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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道大无外》一书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的一部杂文集，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书中绝大多数的文字出于《南方周末》，也有数篇曾刊发于《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将百余篇短文按其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讲“学问与学校”，以教育和学术为中心，多是针对当前学校教育尤其大学教育以及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感而发；下篇讲“历史与人生”，则从历史的角度剖析现实，既有对时弊的针砭，亦有对人生之感悟。

目录

自　序／001
上　篇　学问与大学
教育为学是一片欢喜境界／003
“秀才”与“学究”的千古难题／007
虚而不实的宰相之学／010
职业教育压倒士人教育／014
知书知礼的士人教育／018
道艺与科技／022
禀性与教养／026
附录：葛小佳优秀论文奖缘起／030
大学教育的目标／033
迷途知返说教育／037
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学／041
校园与社会有点距离更好／045
高考改革请多为贫寒子弟着想／049
研究生考试不仅需要程序公正／053
培养学生的荣誉感更重要／057
救救博士生／061
大学“新常态”／065
程序兴起与人的隐去／069
校园规则／073
校园里的乡愿风／077
校园里的乡愿风（二）／081
校园里的乡愿风（三）／085
说而不思则罔／089
竞争时代的大学管理／093
校长级别与大学行政化／097
好看与快活／101
学术与民主／105
学术评定不宜以多取胜／109
学术怎样以委员会解决？／113
学术决策透明比人多更重要／117
大学校长需要退出学术委员会吗？／121
科研经费不应是反腐的主要对象／125
学术的非跨越式发展／129
学术研究能否毕其功于一役？／133
群龙无首／137
立异未必是创新／141
创新始于提问／145
如何保障学术创新／149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审稿制／152
注重学术从业者的主体性／155
学术会议的仪式化／159
学术时尚化与创新／163
下　篇　历史与人生
历史的重要／169
历史飘渺而不虚无／173
君子之学与王者之学／177
人云亦云的史官文化／181
学习共处：历史学可以提供的启示／185
史学最需想象力／188
复活往昔的历史想象／192
修旧如旧的史学／196
为历史植树造林／200
迫不及待的赶超心态／204
想象的近代中国／208
清末的本本主义／212
清末改革中被制度掩盖的人／216
清末的聚敛想象／220
“民国范儿”有感／224
虚悬的“世界”／228
文以人重和人以文重／232
凡眼观真说胡适／236
陈寅恪的一名两制／240
介绍《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44
回看七七级／246
忽然“著名”感言／250
千古寸心鱼与熊／254
肉羹汤和韭菜花／258
儒官与儒师／262
文史不分家／266
文家与史家：关于《万历十五年》／270
法治的一个历史选项／274
多彩人生与黑白判断／278
从容也可是幸福／282
“闻见道理”的力量／286
心静而后幸福生／290
儿童的世界更宽广／293
该放手时就放手／296
无暇也要读书／300
浮云般的汉子／304
世间未必皆算计／308
不必提前使用烦恼／312
捐款兴学是善举也是智举／315
骂倒对方的“革命”意态／319
把传统讲坏／323
言不出其位／327
网友要友／330
不妨讲礼／334
弱者有所不侮／338
赢者通吃的新倾向／341
词义变迁的山寨／345
新时代大企业的新现象／349
媒体是否只益悲辛？／353
别让他人忽悠了／357
自然的法则和尺度／361
收敛对自然的进攻精神／365
仪式的古今／369
生活不妨多样化／373
非物质文化思考／377
鸟多则树林大／381
地方的希望／384
复兴与崛起／388
别让他人成为自己的牢笼／392
大国国民的风度／396
何妨“顽固”与“自大”／400
不要沦为否定性的国民／404
容忍的度量与争个人的自由／408
道大无外／412
希望的力量／415

前言/序言

　　自　　序
　　自从2008年为《南方周末》的“自由谈”栏目写一些小文字，忽忽已近八年，文字也有百篇之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其实一直心存忐忑和困惑。首先，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个人并无确切的答案。其次，即使以面向大众的写作为服务社会的方式，自己是否有此能力，也是存疑的。
