗日活动，不懈地进行抗日宣传，反对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批驳“抗日亡国”等悲观论调，坚信抗战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1933年，胡明确提出“假如政府不抗战，那我们便说，惟有推翻不抗战的政府。”他对东北义勇军、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察哈尔抗日同盟都给了精神与物资方面的支持，并一再建议组织西南的军队北上抗日。胡汉民根据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认为“抗日重于剿共”。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支持宋庆龄等1700多知名人士发表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胡汉民也列名其中。日本侵略军数次派人见胡汉民，想利用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在西南组织亲日政府，并以供给钱款军械来利诱。胡均严辞拒绝，并斥责日本的不义行为，保持了民族尊严。历史是复杂的，当时主张抗日的西南在南京政府的重压之下，也与日本有一定的军事与经济联系。
在反蒋的问题上，胡汉民是很坚决的。他的“三项主张”中，反蒋最重要，他说：“抗日剿共，又必以推倒军阀统治为第一要义。”在他为西南制定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中央行为均表示反对。”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1933年创办了《三民主义月刊》，自任主编，他在该刊上发表了以宣传反蒋抗日为主旨的文章、通电等计有50余篇。哈佛燕京收藏的“胡汉民资料”显示，胡汉民曾计划搞“西南七省大联合”，他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四川刘湘、云南龙云、贵州王家烈、福建蔡廷锴、陕西杨虎城、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及张学良、冯玉祥等人都有过密切的联络，希望能联络全国各方的力量组织一场以西南为中心的大规模军事反蒋运动。在组织方面，胡汉民认为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已经丧失了“革命精神”，必须重建党的组织。为此，他与邹鲁、萧佛成等人从1932年起联络各地的反蒋人士，另建立了一个新组织，仍称为“中国国民党”，但一般人称其为“新国民党”，以示区别。“新国民党”以西南执行部为中央机关，尊胡汉民为领袖，邹鲁为书记长。胡汉民与海外华侨也有联系，向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
然而，胡汉民的各项活动实际成效甚微，主观原因在于他身体有病，畏惧在第一线的艰苦斗争，他始终偏居香港，遥控指挥两广，热衷于坐而言，而不敢起而行，客观上是受制于广东实力派陈济棠。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实力是胡汉民能够立足西南对抗蒋介石的基础，胡个人的生活也靠陈接济。陈最关心的是如何能保住在广东的统治和自己“南天王”的位置，对胡的志在全国的各项主张并不感兴趣，甚至还处处设障。此时的胡、陈关系，很像是此前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由于陈济棠的干涉与阻挠，胡的反蒋抗日计划次次落空。此外，胡汉民内心有着根深蒂固的国民党意识，还要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因而当与西南有密切联系的十九路军于1933年底发动“福建事变”，真正推动反蒋抗日运动时，胡汉民因其废除国民党等举措，而未加支持。
胡汉民居住香港期间，南京政府不时地派人联络示好。1935年，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有所变化，而胡汉民与陈济棠的彼此不满在加深，胡的好友邹鲁等人认为，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与蒋介石合作也有可能，建议胡以“养病”为名暂时出国，以观形势发展。胡在这年7月往欧洲养病。
1935年底，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对日态度上也有强硬表示，并热情地邀胡回国，特地转寄去了旅费。胡汉民1936年1月回到广州。当时蒋介石和西南实力派都要拉拢他，所以形成了一场小小的迎胡返国热潮。胡汉民对蒋介石不完全信任，没有立即去南京，留在广州进一步观察。他的身体状况欠佳，心绪更是忧郁烦闷。
1936年5月9日下午，胡汉民在亲友家吃晚饭后下棋娱乐，因对着棋盘长时间思考，血涌入脑致血管破裂，当场翻落在地。医生诊断为用脑过度，右脑溢血。当夜他清醒过来，留下遗嘱。12日晚7时不治身死，终年58岁。胡汉民死后，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会议，决定为他举行国葬，派居正、孙科等到广州致祭，国民政府也专门发了“褒扬令”。7月13日，胡汉民安葬于广东番禺的龙眼洞狮岭斗文塱。