　　在中国进入我们所说的“近现代”以后，发生了真正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即使是以天下士为自定位的读书人，也已经很难影响那变化中的天下。澄清天下的责任，有意无意之间，已让与肉食者谋；于读书人自身，似乎渐行渐远了。另一方面，陈寅恪再三强调，斯文是否扫地，读书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吾侪所学关天意”，而且“文章存佚关兴废”。正如清儒沈垚所说：
　　文章可绝于朝，不可绝于野。不绝于野，则天下尚有其人，斯道固犹在也。惟并绝于野，则斯道真绝，后人无可望矣。
　　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还在五四学生运动的当年，顾颉刚就注意到，“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可知在新时代里，学问与社会的影响是双向的，学问方面的准备不足，便不仅不能改革社会，反会被社会所融化。顾先生提出的方案是，学者若真想改革社会，就应当“快些去努力求学”。
　　然如老话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五四”时代，学者求学还多少有些“为己”的意味，今日则基本都是“为人”。现在的大学里，借用西文的表述，已少言大写的学问，而更多是小写的学术，并已全盘计日程功化。像我这样的专业学人，早已被陈澧所谓“博士之学”压得喘气不匀；尽管他所说的“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还不敢忘，却也离“士大夫之学”越来越远。
　　在上述的时代大背景下，很多读书人对社会不得不敬而远之，不复敢言化民成俗、改变社会的责任了。而在学校的小环境里，“努力求学”与“改革社会”之间，也已形成某种程度的紧张，个体学人很难兼顾，遑论所谓“双赢”。因此，如果不是年轻朋友蔡军剑锲而不舍地敦促，我应当不会进入报纸作者的范围（此前给报纸副刊写的，都是数千字的长文）。即使勉强进入之后，心境仍是矛盾的，所谓“心存忐忑和困惑”，的确不是“客气话”，而是真实的写照。
　　古语云：三思而后行。虽认识到读书人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我的第一个困惑，便是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报刊编者动员我这类人写作的理由，便是先问对目前报刊文字是否满意。答曰不满意，则曰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都不参与。譬如小人当道，多因君子退缩。只有人人出力，才能改变现状。话似有理，惟能力有长短，术业有专攻，在一个讲究分工的现代社会，做好“本职工作”，似乎就可以说是尽了本分之责；且人的精力是个常数，而专业应是一个学人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领域，要为面向广大观众的报刊写作，势必减少用于专业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形下“分心”，可能社会服务未必佳，而专职也不如前了。这的确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进而言之，当学者面向大众说话，是该去“提高”呢，还是“普及”呢？在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士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于前，化民成俗于后。但在强调平等的现代，若云提高，便有自居精英之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若云普及，同样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甚至对读者水准的预设更低。还在“五四”时代，“提高与普及”就引起了争辩，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
　　且写作是一个涵括阅读的发展中进程，必有“读者”的参与，才成为章学诚所说的“言公”。而言论的“是非失得”，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这就难免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境。胡适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这似乎还是古已有之的持续现象。韩愈已说，他作文每自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以为好。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可知读者与作者的意趣不一致，由来已久。袁枚后来发挥说，韩愈所谓“下笔大惭”，是指诗赋一类进士文章，可韩愈仍是唐代的进士。故“昌黎肯惭，所以为昌黎；虽惭，肯下笔，所以成进士”。他建议当时士人对待科举时文，不妨法昌黎，“且惭且下笔”。这当然有些借题发挥，但也可作为进行两难选择时的参考。近人汪国垣（辟疆）便说，韩愈此语，或“今日报馆之谓”。则既为报纸写文字，不妨预作待读者抉择之想，且惭且下笔。