五

如前所述，胡汉民是国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与理论家之一，一生著述颇丰。他曾担任过不少重要报刊的编辑或主笔，如《民报》、《中兴日报》、《民国》、《建设》、《三民主义月刊》等，他又擅长演讲，留下不少重要的演讲稿。他的著述内容，基本上可分为三部分：一是阐述宣传其政治理想与主张的，较为系统且偏重于理论；二是驳斥政治对手（如清廷、立宪派、袁世凯及蒋介石等人）的政论性文章；三是针对当时具体问题发表的时论。胡汉民著述的出版与典藏情况如下：
（一）刊载他早期文章的《民报》、《中兴日报》、《民国》与《建设》等期刊，均已经有影印本出版，可资查阅。
（二）在胡汉民生前，即有些文章结集出版，大致有：
1.《胡汉民先生在俄演讲集》（第1集），广州民智书局1927年5月版。
2.《胡汉民先生演讲集》（第1—第6集），上海民智书局1927—1929年版。
3.《三民主义者之使命》，（南京）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印行，1928年9月翻印。
4.《胡汉民先生最近言论集》，上海三民公司1928年11月版。
5.《党国要人胡汉民最近言论集》（上），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印行。
6.《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3册），上海民智书局1932年8月版。此书由胡汉民的秘书王养冲所编，收录的是胡汉民1928年至1931年2月间的文章与演讲。
7.《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二十年十月至二十三年三月》，广州先导社编，1934年印行。该书所收都是胡汉民在《三民主义月刊》发表的文章。
8.《胡汉民先生名著集》，军事新闻出版部1936年5月版。
（三）1936年胡汉民逝世时的出版品：
1.《胡汉民先生遗教辑录》，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印行。主要由胡汉民逝世前在《三民主义月刊》上发表的文章组成。
2.《不匮室诗钞》，国葬典礼委员会编1936年印行。是胡汉民诗作的结集。
（四）胡汉民去世后别人编辑出版的文集：
1.吴曼君编：《胡汉民选集》，（台湾）帕米尔书店1959年印行。
2.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胡汉民先生文集》（4册），1978年出版。
3.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胡汉民先生诗集》，1978年出版。
4.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胡汉民先生墨迹》，1978年出版。
其中2~4，系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为纪念胡汉民诞辰百年的出版品。文集的第1册为胡民国前著述，第2册为民国后著述，第3—4册为《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的原版影印。
5.《胡汉民自传》（传记文学丛书之43），（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6.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15册，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四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五）胡汉民资料的典藏：
1.《胡汉民个人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一。卷宗量不多，其中没有胡汉民自己留下的东西，多是别人回忆与剪报，没有什么太有价值的资料。
2.《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 Yenching Library）藏。此为胡汉民女儿胡木兰收藏1931年后胡汉民的往来函电稿，数量大，是研究胡汉民晚年的重要资料。全部内容已经编入《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六

最后，说明本书的特点：
1.本书是1949年后大陆地区首次出版胡汉民的文集，其意义与学术价值，自不待多言。
2.本书最全面地收录了胡汉民一生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弥补了以前所有文集的不足：民国时期出版的几种胡汉民文集，所选都是其某一特定阶段的著述，不能涵盖其一生。后来在台湾出版的两种文集，虽力图在时段上包括胡汉民的一生，但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下法处理胡汉民1931年后公开反对蒋介石的言行，故完全略去他晚年的文章。本书增补了这一时段的内容。
3.本书发掘出相当多的胡汉民的重要资料，扩大了选择文章的来源。新的资料包括：胡汉民女儿捐献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一大批珍贵函电稿，胡汉民1925—1926年访问苏联期间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文章，胡汉民晚年在其主编的《三民主义月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
4.如前所述，胡汉民一生著述颇丰，本书篇幅所限，不能尽收。收入文章的基本原则是：1）胡汉民有影响的代表作；2）各个时期尽量均衡；3）侧重于其宣传政治理想与主张的理论性文章；4）加入新发现的资料，尤其是胡汉民晚年的往来函电稿；5）有些文章，如胡汉民自传等，对了解胡汉民的思想较为重要，但篇幅太长，且有单行本发表，故未收入。
5.胡汉民的文章，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几篇文章收入时有少量删节，均在删节处有说明。
本书的选编工作，由安徽工业大学方勇副教授与我共同完成，安徽工业大学罗彩云副教授也做了大量工作。
相信本书的出版，对全面认识胡汉民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推动对其思想与生平的研究大有助益。