　　我的第二个困惑，则在于自己是否有此服务社会的能力。虽说书生报国惟执笔，然对于专业学人来说，怎样写面对非专业读者的文字，其心境之忐忑，或有些像“五四”时代惯用文言表述的学者不得不写白话文。我从来没有奢望真能影响大众，所作报纸文字，针对的可能还是相对小众的读者。但就是面对这样的小众，也有话怎么说的问题。
　　对于报纸，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拾遗补阙。盖身处变化的时代，知道自己没有跟风迎合的能力，只能多关注一些他人忽视的面相，尽量思而后言，少说或不说别人也会说、也可说的话。同时牢记史学的启示，一是要尽可能为他人设身处地，二是必以证据支持所立言。这当然也带来新的问题——过去人多说文史不分家，但在一千多字的短文中还要“引经据典”，很多报纸读者对此是不习惯的。
　　章学诚曾从技艺层面言“史家运用之功”说，著史者与文人的一大区别，就是著述中“惟恐人不知其所本”。盖若“不知所本，无以显其造化炉锤之妙用”。换言之，必须先有引文，才能体现作者“造化炉锤之妙用”；而史家的高下，亦正于此处见。然此可与习史者道，不足为他人言。报纸的多数读者，恐怕更希望言之有物，而不那么在乎史艺的高低，这是不能不考虑并予以尊重的。
　　同时，既然为报纸写文字，就要尽量体现建设性。我知道很多读者是喜欢揭露和批判的，这方面的文字也有一些，惟多点到为止，让一些读者不够满意。如有前辈便以为我谈大学校园的一些现状，有“小骂大帮忙”之嫌。其实我的本意连“小骂”也没有。因为今日报纸本不提倡多做批评，偶尔释放一点不同意见，相关责任编辑还可能“负责任”。在这样的时候，既然选择说话，也只能尽量多说“建设性”的话，不给编辑和报纸添麻烦。但这样的不满对我是一种提醒，让我更注意说话不能离了读书人的本位。
　　有时候，立足于建设，仍可有所“揭露”。法国史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曾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进行系列对话，夏蒂埃注意到，以前“知识分子在社会宏观层面享有先知、救世主和揭露者的形象”，二战后亦然；但现在（对话是在1988年）他们正转向另一类工作，如傅柯（Michel Foucault）自称“他的工作就是剥去一些显然事物和公认概念的鳞片”。布尔迪厄表示，在这一点上他与傅柯完全一致。他认为“科学应当具有战斗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介入’”。在他看来，社会科学不仅“要回答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更要“提出普通社会世界出现的问题”，并且“有责任更好地提出问题”，即在方式上应超过记者和评论界。
　　在西方，理想型的知识分子一向是站在政府甚至社会的对立一面，更多扮演揭露、批判的角色。在中国，固然从来存在颂圣的士人（不排除是真心实意的，即确实感觉到实现了得君行道之愿），但读书人中更有立于社会之上或之外的清流，与实际政治的浊流处于对应和对立的地位，既批判也引导，同时还要改造社会，化民成俗。大概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和思想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也随之转变，其社会地位整体上似乎有所退缩，至少弱化，这就是夏蒂埃和布尔迪厄所观察到的现象。而且这是带有自觉的转变，相当一些在思想界扮演着领导地位的文科学者（法语中的社会科学大体包括英语中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约近于我们通称的文科）意识到并接受了这一转变。
　　学问（科学）和学者仍在“战斗”，但战斗对象和战斗方式都有所转换。学者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样“介入”政治和社会，能尽量剥去一些“众所周知”的事物和众皆认可的概念之上所附着的鳞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样是对社会不小的贡献。这虽不那么剑拔弩张，显然也并非易事，所以仍是“战斗”。注意布尔迪厄特别强调的是，学者对社会事务的观察能力，至少要高于一般媒体从业者。这一观念反映了也针对着20世纪60年代后在西方社会开始显著的一些新现象。意识到学者不能像媒体人一样思考和说话，既表明媒体地位的上升，也展现了学者的自觉。要知道他们两人的对话是在广播电台进行的，法国听众的领受程度，真让人羡慕；而对话者的自觉，也就更加意味深长了。
　　在中国，由于近代的变动远比法国更大，中国读书人面临的挑战，似也比法国学者的更强。借用柯睿格（E. A. Kracke）的术语，近代法国的改变虽大，基本仍是“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而中国的巨变，却是名副其实的“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radition）。其中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就是“天下”变成了带有异域风情的“公共”，而“天下士”也渐带今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意味。
　　其结果，读书人言论关照和因应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在“五四”前后，很多“时论”已都是在所谓“社会舆论”压力下的反应性表述，等于是被“社会”要求表态，而不必是立言者自己有话要说。故他们在讨论所谓社会问题（例如自杀、青年烦恼等）时，更多可能是在回应社会，而不是表述自己，至少不是主动表述自己。此前天下士的价值，则在于思存高远，主动提出可以澄清天下的根本性问题，而不是这样被动地随社会之波，逐社会之流，为社会所“裹挟”。
　　志存高远也思存高远，乃是读书人的“本位”。在法国，媒体地位上升的同时，学者还有说话不能与媒体人同的自觉意识，其前提也就是学者尚维持其主体性。但在以变著称的近代中国，“公共”场域的变化也随世变而愈亟。梁启超早年曾说，其为报章之文，乃“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惟“时势，逝而不留者也”。应时之文，“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尽管如此，他所发还是“其胸中所欲言”。随着媒介方式的技术演进，各类反应式表述的一个后续发展很可能是从“公共知识分子”变为“名嘴”——他们可以针对一切问题开口，也必须针对一切问题开口，直到走进电视上的综艺节目，而不论胸中是否有言欲发。
　　从“天下士”向“公共知识分子”再向“名嘴”的一步步蜕变，伴随着读书人主体性的一步步消逝。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士变”——“士”在“变”中退隐，直至淡出。这类“士变”的发生，是同样可怕的“世变”。今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时，常说我们处于一个浮躁的时代。其实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巨变（在中国还夹杂着特有的“赶超心态”），“浮躁”二字，远不足以表述其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
　　眼下世界局势真是名副其实的风起云涌，在面临多方面失序之时，不免出现“翻云覆雨者为俊杰”的现象。借用一位带有精英意识之人的话，媒体本爱闻风起哄，大众或可不思而行，但大学中做学问的人，似应比一般人稍多远虑，方不至于“被社会融化”。今日我们需要的，可能更多是提出需要反思的问题，并思考出现问题之后怎样可以做得更好。动荡之时，人多有不平之气，也更需要心平气和。遇事多从逻辑一面思考，尽量把从身边到外国的他人看作常人，社会也许就会更加祥和。
　　虽然带着两层困惑，终于还是进入了报刊作者的行列。余不才，文不足以表私衷，甚愧言之不文，亦只有于忐忑中且惭且下笔。本书绝大多数的文字出于《南方周末》，另有数篇刊发在《中国新闻周刊》上。两处编者对我的容忍，一直心存感激！曾有不少出版社的朋友有意出版这一文集，对此非常感动和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副总编和总编是相交二三十年的老友，他们愿意出版拙集，是我的荣幸！
　　王阳明提出的“道大无外”，是书中一文的题目，今借以为书名，略表支持我写作的旨趣，也是我对未来的憧憬。据章学诚的“言公”理论，写作是一长程，作者停笔之后，更多是读者的参与。只要阅读是延续的，写作也就永远在发展。若有人因读拙文而生会心之感，甚或拨冗思考明天怎样可以更好，则幸甚！
　　201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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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我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江泽民同志指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胡锦涛同志说：“应对激烈的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在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的同时增强我国的文化创造力、民族凝聚力，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学术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继续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大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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