2013年仲秋时节于仿秋斋

前言/序言

《近世中国思想的洪流：梁启超与他时代的思潮》 内容简介 本书并非一部传记，也非一本史书的单纯梳理，而是试图描摹近世中国思想界波澜壮阔的图景，着重考察在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思想的碰撞、交融与裂变，以及这些思潮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进程。我们的目光将主要投向一位在那个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印记的人物——梁启超。然而，本书的目的并非详尽地讲述梁启超一生的功过是非，而是以他作为一条重要的脉络，串联起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那些与他并肩或相对的、形塑了中国近代精神面貌的思想巨擘及其核心理念。 我们将从中国社会面临西方文明冲击的背景切入，分析传统儒家思想在这一挑战下的应对与变局。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空前，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对“救亡图存”的探索成为时代的迫切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推向了历史的前台。本书将细致地探讨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以及其思想遗产，尤其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梁启超早期对于“变法图强”的论述。我们将剖析他们如何吸收西学，如何试图将政治改革与思想启蒙结合起来，并深入理解“变者，通也”等核心概念在当时语境下的深刻含义。 辛亥革命的爆发，带来了帝制的倾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政治的动荡与思想的迷惘。民国初年，各种政治派别林立，思想流派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梁启超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在这个时期经历了重要的转变。他从早年的激进改革者，逐渐转向了强调渐进、改良，并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实践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本书将重点分析梁启超在中后期，对于“民国”、“宪政”、“法治”等政治理念的思考，以及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 与梁启超在思想光谱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本书将深入探讨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主张，如“德先生”、“赛先生”的提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对文学革命的推动。我们将分析他们的思想来源，如对西方启蒙思想、科学精神的推崇，以及他们如何将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连。本书将着重考察新文化运动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念产生的深远影响。 然而，思想的演进并非简单的直线。在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之间，以及在其他思想流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辩论与深刻的张力。例如，关于文化根本的讨论，关于东西方文明优劣的争论，以及对于社会改造路径的选择，都构成了近世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本书将试图还原这些思想争鸣的场景，分析不同观点的碰撞，以及它们如何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未来走向的判断。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早期传播，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新的维度。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实践，以及他们在理论上的探索，也将成为本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将考察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被接受、被改造，以及它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并分析其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异与潜在的对话。 本书还将关注到那些在特定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注入活力的重要人物。例如，王国维在史学与哲学上的贡献，鲁迅在文学与思想批判上的深刻洞见，蔡元培在教育与文化革新上的努力。这些人物的思想，或与梁启超的思想形成互补，或构成有趣的对照，共同丰富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图谱。 在分析这些思想的同时，本书将注重考察思想的社会根源与时代背景。我们将理解，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与传播，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社会转型、技术引进，都为新思想的孕育提供了土壤，也为旧思想的瓦解带来了压力。 本书的叙事将力求客观，避免过度简化或标签化。我们试图理解每一位思想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与局限，他们的贡献与不足。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时期思想史的梳理，让读者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以及它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最终，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近世中国思想演进的视角，认识到那段时期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探索民族复兴道路上的艰辛努力与智慧闪光。它不是对某个特定思想家或流派的赞美或批判，而是对那个时代思想图景的一次细致描摹，希望能够引发读者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与思想的深入思考。我们将努力展现，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思想最为活跃、最为激进、也最为混乱的时代，而正是这场思想的洪流，最终塑造了今日之中国。 （此处为篇幅限制，实际写作中将对以上各部分进行更为详尽的阐述，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章：西风东渐与旧邦新命的呼唤 晚清社会结构的危机与思想的萌动。 甲午战争的冲击与“救亡图存”主题的确立。 康有为的“公羊学”与“变法”思想。 梁启超早期对“变法”的鼓吹与“变者，通也”的理论。 早期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思想分野。 第二章：辛亥风云与共和初年的迷思 辛亥革命的胜利及其思想的遗产。 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与思想自由的短暂繁荣。 梁启超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反思与“君子协定”的提出。 “政党政治”与“新民”理念的探讨。 “渐进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论辩。 第三章：新文化之潮与启蒙的再出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陈独秀与“科学”、“民主”的旗帜。 胡适的“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的倡导。 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 “全盘西化”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持续争论。 第四章：思想的交锋与融合 梁启超晚期对国民性、文化传承的反思。 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在国家、文化、教育等问题上的对话与辩论。 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与影响。 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与困境。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的曙光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 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思想差异分析。 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与思想实践。 第六章：多元思潮的激荡与近世中国的精神底色 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的重要思想家及其贡献（如王国维、鲁迅、蔡元培等）。 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张力。 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焦虑与“救亡”使命。 塑造中国近代精神面貌的多元思潮。 本书的写作，将力求运用严谨的学术考证，同时注重思想的生动呈现，让读者能够穿越时空的限制，感受那个时代思想家们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与不懈探索。

评分☆☆☆☆☆

对于一个习惯于快节奏信息输入的人来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无疑是一次“慢下来”的修行。它的章节结构安排得非常精巧，过渡自然流畅，但内在的逻辑密度极高，需要读者全神贯注才能跟上作者的思路。我发现自己不得不频繁地停下来，合上书本，在脑海中梳理刚才读到的论点之间的层层递进关系。这种需要主动参与思考的阅读体验，与现在市场上充斥的那些只需要被动接受信息的读物形成了鲜明对比。它不喂养观点，而是提供了一整套严谨的分析工具和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关于过去某个特定时期思想发展脉络的知识，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深度理解复杂思想体系的方法论。读完后，我感觉自己看待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眼光都变得更加审慎和立体了，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思想著作所应具备的特质。

评分☆☆☆☆☆

这本书在文字的驾驭上展现了一种独特的韵味，读起来不像是在啃学术著作，倒像是在品读一篇精心雕琢的散文，但其学术的严谨性却丝毫未减。我特别欣赏作者那种克制的叙事风格，他很少使用夸张的辞藻来渲染历史的悲壮，而是通过对史实的精确还原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让历史的厚重感自然流淌出来。比如，书中对某位思想家晚年心境的描摹，寥寥数语，却将那种看透世事后的超然与一丝难以言喻的苍凉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笔法，极大地提升了阅读体验。此外，书中的插图和注释都极为考究，每张图片的选择都恰到好处，为文字增添了视觉的深度，那些详尽的注释不仅是对史料的补充，更像是作者在与读者进行一种低语式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总而言之，这本书在形式美和内容实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让思想的重量以一种轻盈的方式传递给了读者。

评分☆☆☆☆☆

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对这类偏重理论分析的著作是抱持着一定程度的警惕的，生怕陷入那些空泛的、缺乏实践基础的哲学思辨中。然而，这本书完全打消了我的顾虑。它最让我称道的一点是，它始终将理论探索置于具体的社会实践和政治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能够把那些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比如“权力构建”或者“民族国家构建”，还原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在特定困境下的选择。阅读时，我能清晰地看到，某一个思想观点的形成，是如何被当时的经济基础、社会冲突以及国际格局所形塑的。这种将“思辨”与“行动”紧密结合的分析路径，使得全书的论述极具说服力和生命力。它不是在书斋里凭空构建的理论大厦，而是根植于中国大地、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思想探索，读完之后，对理解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复杂性有了更坚实的认知框架。

评分☆☆☆☆☆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震撼是其深厚的人文关怀。许多思想史著作往往只关注那些最终被历史“选中”或“定性”的人物，而这本书却花了大量篇幅去探究那些“边缘”的声音和未能成形却极具前瞻性的探索。作者没有用简单的“成败论”来评判历史人物的价值，而是以一种近乎悲悯的态度，去重构每一个思想火花诞生的土壤和心路历程。这种对个体生命经验的珍视，使得冰冷的历史叙事充满了温暖的人性光辉。我尤其喜欢作者在论述中流露出的一种反思精神，他不断地提醒读者，我们今天所持有的许多“常识”，在当时都是多么石破天惊的、需要巨大勇气才能提出的观点。这种对思想史前辈的尊重与敬意，让阅读过程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洗礼，让人反思自身在面对当代复杂议题时，是否也拥有足够的思辨勇气与胸襟。

评分☆☆☆☆☆

最近读到一本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佳作，简直让我爱不释手。这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没有采取那种枯燥的编年史叙述方式，而是巧妙地将几位关键人物的思想脉络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幅立体而生动的思想图景。作者对史料的驾驭能力令人叹服，无论是那些晦涩难懂的早期文献，还是战火纷飞年代的私人信札，都被他梳理得井井有条，信手拈来。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与那些遥远时空中的智者进行跨越百年的对话，真切感受到他们面对时代巨变时的困惑、挣扎与最终的抉择。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对不同流派思想之间的内在张力与相互影响的剖析，没有简单地贴上“进步”或“保守”的标签，而是深入挖掘了每种思想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使得我们能更全面、更辩证地看待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这本书的理论深度和细节的丰富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平衡点，对于任何想要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思想底色的读者来说，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指南。它真正做到了把复杂的思想史，写成了引人入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